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樣的人算是“知識分子”？很多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題。職稱、專業(yè)、學歷這些是知識分子的標志嗎？知識分子是以受教育的多少來區(qū)分的嗎？實事求是地講，只因為比別人多讀了幾天書，還算不上什么知識分子。

那么，成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具備哪些條件呢？

知識分子應具有獨立之精神。知識分子四個字更重要的是后面的分子兩個字，分子更多強調的是獨立而非依附，但獨立絕非對立，前者講的是不同，后者講的是互斥。

在清華園矗立著王國維的紀念碑，學子們每經此地總會懷著對一代國學大師的崇敬與惋惜的心情，而又總會為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陳寅恪所寫的碑銘所感動與激勵。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固得以發(fā)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表哲人之奇節(jié)，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世，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span>

碑銘中稱贊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凝練的語言總結表達了知識分子要求獨立與自由的理想，成為正直學者的追求與人格的象征。

知識分子的定義與社會行為有關。他或她往往會通過在公共領域發(fā)表言論，成為公眾意見的權威發(fā)言人。

在1945年建立的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留有馬丁·尼莫拉牧師的一段話：“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后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span>馬丁·尼莫拉牧師這段帶有深深自責和懺悔的話，深刻揭示了沉默付出的代價。尼莫拉想告訴人們，如果不想在沉默中滅亡，那就在沉默中爆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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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夾的寓言

一個農場主在他的糧倉里放了老鼠夾子。老鼠發(fā)現(xiàn)了去告訴母雞。母雞看了看老鼠說：“這和我有什么關系，那是你的事，自己小心吧”。母雞說完走了。老鼠又跑去告訴肥豬。肥豬淡淡的說：“這是你的事，還是自己處理為好”。說完慢悠悠的走了。老鼠又跑去告訴大黃牛。大黃牛表情冷漠的說：“你見過老鼠夾子能夾死一頭牛的嗎？祝你好運”。說完也驕傲的走了。后來老鼠夾子夾到了一條毒蛇。晚上女主人到糧倉里取糧食時被這條毒蛇咬了一口并住進了醫(yī)院。男主人為了給女主人補身體把母雞殺了。女主人出院后親戚都來看望，男主人把肥豬宰了招待客人。為了給女主人看病欠了很多錢，沒辦法男主人把大黃牛賣給了屠宰場宰了。雞、豬、?？此婆c老鼠夾無關，可生活在一個圈子中的事物，都是有相關性的。同理，一個人無論在社會中還是在組織里，還是在團隊中，都不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要懂得擔當，有時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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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知識分子對于他或她所屬的社會應負有責任，那些漠不關心社會問題的人，不管腦袋里裝多少知識，也算不上是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征不在于他或她具有多少知識，而在于要有社會擔當。

相對論并沒有使愛因斯坦成為知識分子。對時事的思考，對社會的評議，對法西斯的憤怒，對和平的渴望……這些才使得愛因斯坦成為了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要具有批判精神。他或她應反思社會，對社會現(xiàn)象進行批判性思考，做“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s）的表率。

“批判性公民”的概念是美國哈佛大學知名的比較政治學者皮帕·諾麗斯（Pippa Norris）首先提出的。根據(jù)她在《民主赤字——批判性公民再探》（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一書中的解釋，“‘批判性公民’指的是民眾即使表達對民主體制運作的不滿，但并未損及個人對民主體制的情感支持?！?/span>諾麗斯強調，由于對民主有更多的情感、更高標準的想象與期待，因此“批判性公民”將對體制的政策產出抱持有更高的檢視標準。從上述視角來看，“批判性公民”對民主體制非但不會帶來正當性危機，反而將對民主政府的政策產出帶來優(yōu)化的動力。其實，批判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頌揚沒有批判。

有人說，有一個分辨真假知識分子的實用方法：當你看到或聽到有學者寫文章、做講演，不管他說的是什么，只需要看他的基本論點是一味表揚社會還是誠懇批判社會，如果只是一味表揚（如稱頌領導表揚政績之類），那他可能只是一個專業(yè)人士而不是知識分子。如果他是在誠懇批判社會（如披露弊端斥責謬誤之類），那他就可能是知識分子或至少具有知識分子的某種品格。歷史經驗證明，以知識分子為表率的“批判性公民”是社會的脊梁。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警覺，才會把公共服務改造得越來越完善，才能把政府改造得越來越值得信任。

知識分子不單只是受過教育，更重要的還是要有很好的教養(yǎng)。英文        education，cultivation，中文分別譯作教育、教養(yǎng)。教育不同于教養(yǎng)，教育注重知識的傳授和能力的培養(yǎng)，教養(yǎng)關注人品的修養(yǎng)和人格的完善。對這個區(qū)別，并非人人都有自覺意識。二者看似無大不同，但實際上卻有著極其關鍵的差別。受過很好教育的人，不一定有很好的教養(yǎng)。

龍應臺女士在臺大法學院的一次演講中提到：會彈鋼琴的劊子手大有人在。比如納粹頭子很多都會彈鋼琴，而且有的還具有博士學位。他們沒少受教育，但卻缺乏教養(yǎng)。在集中營里，他們要猶太音樂家們拉著小提琴送自己的同胞進入毒氣房，人性全無。那些會寫詩詞、懂古典音樂、有博士頭銜的人，不見得不會嗜血成性、草菅人命。

關于教育和教養(yǎng)的關系，可以借用王陽明說過的話來解釋。曾經有學生問王陽明為什么許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卻做出邪惡的事情。王陽明回答說，“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蓖蹶柮髟谶@里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教育”的層次，而教養(yǎng)才是“知行的本體”。所謂知行的本體，是指“知”已邏輯地包含了必能“行”，說“行”即邏輯地內蘊了一定“知”。正如說一個人知孝悌，是說此人已行了孝悌之事，而不是指該人只知說些孝悌的話；換言之，說一個人行了孝悌，則此人必定在心中已了然孝悌之事了。這便是知行的本體?！爸切兄?，行是知之成。”王陽明用來解釋“知行的本體”的四個字很能表達教養(yǎng)一詞的深層含義，即“真誠惻怛”。

總之，知識分子絕非一個簡單的概念，知識分子不僅含有具備學識的應有之義，還包孕獨立之精神、社會之擔當、批判之思考、良好之教養(yǎng)這些內涵。知識分子應該成為社會的精英，代表社會的良心，組成社會的脊梁。

謝    明：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教授 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