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被唐太宗和魏征騙了一千多年，所謂“明君直臣”的千古佳話，根本就是兩人心照不宣地出演對手戲，刻意營造出來的政治作秀！

先來看看魏征是如何被唐太宗啟用的。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開始清除建成余黨，因早聞魏征才名，故專門召見，剛一見面，就質問魏征：“汝離間我兄弟，何也？”沒想到魏征是個人物，竟然回答說：“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逼鋵?，即使李建成先動手，歷史也未必改寫。魏征之所以這樣說，顯然是縱橫家的招數(shù)，為的是宣揚自己的高明。關鍵是，他將李建成比作平庸的公子糾，將李世民比作五霸之首的齊桓公，無疑讓李世民萬分受用。而魏征將自己比作管仲，則表示自己能成為李世民的股肪之臣，輔助其成大業(yè)，暗示李世民系有道之君，要善于用人，不記前嫌，否則比齊桓公可就遜色多了。

這個回答當真妙極，應該給一百分！李世民被打動了，本來嘛，各為其主，也沒啥可指責的，況且魏征并非太子黨要員，只是個主管經(jīng)籍的小官，但卻是才華橫溢，這樣的人若收為己用，既能顯示自己英明豁達，又多少能消除點兄弟相殘的惡劣影響。

要注意的是，李世民極具權謀之術，并不像人們印象中的那樣不計前嫌。他對武德舊臣尚且滿懷戒心（這批開國功臣在太宗即位后，處境都大不如前），更不用說作為建成幕僚的魏征了。所以，太宗重用魏征，一是看中才華，一是借此營造明君形象。

魏征從小就好縱橫權變之術，對于太宗用意自然心如明鏡。他明白，要想取得生存和更高地位，就必須幫著太宗打造明君形象，而最好的辦法就是進諫，進諫越多、越激烈，就越不會有危險。

我們看，這些諫言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魏征與太宗的對答。這些對答多是為君之道和儒家治世思想。

二是魏征主動上書的諫言。這些諫言大多是根據(jù)隋朝滅亡的教訓，提出一些預防性措施。

這兩類諫言數(shù)量相當多，的確顯示出魏征的博學多才，但要注意，所針對的并非什么現(xiàn)實中的重大朝政，而是一些理論性的問題，所以更像一種學術交流。

三是針對某一具體問題，與太宗意見截然相反的諫言。

這一類諫言是自古以來最難的，很多人因此丟掉小命。但我們看，魏征在這方面的諫言數(shù)量相當少，而且所針對的也不是什么重大事件，比如勸太宗不要將已經(jīng)訂婚的女子納為妾等。

所以，拼命進諫，根本就是魏征放的一個大招！

太宗雖然啟用了魏征，但待他與房玄齡等自己的親信還是有很大區(qū)別的，盡管表面上把魏征捧得很高。

有一次，有人在太宗面前說魏征偏袒自己親戚，太宗馬上派溫彥博查處此事，雖非事實，但仍向魏征提出了警告。魏征趁機向太宗攤牌，說自己要做良臣，不做忠臣：“愿陛下稗臣為良臣，毋稗臣為忠臣”，“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己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抵取空名。此其異也。”

魏征把住了太宗的脈，那就是他想成為一代明君，要想成為一代明君，就不能偏聽偏信，必須廣泛聽取諫言。太宗也很快明白魏征意思，號召群臣勇于進諫，形成貞觀年間的一股風氣，自己也如愿以償收獲了明君稱號。

可以說，兩人是互相利用、互相標榜。魏征因此成了歷史上著名的諫臣，而太宗則成為一代開明君主，兩人心照不宣地聯(lián)手譜寫了一段“千古佳話”！

然而，太宗也不是吃素的，對于為君之道和馭下之術那是相當嫻熟。所以，他時不時就會敲打敲打魏征，提醒他不要忘了我們原來是敵人。比如：

貞觀三年，魏征被遷秘書監(jiān)，太宗對他說：“卿罪重于中鉤，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于卿者乎？”

貞觀六年，太宗幸九成宮，宴近臣時又說：“魏征往者實我所仇，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聯(lián)能耀而用之，何慚古烈？”

貞觀七年，魏征升為侍中，太宗又對他說：“膚拔卿于仇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聯(lián)之非，未嘗不諫…”（《貞觀政要》）

太宗的心思由此可見一斑！而每逢此時，魏征都會十分聰明地回答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币馑际钦f，皇帝允許我說，我才敢那樣直言不諱，否則，我怎么敢去摸逆鱗呢？這段話把兩人的關系揭露得再清楚不過?。?！都是影帝?。。?/p>

其實，太宗真不是一個多么寬宏大量的皇帝，對于魏征動不動直言進諫，其實心里很煩，怨念很多，只是開弓沒有回頭箭，為了維持明君形象，就必須容忍。但皇帝也是人，這種怨念積累多了，難免會爆發(fā)出來。

眾所周知，有一次唐太宗罷朝回宮，惡恨恨地說：“早晚殺卻此田舍漢！”長孫皇后問：“誰觸許陛下？”太宗曰：“魏征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p>

這才是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的太宗，而不是那個坐在龍椅上的政治家，也是兩人關系的真實流露！

好在長孫皇后是個明白人，她馬上向太宗盛服致賀：“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故魏征得盡直言?！碧诋敿词∥蜻^來，又變成政治家的太宗?！坝谑翘谝饽酸尅保⒆屍鋫饔趯m帷之外。

不過，一有機會，唐太宗總要流露出他的內心積怨。他曾將衡山公主許配給魏征的兒子，但魏征死后，對其“毀短百為。征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讖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征嘗錄前后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太宗覺得，這是魏征對自己存有戒心，向后人顯示自己的錯誤，特別是與杜、侯同黨更使他大為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為碑”。

以太宗之英明，對這些奸人讒言，想必不會無察，但仍親手砸掉魏征墓碑，可見其心中怨念之深！

兩年后，太宗征高麗無功而還，后悔出兵，頓時想起魏征，再度為其立碑。究竟這次立碑是出于真心，還是政治作秀，恐怕只有太宗自己知道了！不管怎樣，此舉為兩人的關系劃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從此，“明君直臣”的形象流傳千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