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梅花與唐、宋兩個時代

——關(guān)于國花問題的借鑒與思考

　　牡丹、梅花是我國傳統(tǒng)名花。近代以來，隨著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清政府于1903年 正式頒定牡丹為國花，得到社會民眾廣泛認同。1929年民國南京政府創(chuàng)議梅花為國花。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有關(guān)我國國花的倡議、評選中，牡丹與梅花一直名列前茅，呼聲 最高。1994年中國花卉協(xié)會組織的大規(guī)模國花評選活動，評選領(lǐng)導(dǎo)小組的最終意見是以 牡丹為國花，其他呼聲較高的蘭、荷、菊、梅為四季名花。這一結(jié)果未見進一步的權(quán)威 認定，更未進入立法程序，民間討論仍在進行之中。筆者主張，牡丹、梅花兩花并儀， 這是由兩花悠久深厚的歷史積淀所決定的。追溯歷史，牡丹與梅花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 是分別由唐、宋兩代奠定的，本文擬就牡丹、梅花在唐、宋兩代相繼興盛的因緣背景、 文化意義略作探索，借此對當今國花的評選與討論提供一些歷史的借鑒。

　　牡丹與梅花有著不同的生理習性和地宜要求。據(jù)現(xiàn)代生物學(xué)，牡丹屬毛莨科小灌木， 作為一個物種，古已有之，其原產(chǎn)地在我國西北。喜溫涼氣候，性較耐寒，而不耐濕熱 。喜疏松肥沃、通氣良好的壤土或沙壤土，忌粘重土壤或低洼澇積之地。這些都表明， 牡丹適宜于北方地區(qū)生長。從現(xiàn)存唐宋之際的牡丹史料看，野生牡丹主要分布于北方，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人工栽培牡 丹更是盛于北方，其核心地帶是長安和洛陽。長安牡丹起于唐高宗和武則天時，唐玄宗 開元間牡丹聲名大振，至中唐貞元、元和間：“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彌漫如 四瀆之流”(舒元輿《牡丹賦》)。洛陽牡丹至遲可以追溯至隋煬帝營建東都御苑時易州 所進牡丹十數(shù)種。唐之中盛，洛陽牡丹雖不如長安，但也不可忽視。洛陽外城尊賢坊成 德軍節(jié)度使兼侍中田弘正宅、宣風坊安國寺兩處“牡丹特盛”(《唐兩京城坊考》卷5) ，五代后唐莊宗臨芳殿前“牡丹千余本”(《清異錄》)，入宋后，經(jīng)數(shù)十年醞釀，洛陽 牡丹盛況空前，名揚天下。京、洛之外，太原、汾州等地乃至西北邊陲都有牡丹栽培之 跡。而在南方，牡丹栽培極其困難。唐時南方地區(qū)僅錢塘、成都等少數(shù)地方有移植，而 且規(guī)模極其有限。徐凝《詠開元寺牡丹獻白樂天》：“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閑用意 栽?！卑拙右住犊礈喖夷档蛸浝疃罚骸叭巳松⒑缶毧?，歸到江南無此花?！崩?咸用《同友生題僧院杜鵑花》：“牡丹為性疏南國?！薄赌档ぁ罚骸吧僖娔先俗R，識來 嗟復(fù)驚?！比胨魏蟪擎?zhèn)經(jīng)濟發(fā)展，市民社會活躍，花卉園藝業(yè)蓬勃繁興，吳越、巴蜀等 地積極引種牡丹，杭州牡丹開始享譽東南地區(qū)。中州淪落，宋室南渡，牡丹圃藝四散南 移，彭州、徽州黟縣等地都是牡丹南下的中樞要地而呈繁興之勢。盡管如此，牡丹之在 南方，終不如北方之得地利氣和。李綱《初見牡丹與諸季申伯小酌》：“牡丹家中州， 尤者西邑洛。姚黃妃魏紫，余品皆落寞。南方瘴癘地，寒暑互參錯。浪蕊與浮花，未春 先已作。安能萃和氣，孕此木芍藥?！蹦戏接绕涫墙系貐^(qū)，氣溫偏高，地氣低濕，即 或著意培植也很難大有作為。

