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為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文革”飽受折磨、命懸一線的生命最后時刻，據(jù)說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好在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睂λ敃r的心情和祈愿，我們應該予以同情和理解。

但是，我們同時不得不講，劉少奇的斷言有些一廂情愿了，有點過分樂觀了，當有所保留，不必迷信。因為縱覽數(shù)千年中國歷史給我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恰恰是相反，即，歷史似乎并不是由普通民眾書寫的，因為他們只有賣力氣之權，絕沒有什么話語權。實際上，歷史更是由勝利者來書寫，或由依附于勝利者、權勢者的御用文人來書寫。他們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可以任意掩飾歷史、剪裁歷史、修改歷史、甚至于杜撰歷史、歪曲歷史。他們所重構的歷史，在權力的操縱下、堅挺下，成了人們所接觸到的歷史主流聲音或基調色彩。

而作為普遍失語的蕓蕓眾生，在歷史的事實判定與價值取向上，始終是受主流意識文化所誘導和所控制的，相信所謂“正統(tǒng)”史學所描述的歷史史實，認同那些占統(tǒng)治地位思想所提倡的歷史文化觀念，這對他們來說，是合乎邏輯、出乎自然的選擇。

歷史上膾炙人口、婦孺皆知的“趙氏孤兒”的故事，就是歷史重構戰(zhàn)勝歷史真實的一個典型例子，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簡直就是真實歷史遭到蓄意歪曲與重新建構之后所形成的一個“神話”。

趙氏孤兒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上流傳悠久，而以此為題材的戲曲、文學作品的渲染，更使得它不脛而走，風靡天下。甚至還進入過著名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視野，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印證。近年還被葛優(yōu)等人拍成電影，讓普通民眾實現(xiàn)歷史的穿越，夢回春秋，“重溫”了一段本來頗為陌生的晉國歷史。一句話，“趙氏孤兒”享有極高的知名度，其影響，早已不僅僅局限于歷史學家的書齋，而是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普通民眾的文化認知領域。

“趙氏孤兒”故事內容，在一般版本中通常是這樣描述的：晉靈公武將屠岸賈僅因其與忠臣趙盾不和與嫉妒趙盾之子趙朔身為駙馬，竟殺滅趙盾家300人，僅剩遺孤趙武被程嬰救出。屠岸賈下令殺盡全國一月至半歲的嬰兒，斬草除根，以絕后患。程嬰遂與老臣公孫杵臼上演一出“偷天換日”之計，以犧牲公孫杵臼及程嬰之子為代價，成功地保住了趙氏的最后血脈。20年后，孤兒趙武長成，程嬰繪圖告之國仇家恨，趙武終于痛報前仇。作品描寫了忠正與奸邪的矛盾沖突，熱情謳歌了為維護正義、舍己為人的高貴品質，慷慨激昂，雄渾悲壯，大義凜然，感人肺腑。

這是歷史戲劇和民間傳說中的“趙氏孤兒”，但它可不是憑空捏造、向壁虛構的產(chǎn)物，而是有史實為依據(jù)的，其最主要的依據(jù)，就是有“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語）之稱的《史記·趙世家》作本錢。司馬遷《史記·趙世家》載，晉國趙氏家族于晉景公三年（前597年）慘遭滅族之禍，史稱“下宮之難”。趙氏的遺腹子趙武，在門客公孫杵臼和程嬰的保護下幸免于難，并依靠韓厥等人的幫助而復興了趙氏的基業(yè)。

《趙世家》的具體記載是這樣的：屠岸賈在晉景公時出任司寇一職，他追究當年晉靈公被趙穿所弒一案，并有意借題發(fā)揮以誅滅趙氏，“（趙）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表n厥勸說趙朔趕快逃走，趙朔沒有答應，“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痹谕腊顿Z的蠱惑煽動下，諸將進攻趙氏于下宮，殘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將趙氏滅族。史稱“下宮之難”。

