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巖》小說的原型中出賣江姐的叛徒最終都什么下場呢?我們來看一下：

一、“自作孽不可活”的叛徒任達哉。任達哉，準確點說不算叛徒，因為他本身就是軍統(tǒng)的人，是混入地下黨的特務。

他最初是重慶國民黨中央印刷廠工人，失業(yè)后被發(fā)展為軍統(tǒng)的通訊員，1945年他混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4月被捕后即交出領導他的上級和其他黨員，并帶領特務抓捕到負責工運的中共黨員許建業(yè)，造成中共重慶地下市委機關報《挺進報》的嚴重破壞。據(jù)一份國民黨對被捕人員審訊記錄顯示，任達哉是其中第一個叛變的人。1948年《挺進報》被破壞后，在另一份國民黨審訊記錄中發(fā)現(xiàn)了任達哉出賣江姐的材料。任達哉出賣江姐后，還帶著特務去鄉(xiāng)下抓捕江姐。

任達哉出賣了許建業(yè)(許云峰)和江竹筠(江姐)，為敵特的大破壞立下了“首功”。不過，諷刺的是，這位為為國民黨特務機關立下汗馬功勞的“功臣”，最終仍被視為沒交待清楚的“共黨分子”而被關進渣滓洞，或許這位在國民黨內部有死對頭，最終這個可恥的假貨竟然被國民黨特務在渣滓洞槍殺了，真是死有余辜。

二、“痛改前非”的涂孝文：痛恨自己叛變革命，不再配合特務，最終被殺害，臨刑前高唱國際歌。出賣了江姐、張靜芳等十多位地下黨員的叛徒涂孝文，是特務發(fā)現(xiàn)他無利用價值后將他槍殺的。雖說死得其所，但也悔之晚矣，屬于最終飲恨自己的典型。

涂原本是一個有革命理想的人，受黨教育多年，但在生死關頭他沒能經受住考驗，從而叛變了革命。他叛變后出賣的革命同志中，就包括當時年輕的萬縣縣委書記李青林(女)。李青林被捕后堅貞不屈，連共產黨員的身份也不承認，結果一條腿被老虎凳弄斷。特務想不出其它辦法，把涂孝文叫去和李青林對質。

涂孝文雖然背叛了革命，但要他當面去指認自己的同志，他的內心還是很痛苦，看到李青林身受酷刑，他竟不敢與李青林對視，雙腿也顫抖起來。機智的李青林卻先聲奪人地當著特務的面罵起了涂孝文：“你這個家伙簡直不是個東西!

沒追求到我就死纏爛打，挨了我的耳光后竟如此來報復我!”面對李青林的痛罵，涂孝文尷尬得半天說不出話來，支吾了半天沒說一句話。后來涂孝文稱，“他當時看到李青林受了那么重的傷還那么勇敢，感到很狼狽，根本沒勇氣反駁她的話。

這次對質給涂的刺激很大，他開始痛悔自己的叛變，也不再配合特務的審訊。1949年10月28日，特務將涂孝文連同陳然、王樸等10人押到大坪刑場槍殺，涂孝文和其他人都高唱起國際歌，也喊了“共產黨萬歲”口號。此人罪孽深重，但最后也算迷途知返，保留了一絲氣節(jié)。

三、“狡猾投機的冉益智：解放后冒充脫險志士被揪出，最終審判槍斃。冉益智作為小說《紅巖》中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之一，入獄后表現(xiàn)得非常怕死。他入獄后沒好好睡過一晚上覺，曾半夜起床寫遺書，白天不停嘆氣，有時會突然坐下來朝床上打拳。他背叛革命，供出大量地下黨組織，罪孽深重。

重慶解放后，冉益智想蒙混過關，他冒充脫險者跑到“脫險志士聯(lián)絡處”去登記，結果被知道底細的同志轟了出去。后來，他又到組織部門去主動匯報情況，著重說明他被捕后保留了一大批組織和地下黨員，有一百多人沒有透露給特務，希望立功贖罪。

但事實上，他被捕后交代了可能影響他的一批共產黨員，沒交代的都是對他的生命沒有威脅和影響的。隨后，冉益智還心存僥幸，想去上大學，他在交代材料中寫道，“不知今后能否準許我以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資格去參加為人民服務。”1951年2月，經重慶市人民法院審判后執(zhí)行槍決。

四、“懺悔”叛徒駱安靖：老死的叛徒，晚年總結“叛變哲學”。

叛徒駱安靖是重慶地下黨叛徒中唯一一個既未被特務處死，也沒有被人民政府處以死刑而得以壽終正寢的人。在被捕初期，他也曾意志頑強地經受了一些酷刑的考驗，譬如“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他都經歷了，但依然守口如瓶。但是，隨著后來特務的威逼利誘以及叛徒的勸降，駱安靖沒能頂住壓力，最終駱安靖為了茍且偷生，最終成為叛徒。

建國后，他寫過大量的回憶材料，并這樣剖析過自己：“我被捕后既不愿出賣組織，也不想淪為可恥的叛徒，但又缺乏堅貞不屈和自我犧牲勇氣。”據(jù)專家解密，駱安靖被捕之初，堅強度高于涂孝文。

在特務給他上了“老虎凳”刑具，在加到第四塊磚頭時，他的意志才開始崩潰，但當時還是不愿當叛徒，采取“說遠不說近，說大不說小，說死不說活，說上不說下”的原則，編了一些說辭，以擺脫面臨的皮肉之苦。

解放前夕，駱安靖充滿負罪感，在重慶各界群眾收殮歌樂山烈士遺骸期間，當時尚未歸案的駱曾悄悄到現(xiàn)場查看，慘烈景象讓他受到了強烈刺激，他對自己的叛變行為表示了悔恨。

上世紀70年代，駱安靖刑滿釋放后，他選擇了在監(jiān)獄就業(yè)，跟一位老中醫(yī)潛心于醫(yī)術習練，改革開放后，他轉到江北一家蔬菜商店工作，于上世紀末去世。他晚年總結出的叛徒哲學是可恥的“我字當頭，活命第一”。

五、“江湖流氓”叛徒劉國定：為保命要求住戴笠公寓。

幫助特務破獲了《挺進報》地下黨特別黨支部、抓捕了陳然等人的叛徒劉國定，是在江湖上摸爬滾打多年的“老油子”。他被捕后很快制定了自己的行動原則——將自己手上掌握的地下黨情況當作保命的資源，以此與特務做利益交換。特務劉德文對他的評價是“顯得浮猾，具有充分的流氓意識”。

據(jù)了解，劉國定曾向特務頭子徐遠舉提出，他愿意參加特務工作打擊共產黨，但自己原來是中共的省級干部，給的地位待遇不能低，起碼要當個處長。

否則魚死網破大家都不玩了!他在與特務討價還價期間，還提出要住在楊家山原戴笠公館，還要了兩個女仆服侍。他對兩個傭人隨意訓斥，每頓沒有雞鴨不上桌，稍不如意就摔杯子砸碗。

解放后，劉國定在交代材料中寫道：“如果黨和政府的處分和懲罰不至于‘肉體的毀滅’，我請求能在實際工作中贖惡?！边@位想“贖罪”的叛徒，最終人民沒有給他贖罪的機會。1951年2月，重慶市人民法庭對罪大惡極的劉國定公審后，執(zhí)行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