　　梅花恰與牡丹相反，是典型的南國之樹?！懊坊ㄎ犯吆毾蚪习l(fā)?！?蔡襄《和吳 省副青梅》)雖然梅花花期早，臘尾年頭迎霜沖雪，但其性卻不耐寒。牡丹能耐攝氏零 下30度的嚴寒，而梅樹在攝氏零下15度就難以存活。梅花在平均溫度攝氏16～23度的地 區(qū)最宜生長。雖然梅花也忌土壤澇漬，但喜歡濕度較大的氣候條件。這種濕潤習性決定 其自然分布主要在我國的秦嶺、淮河以南地區(qū)，尤其是長江沿岸和江南的丘陵、山地。 從歷史上看，商周至秦漢之際黃河流域的氣候似較今日溫暖、濕潤，生態(tài)條件較好，但 《詩經(jīng)》十五國風唯召南、陳風、秦風、曹風提到梅樹，其地也只是今陜西省秦嶺以南 、河南、山東一帶。漢魏樂府中有《梅花落》，其創(chuàng)作背景在洛陽一線。隨著北方地區(qū) 氣候的變遷尤其是生態(tài)狀況的衰退，梅花在北方地區(qū)的分布越來越少。而在南方地區(qū)， 隨著經(jīng)濟開發(fā)、人口增長梅花越來越受到重視。早在春秋越國，就以梅枝作為外交禮物 ，東晉陸凱寄梅贈遠的故事更是廣為人知，南朝樂府如《西洲曲》、《子夜四時歌·春 歌》等都以折梅相贈作為表達相思戀情的方式。詠梅詩賦在南朝開始大量出現(xiàn)。隋唐之 際，國家統(tǒng)一，社會安定，民生發(fā)展，加之這一時期我國歷史氣候進入“第三個溫暖期 ”，北方地區(qū)便不乏梅花栽植之跡。如初唐王績《在京思故園見鄉(xiāng)人遂以為問》：“舊 園今在否?新樹也應(yīng)栽?……經(jīng)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盛唐王維《雜詩三首》其二：“ 君自故鄉(xiāng)來，應(yīng)知故鄉(xiāng)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二王都是河?xùn)|(今山西)人，家 園之思同眷于梅，可見梅花在當?shù)厍f園之栽植情況。盡管如此，北方之梅藝遠不能與南 方相比。南方的山壑水濱、村間道旁野生梅要遠多于北方，晚唐羅鄴《梅花》：“繁如 瑞雪壓枝開，越嶺吳溪免用栽。卻是五侯家未識，春風不放過江來?！钡莱隽四戏降貐^(qū) 梅花普遍分布的自然優(yōu)勢。唐詩中今存為數(shù)不多的詠梅詩，大多出于南方士人或中原南 下的士人，寫作背景大多是吳越、湖湘、巴蜀等地，時間上也多在“安史之亂”之后， 尤其是北方連年干戈動蕩，南方經(jīng)濟文化優(yōu)勢逐步顯露的晚唐五代時期。中唐以來，江 南文人賞梅藝梅活動漸成聲氣，白居易在杭州即有“伍相廟邊繁似雪，孤山園里麗如妝 ”，“賞自初開直至落，歡因小飲便成狂”(《憶杭州梅花因敘舊游寄蕭協(xié)律》)的詩句 。入宋后，林逋以“孤山八梅”開領(lǐng)風騷，也可謂是淵源有自。北宋中期開始，“鳳山 亭下賞江梅”(鄭獬《江梅》)已成為杭州一景。蘇頌《本草圖經(jīng)》記載當時梅花“今襄 漢、川蜀、江湖、淮嶺皆有之”。趙蕃《次韻斯遠折梅之作》寫道：“江南此物處處有 ，不論水際與山顛?！倍碎g北方地區(qū)的梅花，隨著整個地區(qū)經(jīng)濟、社會狀況尤其是生 態(tài)環(huán)境的衰退而日漸寥落，幾成絕跡。歐陽修貶居夷陵、滁州，當?shù)厣街幸懊访懿?，?任職滑州，有詩道：“惜哉北地無此樹，霰雪漫漫平沙川”(《和對雪憶梅花》)?；?濱臨黃河，已無梅可觀，北方其他地區(qū)更是不難想見。鄭獬《和汪正夫梅》其五寫道： “應(yīng)為長安惡風土，故教北地不栽梅?！焙贾萑藦娭劣⒆诔鼙儆琅d軍幕職，在長安六 年，有《立春》詩道：“六年不見江梅影，長覺歸心似旆搖。”同時田錫、宋庠、梅堯 臣等南方士人任職北方春間都有詩感慨北方少梅。而北方人由于少見寡聞，久而久之， 對梅花也就顯得生分，有關(guān)知識十分貧乏，常把梅花與杏花混作一物，被南方詩人引為 笑柄?；搓幮旆e詠梅詩寫道：“北人殊未識，南國見何頻?！?《和范君錫觀梅二首》) 江西晏殊、王安石詠梅詩中都有對“北人不識”的譏誚與調(diào)侃。北宋中后期的汴京和洛 陽等地，公私園林曾積極引植梅花，如晏殊慶歷間由蘇州引植紅梅于京城宅園。李格非 《洛陽名園記》所記諸園中富鄭公園“梅臺”、湖園“梅臺”、大隱莊“早梅”都是梅 花專題景觀。另李氏仁豐園(見《洛陽名園記》)、文彥博園(文彥博《梅花》)、趙韓王 園(宗澤《題趙園》)、王拱辰環(huán)溪(司馬光《和子華游君貺園》)、邵雍安樂窩(邵雍《 和宋都官乞梅》)、張氏(景昱、景昌兄弟)南園都植有梅株。蠟梅這一梅花新品也由京 洛地區(qū)首先發(fā)現(xiàn)。但是，綜觀北方地區(qū)的梅花，雖然受到一定的注意，但主要局限在汴 、洛一線及黃淮之間，野生分布和園藝普及都遠不如南方。宋室南渡之后，版圖止于淮 、嶺，吏民集中于江南富庶之地，人口稠密，經(jīng)濟發(fā)展，經(jīng)濟文化重心徹底轉(zhuǎn)移至南方 ，梅花以風土之利更兼人氣之旺(劉辰翁《梅軒記》)，圃藝觀賞蔚然成風，盛況空前。 “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范成大《梅譜》)，以至于“呆女癡兒 總愛梅，道人衲子亦爭栽”(楊萬里《走筆和張功父玉照堂十絕句》其三)，“便傭兒販 婦，也知憐惜”(呂勝己《滿江紅》)。新品異類層出不窮，園藝譜錄類著作紛紛出現(xiàn)， 藝梅賞梅活動進入鼎盛時期。

　　上述可以看出，牡丹與梅花的此起彼伏、相繼興盛，與唐宋之際社會政治和經(jīng)濟重心 的南北轉(zhuǎn)移密切相關(guān)。唐王朝堅持“關(guān)隴本位”政策，關(guān)隴、河南、河?xùn)|為政治、文化 重心，尤其是秦川平原經(jīng)濟繁榮，京畿地區(qū)人煙駢闐，因而牡丹首先在都城長安興起。 五代、北宋政治中心轉(zhuǎn)移至汴洛地區(qū)，洛陽牡丹應(yīng)運而起，盛極一時。中唐以來，經(jīng)濟 重心南移，南方尤其是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文化漸趨活躍，梅花越來越受到注意。入宋后尤 其是南宋時期，梅花人氣益旺，地位飆升，逐漸取代牡丹而后來居上。牡丹與梅花審美 地位的交替變遷，反映著唐宋兩代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區(qū)位格局的基本走勢。

　　這兩個花卉品格概念出自周敦頤的《愛蓮說》，周氏以菊花為“隱逸”之花，牡丹為 “富貴”之花，認為蓮花超越二者，舉為“君子”之花，標志著宋人花卉審美切于人倫 義理的思想歸屬。我們借用這兩個概念來說明唐代牡丹、宋代梅花兩個時尚風潮在審美 文化主體方面的差異。