趙朔的妻子（史稱趙莊姬）是晉景公的姐姐，當時已懷有趙朔的遺腹，變亂中，她倉皇奔逃到晉景公宮內躲藏。趙朔的門客公孫杵臼對趙朔友人程嬰說：“怎么不同趙氏一起赴死？”程嬰答：“趙莊姬有遺腹，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為主，助他復興趙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遲?！辈痪?，趙莊姬生下一男。屠岸賈知道后，便帶人到宮中尋找，但空手而歸。

過后，程嬰找公孫杵臼商議：“屠岸賈不會甘心，必定會再來查找，你說該怎么辦啊？”公孫杵臼問：“復立孤兒與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難？”程嬰答曰：“赴死容易，立孤難。”公孫杵臼便說：“趙氏先君對你不薄，還是由你來做艱難的事情，而由我來做容易的，讓我先行一步吧?！?/p>

于是二人便將別人的嬰兒帶在身邊，“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偷偷找到諸將說：“程嬰不肖，不能保全趙氏遺孤。誰能給我千金，我就告訴他孩子的藏身之處?！敝T將大喜，應允了程嬰的條件并攻打公孫杵臼。公孫杵臼假意罵道：“程嬰你真是個小人啊！當日不能隨趙氏死難，還和我一起商量保護趙氏孤兒，今天卻又出賣我?？v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賣這孩子??！”于是抱著孤兒仰天長嘆：“天啊天?。≮w氏孤兒何罪之有？求你們讓他活著，只殺我公孫杵臼一人吧?！敝T將不應，于是殺了公孫杵臼和那個孩子，“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程嬰從此背負著賣友求榮的罵名，與真的趙氏遺孤趙武隱匿于深山。

十五年后，晉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稱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韓厥趁機把當年下宮之難的實情告訴了晉景公，并告訴他趙氏孤兒并沒有死。晉景公便將趙武召入，藏于宮中。待諸將入宮問疾時，晉景公借助韓厥之力脅迫諸將面見并認可趙氏孤兒趙武，諸將與程嬰、趙武一起進攻屠岸賈，夷滅其族。

屠岸賈既已遭譴伏誅，程嬰遂告白于趙武跟前：“昔日下宮之難，大家都能追隨主人死難。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復立趙氏后人?，F(xiàn)在你已長大成人，恢復了原來的地位，我要到地下報與趙盾和公孫杵臼知道?！壁w武哭著叩首請求說：“趙武愿意勞苦筋骨來報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離開我去死呢！”程嬰曰：“不可以。公孫杵臼認為我能成就復興趙氏的大業(yè)，所以先我而死。現(xiàn)在我不報與他知，他會認為我沒有把事情辦成。”于是拔劍自刎而亡。而趙武則為程嬰“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p>

《趙世家》關于趙氏孤兒一事的記敘，顯然是一場由忠奸雙方演繹的悲喜劇。其具有極強的故事性，渾不似史家的手筆，倒更像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傳奇小說，讀來令人血脈賁張，蕩氣回腸。后世戲劇、民間故事里的“趙氏孤兒”內容，除了事件發(fā)生時間上由晉景公期間換成了更早的晉靈公時期，以及被殺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了程嬰自己的孩子之外，基本上就是對《史記·趙世家》所記述內容的文學再現(xiàn)而已。

但是，就在同一部《史記》中，《晉世家》有關“趙氏孤兒”的記載就大相徑庭，截然不同，它根本不是什么忠奸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晉國內部公室與強卿之間的一場權力博弈。沒有哪一方特別神圣高尚，能以所謂的道德情操相標榜。

相形之下，《史記·晉世家》有關“下宮之難”的記載非常簡潔：“晉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睂Υ?，同為強宗重卿的韓厥是很不贊成的，他對晉景公談起趙衰、趙盾的功績，稱如果他們這樣的人都沒有后人祭祀，誰還愿意為國家效力，“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于是晉景公復立趙武為趙氏后嗣，恢復了趙氏的爵位和封邑，“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后，復與之邑?！?/p>

