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拿著他那支蘸飽了生活墨汁的筆，創(chuàng)作出大量描繪自然景色，述說歸田樂趣的作品，靜心品味，我們就會從中聞到酒香、墨香、花香、書香，還有沁人心脾的泥土的清香，這是一種充滿文化底蘊的文人化的農(nóng)村生活畫圖。

陶淵明把自己辛勤的勞作經(jīng)歷和對勞動的清醒的認識如實地寫到了他的詩歌中。

陶淵明的歸隱生活并不真的總是那么輕松、愜意?！叭跄攴昙曳?，老至更長饑”的他一輩子沒有享受過寬裕、富足的生活。為了生存，他飽嘗了田間耕作的艱難辛苦。從田家樂到田家苦，是他認識上的一大飛躍，正是在這一飛躍的基礎(chǔ)上，他悟出了民生以勤為先，以衣食為端的根本道理。躬耕生活告訴了他勞動是最真實的付出，“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他以行為摒棄了東晉玄學中自然無為的主張，而奉行著自己樸素的自然有為論。在《歸園田居五首》中他這樣寫道：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詩人晨興夜歸辛勤地種豆鋤草，道狹難行，夕露沾衣，這些都不能動搖他歸隱田園、躬耕自給的初衷。如果說這首詩中還帶著詩人初歸田園時那份欣喜和新鮮的感情色彩的話，那么在《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一詩中，則已經(jīng)把興奮沉淀為理性的思索：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yè)，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guān)。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在親身經(jīng)歷了農(nóng)家的辛苦之后，他從觀念上跳出了儒家輕視勞動的錯誤思維慣性，重新把衣食之需定為生命的根本。因此，在他看來勞動是最有價值的事情之一，是人生之“道”。對于勞動的這種認識及親身參加勞動的體會還被寫到了其它的一些作品中，如《勸農(nóng)》、《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獲》，他一再說“寒草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fù)返”?！斑b遙沮溺溺心，千載乃相關(guān)”?！斑b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棲”。希望以效法古代隱士長沮、桀溺、荷篠丈人的方式繼續(xù)自己躬耕田野的生存方式。正是在這種對勞動的理性認識的策動下，他才得以于承受勞動之苦后，體味出勞動的樂趣和收獲的喜悅。象這樣對勞動過程的切身體會，對勞動意義的深刻認識，是對詩歌題材的一種新的開拓，也應(yīng)說是詩歌史上的一個突破。

陶淵明在作品中真實地記敘自己饑寒交加的貧困境況。

他對于物質(zhì)生活的要求并不高，“豈期過滿腹，但愿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經(jīng)應(yīng)陽”，“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他只求衣能御寒，食能充饑，室能蔽床而已。但事實上，他雖然半世躬耕不輟，卻連這樣低水平的生存條件也難以恒久的維持。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中就寫了陶淵明中年時家遇火災(zāi)的情況：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fù)生，驚鳥尚未還。中宵佇遙念，一盼周九天。總發(fā)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zhì)，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馀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

在此之前還是家有余糧，可以自給自足的陶淵明，因一場大火而失去了“草廬”，被迫暫時棲身于船上，生活日益艱難。此后，那種“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的安適情景竟然難以再現(xiàn)了。尤其是到了晚年，“本既不豐，復(fù)老病繼之”，處境更加凄慘，54歲時他又作了《怨詩楚調(diào)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睞然。結(jié)發(fā)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煙?？犊毐瑁娝剐艦橘t！

一生連遭世亂、喪妻、火災(zāi)、蟲禍、風澇之患，真可謂災(zāi)禍連綿！夏季日長，腹中無食，盼望早些天黑；冬季夜長，身上無被，凍得不能入睡，盼望快些天亮。如果不是真的處身于饑寒交迫之中怎會從這種角度體察季節(jié)的差異晝夜的更替？他在《有會而作》的詩序中寫道：“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nóng)，而值年災(zāi)，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痹谇帱S不接時遭遇天災(zāi)，詩云：

弱年逢家亡，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jīng)]空自遺，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他從不奢望食甘啖肥，只求有菽麥填腹，但即便這樣也是不易得到的。幸虧有人施粥濟貧，自己也就顧不得是否嗟來之食了。《乞食》詩中亦集中描述了這種特殊的經(jīng)歷和內(nèi)心的感受。雖然他并沒有真正的沿街討飯的經(jīng)歷，只是向友人求助，但是他還是詼諧地稱為“乞食”，頗有以調(diào)侃自嘲的意味。陶淵明“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最終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他曾在詩中如實描寫自已赤貧的生存狀態(tài)，不掩蓋，不修飾，而是安然地承受生活帶來的種種磨難。以這種心態(tài)面對世界就足經(jīng)化解一切人生的悲劇。

