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政治黑暗，魏忠賢等閹黨把持朝綱，胡作非為；農(nóng)民起義此起彼伏，人心慌慌。面對社稷安危、仕途升罷、家身吉兇等現(xiàn)實，士大夫們?nèi)巳俗晕Ｐ氖轮刂?，是為國盡忠還是周旋自保？是名垂青史還是遺臭萬年？人們深處非常復(fù)雜的情緒中。我們試圖通過書家們留下來的筆墨，找到他們當時靈魂深處蘊含的情緒痕跡……

1、迅猛昂奮的張瑞圖

晚明書法情緒化書法的開拓者是張瑞圖（1570-1644）。張氏三十八歲以探花授官翰林編修，官至諸部尚書、大學(xué)士，拜少師兼太子太師。張氏城府頗深，作事謹慎小心，當東林黨與魏忠賢閹黨爭斗時，其采取回避態(tài)度。其能“潔身自好”不參與閹黨迫害朝臣，說明還是有良心的。但位處次輔一味自保姑息奸佞不堅持正義的做法，當受到良心的遣責，使他處于一種痛苦的自責矛盾之中。而這種復(fù)雜的心理情緒，對其書法風格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張瑞圖《今春花開七言詩軸》

絹本草書 187×48cm 朵云軒藏

張瑞圖的書法從師法到創(chuàng)作，都選擇了一條鋌而走險之路。在社會上人們把目光聚焦到“書不入晉，徒成下品”時，他卻把取法重點放在對三國鐘繇楷書及皇象章草的研習上，然后再結(jié)合《十七帖》、《書譜》及祝允明等草書，創(chuàng)造出了具有自己風格的書作。簡而言之，其草書的來源：用鐘繇之筆，借章草之體，溶狂草之勢，抒自己情愫。特別在章法的安排、筆墨的控制、情緒的調(diào)節(jié)上，顯出了其非凡的才能，給筆墨線條增加了更多的書法矛盾因素和人生閱歷內(nèi)涵。吳法乾先生評云：“在他的筆下，展現(xiàn)出的是一種矛盾思緒的躁動和痛苦心靈的呻吟。”“身為宰相的張瑞圖，作書毫無功利目的，也沒有文人雅士作為‘余事’玩弄技巧的興致，他的藝術(shù)只是他那矛盾、紛亂心靈的傾訴和那被撕裂的靈魂的發(fā)泄。也許正是這種傾訴和發(fā)泄，使得張瑞圖的藝術(shù)具有強烈的表現(xiàn)性而找到了與現(xiàn)代審美意識的契合點?！盵11]針對張瑞圖的獨特長幅書法，叢文俊先生找到了其書法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起首處即先聲奪人，以迅猛昂奮的情緒傾而下。在隨后的牽縈連屬中，時出新意，化不可能為可能，絕無后繼乏力的感覺。他的折筆剛狠倔強，但不生硬晦澀；他能在方折的世界中，恰到好處地點綴一些圓筆轉(zhuǎn)勢，他能把觀者的情緒調(diào)動起來，隨著他那神奇筆墨而激動、驚嘆。”[12]書家在情緒的驅(qū)使下創(chuàng)作，才能調(diào)動起觀者的情緒來，與藝術(shù)上所謂“要感動別人先感動自己”是一個道理。面對張瑞圖的草書，人們從那左高右低上松下緊險峻變形的結(jié)體，橫掃豎抹側(cè)鋒方折的用筆，橫空出世毫無顧及的書法中，窺視出其長期抑郁而形成的變態(tài)心理。

2、抑塞磊落的黃道周、倪元璐

在明末歷史上，黃道周、倪元璐是最受人尊重的英雄人物。此二人為同科進士莫逆之交，在仕途政治上，皆以剛直耿介敢于爭諫著稱，故而仕途步履維艱幾經(jīng)沉?。辉谌松^上，皆以大義凜然無所畏懼揚名，故而最終為國家以身殉職成為烈士。在書法上二者審美意識相近，風格品位亦相通。