這里，“趙氏孤兒”的故事情節(jié)就明顯不同于《趙世家》的記載了，一是趙氏孤兒根本沒有遭到追殺；二是既然趙武生命安全無虞，程嬰、公孫杵臼這些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的英雄人物就自然無需存在并出現(xiàn)了；三是“下宮之難”發(fā)生的時間《史記》一書中《趙世家》與《晉世家》自相矛盾，應該說《晉世家》的記載更為可信，且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左傳·成公八年》的記載相一致。即，是在晉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而非在晉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因為晉景公三年后，《左傳》、《史記·晉世家》尚有不少趙括等人參與軍政要務的記載，如，《左傳·成公三年》(前588年，晉景公十二年)載：“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之功也。”又如，《史記·晉世家》載：“(晉景公)十二年冬……晉始作六軍，韓厥、鞏朔、趙穿(按：當為“韓穿”之誤)、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比羰窃摻匐y發(fā)生于晉景公三年，那之后趙括等再出場，豈不是活見鬼了。四是晉景公所誅并非趙氏全族，而僅僅有針對性地選擇了趙氏中的趙同、趙括家族，其他趙氏中的趙旃等人不受任何牽連，繼續(xù)當著他的卿大夫。

《史記·晉世家》有關“下宮之難”與“趙氏孤兒”的記載是有其所本的，這個“本”，就是它的更早出處，乃是先秦原始史籍《左傳》與《國語》。換言之，即《晉世家》的敘述，與《左傳》《國語》的記載基本上相一致。

《左傳》是這樣記載“下宮之難”與“趙氏孤兒”的：趙朔之妻趙莊姬與趙朔的叔父趙嬰有奸情，“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左傳·成公四年》）。事情敗露后，趙嬰被趙同、趙括兄弟驅逐出晉國，并客死在齊國（見《左傳·成公五年》）。趙莊姬因此而懷恨在心，在晉景公面前進諂言加以誣陷，“趙同、趙括將要作亂”。與此同時，與趙氏家族早有矛盾的欒氏、郤氏家族趁機出面為趙莊姬作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趙同、趙括將為亂。欒、郤為征?！庇谑?，晉國誅殺了趙同、趙括，并滅其族“六月，晉討趙同、趙括”（俱見《左傳·成公八年》，也即晉景公十七年）。

變亂發(fā)生的當時，趙武跟著趙莊姬住在晉景公宮里（“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并無遭追殺的威脅。而《左傳》有關韓厥的諫諍記載，更是活靈活現(xiàn)，栩栩如生：“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勛，宣孟之忠，而無后，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shù)百年而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吨軙吩唬翰桓椅牿姽?。所以明德也！”于是乎，晉景公“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傳·成公八年》）。

歷史學最忌諱“孤證”，《趙世家》的敘述雖生動感人，但卻是孤證，而相形之下，《晉世家》的敘述，有更早的文獻，如《左傳》、《國語》等，能夠進行對勘與驗證，這無疑更符合歷史的邏輯與表述的要求，更值得采信。而《趙世家》卻難以贏得天下之眾的高度信任，之所以會如此，就在于《趙世家》更多是為了迎合某些人的意愿而解構歷史，使歷史的本相淹沒在歷史重構的重重迷霧之中。

但即便是《左傳》、《國語》、《史記·晉世家》等史籍有關“下宮之難”的相對比較平直記載，同樣也抹不去真實歷史被重新建構的諸多痕跡，同樣也伴隨著“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詭異魅影。

《左傳》等史籍記述“下宮之難”的基調，是展示一場晉國內部公室與強卿大宗之間以及各大強卿豪門之間的傾軋與沖突，斗爭的各方，都不是出于高尚的道德動機，而僅僅是為了排斥對手、消滅異己，攫取更大的權利。貌似比較公正，但其實則有所不然。細加體味，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段歷史的敘述者，還是多少流露出其好惡愛憎的傾向性態(tài)度的。