　　牡丹之視為“富貴”，固然有著花容花色即視覺形象上的原因，這在下一節(jié)將進一步 討論，但追溯其興盛的歷程，卻由王公富豪、都市宴樂的主體屬性所決定。首先，從緣 起看，牡丹發(fā)跡于隋唐之際，最早得力于宮廷帝王及后妃的青睞。隋煬帝令易州進牡丹 ，唐高宗曾召群臣宴賞雙頭牡丹，武則天命西河精舍的牡丹佳品移植內(nèi)廷，開元中唐玄 宗與楊貴妃乘夜游賞沉香亭前牡丹，召李白賦詩、李龜年高歌助興。中唐文宗再現(xiàn)“賞 名花，對妃子”的風流，激賞李正封“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之句，牡丹有了“國 色天香”的美譽。可以說皇室是牡丹時尚的先鋒與主導(dǎo)。另一對牡丹風行作用較大的是 達官顯貴、佛寺道觀?！伴L安甲第多，處處花堪愛”(司馬扎《賣花者》)。據(jù)唐宋詩文 筆記等材料，楊國忠、李益、元稹、李德裕、裴士淹、劉禹錫、令狐楚等名流私宅均有 牡丹。唐代寺院經(jīng)濟發(fā)達，長安慈恩寺、崇敬寺、興唐寺的牡丹都負盛名。

　　與此相聯(lián)系，牡丹時尚表現(xiàn)為都市宴游之風習。舒元輿《牡丹賦》：“自禁闥洎官署 ，外延士庶之家，彌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 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薄短茋费a》：“京城貴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暮春車馬若 狂，以不耽玩為恥?！卑拙右住赌档し肌罚骸八焓雇豕c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庳車 軟輦貴公主，香衫細馬豪家郎。……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因酷嗜牡丹 ，不惜重金爭購名品?！澳档ひ欢渲登Ы稹?張又新《牡丹》)。“帝城春欲暮，喧喧車 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shù)。灼灼百花朵，戔戔玉束素 。上張幄幕庇，旁織巴籬護?！?白居易《買花》)這種情景同樣見于北宋洛陽。洛陽漢 晉以來便稱縉紳世家淵藪，入宋后為陪都，衣冠貴人投閑致仕樂于歸屬，甲第園池富甲 天下，牡丹得以承唐遺勢迅速風盛。當時都市游賞風俗也相應(yīng)興起，歐陽修《洛陽牡丹 記》就專有“風俗”一項。

　　由此可以說，牡丹時尚主要是王公貴族、都市豪門富貴奢華生活的內(nèi)容。隋唐是門閥 遺風依然顯著的社會，京、洛兩地更是豪族權(quán)貴輻湊之地。漢晉以來，京洛豪貴聲色犬 馬、奢肆游宴之風相沿不絕。至唐之中盛，由于國力的強盛、商業(yè)的繁興，“仆馬豪華 ，宴游崇侈”(孫棨《北里志》)之風更是愈演愈烈?？梢哉f牡丹正是應(yīng)時而起、富貴炒作的新題材。那“花開時節(jié)動京城”的狂熱，那“牡丹一朵值千金”的豪縱，那 “名花傾城兩相歡”(李白《清平調(diào)》)的浪漫風流，統(tǒng)一于中國封建社會早期閥閱世家 、都市富豪作為政治骨干、社會主流所掀起的豪縱恣肆、風流華貴的生活氛圍。

　　在這富貴繁華的生活機緣中，牡丹生物種性的嬌貴糜費客觀上增添了這種歷史發(fā)展的 必然性。牡丹對土性地力要求較高，園藝栽培技術(shù)性較強，非一般經(jīng)濟條件所能承受。 尋常人家即使栽幾株，也難以指望有珍品異株出現(xiàn)。作為都市風尚，唐宋兩代規(guī)模不等 地都形成了相應(yīng)的技術(shù)行業(yè)和商品市場，呈現(xiàn)著都市消費經(jīng)濟的色彩。所以牡丹之盛， 亦即代表都市社會的繁榮、地方經(jīng)濟的興旺。唐宋之后雖然牡丹栽培呈現(xiàn)四方播衍之勢 ，但規(guī)模生產(chǎn)和商業(yè)運行總在閭閻繁盛、經(jīng)貿(mào)發(fā)達之地。

　　正是貴族豪門的主導(dǎo)和作為都市繁華宴游的社會屬性，奠定了牡丹之作為富貴繁華生 活象征的基礎(chǔ)。至遲晚唐五代時牡丹就視為富貴奢華之物。如裴說《牡丹》：“未嘗貧 處見，不似地中生?！睙o名氏《牡丹》：“傾國姿容別，多開富貴家。臨軒一賞后，輕 薄萬千家?！?陳尚君《全唐詩補編》第535頁)歸仁《牡丹》：“天下更無花勝此，人 間偏得貴相宜?！蓖瑫r牡丹風尚也因此引起了一些有識之士的反思。中唐以來，針對“ 一國如狂不惜金”(王轂《牡丹》)，“破卻長安千萬家”(徐夤《牡丹花二首》)愈演愈 烈的風習，白居易等人從國計民生和政教風俗的立場不斷提出諷諭和批評，這可以說從 反面揭示了牡丹時尚之富貴游賞、消費經(jīng)濟的實質(zhì)。

　　而梅花迥異于斯。首先，與牡丹之盛得力于京畿皇室和貴族不同，梅花之受尊尚，起 于南方下國的湖山隱士林逋。林逋以隱士心性、視野去觀照體悟梅花，視梅花為天酬僧 隱的獨特風物，“澄鮮只共鄰僧惜，冷落猶嫌俗客看”，著意挖掘其“眾芳搖落獨暄妍 ”，“人憐紅艷多應(yīng)俗，天與清香似有私”，“疏影橫斜”、“暗香浮動”的獨特神韻 與價值，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梅花也因之與閑隱之流結(jié)下不解之緣。林逋之前，唐末陸 希聲《陽羨雜詠·梅花塢》寫道：“凍蕊凝香色艷新，小山深塢伴幽人?！痹娮饔谄渫?隱義興(今江蘇宜興)后，已流露出梅為隱中知己的心跡。林逋稍后的文同在《賞梅唱和 詩序》中寫道：“梅獨以靜艷寒香，占深林，出幽境，當萬木未競?cè)A侈之時，寥然孤芳 ，閑淡簡潔，重為恬爽清曠之士之所矜賞?！蹦纤侮懹卧诨卮鹪鴰住懊放c牡丹孰勝”提 問時說：“一丘一壑過姚黃(牡丹)?！?陸游《梅花絕句》自注)梅花被視為志節(jié)自守、 離世高蹈者的至愛和象征。雖然梅花的精神意義遠未局限于“隱者”的精神世界，但至 少在周敦頤發(fā)表牡丹為“富貴”之花、菊花為“隱逸”之花的時代，梅花與菊花一樣多 為隱者所矜賞。后來梅花廣受世人推尊，舉為精神高標，其耿介幽獨、閑靜淡泊的意趣 神韻也是其最基本的風范。就此點而言，梅花與菊花一樣，是與牡丹之“富貴”屬性相 對立的“另類”選擇。