倪元璐《節(jié)錄左思“蜀都賦”草書軸》綾本草書，

156.5×49.5cm。日本兵庫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

黃道周（1585-1646）自謂“作書是學(xué)問中第七八乘事，切勿以此關(guān)心?！比欢c書法似乎一生都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黃氏三十八歲中進士步入仕途，至被清兵俘獲慷慨就義的二十余年間，上疏痛斥時弊三十余次，因與崇禎皇帝爭辯貶六序、下詔獄、斥為民、戍邊疆，然屢遭打擊而剛正性情絲毫不移。但不論其在什么情況下，書法總是與黃道周不離不棄，即使在清廷的牢獄中，也是揮毫不止。甚至在生命結(jié)束之前，也要將朋友索書寫完再慷慨就義?！睹鞔W文》謂其：“正命之前夕，有老仆持針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為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決，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盂嗽更衣，謂仆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湍旒?，作小楷，次行書，幅甚大，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盵13]一言九鼎，視死如歸，世所罕見。倪元璐（1593-1644），官至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xué)士，因“耿介伉爽”[14]“諤諤孤行”[15]而屢遭罷謫。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夜崇禎帝自縊，李自成陷京師，“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幾上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尸，聊志吾痛?！炷舷蜃?，取帛自縊而死。”[16]倪元璐與黃道周一樣，一生與書法相伴，以書銘志后自縊殉國。黃道周揮淚為其作《墓志》，大力贊揚其英雄氣節(jié)和高尚人格。

黃道周 明代 草書五言律詩

黃道周善楷、行、草書，走得是同鄉(xiāng)張瑞圖的路子，取法超晉入魏古質(zhì)今妍。黃道周草書是在章草的基礎(chǔ)上醞釀而成的，故而人們謂其“隸草自成一家”。[17]《桐蔭論畫》評其“行草筆意離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18]人們多從其說。曹立庵先生論曰：“其字結(jié)構(gòu)奇妙無比，分行布白疏朗開闊，而且氣脈連貫。特別是他的筆法極富變化，各種筆法溶于一爐，寫來灑脫自然，毫無做作?！盵19]黃道周才大調(diào)高關(guān)心國事，而因“嚴冷方剛，不諧流俗”[20]而難容于時，可謂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而其始終處于被壓抑的心境之中。胡傳海先生論之曰：“我總覺得黃道周作品的基調(diào)是壓抑底沉的。”“我們可以窺見黃道周的書法中，在謀篇布局及結(jié)構(gòu)安排上，確實下意識地流露出淡淡的傷感的情調(diào)。”[21]黃氏草書形扁字密而行間特疏，“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將書法矛盾對立的兩方面和諧的統(tǒng)一在整體中。正如其為人一樣，在心理情緒上倍受壓抑，而做人陽光大氣顧及全局，令人贊嘆不止。

倪氏是個早慧天才，十九歲書扇《九日詩》，“陳公繼儒見之驚嘆，以為仙才”[22]便知其書法早年便有雅聲。其初授翰林編修官，“時客有佳紙，乞擘窠書。已揮十余字，問知為中官物，欲遽裂之，客奪而竄。一縣令求草制，致束帛裹黃金。公受帛返金。皭然自矢。”[23]明代閹豎黨羽變亂朝綱，國家深受其禍，倪元璐對其深惡痛絕。當知所書之紙出自中官時，便大怒毀書。同樣對不義之財，亦能正確對待，令人佩服。倪元璐“平生學(xué)問，師鄒元標，而友劉宗周、黃道周?！盵24]在書法倪氏悟性特高，不守常規(guī)學(xué)而能變，故康有為謂其“新理異態(tài)尤多”。[25]叢文俊先生指出：“倪氏草書強調(diào)氣度上的恢宏，很少計較細小微末。所以，他的作品總能積極的引導(dǎo)人們?nèi)プ穼业那楦兄救??！盵26]而劉正成先生通過大量的品讀，認為倪氏之“書作有一種苦澀的辣味?！盵27]從整體上看，倪元璐書法師法顏魯公、蘇東坡等，而在審美觀及表現(xiàn)手法上，受黃道周書風影響頗大，風骨凌厲意態(tài)高古，清勁奇逸格調(diào)曠達，行氣通達章法宏大；仔細品味，確實能從其枯筆澀勢的字里行間中，感受到一種倔強、執(zhí)著的堅毅精神和苦澀、辛辣和人生味道。

