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劉 統(tǒng) （《讀書》2016年9期新刊）
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談到長征，我們就想起毛澤東在長征結束后那段氣壯山河的話：“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兩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
同樣是毛澤東，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面對一千多名曾經跟隨他長征的解放軍高級將領，他講起了黨的歷史，特別談到了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的危害:“政治上既犯錯誤，軍事上勢必犯錯誤。沒有好久，洋教條來了。他們是主張打大城市的，還有什么御敵于國門之外，不要把壇壇罐罐打爛，兩個拳頭打人，以后又變成什么‘短促突擊’。搞短促突擊的總司令是誰？此人姓李名德，是個德國人，跑到我們這里當太上皇，什么人也得聽他的命令。結果就把根據地送掉，來了個很好的工作，叫作走路搬家。不走則已，一走兩萬五千里。所以說，我們軍隊不僅政治方面，軍事路線也犯過錯誤的。你們說沒有？那么你們就舉出理由來說服我，那些根據地怎么丟掉的？是因為悶得很，想散步，逛馬路，一散就散到陜北？還是因為犯了一點錯誤，我們的對手蔣介石請我們走？據我看，實在是他請我們走。我們是不想走，他就說你走吧，他下了命令，沒有辦法只得走的。路上千山萬水，軍隊又不和了，主要責任是張國燾，中央做過結論的。”
幽默的語言中帶著悲愴，這才是毛澤東的心里話。對每個經歷過長征的人來說，這不是一次輕松的旅行，而是歷盡艱辛的求生之路。
從江西出發(fā)的時候，沒人想到要走兩萬五千里。 一九三三年五月，蔣介石坐鎮(zhèn)南昌“行營”，指揮對中央蘇區(qū)的第五次“圍剿”。鑒于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謀士楊永泰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主張。一方面用軍事進攻消滅紅軍；一方面運用種種方法摧毀中共的組織以及在民眾中的影響。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國民黨當局對蘇區(qū)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嚴禁糧食、食鹽、工業(yè)品進入蘇區(qū)，斷絕其與外界的聯(lián)系。
蔣介石部署各路國民黨軍圍困蘇區(qū)，步步為營，使紅軍慣用的運動戰(zhàn)和游擊戰(zhàn)法很難奏效。而以博古、李德、周恩來為最高領導的中央蘇區(qū)“三人團”又采取了“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方針，要求紅軍在蘇區(qū)之外戰(zhàn)勝敵人，并爭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第五次反“圍剿”戰(zhàn)爭一開始，紅軍就處于被動局面。
什么叫“左”傾機會主義？就是不顧敵強我弱的局面，硬要和優(yōu)勢的國民黨軍隊打正規(guī)戰(zhàn)、陣地戰(zhàn)。十萬裝備低劣的紅軍面對五十萬裝備精良的國民黨中央軍，能打得贏嗎？毛澤東將其比喻為“叫花子和龍王比寶”。不但如此，博古還拒絕聯(lián)合其他反蔣力量。當時福建十九路軍起義反蔣，但博古認為他們是“第三黨”，聽任蔣介石平定“福建事變”后，于一九三四年二月重新開始對中央蘇區(qū)的進攻。 面對嚴峻局勢，李德部署紅軍在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構筑碉堡，處處設防，以陣地防御結合“短促突擊”抵御國民黨軍的進攻。事實證明，在這種錯誤戰(zhàn)略指導下，雖然紅軍打得非常頑強，但并沒有阻止國民黨軍的進攻，反而使自己遭受重大損失。
四月上旬，國民黨北路軍集中十一個師進攻廣昌。李德從建寧抽調第一、三、五、九軍團共九個師的兵力，組織廣昌保衛(wèi)戰(zhàn)，提出“為著保衛(wèi)中國革命而戰(zhàn)”“勝利或者死亡”等口號。