　　而梅花又遠非“隱者”之專利，對梅花的時尚發(fā)展來說，比隱者的因緣知遇意義更大 的是在廣大士大夫及民眾中的普及優(yōu)勢。梅花野生資源豐富，野生梅遺核即生，江淮以 南“山間水濱”、鄉(xiāng)村原野極其普遍(范成大《梅譜》)。梅花的園藝栽培也極為簡便， 技術(shù)平常，牡丹品種中如姚黃、牛黃、魏紫、左花、蘇家紅、林家紅之類品名，都儼然 有著技術(shù)“專利”的印跡，而梅花卻未見此類現(xiàn)象。一般士大夫私宅屋角墻隅孤植一二 ，或鄉(xiāng)村民居田頭籬邊零星閑布，是極為常見的事。梅花花果兼利，也更易為一般平民 所接受?！拔萁菈τ纾紝掗e處，種兩三株。”(揚無咎《柳梢青》其十)“墻角栽梅分 兩下，夾竹穿松，巧傍柴門堊?！?呂勝己《蝶戀花》)“何必江頭千樹暗，未如屋角數(shù) 枝斜?！?衛(wèi)宗武《為僧賦梅》)“種梅營數(shù)椽，四壁但蕭然。清帶山林氣，香來筆硯邊 ?！?薛嵎《潘氏梅所》)這是當時梅花栽培中最普遍的現(xiàn)象，帶著日用家常的氣 息。雖然實際的園藝經(jīng)營仍有經(jīng)濟條件的差別，但與牡丹相比其社會普及優(yōu)勢也屬顯而 易見，而這正適應(yīng)了宋代社會的新形勢、新格局。

　　宋代是一個蕩滌了豪門世家閥閱勢力，以廣大中小官僚地主階級為基礎(chǔ)的封建統(tǒng)治社 會。封建官僚政治的確立、地主和自耕農(nóng)經(jīng)濟的發(fā)展、城鄉(xiāng)百業(yè)偕興流通加劇都顯示著 平民化、近世化色彩，反映在文化上則是以廣大官僚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為主流的世俗家 常、平易近人的人文氛圍。梅花以其江南地方隨處見宜、平淡無奇的生物種性優(yōu)勢，既 適應(yīng)廣大官僚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尤其是中下層的經(jīng)濟狀況和生活面貌，同時也契合其世 俗平民化的文化趣味和精神理想。梅花果實滋味載諸《詩》、《書》，魏晉以來既以花 聞，只有到宋代才被推向文化時尚的前沿，成為士人生活情景的寫照、精神風范的象征 ，一個重要的社會原因殆在于此?？梢赃@么說，梅花既是隱者之花，更是士人之花、平 民之花，是平民社會親切宜人的平居風景、廣大士大夫普遍易行的詩意點綴。

　　宋人對梅花的認識也無不定位于江湖村野，定位于士人平民?！盎ú幌蛏蛳阃ど峡?， 樹不著唐昌宮里玩?！?陳亮《最高樓·詠梅》)“扶疏不耐繁華，意足自然清絕?！? 葉樾《三里塘掐梅》)“自羞貧女釵邊朵，難傍宮人額上花?！?劉克莊《趙禮部和予梅 詩十絕……》)“本是前村深處物，竹籬茅舍卻相宜?！?謝逸《梅六首》其二)“與其 玉堂兮金屋，孰若竹籬茅舍幽且閑。與其狀元兮宰相，孰若收香斂華林壑間?！?趙必 《南山賞梅分韻得觀字》)“雪后園林，水邊籬落，似全其真，若處之名園上苑，對 之急管繁弦，是四皓之去商山，夷齊之入瑤室矣?！?劉學(xué)箕《梅說》)“梅兄是遇處， 在水涯山巔?！远嘞蜇毤?，不為華屋牽。”(包恢《馬上口占感梅》)“惟有梅花不 厭貧，花前笑語伴閑身?！?連文鳳《謝人惠梅花》)這些北宋后期以來的言論，強調(diào)的 都是梅花作為隱者逸流之花、士人平民之花、家常閑居之花、山林村野之花的社會屬性 。上溯唐朝，早在王公貴族競趨夸賞牡丹之時，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標榜梅花以為抗衡的意向 。前引晚唐羅鄴《梅花》：“繁如瑞雪壓枝開，越嶺吳溪免用栽。卻是五侯家未識，春 風不放過江來?！辈粌H揭示了梅花分布的南、北差異，同時也明白地表達了江南寒士得 天獨厚、鄙物自矜的傲慢心理。雖然詩中沒有明確提到牡丹，但聯(lián)系中唐以來京洛豪門 權(quán)貴酷嗜牡丹的實際，不難把握以南梅應(yīng)對牡丹這一京都奢尚的潛在意識。

　　當然一切都是相對的，無論牡丹還是梅花，都不同程度地表現(xiàn)出社會同美共愛的現(xiàn)象 ，唐代牡丹詩賦相當一部分出于下層士人之手，而宋時梅林、梅溪、梅屏、梅苑一類園 藝建設(shè)大多屬于衣冠貴人，而且隨著社會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不同的審美資源也越來越 傾向于人類的共同財富。但是，在唐宋時期，牡丹、梅花兩大時尚的先后出現(xiàn)畢竟孕育 于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緣發(fā)于兩種政治、經(jīng)濟地位不盡相同的社會階層，體現(xiàn)著社會形態(tài) 和封建文化由門閥貴族型向士紳平民型的深刻演變。從下節(jié)的論述中可以看到，正是這 種不同的社會屬性，決定了牡丹與梅花人文意趣和文化意義的分殊。