關(guān)于黃、倪書法藝事，清人宋犖評曰：“明末倪鴻寶、楊機部、黃石齋諸先生，詩文、書法皆有一種抑塞磊落之氣?！盵28]黃道周、倪元璐皆為優(yōu)秀的封建士大夫，同樣也是悲劇性的政治家。他們身懷謀略滿腹經(jīng)綸，剛直耿介嫉惡如仇，難免被奸佞之臣構(gòu)陷。便他們皆是正人君子，有天降斯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他們的愿望得不到實現(xiàn)，胸中則有“抑塞磊落之氣”，正是在這種情緒的作用下，給書法增加了無限的活力和人格魅力。

3、任性使氣的王鐸、傅山

   王鐸(1592-1652)亦與黃道周、倪元璐同科進士，歷官翰林編修、禮部左侍郎等，崇禎十三年授南京禮部尚書，恰丁父、母憂，未及赴任，闖王破北京崇禎帝自縊，馬士英等于南京立福王成立南明朝廷。王鐸被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xué)士、少傅。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清人兵臨南京城下，王鐸、錢謙益、趙之龍等率百官開城門迎降。降清后官至禮部尚書等職，史書歸入“貳臣”傳。

王鐸 書法作品

王鐸為人與張瑞圖大為相似，善于投機自保與世推移，是個外儒內(nèi)狂者。其論文曰：“文要深心大力。大力，如海中神鰲，戴八尨，吸十日，侮星宿，嬉九垓，撞三山，踢四海！”[29]口氣之重，形容之大，狂妄之極由此可知。其在書法上也是如此，雖然其一再強調(diào)：“書不學(xué)古，便落野俗一路。”[30]但在書寫時總是重于表現(xiàn)自己，倪蘇門《書法論》謂“覺斯字一味用力，彼必誤認鐵畫銀鉤諸法，所以魔氣甚大?！盵31]“魔氣”者，即難以控制的情緒也。王鐸嘗云：“每書，當于談兵說劍，時或不平感慨，十指下發(fā)出意氣，輒有椎晉鄙之狀?！盵32]時人多謂其書多力而“特少者蘊藉”，[33]此亦指其“魔氣”難抑之事。豈不知正是這種“魔氣”，產(chǎn)生出了書法上的巨大魅力，為后人所著迷。降清后的王鐸，將自己的生命價值寄托于“留得好書數(shù)行而已”，故而對別人的看法非常在意，其自跋書云：“吾書學(xué)四十年，頗有所從來，必有深愛吾書。不知者則謂為高閑、張旭、懷素野道，吾不服！不服！”[34]王鐸在此的憤怒反駁，不但表現(xiàn)出其維護視為比自己人格更為重要的書法尊嚴，也透視出其不尋常人生經(jīng)歷所帶來的情緒化心理。

傅山 《草書破書馀古香詩》軸 

綾本 183cm×48.5cm 山西省博物院藏

明諸生傅山（1607—1684），在人格上與王鐸正為相反，是著名的反清復(fù)明志士。在書法上主張“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真率毋安排”[35]，這種極端主義口號的提出，表現(xiàn)出了其特重的情緒化意識。人們謂傅山行草“生氣郁勃”，“宕逸渾脫”，“宕逸雄奇，咄咄逼人”。[36]從其點畫字體中，看到了傅山筆下的始終蘊藏著一種郁勃亢奮之氣，一種不服輸不低頭的抗爭精神，這種精神與黃道周、倪元璐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黃、倪是朝廷中威嚴正直的大臣，在剛烈勁健筆勢下，仍然有其理性加以控制。而傅氏之書，在威猛剛烈上不及黃、倪，而在雄奇宕逸上更高一籌，表現(xiàn)出一種超世拔俗和孤傲豪邁的魅力。有時情緒的高漲使筆墨失去了控制，于是乎江山之助的神來之筆和野狐禪般的荒誕筆墨同時出現(xiàn)，這也是傅山書法作品水平高者可通神明、低者如鎮(zhèn)宅符兩個極端的原因所在。

圖文編輯：篆刻微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