陶淵明的詠貧詩是其隱逸詩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不但安貧守賤，而且還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頌揚貧窮。這些作品不只是源于他那段別人所不曾有過的貧窮經(jīng)歷，也源于他安于貧窮，豁達、灑脫的生命狀態(tài)，更是源于他那前后五次的出仕經(jīng)歷，使他切實地感到生活的貧困要比在官場中忍受精神的折磨好得多。在他的早期作品《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中這樣寫道：“勁氣浸襟袖，簞瓢謝屢設(shè)。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jié)。平津茍不由，棲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既然官場中沒有他的位置，那么歸田隱居也未見得是個笨拙的選擇，在古代圣賢的感召下，他走上這條固窮守拙的道路。陶淵明雖然放棄了個體對社會歷史的價值關(guān)懷意向，但是并沒有拋掉對生命價值本身的思索和尋求。他雖然崇尚“自然”，但是并沒有抹殺善惡美丑之間的差異。于是在回歸到人的本原狀態(tài)之后，他仍堅持把個體的道德完善作為生存的終極信念。這的確是接受了儒家“固窮”“安貧”思想傳統(tǒng)的影響，但同時也吸收了老莊的出世、乘化等哲學理念。所以，在他的隱逸詩中常常以儒家的“固窮”“守節(jié)”的觀念自勉，又不斷流露出一種任真順天的達觀態(tài)度。兩種不同的文化灌溉使得陶淵明的詠貧詩顯得既執(zhí)著又灑脫，別有一番藝術(shù)格調(diào)。

陶淵明在隱逸詩中歌詠了很多隱士、窮人。

“貧者，士之常也”，讀書人貧窮是極普通的現(xiàn)象。這是人們從多少代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總結(jié)出來的。陶淵明不但經(jīng)常以這句話自慰，而且還從歷史上找來了許多與自己命運相似的隱者、高士以自勵。在他的這類詩歌中提到的隱逸精英及赤貧者共有28人，前后出現(xiàn)過41次。他們是長沮、桀溺、荷篠丈人、榮啟期、黔婁、顏回、張摯、邵平、伯夷、叔齊、商山四皓、楊倫、劉龔、揚雄、楊朱、子思、丙曼容、袁安、張仲蔚、黃子廉、原憲、陳仲子、鄭敬、薛倉、周陽珪。其中被多次寫到的是長沮、桀溺、荷篠丈人，顏回、榮啟期、張摯。如《詠貧士七首》中專寫榮啟期、黔婁、袁安、張仲蔚和黃子廉。傳統(tǒng)被視作贊述的《扇上畫贊》和《讀史述九章》實際上也應(yīng)歸于隱逸詩，其中也寫到荷篠丈人、長沮、桀溺等11人，均為作者倍加景仰的品格高尚的隱逸之士。且看他筆下的一些人物：“榮叟老帶索”，榮啟期窮得用皮繩子當腰帶；“原生納決履”，原憲穿的鞋子擋不住腳后跟；黔婁死后“蔽覆仍不周”，破衣破被蓋不住尸體；“袁安困積雪”，風雪天無衣無食僵臥家中。張仲蔚息交絕游，“繞宅生蒿蓬”，“舉世無知者”，長長的蒿草掩蓋了房屋；黃子廉，辭官離職以致妻兒同他一起受窮?？傊?，一群一樣饑寒交迫的人都心甘情愿的安貧守賤，他們不但把貧窮看作一種人生常態(tài)，而且還能做到不以貧賤為病，喜貧樂賤。如詩人在《詠貧士七首》中的第三、第四首這樣寫道：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茍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fù)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fù)何求？

據(jù)《列子·天瑞》記載：“孔子游于泰山，見榮啟期。鹿皮帶索，鼓琴而歌?？鬃訂栐唬骸壬詷罚我?？’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男為貴，吾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睒s啟期一樂為人，二樂為男，三樂長壽，又以處常待終為樂，這種樂觀、真率的人性定位正是陶淵明所傾慕追尋的。

