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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的交游 ——仕與隱的心跡 元嘉四年，陶淵明沉疴難返，安詳離世，享年五十八，將逝之夕，留下《挽歌詩》三首，將死生榮辱大事等閑視之，輕描淡寫又振聾發(fā)聵地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死都死了，還有什么好說的，身體寄于山陵而已。 陶公辭官后，因為他隱于人間的態(tài)度，與人交往大多有跡可循，除去把酒話桑麻的鄉(xiāng)鄰，還有不少為朝廷官員，顏延之僅為其一，其他有在潯陽做官的下層官吏，有以前當官時所結交的舊人，也有如孟懷玉、王弘、檀濟道這樣的重臣名將，與這些人的來往，促成了陶公詩集中的酬和、遺贈、送別之作部分，細數(shù)一下，數(shù)量不少，有十六首之多之多，占了淵明存詩的近百分之十。酬和之作容易陷入平庸無趣或者諂媚敷衍，但陶公的唱和詩卻是他詩作中最能夠代表性情與志向的作品，所謂“逸想不可淹，猖狂讀長悲”（《和胡西曹示顧賊曹》），為后世所稱賞。這些來自官場的朋友，文學造詣良莠不齊，有名家如顏延之，亦有籍籍無名者，這些人的來訪使陶淵明能夠暫時從躬耕中脫離，在詩文世界里徜徉，與人“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掌故：禪宗法師慧遠在廬山修行，三十馀年間，不但不下山、入城，送客也從不越過虎溪。一日，儒生陶淵明、道士陸修靜遠道來訪，三人相聚，相談甚歡。後慧遠送客下山。至虎溪，三人且談且行，直到越過了虎溪，三人才驚覺，但旋即會心地縱情大笑起來。原來他們在不經(jīng)意間，已破除了不過虎溪的執(zhí)念，三笑至此名垂千古，也成為歷代繪畫中常出現(xiàn)的題材。 清中學者溫汝能言：淵明詩體質句逸，情真意婉，即偶然酬答，而神味淵永，可規(guī)可誦。這里的“神味淵永”，并不單單指得是陶公所展現(xiàn)隱士的高逸情懷，還有因時事所引發(fā)的喟嘆，陶公雖多放達之言，卻自有九曲回腸，細細思量， 壯年時曾發(fā)過救世之愿仍深藏其中。他雖遠在江湖，卻未放下對朝廷動向的關心，這些官員的到來，也給他帶來朝堂的消息，他密切地關注團聚在都城建康之上的黑云，寄予關心，這一點在詩作《贈羊長史》最為明顯。羊長史即羊松齡，是陶淵明的舊友，二人在潯陽時到處喝酒，交情很好，彼時劉裕北伐后秦，破了長安，羊松齡奉命前往關中稱賀，陶淵明就作了這首詩送他，彼時淵明已入暮年，歸隱多時。 在這首詩里他寫道，“……紫芝誰復采，深谷久應蕪.……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商山四皓的遺跡應當早就荒蕪了，紫芝早無人采摘，他們所作的歌曲仍纏結在我的心里， 我日漸與人世的紛紜背離。于累代之下，言雖有盡，心中感情卻不能舒展。
為何不能舒展？這時候的朝政早已被劉裕把持，篡位之心昭昭，他的功績越大，有晉一朝就越風雨飄搖，改朝換代就在目前，時局動蕩，前途未卜。此詩作成三年后，劉裕便受了晉安帝的禪位。欲語還休，有懷莫吐，便可窺出陶公曲折之志。 世知陶淵明曾經(jīng)三仕三隱，二十八歲時初仕江州祭酒，之后，歷任桓玄幕僚，劉裕鎮(zhèn)軍參軍，劉敬宣建威參軍，最后為彭澤令。 每次出仕，長則數(shù)年，短則數(shù)月，最后一次任彭澤令，僅八十余天就卸任，之后徹底歸隱，再也沒有出仕。在早年所作的《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中，他寫道，“時來茍冥會，踠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壯懷激烈之心，活剌剌從詩里跳出來，竟可以讓陶公暫時離開自己心心念念的田園。但從這份官職履歷中不難看出，陶公曾經(jīng)在幾個政治勢力之間周旋——朝廷、桓玄、劉裕，此時正當晉室衰微之時，幾方撕扯，你爭我伐，戰(zhàn)亂頻繁，世途欺詐，也使陶公清醒認識到現(xiàn)實黑暗，匡扶救世的夙愿不可能實現(xiàn)，更可能在傾軋之中淪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陶公自然不肯，他自有一片田園在等著他，所以干脆完全脫身，回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山川中去。 這種心跡，在他始任桓玄幕僚的時候就已經(jīng)發(fā)端，此時他三十歲，正值壯年，他道，“……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yǎng)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大意就是自己要棄官歸去，回到田園去獨善其身。