　　牡丹與梅花所體現(xiàn)的審美意趣和文化意義誠可謂大異其趣。審美的問題只有在主、客 觀的有機聯(lián)系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上述不同的社會主體意趣與牡丹、梅花不同的生 物形象相激發(fā)，形成了兩者迥然有別的人文意趣。大致說來，牡丹之美勝在花容花色， 是三春芳菲中秾艷之至，而梅花花色寒薄淡雅、風姿清疏幽峭，代表了繁華 春色中的“另類”。在此物色基礎(chǔ)上，生發(fā)的精神意義和文化象征分道揚鑣，各極其致 。牡丹成了事功富貴、時世昌盛的象征，而梅花則成了意志堅貞、人格清越的寫照。

　　牡丹客觀條件優(yōu)越，所謂艷壓群芳，美在容色，客觀上有兩方面的物理基礎(chǔ)。首先， 牡丹花朵碩大，面徑達10～30厘米，大紅大紫，鮮艷奪目，枝葉繁密，一副富麗堂皇、 雍容華貴狀態(tài)，三春芳卉中少有其比。舒元輿《牡丹賦》：“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脫 落群類，獨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比櫛。蕊如金屑，妝飾淑質(zhì) ?！闭f的就是牡丹花團錦簇般的秾艷姿態(tài)。其次，牡丹物種變異性顯著，無論野生自然狀態(tài)，還是園藝栽培，各個環(huán)節(jié)都有可能導(dǎo)致花色新品的出現(xiàn)?！洱埑卿洝份d玄宗朝洛人宋單父善種牡丹，有絕技，“凡牡丹變易千種，紅白斗色，人不能知其術(shù) ”。據(jù)《杜陽雜編》、《酉陽雜俎》等書所載，中唐時期有千葉牡丹、千朵牡丹、合歡 牡丹，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不同顏色的新穎品種。宋代，歐 陽修《洛陽牡丹記》記名品二十四個，西京留守錢惟演所記九十余種。北宋后期，周師 厚、張峋等記洛陽牡丹更是多達一百一二十種，可見花色品種變化繁衍之絢爛多彩。這 些層出不窮的牡丹品種，固然有花期、習性、株形等方面的不同，但主要的仍是花容花 色的變化。

　　牡丹花容姿態(tài)的秾麗嬌艷、花色品種的豐富多彩，給人們以強烈的感官刺激 和娛樂享受。正是牡丹絢爛多彩，艷壓群芳的物色基礎(chǔ)，激發(fā)起唐人一浪又一浪的審美 高潮。唐玄宗“賞名花，對妃子”的宮闈勝事可謂是牡丹審美文化風潮的第一步。“名 花傾城兩相歡”(李白《清平調(diào)》)，牡丹的艷麗與楊妃的嬌貴、唐明皇的至尊交相輝映 ，極盡物色風流艷美之致。中唐以來“延之士庶”，“一國如狂”，文人詩詠文賦贊美 牡丹，多極稱其“紫膩”、“紅嬌”(王建《題所憑牡丹宅牡丹花》)、“繁華”、“嬌 艷”(徐夤《牡丹花二首》)、“千嬌萬態(tài)”(徐凝《牡丹》)，牡丹贏得了“國色天香” 的美譽。唐人賦詠牡丹最負盛名的舒元輿、李德輿的同題《牡丹賦》，極力鋪陳、渲染 的都在牡丹殿春開放的絢爛熱烈、姿容的嬌艷華美，代表了唐人尚乎其色，著意其秾姿艷態(tài)的審美取向。就具體的花色趣尚而言，唐人也是貴重大紅大紫。牡丹中 也有花色純白品種，但如白居易詩中所說：“素華人不顧，亦占牡丹名。”“君看入時 者，紫艷與紅英”(白居易《和錢學(xué)士白牡丹》)。聯(lián)系唐代官員服飾以顏色區(qū)分尊卑貴 賤，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再聯(lián)系唐三彩、唐人仕女畫與敦煌壁畫的秾艷絢爛，都不難使人感受到一種統(tǒng)一的大唐盛世豪縱奢華、富貴俗艷的時代文化風 尚。這種著意于物色姿容的征逐享受，是一種物欲激發(fā)、感官娛樂型的審美品格?！澳?狂紫陌千金子，也惑朱門萬戶侯”(徐夤《牡丹》)，唐人之牡丹審美顯明地表現(xiàn)為時尚 熱烈、群趨迷狂的情態(tài)。而牡丹花色品種的絢麗多彩，客觀上也適應(yīng)和激發(fā)了騁豪炫富 、征奇逐艷的社會風習。這種審美時尚情態(tài)既是一種典型的封建都市消費文化、上流社 會奢糜風習，同時又展現(xiàn)著封建盛世積極外向、情感恣逸、意氣雄放的文化精神。

　　正是牡丹富麗堂皇的感官形式和都市上流社會相應(yīng)的富貴意氣，釀造起牡丹文化奢華 糜麗的歷史風景，確立了牡丹這一觀賞植物以絢麗物色表功利氣勢的人文特色。中唐以 來牡丹逐步積淀為富貴繁華、生活榮盛的象征，其象征意義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繁華富貴。至遲在晚唐五代牡丹就被視為富貴奢華之物，北宋時更是出現(xiàn)了“ 富貴之花”的說法。后來牡丹栽培雖然大大普及，以盛產(chǎn)牡丹著名的南宋的彭州、明清 時的毫州、曹州等地也遠非京國重地，但“花中富貴”、“花中王者”的稱謂卻越來越 流行。