廣昌戰(zhàn)役空前激烈。國民黨軍出動幾十架飛機、數十門大炮向紅軍陣地狂轟濫炸。激戰(zhàn)第一天紅軍就傷亡一千多人。李德反而指責彭德懷沒有組織反攻，忍無可忍的彭德懷當即反駁:“你這是崽賣爺田不心疼！”廣昌保衛(wèi)戰(zhàn)歷時十八天，紅軍傷亡五千五百余人。這是一次典型的陣地戰(zhàn)、消耗戰(zhàn)。
周恩來憂心如焚，五月五日他在《紅星報》發(fā)表署名社論《廣昌雖然陷落了，我們無論如何要粉碎敵人》。毛澤東雖然處于被排斥的地位，也在《紅色中華》報上題詞：“敵人已經向我們的基本蘇區(qū)大舉進攻了。我們無論如何要戰(zhàn)勝這個敵人。我們要用一切堅定性、頑強性、持久性去戰(zhàn)勝這個敵人。我們這樣做，就一定能夠最后戰(zhàn)勝這個敵人。最后的勝利是我們的，英勇奮斗的紅軍萬歲！”
林彪在作戰(zhàn)中感到：國民黨軍的戰(zhàn)術比以前靈活多了，紅軍的短促突擊不能奏效，反而落入敵軍的陷阱之中。一九三四年四月三日，他給軍委寫了一封長信，總結經驗教訓，并對軍委指揮的錯誤提出了激烈的批評。林彪這個年輕的軍團長，敢于用如此激烈的語言批評中央，可見李德的指揮使紅軍將領們已經忍無可忍。
有人問：李德指揮不行，那讓毛澤東來指揮行不行呢？事實證明，戰(zhàn)爭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而是國共雙方整體實力的較量。僅有二十幾個縣的中央蘇區(qū)，已經進行了四次反“圍剿”作戰(zhàn)，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再進行規(guī)?？涨暗牡谖宕畏础皣恕弊鲬?zhàn)，勝算是基本沒有了。當時的蘇區(qū)在兵員征集、財政儲備、槍支彈藥等方面都無法支持戰(zhàn)爭繼續(xù)下去。這種局面有國民黨封鎖的原因，同樣有“左”傾路線的原因。我們只舉一些例子說明。
先說錢。由于連續(xù)作戰(zhàn)，蘇維埃政府的日常開支加上戰(zhàn)爭費用，早已入不敷出。中央連續(xù)發(fā)行公債來彌補財政經費空缺。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和一九三三年七月，蘇維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發(fā)行公債共四百八十萬元。一九三四年向群眾借谷近百萬擔，總值近五百萬元。而此時中央蘇區(qū)人口已下降到兩百萬人左右，這么巨額的借貸，基本是無力償還的。
蘇區(qū)人力資源也到了無兵可征的地步。戰(zhàn)時紅軍隊伍急需擴大，簡稱“擴紅”。名義上是動員，但村里只要能當兵的人，非去不可，至于有沒有勞動力種田，就顧不上了。嚴厲的擴紅導致蘇區(qū)男人大量逃亡。
廣昌保衛(wèi)戰(zhàn)的失敗，預示著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敗局已定。為了緩解壓力，“三人團”決定派出兩支部隊，一路是方志敏的紅七軍團向北，一路是已經在湘贛邊界的紅六軍團向西。周恩來說，這兩支部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他們都是孤軍奮戰(zhàn)，打得好就獨立生存，打不好就全軍覆沒。
八月初國民黨軍向廣昌以南的高虎腦、驛前一線發(fā)起進攻。彭德懷指揮紅三軍團打了二十多天的陣地防御戰(zhàn)。紅軍在武器裝備低劣的條件下，憑著山地防御工事，與有飛機、重炮的國民黨軍精銳部隊頑強作戰(zhàn)。結果紅三軍團傷亡慘重，瑞金北部的屏障被打開，基本無險可守?！叭藞F”也認識到：中央蘇區(qū)守不住了。
九月二十九日，張聞天在《紅色中華》上發(fā)表社論《一切為了保衛(wèi)蘇維?！?，首次暗示紅軍將要進行戰(zhàn)略轉移。但是何時開始實施，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中央紅軍在十月份突然開拔，進行全面轉移呢？是一份絕密情報，促使臨時中央匆忙做出戰(zhàn)略轉移的決策。
九月下旬，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制訂徹底消滅中央蘇區(qū)的“鐵桶計劃”。這個計劃被國民黨贛北保安司令莫雄轉交給中共情報人員項與年。項裝扮成老叫花子，混過了敵人層層哨卡，于十月七日到達瑞金。當周恩來、李克農接過絕密情報時，感動之情無以言表。