古人的志向中，大抵分為兩類，或封侯廟食，或閑居養(yǎng)志，此時的陶淵明選了閑居養(yǎng)志，在之后數(shù)年間，他在這兩個志向之間徘徊不定，起初，并沒有那么明確的“抱孤守貧”之心，回到田園，更像是一種安逸的召喚和舊日的習慣，及到他真正認透世情，“覺今是而昨非”之時，歸耕隴畝，再不出仕，他在歸隱一事上的人格魅力才真正體現(xiàn)出來。 陶淵明三十歲出頭時寫的田園詩，在力度與內(nèi)涵上，就遠不及這幾首遺贈酬和之作了。要知道，陶淵明自幼家境貧寒，二十八歲出仕的原因之一是為緩解家貧。做官，自然是比躬耕更加體面輕松的謀生方式，也更容易青史留名。陶淵明既懷濟世之心，又有家貧之憂，做個官似是不二選擇。
淵明在十多年的仕隱牽扯中，為混亂時局所驅，也在過程中逐步明確心志，如果說淵明有信仰，那么田園、仁義、造化，即為信仰，最后他完全遵從內(nèi)心，放棄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走上一條少有人行的道路，即便這條路是條艱難的羊腸小道，注定清貧困苦，他也無改其志。如此，再去讀《歸去來兮辭（并序）》，“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寓形宇內(nèi)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某嘶詺w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從中所知陶淵明在做這個決定時，是何等決然與勇毅，亦得到了多大的解脫。 東晉｜顧愷之《洛神賦》 去彭澤令之后，陶淵明也數(shù)次被征，他都沒答應。最晚一次是劉宋元嘉三年，檀道濟聽聞淵明名，專程探望，贈以粱肉，勸陶淵明出仕，陶淵明謝絕，不受粱肉，作《詠貧士》七首，同年卒?！对佖毷俊菲呤字笔阈匾?，只道“誰為固窮難，邈哉此前修”，“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仁義與出仕，在陶淵明處是魚與熊掌，他選了心目中的仁義，追慕圣人言行，逆流而行。如此來看，陶公的行為，不僅不是消極，而更接近于進取了。 不過，因陶公隱于人間，性情又屬親和敦厚，所以仍然保有了廣泛的交游，恰如顏延之在《陶處士誄》中所寫，陶公“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在人群中也不失他高寡的姿態(tài)，言談之間，更見他隱淡之性情，所以他在這許多酬和遺贈之詩中，雖有親疏之別，卻無尊卑之分，無論是下層官吏，還是達官貴人，陶公皆一視同仁；雖有出入之別，卻無高下之分，陶公雖隱，卻并沒有站在高點，他尊重這些來訪者在世間的選擇，也極少勸隱，或訴真情，或表其態(tài)，這也是為何陶公的酬和之詩不失水準的內(nèi)因。
陶淵明與周續(xù)之、劉遺民并稱“潯陽三隱”，三人具有文名，相與從游。雖是朋友，但這三個人的隱逸態(tài)度卻各不相同。劉遺民完全遵循黃老之學，后來又入了釋門，高隱于廬山之中；陶淵明選擇了隱于人間，躬耕隴畝，看似親和，原則卻不動搖；周續(xù)之比較變通，常常出入朝廷，世人稱之為“通隱先生”。陶公既不認同劉遺民的棄世之舉，也不認同周續(xù)之的曖昧態(tài)度。歸隱一事，在陶這里，是任性而為，幾乎不具行為上的指導，道德意義也很稀薄，它更接近于自我對生命的尊重與成全。陶公亦證明了當“世與我而相違”時，個人所迸發(fā)的精神之光，可為明燭，照耀千古。 文 | 東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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