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就像蘆葦一樣脆弱，不管你是窮或者富，總有艱難和挫折的時候，可人依然比一切動物、生物高貴得多，因為人有一顆能思想的靈魂。

然而，靈魂又是有區(qū)別的，區(qū)別在于精神的高貴與否，它不關(guān)貧富，只在精神性的。

為什么我喜歡談精神性，因為它可以滋養(yǎng)我陽光或者困頓的心靈。

兩千多年前，羅馬軍隊攻進了希臘的一城市，他們發(fā)現(xiàn)一個老人正蹲在沙地上專心研究一個圖形。老人是著名的物理學(xué)家阿基米德。他很快便死在了羅馬軍人的劍下，當(dāng)劍朝他劈來時，他只說了一句話：“不要踩壞我的圓!”在他看來，他畫在地上的那個圖形，是比他的生命更加寶貴的。

更早的時候，征服了歐亞大陸的亞歷山大大帝視察希臘的另一座城市，遇到正躺在地上曬太陽的哲學(xué)家第歐根尼，便問他：“我能替你做些什么?”得到的回答 是：“不要擋住我的陽光!”在他看來，面對他在陽光下的沉思，亞歷山大大帝的赫赫戰(zhàn)功顯得無足輕重。

這兩位古希臘優(yōu)秀人物，把靈魂生活，看得比任何外在的事物包括顯赫的權(quán)勢更加高貴。

也許，珍惜內(nèi)在的精神財富甚于外在的物質(zhì)財富，是古今中外一切賢哲的共同特點。翻開中國史書，從許由到孟子，從陶淵明到方孝孺，比比皆是。

其中，譚嗣同最值得一說。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慈禧連發(fā)諭旨，捉拿維新派。

譚嗣同聽到政變消息后并不驚慌，依然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多數(shù)人都回避了，而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yè)。

譚嗣同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p>

譚嗣同在獄中，意氣自若，從容寫下“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絕命詩。梁啟超稱譚為：中國為國流血第一士。

因為不避難的悲壯，因為敢于承擔(dān)，有所作為的精神，譚嗣同才被懷念不已，他成了百年一現(xiàn)的高貴之化身。

因為不避一己的流血，于是時代的巨鐘，被他用鮮血一頭撞響了，歷史為之劇化。

你是否認(rèn)為，高貴的精神，離我們的生活好遠(yuǎn)。

其實不是，高貴，是一種素質(zhì)，是一種生活的態(tài)度，它跟物質(zhì)條件、身份地位，沒有任何什么關(guān)系。有時候，它只是一床棉被的厚度。

1966年9月3日凌晨，由于不堪侮辱，傅雷夫婦于上海江蘇路的家中雙雙自縊。為了防止自縊時將上吊的凳子踢倒而吵醒深睡的鄰居，這對決心自盡的夫婦事先在地上鋪了一床棉被。

傅雷出身普通，但他是高貴的。遺書上，他還不忘請求妻兄替他們交房租53元人民幣，并把他們僅有的600元存款給保姆周菊娣。在赴死之際，還會想著在凳子下鋪一床棉被，怕影響鄰居。

在傅雷夫婦這里，高貴，就是一床棉被的厚度！

是的，什么是高貴？高貴不是住得起別墅開得起保時捷，不是出門前呼后擁享受榮華富貴。

高貴是，如果世界上僅剩兩碗水，你會一碗用來喝，一碗要用來洗干凈你的臉和內(nèi)衣褲。

高貴是，即使身處險難，依舊替別人著想。

高貴是，活著不茍且，不出賣自己的靈魂。

高貴是人尊嚴(yán)中最美的精神長相。

1966年，楊絳被紅衛(wèi)兵揪斗，瘦弱的身體被折磨得苦不堪言，甚至被他們強行地剃了陰陽頭。而楊絳則是泰然應(yīng)對，連夜做了個假發(fā)套，第二天照常上街買菜。

當(dāng)時知識分子被貶為“牛鬼蛇神”，革命群眾分給她的任務(wù)是打掃廁所。結(jié)果女廁所被她整理得煥然一新，毫無污漬，令女同志們大吃一驚。楊絳還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塵不染，閑暇時坐在上面悠閑地讀書。

同事回憶她說：“當(dāng)時你根本看不出她有任何憂郁或悲憤，每天總是笑呵呵的，像沒有發(fā)生任何事一樣?！?/p>

就是在這樣極不公平的待遇和惡劣的環(huán)境下，楊絳靜悄悄地完成了鴻篇譯著《堂吉訶德》。

這就是高貴的精神。

回到當(dāng)下，生活如此現(xiàn)實，其中的艱難、挫折和打擊，常常讓我們的心，像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而高貴的精神，成了柔弱又強韌的細(xì)絲，將珠子串起來，保持人心靈柔軟和完好。

這種素質(zhì)和信念，滲透在你的血液里，化于生活中，其內(nèi)核用龍應(yīng)臺的話說：“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xù)的生命……”

做到這些，你的精神就高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