他們的基本立場，是站在趙氏這一方的，對趙同等人遭遇滅門之禍不無抱有濃濃的同情與憐憫之心：晉景公輕易相信趙莊姬的誣告之辭，這難道不是“昏庸糊涂”？將曾對晉國發(fā)展有大貢獻的趙氏置于死地，這難道不是忘恩負義，刻薄寡恩？讓與趙氏有隙的欒氏、郤氏作偽證，給趙氏落實“莫須有”的罪名，這難道不是借刀殺人，蛇蝎歹毒？所以，表面上雖從權力之爭的視角敘述這個歷史事件，但實際上，處處蘊涵著敘述者的思想立場、價值取向，巧妙地為趙氏鳴冤叫屈，不露聲色地對晉公室加以貶損抨擊。而之所以這么做，真實的動機，只能是從維護勝利者的立場出發(fā)而有意識地對歷史加以選擇性的重新建構。

在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所有記敘“下宮之難”的史籍中，《左傳》是“始作俑者”，換言之，它是《國語》、《史記·晉世家》敘事上的“母本”。所以，“下宮之難”事件的歷史重構之發(fā)生，窮本溯源，就必須從《左傳》說起。

據(jù)學者研究的結果，《左傳》一書在記敘春秋諸國歷史過程中，以載錄晉國的史事最為翔實，故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測，晉國的國史，是《左傳》史料的主要來源?，F(xiàn)在的問題是，構成《左傳》的晉國史料文獻是否充分的可靠，是否屬于不帶任何傾向性的客觀歷史。

要說清楚這一點，我們就必須以界定《左傳》的成書年代和考察晉國政治生態(tài)的嬗變?yōu)榛厩疤帷?/p>

關于《左傳》的成書年代，學術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崔述與楊伯峻的觀點，較為合理，值得參考。崔述《洙泗考信錄余錄》稱言：“戰(zhàn)國之文恣橫，而《左傳》文字平易簡直，頗近《論語》及《戴記》之《曲禮》、《檀弓》諸篇，絕不類戰(zhàn)國時文，何況于秦？襄、昭之際，文詞繁蕪，遠過文、宣以前，而定、哀間反略，率多有事無詞，哀公之末事亦不備。此必定、哀之時，紀載之書行于世者尚少故爾。然則作書之時，上距定、哀未遠?！边@里，崔述給《左傳》的成書年代大致劃定了一個范圍，“上距定、哀未遠”。

今人楊伯峻在其《春秋左傳注》的“前言”中，更進一步加以考證，得出結論：“足以推測《左傳》成書在公元前四○三年魏斯為侯之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三八六年）以前，離魯哀公末年約六十多年到八十年?！?/p>

如果崔、楊等人的考據(jù)結論可信，那么，說明《左傳》的成書是在“三家分晉”之后數(shù)十年，當時晉國已不復存在，它已作為一個曾有的符號永遠退出了歷史的舞臺，而《左傳》對晉國歷史的描述，具有很顯然的追敘性質，而追敘則意味著歷史的重新建構有了運作的空間，意味著寫史者能根據(jù)現(xiàn)實的需要，可以作有選擇性的取舍。從這個意義上說，《左傳》成書于戰(zhàn)國初期，那么其追述春秋歷史，是一定會打上特定的戰(zhàn)國初期的烙印的，同時也一定會反映出春秋歷史演變的政治奧秘。

其次，我們在考察“下宮之難”史實時，更必須注意到晉國政治生態(tài)的嬗變及其影響，必須看到趙氏宗族是晉國政治變遷中的勝利者、受益者這一點。因為這對于“下宮之難”這段歷史的重新建構，乃是其重要的動因，一個不可忽略的要素。