又據(jù)《韓詩外傳》載：原憲“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窮得衣不蔽體，履不掩足，卻仍放聲歌唱，拋開外物的煩憂，保持著一種快樂、平靜的心態(tài)。至如黔婁，不受千鐘之贈，不愛丞相爵位；張仲蔚隱身不仕；黃子廉辭官還鄉(xiāng)。那種不要官職，不貪錢財?shù)母呱泄?jié)操，正是陶淵明崇敬的偶像，也是他堅守固窮隱居生活的動力。詩人在贊揚這些賢人高士的同時，又試圖以個人化的哲學思考去理解他們的行為根源，所謂“道勝無戚顏”和“介焉安其業(yè)，所樂非窮通”，就是指只有在崇道尊德的思想基礎(chǔ)上，才能達到這樣身處貧困而無戚顏，且有所樂的人生境界。陶淵明以對古代貧士隱者的贊頌來堅定著自己隱逸生涯的腳步，同時，他又用自己的隱逸詩組成了一個眾多清高廉潔的人物的畫廊。

總起來看，陶淵明的隱逸詩從多個角度全面地體現(xiàn)了詩人的生命情結(jié)：鄙棄功名利祿，忘掉對社會的關(guān)懷意向，熱愛自然、美好的田園環(huán)境，眷戀安寧、質(zhì)樸的躬耕生活，他在自己真實的貧窮生活的基礎(chǔ)上，肯定了勞動的價值，贊揚固窮的精神境界和順天任情的達觀的生活狀態(tài)。這些內(nèi)容大大沖破了傳統(tǒng)的農(nóng)事詩的范疇，豐富了隱逸詩的題材，提高了隱逸詩的思想價值。陶淵明是第一個集中力量從事隱逸詩創(chuàng)作的人，所以鐘嶸稱他為“隱逸詩人之宗?！?/p>

陶淵明的隱逸詩在藝術(shù)風貌上也獨具一格。而且在魏晉時代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更顯出了他超群脫俗的品格。陶淵明現(xiàn)存的詩作最早的寫于東晉安帝隆安四年（400），也就是他36歲寫的那首《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guī)林》，從此直至他63歲去世，這將近30年就是他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的時間。這時出現(xiàn)的是“九流參差，互相推隕”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環(huán)境。一方面，象鐘嶸在《詩品序》中所說的那種“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風并沒有銷聲匿跡；另一方面，又開始出現(xiàn)了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所說的“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的創(chuàng)作傾向。陶淵明在個體的生活基礎(chǔ)上，在自覺的哲學思考的過程中，創(chuàng)作了既不同于孫綽玄言詩、郭璞游仙詩，又有別于謝靈運山水讀的田園隱逸詩。在當時的詩壇上呈現(xiàn)出一種煥然一新的獨特面貌。

陶淵明具有自覺的詩歌創(chuàng)作意識。他在《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中所說的：“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fā)新謠，守效俗中言?！?/font>實際上是借以申述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觀。在陶淵明看來，外在的物質(zhì)氛圍是變化多端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不應(yīng)當拘于一格，他要痛快淋漓地唱出自己不入俗流的聲音。他在現(xiàn)實生活和自然本性中都是崇尚真實，熱愛自然的，將本我與自然冥合為一可以說是陶淵明的美學理想。他把這種理想同樣地帶入詩歌創(chuàng)作中，“寄懷于言”，“斂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用詩歌表達自己真實的生活感悟。所以在游斜川看到大好風景時，他會“欣對不足，率爾賦詩?！豹氉砸癸嫊r，“既醉之后，輒題數(shù)句自娛”。為了記游，為了自娛，就是他創(chuàng)作詩歌的主要目的。在這種創(chuàng)作目的推動下，他的詩歌總是“有會而作”，以豐富的生活經(jīng)歷為根基，去狀寫真情、真事、真景，如實地再現(xiàn)他隱逸生活中的點滴感受，原封原樣地記敘他勞動的景況和貧窮的狀態(tài)，以及那份復(fù)雜的心理處境。我們還必須看到，陶淵明所面對的不是樓臺殿閣、紅燈綠酒，綺羅香譯，而是竹林茅舍、農(nóng)田桑麻、狗吠雞鳴，在這樣的現(xiàn)實土壤上，不可能產(chǎn)生“富艷精工”的藝術(shù)品。因此，無論是他自覺的創(chuàng)作意識，還是現(xiàn)實生活的景象，都促成了他的詩歌中那種天然、真淳的藝術(shù)風貌。他的詩中不假華麗詞藻去修飾，不靠造作虛構(gòu)去填充，正象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中所說的，“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質(zhì)樸、自然便成了陶淵明隱逸詩被公認的特點。即使是這一特點的構(gòu)成也是自然而然的，而非有意為之，朱熹說：“淵明詩所以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這份自然源于詩人本身深厚的文化底蘊，是陶淵明把他個人的哲學層面上的自然觀轉(zhuǎn)化為一種藝術(shù)層面上的自然境界，從而達到了一種后人難以企及的隱逸詩的美學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