短短幾天內，“三人團”就發(fā)布戰(zhàn)略轉移的行動命令。對于撤出中央蘇區(qū)，實行戰(zhàn)略轉移這個關系到黨和紅軍命運和革命前途的重大問題，“三人團”不僅沒有在紅軍和蘇區(qū)干部中進行解釋和動員工作，甚至沒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十月十日，紅軍五個軍團和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部隊編成的兩個縱隊從瑞金出發(fā)，開始了向湘西的戰(zhàn)略轉移。這一切快得讓人難以理解。傳統(tǒng)的說法是：博古、李德等倉促決定放棄中央蘇區(qū)，開始大搬家、大逃跑。
有的人走，有人被留下。項英、陳毅、瞿秋白等人被留下堅持斗爭。陳毅當時負了重傷，行走都不便。當中央負責人向他宣布決定時，陳毅非常氣憤。毛澤東也有被留下的可能。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博古在政治局會議上檢討：“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當時‘三人團’處理一切，軍事計劃是恩來負責，干部的處理我負全責。某些高級干部的留下，一是宗派，二是未估計到游擊戰(zhàn)爭環(huán)境，當時還是要組織一個大的中央局。”毛澤東插話：“留項英、陳毅、賀昌是宗派的。所以帶我走是名聲太大，不敢不帶走。我要求隨總部一道走?！敝斓虏逶挘骸芭R走時才通知我，使我傷心。”
長征開始是走一步看一步。最初的想法是到湘西去和賀龍、蕭克會合。
行軍像大搬家，壇壇罐罐都帶上，隊伍慢吞吞地向西移動。這么笨重的隊伍，一天才走二十里，怎么能突破四道封鎖線，進入廣西境內呢？這是因為廣東軍閥陳濟棠與中共達成默契，故意放紅軍西行。
陳濟棠曾經三次參與反蔣的軍事行動，與蔣矛盾很深。所以，陳濟棠不想和紅軍作戰(zhàn)，還私下與蘇區(qū)做生意。一九三四年九月，陳濟棠主動和中共中央聯(lián)系，試圖達成秘密停戰(zhàn)協(xié)定。周恩來派何長工、潘漢年為代表，去粵軍駐地尋烏縣羅塘鎮(zhèn)談判。三天談判，雙方達成協(xié)議：一、就地停戰(zhàn)；二、互通情報；三、解除封鎖；四、互相通商；五、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
談判恰好在紅軍準備長征之前，可謂天賜良機。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紅軍在江西安遠、信豐開始突破第一道封鎖線。當中央紅軍突破第二、三道封鎖線時，陳濟棠讓道的命令已傳達到粵軍前線。中央紅軍得以在傷亡極小的情況下，迅速安全地沖破四道封鎖線，創(chuàng)造了一個奇跡。 林伯渠同志：夜行軍中的老英雄（黃鎮(zhèn) 畫）
從江西突圍的時候，紅軍的行動做到了隱蔽和突然，把國民黨的中央軍一下甩掉了。如果輕裝前進，就可以迅速脫離險境。但是不久，隊伍笨重、行動緩慢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蔣介石趕緊部署圍追堵截。廣西白崇禧的桂軍在南線，湖南劉建緒的湘軍在北線，企圖兩面夾擊，將紅軍消滅在廣西界首、全州一帶的湘江東岸。紅軍組織了甬道式的防御：紅三軍團在南線阻擊桂軍，紅一軍團在北線阻擊湘軍。戰(zhàn)斗從十一月二十七日打響，雙方在新圩、界首、腳山鋪等地展開激烈廝殺。 過湘江（黃鎮(zhèn) 畫） 湘江之戰(zhàn)紅軍損失慘重的主要原因，是軍委縱隊行動過于緩慢。十一月三十日上午，軍委縱隊才到達湘江渡口。成群的馱著重物的馬匹和上萬挑夫組成的隊伍，緩慢地走上浮橋。炮彈在江水中爆炸，浮橋開始搖晃，受驚的馬匹驚叫，馬夫和戰(zhàn)士們抽打著，慌亂的馬匹和大行李把浮橋堵塞了，人們大聲催促著前面的人趕快讓路，動蕩的浮橋使搬運行李的戰(zhàn)士和民夫連站都站不穩(wěn)。后面又走上來紅軍劇團！小紅軍抬著的大箱子摔裂開，花花綠綠的服裝和道具撒了出來，小紅軍一邊收拾一邊哭。突然，一顆炸彈在距離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橋上的人馬全被掀翻到江里。江面上漂浮著文件、傳單、蘇區(qū)的紙幣和書籍。
湘江之戰(zhàn)持續(xù)五天，是長征中紅軍遭受損失最嚴重的一戰(zhàn)。但是統(tǒng)計一下，掩護部隊的傷亡也只有幾千人，遠遠達不到記載的四萬多人。事實上，湘軍和桂軍都以保護自己地盤為目的，既沒想全殲紅軍，也沒打算把自己的部隊拼光，所以紅軍才能堅守四天陣地。但是到了湘江，上有飛機轟炸，旁有敵軍夾攻，紅軍隊伍大亂，倉皇之下，逃散的人數必然很多。所以過江之后清點人數，只剩下三萬多人了。