晉國自公元前669年晉獻公攻滅聚邑，盡殺群公子之后，公室衰微，其國內政治，逐漸形成了國君與異姓貴族聯(lián)合執(zhí)政的基本政治格局。在這種局面下，國君與異姓貴族之間的關系非常微妙，國君主要是通過駕馭與平衡異姓貴族勢力，來操縱政局，主導統(tǒng)治；而異姓貴族對國君則是既依附，又對抗，同時，各個異姓宗族之間也是或結盟，或傾軋。這樣復雜的政治生態(tài)，決定了晉國君卿關系、卿大夫之間關系，不時出現(xiàn)激烈對抗、交鋒的場面，勢力此消彼長，動蕩此起彼落。

總的來說，晉國政治演變的基本趨勢是，君權日趨衰微，而強卿大宗的勢力則是日益膨脹，漸漸控制了晉國的軍政權力。當然，這個過程是曲折起伏的，作為國君，自然不甘心大權旁落，殊死反撲；作為大族，則既要向公室奪權，又要與其他大族死磕。風云變幻、潮起潮落，刀光劍影，你死我活，圍繞著公室與卿大夫之間、卿大夫相互之間的一系列矛盾，晉國曾發(fā)生了多起君臣弒殺、眾卿爭斗的鬧劇。如晉靈公被趙穿弒殺；晉厲公滅郤氏家族；欒氏、中行氏弒殺晉厲公等事件。而晉景公與欒、郤氏聯(lián)手發(fā)動“下宮之難”，翦滅趙氏，只不過是類似事件的又一場上演而已。而對晉景公來說，“下宮之難”亦無非是他充分利用卿大夫之間的矛盾，希望通過它來削弱各方勢力，以達到鞏固公室的目的罷了。

趙氏是晉國諸多強卿宗族中的一個十分顯赫一族，更是趙國政治權力格局里的重要一極。從《左傳》等史籍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趙氏一族對晉國政治的參與及其影響，自晉文公時代起，一直非常深入與密切，且與先氏、狐氏、中行氏、郤氏、欒氏等大族旋起旋滅所不同，趙氏在晉國的政壇上長期站立不倒、綿延不絕，可謂是與晉國的歷史相始終：晉文公時代有趙衰的身影，晉襄公、晉靈公時代有趙盾的擅權，晉景公時代有趙括、趙旃等人的張揚，晉厲公、晉平公時代有趙武的登場，晉定公時代有趙鞅的亮相，晉出公時代有趙無恤的表演，他們在晉國政壇上呼風喚雨，縱橫捭闔。中間雖然也曾發(fā)生過“下宮之難”的波折，導致趙括、趙同等人被滅族，使趙氏的政治上升勢頭一度暫時受到挫折，但不到一年，就卷土重來，死灰復燃，恢復了元氣。直到晉國末年，攻滅智氏，變“四卿共治”為趙、韓、魏“三卿主政”，乃至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晉”，其中起主導作用，實際操盤的，都是趙氏一族。

趙氏尤為厲害的，是其頭面人物大多老謀深算，高明睿智，既富有戰(zhàn)略智慧，能洞察時局發(fā)展之大勢，又精明強干，具有非常杰出的行政辦事能力。趙衰的多謀善斷、趙盾的睿哲干練固不必待多言，趙文子趙武、趙簡子趙鞅、趙襄子趙無恤等人，又哪一個不是頂尖的厲害角色！他們或首創(chuàng)“軍功爵制”，在制度建設上做出重大的建樹，或順應時代的潮流，主動改革田賦征發(fā)制度，在政治角逐中盡占先機之利。終于在晉國政治演變的舞臺上成為首屈一指的主角，笑到最后，成為名副其實的勝利者。在當時許多人的眼里，趙氏一族乃是替代晉國，主宰天下的不二之選。如漢簡銀雀山《孫子兵法》佚文《吳問》中，孫子為吳王闔閭預測晉國政治的走向，就明確指出：“趙氏宗族的情況，則與范、中行、智、韓、魏等五家大不一樣。六卿之中，趙氏的畝制最大，以一百二十步為畹，二百四十步為畝。不僅如此，其征收租賦向來不過分。畝大，稅輕，公家取民有度，官兵數(shù)量寡少，在上者不致過分驕奢，在下者尚可溫飽生存?？琳拭瘢瑢捳帽?，趙氏必然興旺發(fā)達，晉國的政權最終要落入趙氏之手?！睂O子的看法，應該說，是代表了當時不少人的普遍共識。