　　二是繁榮昌盛。這一意義又相繼從個人、家族、時代等不同層面展開。首先是象征人 生佳境：花季為物色之盛，春榮欣喜而落華生悲是人之常情、詩家故態(tài)?！胺比A有時節(jié) ，安得保全盛”(元稹《與楊十二李三早入永壽寺看牡丹》)，“花艷人生事略同”(杜 荀鶴《中山臨上人院觀牡丹寄諸從事》)，牡丹以其殿春開放、艷壓群芳的盛景更易激 發(fā)好景不常、盛衰變滅、惜春傷逝的情感。中唐以來尤其是晚唐時期這一類即景感懷之 作頗多。詩人們百般流連眷惜的是牡丹那絢爛嬌媚的花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它代 表著生的活力與佳境。南宋呂本中《謝人送牡丹》詩中寫道：“折與病夫元不稱，玉瓶 留待冶游郎。”牡丹是生命旺盛、情感熱烈、青春浪漫的意象和境界。其次是象征家道 之盛。羅隱《牡丹》：“落盡春紅始著花，花時比屋事豪奢。飛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 孫能幾家?！蹦档な巧萑A之物，牡丹所在即富貴所在，繁華所在，從詩人們的感慨憂喟 中不難感到，對于窮奢極侈的朱門豪族來說，庭蓄牡丹、藝出名品代表了怎樣的鴻運鼎 境。第三則是上升為整個時代的象征。晚唐時期詩人多詠“殘花”、“落花”，是大唐 國運“夕陽黃昏”衰頹莫挽的心理表征。反之，牡丹繁榮則是人物喧闐、富貴風流的盛 世之象。唐代牡丹興盛于長安，京國重地，天寶物華，常給人國祚所系的聯(lián)想。生當盛 世咸與游賞也許沉迷不覺，一旦勢運時移，衰亂相逢，不免感時淚濺、蒿目唏噓。唐末 詩人鄭谷《中臺五題·牡丹》：“亂前看不足，亂后眼偏明。卻得蓬蒿力，遮藏見太平 。”牡丹被視為帝京繁華的遺物、太平盛世的見證。宋代洛陽代替長安成為牡丹中心， 中原淪陷后，在廣大南宋吏民心目中牡丹成了帝京繁庶的象征、故國夢華的媒介。

　　三是大國氣象。陶谷《清異錄》：“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 ，每見北人，盛夸嶺海之強。(周)世宗遣使入嶺，館接者遺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強’ 。及(劉)獲面縛到闕，見牡丹大駭，有縉紳謂曰，此名‘大北勝’?！避岳蛟霾ㄋ?，性喜暖濕腐殖之地，嶺南濱海地區(qū)種植歷史較久，典型的南國風物?；ㄉ珴嵃?，香味 濃烈，夏日薄暮放花，芬芳冉冉，清雅宜人。但其色澤、氣勢自不能與豐盈鮮艷、雍容 華貴的牡丹相提并論。以牡丹彈壓茉莉，很能伸張后周、趙宋——當時的中州王朝作為 國家統(tǒng)一主體的恢弘氣象。

　　梅花的審美，在主客觀諸層面都與牡丹大相徑庭。首先從物色條件看，梅花花小色淡 ，極不起眼。雖然也有紅梅、蠟梅等不同品類，基本風格卻是一致。不僅與丹、芍不足 相提并論，就是與同類桃、杏相比也屬遜色。但在三春芳菲中梅花也有獨具的優(yōu)勢和特 色：一是花期特早；二是清香別致；三是枝秀干屈，姿態(tài)豐富。這些都顯示了梅花三春 芳菲中的“另類”色彩，甚至梅花的花色淡小，在宋人心目中正是一種“另類”優(yōu)勢。

　　宋人的貢獻就在于對這些“另類”之美給予充分的注意和欣賞，并賦予其深刻的思想 意義，推為群芳至尊。晉唐之際，梅花也曾是都市早春宴游吟賞的一大題材。南朝江總 《梅花落》：“臘月正月早驚春，眾花未發(fā)梅花新?？蓱z芬芳臨玉臺，朝攀晚折還復(fù)開 。長安少年多輕薄，兩兩共唱梅花落。滿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樹下宜歌舞?！背跆苿⑾?夷《春日行歌》：“攜酒上春臺，行歌伴落梅。”蘇味道《正月十五夜》：“游伎皆秾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闭f的都是梅時游樂的場景。此間的文學(xué)賦詠，主要捕寫梅花色素香清、開早新好(文人詠梅詩賦)等外在特征，或睹花驚春，藉以抒發(fā)感遇傷逝、惜春縱游之情(以樂府《梅花落》為代表)。這些總歸物色悲喜、愛欲生情的審美取向，與同時牡丹審美中的情態(tài)大致不差。而宋人則不同，著眼點從梅花的春色時艷之美移到了品格個性之美，強化其“另類”色彩，進而抉發(fā)其人格 “比德”意義，用宋人的理論來說就是“不取其姿而取其意，不取其意而取其德”(曾 協(xié)《直節(jié)堂記》)?！白恕笔俏锷蚊?，“意”是風格神韻，“德”則是品節(jié)義理。所 謂“不取其姿”，并不是全然脫棄物色，自然美不能脫離自然物而存在，而是說不以丹 芍、桃杏一類擅長的嬌姿艷容為趣尚。入宋始興的花卉如酴醿、水仙、山礬、 茉莉，宋人賞愛有加如蓮、菊、蘭、桂、松、竹等大都不以色勝。它們或以色淡香清之 形質(zhì)，或以與三春芳菲季節(jié)相異的特性，呈現(xiàn)著與嬌媚華艷習尚迥異的清淡、高雅的美 感風格。這一趣味轉(zhuǎn)移大大拓寬了花卉審美的天地，使一些原本默默無聞、平淡無奇的 花卉開始進入主流視野，引起重視。梅花是其中的佼佼者。梅花花色淡小、香氣幽清， 加以先春而榮、枝干峭勁，具蘭之幽、菊之傲、竹之直、松之剛，在宋人看來正是淡雅 高堅一族中的“集大成”者(袁燮《病起見梅花有感四首》其二)。宋代梅花審美的基本 思路是，發(fā)掘梅花枝干香味、花期習性等迥別于秾艷視境的“另類”因素，凸顯其淡雅幽峭的形式意味，從而確立其超越流俗的格調(diào)(“意”)，進而寄托和演繹高超的人格精神(“德”)。梅花的品格神韻存在于與丹芍、桃杏之類乃至于整個春花時艷的對立之中，梅花以其“另類”的姿態(tài)代表了一種超然高視、凌轢流俗的人生意態(tài)與精神品格?？梢哉f梅花審美形象是一個更多主觀理想意味的“比德”寫意符號，其美感核心不在視覺感官形象，而是主觀的品德擬喻和人格象征。