下一步向何處去？博古、李德還想繼續(xù)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師。蔣介石也是如此估計，部署中央軍和湘、桂軍于湘西，前堵后追，再布下一個口袋等紅軍進來。 這時，毛澤東向“三人團”建議，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轉道進入貴州，跳出國民黨軍包圍圈。十二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通道開會。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能在中央政治局陳述自己的意見，也是自寧都會議以來第一次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數成員的贊成。周恩來也認為與賀龍、蕭克的會師難以實現。“通道轉兵”沒有使紅軍再次陷入重圍，達到了挽救紅軍的第一步目標。
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毛澤東建議繼續(xù)西進，在敵軍力量空虛的黔西北地區(qū)或川黔邊地區(qū)創(chuàng)建新蘇區(qū)。會議爭論得很厲害，毛澤東的意見逐漸占了上風，張聞天、王稼祥支持毛澤東，周恩來與李德的矛盾也公開化了。會議決定紅軍向遵義進軍，避免了紅軍全軍覆沒的危險。
在黎平，軍委機關也做了重要調整，劉伯承出任軍委縱隊司令員兼紅軍總參謀長，實際上奪了李德的指揮權。李德非常憤怒，與周恩來大吵。一向委曲求全的周也拍著桌子與李德爭論，“三人團”出現了分裂。
在此期間，三個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一邊行軍，一邊密謀。他們沒有指揮權，眼看紅軍一天天陷入絕境，憂心如焚。他們認為不能讓博古、李德繼續(xù)指揮下去了。但是如何變更領導，事關重大。
在這個關鍵時刻，毛澤東在考慮什么關鍵問題呢？他在計算如何獲得多數票。
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毛澤東被執(zhí)行“國際路線”的蘇區(qū)中央局成員集體趕下了臺。鑒于這個痛苦的教訓，毛深深懂得一個道理：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路線和目標，必須團結大多數干部，特別是在政治局里得到多數人的擁護。當時在政治局里，毛沒有把握獲得多數票。拿不到多數票，就無法改變領導層，更難確保他重回最高決策層。所以毛澤東考慮最多的問題，就是如何獲得多數票。
毛澤東六十年代回憶：“在長征路上，暴露出他們那一套不行了。每次政治局開會，我只有一票。后來我就做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許多意見。通過王稼祥，又做了洛甫（張聞天）的工作。洛甫也轉過來了。可是以后再做別人的工作，就再也做不動了。每次政治局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老是這樣，三對四，解決不了同題。后來軍事形勢更糟了，他們那一套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們不要老是開這樣的會了，不行了。可以擴大一下，擴大到軍團一級。開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決定吧！他們也同意了，這個會就是遵義會議。” 遵義大捷（黃鎮(zhèn) 畫）
毛澤東瞞著“三人團”做了各軍團干部的工作，然后向博古、周恩來提出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讓各軍團首長來共同研究下一步的行動。博古、周恩來不知情，就答應了。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城里的柏輝章公館樓上召開。博古首先做政治報告。周恩來接著做軍事報告，他主動承擔了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部分責任，同時對李德、博古提出了批評。