《左傳》既然是戰(zhàn)國初期才正式成書，而趙氏宗族又是晉國政治權力博弈中的最后勝利者，那么，有關趙氏宗族與晉國公室之關系的追敘中，就不能不滲入政治立場選擇的因素，站在維護勝利者利益與形象的角度，《左傳》的撰著者很自然地會在情感上向趙氏這一側傾斜，有意無意地改造甚至曲解真實的歷史，將趙氏塑造成為晉國政治舞臺上的正面形象，把凡是與趙氏有矛盾、有沖突的晉國國君扭曲成負面的人物。

于是，本身在為君之道踐行問題上有缺陷者，如晉靈公，就變得更為不堪，以此，來給趙穿的弒君丑行做解脫，并將其事件的“影武者”趙盾輕輕放過；而在“下宮之難”一事中，也將品行上沒有多大瑕疵的晉景公暗示為偏聽偏信的君主，給后人精心營造了趙氏遭遇打壓清洗的錯誤印象，并把一年后趙氏之案即迅速得到平反昭雪，晉悼公時期趙氏一族的新生力量代表趙武任職主事視為理有固宜，勢所必然，加以肯定和推崇：“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左傳·襄公二年》)。通過這樣的“春秋筆法”，為勝利者趙氏抬轎子，來曲折而隱晦地證明趙氏等三家分晉，奪取晉國政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顯而易見，歷史由勝利者書寫，歷史的本相總是由依附于勝利者的史官所曲加改造，歷史總是按照勝利者的意志被重新建構，乃是普遍的文化現(xiàn)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左傳》將“下宮之難”這一事件以現(xiàn)在這種面貌呈示在后人的面前，乃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其實，如果站在晉國公室的立場，晉景公發(fā)動“下宮之難”，也是有它的合理性與必要性的。換言之，晉景公翦滅趙氏勢力，加強君權，是他當時作為君主者的自然選擇。這為晉景公從事爭霸戰(zhàn)爭創(chuàng)造了必要的內部穩(wěn)定條件。前已說到，趙氏集團自晉文公時期以來，一直是左右晉國政局的一股重要勢力。其雖然在晉國爭霸事業(yè)的推進過程中發(fā)揮過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時也釀成過“趙穿弒君”一類的內亂，給晉國爭霸帶來過不利的影響。從史書記載看，晉景公打壓趙氏是由來已久的，在“下宮之難”爆發(fā)前的公元前687年，中軍帥郤克去世，晉景公果斷地提拔欒書任中軍主將執(zhí)掌國政，其主要目的就在于限制、削弱和打擊趙、郤兩族的勢力。而在當時諸卿中，欒書生活儉約、處事謹慎，是值得信任的一位人物，但是，趙氏一族中的趙同、趙括等人仍不知收斂，晉景公忍無可忍，終于以趙莊姬的告狀為契機，當機立斷，發(fā)動“下宮之難”。經(jīng)過這一事件，趙氏勢力中衰，晉國大權轉入欒氏之手，而欒氏執(zhí)政能比較謹慎從事，所以，晉景公的君權因趙氏之衰而有所加強。這恐怕更符合當時的歷史本相。

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如果當年趙氏像欒氏、中行氏、智氏等其他強卿大族在血雨腥風的晉國政冶斗爭中遭受滅頂之災，那么，歷史上“下宮之難”起因的敘述和性質的判定，一定會和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有所不同，不僅如此，更早的“晉靈公”被弒事件的解讀也會截然有別，作為事發(fā)之時趙氏一族的領袖人物趙盾，他本人肯定免不了戴上“亂臣賊子”的帽子。因為，這同樣是“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這一規(guī)律作用下的邏輯歸宿。