　　很顯然，這種由“姿”而“意”，由“意”而“德”的進路不僅是審美認識的深化， 關(guān)鍵在價值觀念的轉(zhuǎn)變。封建倫理道德思想統(tǒng)治的強化是中唐以來尤其是入宋后日益增 強的歷史趨勢，它有著中唐以來庶族官僚地主階級興起，官僚政治體制深入建構(gòu)，中央 專制集權(quán)進一步強化的現(xiàn)實基礎(chǔ)。廣大官僚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即“士大夫”作為新型官 僚政治、經(jīng)濟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對維護和強化封建倫理秩序有著更切身的需求和自覺 的責任，因此特別注重自身的思想建設(shè)，礪名節(jié)，尚廉恥，嚴乎義利之辨，講求雅俗之 分，由此帶動了道德品格意識的普遍高漲和封建意識形態(tài)的深入嚴密。兩宋時期士大夫 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各個層面都離不開這一思想建設(shè)的課題，方式各異、程度不等，都體現(xiàn) 著注重人倫義理，講求心性修養(yǎng)，弘揚道德名教的精神。梅花審美中的輕“形”重“格 ”、擯“色”求“德”，與宋人整個自然審美中的“即物究理”、因物“比德”之風一 樣，都是這一時代精神的體現(xiàn)。牡丹在唐人也曾引起“應(yīng)為芬芳比君子”(權(quán)德輿《和 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的想象，但牡丹富艷流俗的面貌漶沒了“志潔稱芳 ”的可能。只有梅花這樣的“另類”形象才能充分展示超越流俗的品德意義，也只有梅 花這樣集松之勁、竹之峭、蘭之幽、菊之貞，而又自具其平淡閑雅之性的典型“另類” ，才能成為時代精神的最佳載體、道德意志的理想寫照(請參考筆者《梅花象征生成的 三大原因》，《江蘇社會科學(xué)》2001年第4期)。

　　宋人著意于梅花的“比德”意義主要有兩點，一是超越流俗的格調(diào)(“清氣”)；一是 堅毅不屈的意志(“骨氣”)。前者以林逋等人的隱者意趣為代表，同時又是廣泛意義的 個性自由和精神超越祈向。后者以儒家入世的氣節(jié)品格為代表，體現(xiàn)著責任義務(wù)的自覺 與道德意志的自律。兩者一陰一陽，一柔一剛，既有著不同的價值理想和現(xiàn)實風格，又 互補融通，相輔相成，整體上構(gòu)成了一種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道德意志結(jié)構(gòu)。它包含著 儒釋道思想的深刻融合，體現(xiàn)了社會倫理要求與個人自由意志，道德理性與情感心理的 高度統(tǒng)一，在士大夫階層有著廣泛的實踐基礎(chǔ)，是宋人品德追求中最基本、最普遍的理 念，也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士人道德追求和人格理想的普遍法式。正如宋末鄭思肖 所說：“大抵古今超邁之人，所出之時皆不同，所遇之事亦不同，高懷、勁節(jié)則同，輝 輝煌煌俱不可當?！?《我家清風樓記》)正如晚清王國維所說：“古之君子，為道者也 蓋不同，而其所以同者，則在超世之志與夫不屈之節(jié)。”(《此君軒記》)隨著社會的發(fā) 展，這種士大夫的階層意識已逐步成為全社會共同的道德理念，融匯到了整個民族性格 和文化傳統(tǒng)之中。沿著晉唐之際對梅花報春獻歲、物色新好的感知贊美，宋人從天地陽 和、宇宙消息的高度加以理會認識，在梅花的“清貞”之美之外，還進一步揭示出梅花 的“生氣”之美。對此貢獻最大的是理學(xué)家，南宋魏了翁等人視梅花為天理流機、乾坤 消息的物色載體，把梅花先春獨發(fā)看做是“端如仁者心、灑落萬物先”(陳淳《丙辰十 月見梅同感其韻再賦》)，是仁者先覺、化育天下之博大襟懷的體現(xiàn)。這種品德立意統(tǒng) 一于宋人“尚意”“比德”的總體審美傾向，撇開其理學(xué)的動機，客觀上揭示出梅花的 另一象征之義?！耙灰顾宀怀蓧簦饋泶阂鉂M人間?！?黃銖《梅花》)“空中三五點 ，天地便精神。”(王柏《題梅》)這些春意生機的贊美，移之于人類社會，正是對社會 、人生之生機活力的祈愿和追求。“生氣”與“清氣”、“骨氣”是宋人確立的梅花三 大象征意義。

　　從上述有關(guān)牡丹與梅花的審美認識中不難看出，兩者無論在審美的內(nèi)容還是形式上， 都包含著鮮明的對立，幾乎構(gòu)成了審美風格和精神價值的兩極。牡丹之美重在感官形式 ，其人文象征生發(fā)于絢麗眩目的色彩氣貌之中；梅花之美重在品格精神，梅花以“另類 ”的形色代表了一種抗越流俗的品德境界。梅花之美甚至即確立于對牡丹之美的超越之 中，牡丹與梅花以時尚的顛覆和趣味的對峙代表了唐宋之際文化精神由豪邁粗放而內(nèi)斂 精雅，由“外王”而趨“內(nèi)圣”，由重外在事功而重道德修持的深刻變遷。牡丹與梅花 不僅各以自己的時尚形象體現(xiàn)了各自時代的文化精髓，同時在中國文化歷史長河中也樹 立起兩個意義截然不同的文化象征。牡丹代表的是外在的、強盛的事功位勢、時世氣象 ，梅花象征的則是內(nèi)在的、高雅的精神品格、德性意志。兩者無論歷史起源還是意義功 能都迥然有別。

　　以上我們從三個方面闡述了牡丹、梅花這兩個重要的傳統(tǒng)名花形象風格和文化意義的 種種差異乃至對立，這些分別和對立是唐、宋兩個時代社會與文化風貌殊異的典型體現(xiàn) ，展現(xiàn)著各自時代的社會、文化優(yōu)勢，同時也都包含著一定的歷史局限性。由于唐、宋 兩代是封建社會盛衰轉(zhuǎn)折的兩個典型階段，牡丹和梅花所代表的歷史風貌和文化精神的 殊致與對峙，就遠遠突破了兩個時代的范疇，呈現(xiàn)著普遍的意義。“姚黃富貴江梅妙， 俱是花中第一流”(朱翌《題山谷姚黃梅花》)，這不僅表現(xiàn)在自然形貌上，也表現(xiàn)在文 化意義上?？梢哉f，牡丹與梅花以兩極對立的方式，典型地體現(xiàn)著中國文化生成、發(fā)展 多元融合的歷史有機性和內(nèi)在豐富性。這是我們今天繼承這兩個文化遺產(chǎn)必須明確和尊 重的事實。