他們做完報告后，張聞天站起來說：“博古同志所做的政治報告和恩來同志所做的軍事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痹诖朕o嚴厲的定性之后，張聞天開始從第五次反“圍剿”說起，歷數“三人團”在作戰(zhàn)指導、戰(zhàn)略戰(zhàn)術等方面的錯誤。主要內容都在后來張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里。隨后，毛澤東也做了長篇發(fā)言。他的講話內容，后來包含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一文中。張聞天在起草決議的過程中，也參考了毛澤東的部分觀點。
王稼祥第三個發(fā)言，他支持張、毛的觀點，對李德、博古提出尖銳的批評，并第一個提議請毛澤東出來重新指揮紅軍。所以毛澤東后來稱贊王投下了“關鍵的一票”。
會議過程中，毛澤東采取了分化瓦解、區(qū)別對待的策略：對李德嚴厲批評，對博古留有余地，并且對事不對人。周恩來非常不安。憑著他在黨內斗爭的經歷，感受到這次會議毛澤東等人的表現絕非簡單的批評，這就促使他思考站隊的問題。
在第二天會議上，周恩來做了沉痛的檢討。表示作為紅軍總政委，他對紅軍的失敗和現狀也要承擔責任。周恩來這關鍵的一票，也是舉足輕重的。毛澤東會后說：“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應該指出，博古還是有氣量的。他坦然接受了批評，并為自己的交權做了準備。 遵義會議重組的中央新“三人團”，第一是張聞天，第二是周恩來，第三才是毛澤東。決議說“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即毛澤東是周恩來的助手。長期以來，為了突出遵義會議，都說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事實上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是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了決策層。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的確立是一個過程，遵義會議只是一個起點。
蔣介石獲悉紅軍占領遵義后，隨即調整部署，拉開了四面包圍的大網。命令薛岳、周渾元、吳奇?zhèn)ト齻€中央軍縱隊為主，圍追堵截中央紅軍；劉湘的川軍、龍云的滇軍、王家烈的黔軍等地方軍閥部隊策應協(xié)同，企圖將紅軍消滅在川南、黔北地區(qū)。面對敵軍的包圍，紅軍只有兩個選擇：要么與敵人拼個你死我活；要么邁開大步跑路，擺脫圍剿，另尋一條生路。
毛澤東是游擊戰(zhàn)的大師，在敵強我弱的時候，他絕不會去與國民黨軍硬拼，而寧愿選擇運動戰(zhàn)的辦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雖然中央紅軍已經疲勞不堪，但為了生存，還是要走路。
離開遵義后，毛澤東開始了他指揮紅軍的第一個大動作—四渡赤水。一條赤水河是四川和貴州兩省的分界，紅軍在川軍與黔軍的包圍中穿梭往返。你擺好陣勢等我，我偏不來；你想跟我打仗，我虛晃一槍就走。在兩個月中，紅軍幾乎天天走路。今天的歷史學家費了很大精力，才將“四渡赤水”的行軍路線在地圖上還原出來。那如同一團亂麻似的線路，記錄了毛澤東與國民黨中央軍和川、黔軍閥周旋的過程。我們不禁要問：紅軍為什么要這樣走？毛澤東怎么知道哪有敵人哪沒敵人？
是軍委二局的譯電科起到了關鍵作用。當年科長曹祥仁、副科長鄒必兆帶著一部電臺，隨時監(jiān)聽國民黨各路軍隊的電報。當時的密碼不復雜，被紅軍破譯了，中央領導才知道敵軍的分布和動態(tài)，才能決定隊伍向哪里走。
遵義會議的決議之一是在赤水河以北的川南地區(qū)建立根據地，讓疲憊的紅軍得到休養(yǎng)生息。一月十九日，中央紅軍向赤水北岸的土城推進。劉湘為阻止紅軍入川，出動八個旅前來應戰(zhàn)。紅軍以為這些“雙槍兵”沒什么戰(zhàn)斗力。沒想到川軍為了保衛(wèi)家鄉(xiāng)，居然戰(zhàn)斗力超強。一月二十八日的青杠坡戰(zhàn)斗極為慘烈，紅軍部隊被困在山谷之中，四周槍炮不斷，人心不免慌亂。周恩來命令二局局長曾希圣和曹祥仁馬上架線偵收、破譯密電。他們在敵軍往來的電文中發(fā)現：周圍布滿了敵軍，僅有一個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攏。軍委決策：立即從包圍圈的空當中撤出，渡過赤水，脫離絕地。土城戰(zhàn)斗是紅軍的生死之戰(zhàn)，軍委二局的情報工作起了關鍵作用。
此后，毛主席親自主管軍委二局譯電科，對外封鎖破譯敵軍密碼的消息。就連軍團首長都不知情，所以林彪埋怨毛澤東盡走“弓背路”（指多余的冤枉路）。毛澤東不能走漏消息，如果敵人察覺，換了密碼，紅軍就真的沒出路了。