如果說，“下宮之難”畢竟實有其事，《左傳》、《國語》、《史記·晉世家》的記載尚能較客觀地描述事件，而只是在情感傾斜上、立場選擇上從有利于趙氏的方向作考慮，以至在事件的性質判定上出現(xiàn)偏差的話，那么，《史記·趙世家》有關“下宮之難”的敘述，則突破了歷史學客觀敘事的基本底線，它將一場權力爭斗的事件，演化為一個忠奸對立、正邪較量的故事，這樣，歷史的本相就被完全掩蓋了，歷史的正義也蕩然無存了。歷史，變成了文學；真相，敷衍為杜撰；感性，取代了理性。

而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戲劇與傳說“趙氏孤兒”，則走得更遠，編排得更為離譜，連事件發(fā)生的時代都由晉景公時期錯置到晉靈公時期了，被殺的趙氏人物，也由趙同、趙括等人換成了實際上“壽終正寢”的趙盾，整個故事的性質也完全成為了道德教化的范例。然而，它的能量卻千百倍大于一般的史書，民眾耳濡目染、感化挹注，將這個杜撰捏造出來的故事視為春秋時期的一段信史來看待，至此，晉國國君的荒淫無道，趙氏貴族的正派可敬，忠臣義士的正氣凜然，邪不壓正的萬古不易，就鐵板釘釘，不可動搖了。

因此，如果說《左傳》、《國語》、《史記·晉世家》有關“下宮之難”的敘述，是反映了歷史的“近似真實”與“邏輯真實”，還是有根有據(jù)的追敘，那么，《史記·趙世家》關于“下宮之難”的敘述，則已異化成為了歷史的“想象真實”、“藝術真實”，與歷史的本相幾無對應的關系。至于從《趙世家》“下宮之難”中演衍而來的民間傳說、戲劇故事“趙氏孤兒”，那就純粹是個“傳說”而已，是杜撰、胡編的“歷史”之借殼上市，與真實的歷史毫不相涉。

但是，這個歷史的重新建構軌跡，卻也頗具有典范性的警示意義，它非常有力地證明了，歷史的本相是撲朔迷離、幽暗未彰的，歷史敘述中的真實性之反映，古往今來都受政治與權力因素的影響與制約，也受主流意識形態(tài)、倫理道德觀念、社會普遍價值取向的引領乃至誘導，我們所能看到的歷史事實，很有可能并非事實，而僅僅是一個“神話”，即一個由“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總格局下所創(chuàng)造的“神話”而已。

司馬遷是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歷史學家，同樣一個“下宮之難”的歷史事件，他在同一部《史記》中，怎么會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敘述？

我個人以為，這種矛盾的敘述，這種常識性的漏洞與錯訛，司馬遷當然不可能沒有意識到，否則就不成其為司馬遷了。在我看來，他這么做，乃是有意而為之，即：在《晉世家》中，他客觀地延續(xù)《左傳》的說法，以保存所謂的歷史之“真”，在《趙世家》中，他又有意識地接受“成王敗寇”背景之下趙氏崛起乃“天命所歸”的社會認同，將“下宮之難”轉型為一個充滿道德正義性的“神話”，以弘揚所謂的歷史之“善”。而他這么操作的客觀效果，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給后世人們以一種強烈的“暗示”：歷史的的確確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而由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則往往是殘缺的，乃至于歪曲的，善良的人們，可要有所警惕，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始終擁有清醒的頭腦，不輕信，不盲從，從而從類似“趙氏孤兒”一類的“神話”迷惑中求得解放，實現(xiàn)超越。

從這個意義上講，孟子所主張的“盡信書，不如無書”，永遠是一面認識歷史、理解現(xiàn)實的鏡子！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