明代鹽法(zt)

三、困擾納粟開中的“守支”之難
開中鹽法在明初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中曾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它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13]當明初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基本結(jié)束后,以納粟中鹽為主的開中鹽法的缺陷就漸漸地顯現(xiàn)出來了。明廷不時地派員清理鹽法,到弘治五年（1492）,開中鹽法完成了由納粟中鹽為主到以納銀中鹽為主的轉(zhuǎn)變。
“召商輸糧于邊而與之鹽”,就其本質(zhì)而言,是明初的一項戰(zhàn)時經(jīng)濟制度。當全國基本平定,進入以發(fā)展社會經(jīng)濟為主的和平時期之后,其缺陷就漸漸地突現(xiàn)出來了。主要表現(xiàn)是納粟中引與下場支鹽脫節(jié),商人既受籌納鹽糧之苦,更遭守支鹽斤之難,不愿報中,鹽法難行。
由于商屯在不同的邊鎮(zhèn)發(fā)展情況有差別,加大了各邊鎮(zhèn)開中納粟的差距。開墾種植條件較好的地區(qū),如陜西三邊、山西諸邊,商屯發(fā)達,中納情況較好,而北京周圍邊鎮(zhèn),開墾種植條件較差,商屯難興,開中納粟就比較困難。極邊地區(qū)如甘肅,極沖地區(qū)如大同、宣府、獨石,開中納粟仍不景氣。國家只好用行政命令或其他手段進行調(diào)節(jié)。宣德中,因赴北京中鹽的人少,規(guī)定召商納中之鹽“以十分為率,六分支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大同、宣府、萬全已納米者,他處中納悉停之”。[14]對于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獨石、永平等道路險遠、商人不樂赴中的地方,甚至允許“寓居官員及軍余有糧之家納米豆中鹽”。
為此,朝廷多次派員清理鹽法,主要是解決守支問題,同時摸索改進鹽法的經(jīng)驗。當時采取的方法主要有:
1.出鈔給商,沖消鹽引。如成化十六年（1480）,“令永樂、宣德、正統(tǒng)年間客商所中引鹽全未支者,各造冊送部,于原籍有司關(guān)給資本鈔,每引三十錠。景泰元年以后未支引鹽,愿關(guān)資本鈔者聽,愿守支兌換者,兩淮兌福建、山東,兩浙兌廣東,俱每引加半引。不愿者聽照舊守支”。
2.對積欠時間不太長的鹽引,給以加額的優(yōu)惠,動員商人轉(zhuǎn)場支鹽,或兼場支鹽。正統(tǒng)三年定,“客商中納官鹽支給不敷者,令兩淮運司、云南提舉司于河東、陜西、福建、廣東各運司、提舉司兌支。河間、長蘆及河東、陜西運司于廣東、海北鹽課司兌支”。八年奏準,“永樂、洪熙、宣德年間客商原中淮、浙、長蘆運司引鹽愿兌支河東、山東、福建運司者 ,每支一引支與二引 ,不愿者聽其守支”。[15]
3.收買灶戶余鹽以充正引,供開中。余鹽就是指明代在官專賣制度下,政府為了管制鹽的生產(chǎn),建立了灶戶制度,以特定的人戶世代世襲制鹽。官支給工本與生產(chǎn)手段,免除雜役,使灶戶得盡力制造定額的鹽課,以維持各場的產(chǎn)量。灶戶生產(chǎn)的鹽有一部分以鹽課形式交給政府,稱為正鹽,一部分以從事正鹽生產(chǎn)以外剩余勞動所生產(chǎn)的鹽。[16]此外,還將灶戶應(yīng)向國家交納糧、草等科差也折以余鹽交納。灶戶除了辦鹽外,也經(jīng)營一些土地,這些土地的科差,通常是以糧草交納的。這時為了增加邊鹽額,就把這些糧草也折為鹽上納,不分起運存留,每正糧米麥豆五斗,草五包束,各納正鹽一小引。
4.定常股、存積之制,解決因鹽引積滯影響緊急開中之弊。常股就是按照商人所中鹽引的先后次序,依次關(guān)支的部分,存積就是積有現(xiàn)鹽,引到即支的部分。常股用來支付積年所欠商人開中引鹽和一般的正常開中引鹽,存積則用來在緊急情況時,供糧草緊缺的邊鎮(zhèn)開中。這是一種既要解決過去的遺留問題又不能影響當前邊餉接濟的權(quán)宜之計。但商人因苦于常年守支,盡管存積鹽價高,仍然爭趨開中存積鹽。這樣,存積鹽也漸漸地徒有其名。
從上述情形可以看出,之所以出現(xiàn)守支之難,在于課鹽之數(shù)有定,而鹽引之發(fā)行無節(jié)。造成這一矛盾的原因在于中引與支鹽的脫節(jié)。納粟中引本質(zhì)上是一種行政行為,只要邊鎮(zhèn)需要,就要求商人納粟,為了刺激商人納粟,可隨時下調(diào)中納額,結(jié)果使鹽引膨脹。
四、納銀中鹽及其制度化
開中鹽法初期就有納粟中鹽與納銀中鹽兩種形式。洪武時納銀中鹽的額例是“一引納銀八分”。永樂時也是“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不及三斗”。[17]不過當時納銀中鹽所占比例極小,所以,文獻中講明初的開中鹽法,很少提到納銀的事。

《明史·食貨志》所言“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 ,然未嘗著為令也?！奔粗复?。這時納銀中鹽尚保持著開中鹽法定制,“從邊庾受券,不令徑納銀鹺司”,其銀“皆資主客兵餉”。這是納粟中鹽仍為鹽法主流下的一種權(quán)變。弘治四年(1591),朝廷派彭韶清理浙鹽,李嗣清理淮鹽。李嗣先把召商報中停了下來,集中力量解決積欠商人鹽引問題。他采取讓商人買余鹽補官引的辦法,在以余鹽充正引的同時,又從商人買余鹽收入的銀中抽出三分之一,支付過去商人已經(jīng)中引而未支鹽的鹽價,逐步回收了積引,解決了商人的守支問題。弘治五年,戶部尚書葉淇主持工作,推行納銀運司開中鹽引的辦法,即商人直接納銀運司 ,取得鹽引 ,隨即支鹽,對開中鹽法進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從此 ,納銀中鹽成為明朝鹽法的主流制度。
納銀中鹽 ,就是將朝廷規(guī)定的各鹽司濟邊課鹽 ,讓商人直接在鹽司納銀 ,換取鹽引 ,而后在本運司支鹽 ,原來邊引與司鹽嚴重脫節(jié)的情況得到了改善。支鹽主要是以隨代與買補余鹽為主要方式。
納銀中鹽成為鹽法的主流后,國家的鹽課收入大大增加,“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值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累至百余萬”。[18]巨額的鹽課給國家財政帶來了無窮的活力,但也有它容易出現(xiàn)流弊的一面。從商人上納鹽銀開始,經(jīng)運司解戶部,再分解各邊 ,其間損失、消耗、干沒者已不在少。特別是由于官吏腐敗,在濟邊問題上,不如商人那樣精打細算,用銀很多,辦事實少,致使時人有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鉅萬,無益軍需”之嘆。

結(jié)
論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