毛澤東指揮四渡赤水，與國民黨中央軍和各路軍閥捉迷藏，除了有情報，還有幾個條件：黔西北是山區(qū)，“蒼山如海”是真實寫照。崇山峻嶺間沒有公路，只有崎嶇小道?？ㄜ嚨痊F代交通工具用不上，全靠兩條腿翻山越嶺。國民黨軍爬上山頂，看見紅軍在河谷休息，但是下山的路要走一天，眼看著就是夠不著。地方軍閥只要把紅軍趕出自己的地界，就不再追擊。各自保存實力的算盤，使川軍、黔軍、滇軍不可能同心協(xié)力與紅軍打死仗。紅軍就是利用矛盾，在各路軍閥的夾縫中求生存。
蔣介石也有自己的算盤：統(tǒng)一全國是頭等大事。大西南地區(qū)一直是軍閥割據，國民政府鞭長莫及。追剿紅軍給蔣介石創(chuàng)造了一個進軍西南的正當理由。他指揮中央軍進入云貴川，先安撫各路軍閥。聽招安的劉湘被委以重任，不聽招呼的王家烈被奪去軍權，若即若離的龍云先穩(wěn)住，以后等機會再收拾。蔣介石視察大西南地區(qū)，在日記中寫道：“要以剿共為掩護，建立西南根據地?！彼?，國民黨中央軍不急于追上紅軍，也在情理之中。
毛澤東就這樣帶領中央紅軍沖出重重包圍，渡過金沙江，進入了云南、川西。這時，走了一萬里地的中央紅軍已經成了疲憊之師。連續(xù)行軍得不到休息，干部戰(zhàn)士個個骨瘦如柴，衣衫襤褸。毛澤東憂心如焚，就在此時，從雪山那邊傳來了消息：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從川北根據地出發(fā)，渡過了嘉陵江，在川西北的茂汶、理縣地區(qū)建立了根據地，等著中央來會師。中央紅軍上下頓時精神振奮，行軍路線從彎彎曲曲一下變成了直線。紅軍以頑強的意志和前所未有的戰(zhàn)斗精神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創(chuàng)造了長征中的奇跡。
當年看電影《萬水千山》，曾被那些冒著槍林彈雨，在鐵索上奮勇攀爬的紅軍形象感動過。后來到瀘定橋現場，感覺有些不可思議。百米長的鐵索，爬到對岸至少十分鐘，對岸敵軍端著槍慢慢瞄準，也能把你打到河里去。通過走訪當地人，才搞清楚當年的真相。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晨，先頭部隊紅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由團長王開湘、政治委員楊成武率領從安順場出發(fā)，作戰(zhàn)行軍八十多里，于晚間接中央軍委電令：務必在五月二十九日敵增援部隊到達前奪下瀘定橋。接到電令的時候，紅四團距離瀘定還有兩百四十華里路程。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按照正常的行軍速度，一天一夜要趕兩百四十華里有如天方夜譚。何況沿途山道又窄又滑，正下著大雨，怎么才能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
紅軍又一次創(chuàng)造了奇跡?！安煌瓿删褪撬缆芬粭l！”在團首長“走完二百四，趕到瀘定橋”的鼓動下，從二十八日凌晨開始，全團人不顧一切地跑步前進。天不知不覺黑了，大雨澆滅了火把。餓了吃一把生米。途中有人體力不支倒下了，掉隊的也不少。河對岸向瀘定橋增援的川軍隊伍舉著火把一度與紅軍并駕齊驅。后來敵人累得宿營了，紅軍還在拼命往前趕！五月二十九日晨，紅四團終于奔到了瀘定橋，占領了橋西。
這時候，對岸守橋的川軍還沒來得及把橋板子拆完，嚇得縮在橋頭堡里。紅軍也累壞了，經過休息、準備橋板、研究作戰(zhàn)方案，到黃昏時紅軍發(fā)起奪橋戰(zhàn)斗。全團二十多挺機槍集中火力向對岸橋頭堡射擊。守橋的川軍是收稅的，從來沒見過這場面，嚇得點火燒著門樓，就往后山逃跑。紅軍突擊隊邊鋪板子邊射擊前進，到了橋中間，面對大火猶豫停頓。這邊團首長大喊：“沖過去??！猶豫不得??！”紅軍沖到對岸滅火，以三人傷亡的代價奪取了瀘定橋。
這是歷史的真實，但還是令人驚訝。有個徒步的旅行者告訴我，這段路他走了五天，而且走的是公路。“飛奪”的關鍵就是一晝夜飛速行軍兩百四十里，使守橋的川軍沒拆完板子，增援的川軍沒有趕到，保證了奪橋的勝利。這些瘦弱的紅軍怎么會爆發(fā)出如此驚人的潛能？站在微微搖晃的鐵索橋上，紅軍英雄留給你無限的遐想。 * 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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