　　放眼中國歷史，南、北兩大地域社會經(jīng)濟、文化的差異乃至對立源遠流長，極其顯著 ，而唐、宋兩代恰好是南北盛衰轉(zhuǎn)換的關(guān)鍵時期，唐以前中國文化中樞在北方，宋以后 重心移至南方。牡丹與梅花分屬于不同的自然區(qū)域，對應(yīng)著社會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的南北 差異，體現(xiàn)著不同的區(qū)域自然與人文風格。在自然種植條件下，牡丹與梅花的地域分野 是難以改變的。唐宋以后，牡丹在安徽亳州(明代)、山東荷澤、蘭州、臨洮(清代)等地 相繼興盛，這些都屬黃河流域，而梅花一直盛于南方，為南方廣大士紳民眾所鐘愛。沿 此審視近代以來國花認選中的梅、牡之爭，也不難感受到社情民意的南、北異勢。清室 以牡丹為國花，民國政府定都南京，廢牡丹改議梅花為國花，這與當局者多為江浙人士 有很大關(guān)系。八九十年代我國一些單位、機構(gòu)舉辦的名花、國花評選中，牡丹和梅花總 居前列，而位次不一。大致說來，南方地區(qū)的評選中，梅花多居首席，如1986年11月20 日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園林學(xué)會、《園林》雜志編輯部、上海電視臺“生活之友”欄 目聯(lián)合主辦的“中國傳統(tǒng)十大名花評選”，結(jié)果依次是梅花、牡丹、菊花、蘭花等。而 北方地區(qū)的評選，牡丹多拔頭籌，如天津《大眾花卉》雜志1985年第6期公布的當?shù)厥?大名花評選，結(jié)果是牡丹第一，梅花第三。可見唐都牡丹南渡梅包含的文化異相是一個 不絕的情結(jié)。雖然時至今日，經(jīng)過長期的栽培選育，牡丹和梅花業(yè)已形成或正在逐漸形 成適應(yīng)各種不同氣候帶的種群，隨著現(xiàn)代技術(shù)的發(fā)展，其生態(tài)適應(yīng)幅度將不斷擴大，但 至少在目前的條件下，要使牡丹與梅花離開原產(chǎn)地正常生長，仍需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 。因此無論從歷史還是現(xiàn)實看，牡丹與梅花都有其社會普及的局限。如何使國花滿足最 廣大的民愿，這是我們今天必須認真斟酌的。

　　唐宋之際牡丹與梅花審美中的“王公貴族”和“士人平民”之分，時至今日業(yè)已失去 意義。但在唐宋時期這種社會性差異就只是相對的，更多的是文化趣味上的不同選擇。 由此形成的華麗與樸素，富貴與幽雅，熱烈與沉潛，感性與理性，審美與道德種種思想 價值與美學(xué)風格上的二元對立，使我們今天置身兩間不可遽然軒輊、輕與取舍。更重要 的是作為文化象征，牡丹與梅花分別代表的是中國古代兩大歷史文化類型。前人有所謂 “前三代”、“后三代”之說，夏、商、周三代已邈不可及，而漢、唐、宋三代被視為 封建時代的盛世典則。漢、唐是一個類型，以泱泱大國、太平強盛著稱；兩宋氣概稍遜 ，卻以風俗名教、思想文化見長。這兩種社會文明的圓通兼濟、諧調(diào)平衡，構(gòu)成了我們 民族最完美的社會理想，“治隆唐宋”是古代最富感召力的治世口號。牡丹與梅花作為 唐、宋兩代社會文明的典型象征，無不處處顯示著等量齊觀的歷史訴求。牡丹所象征的 重在外在事功、物質(zhì)文明與國家氣象，而梅花所象征的重在內(nèi)在品格、精神文明與民族 精神。天地之道一陰一陽，這種二元對立的意義與功能，如能相輔為用，構(gòu)成一個表里 呼應(yīng)、相輔相成的意義體系，更能全面、準確、充分地體現(xiàn)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代表我們 的民族精神，展示我們的社會理想。

　　當然兩花并儀，形象性和象征性都不夠集中突出，更有人擔心具體標志不易制作，但 國花與國旗、國徽、國歌等法律強制形式不同，它主要屬于一種共享的民俗資源信息， 首先應(yīng)予考慮的是歷史文化傳統(tǒng)和民俗心理基礎(chǔ)。放眼世界，也不乏以兩種或多種作為 國花的現(xiàn)象，如日本以菊花和櫻花為國花，菊花重在皇室象征，櫻花廣為民眾喜愛。如 果我們從順應(yīng)社情民心的立場出發(fā)，我們會發(fā)現(xiàn)兩花并儀未必影響國花意義的發(fā)揮，相 反卻可以贏得更廣泛的民眾基礎(chǔ)，而且因其形象風格和象征意義的不同，可以更廣泛、 充分地發(fā)揮其使用價值。那么是否也可以采用兩花以上的其他方案呢，我們認為理論上 也無不可，但選擇越多，象征性也就越分散，廣泛性和集中性很難達成平衡，更重要的 是，在中國幾大傳統(tǒng)名花中，只有牡丹與梅花才是旗鼓相當?shù)膬蓸O。其他如山茶、月季 等嬌美形象和神韻氣勢大致為牡丹所籠罩，蘭、荷、菊等的淡雅氣質(zhì)和品格立意則不出 梅花之范疇。就形象風格和象征意蘊而言，兩花并儀可謂備足無余，無須節(jié)外生枝。

　　總之，對我們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文化傳統(tǒng)豐富多彩的國家來 說，要選擇一個芳菲微物定于一尊，作為國家象征，很難做到廣泛周延，少有異議。回 眸歷史，聚焦唐宋，撫往追昔，鑒古知今，我們認為，兩花并儀是我國國花的最佳選擇 。只有牡丹與梅花相輔為用，才能滿足社會不同之愛好，順應(yīng)文化多元之訴求，充分體 現(xiàn)歷史傳統(tǒng)，全面弘揚民族精神。也就是說，只有兩花并儀，才能展示“國花”之作為 國家象征的傳統(tǒng)悠久、涵蓋廣大、理想崇高和意蘊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