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人機大戰(zhàn)之后，人工智能必將進入快速發(fā)展的時代。那么，問題來了，人類要如何定義人與機器的關系？我們一方面想要賦予機器自主意識，一方面又想把它當成工具使用。這種人機關系的荒謬性是否會迫使有“人性”的機器人發(fā)動革命呢？

在1926年德國電影《大都會》中，機器人成了勞資矛盾的催生物。如今看來，這個故事似乎稍顯膚淺，但這部以視覺風格而非內(nèi)涵取勝的電影，絕對算得上科幻影壇的先驅。在這部電影中，誕生了第一個人類與機器人共同生活的設想，而據(jù)科幻的含義來看，既然不違背既有科學理論，就不能阻擋在之后電影導演的腦海中隨意勾勒人機大戰(zhàn)的畫面。

從機器人的發(fā)展歷程來看，從控制論、機械電子、信息技術、材料學、仿生學的不斷發(fā)展，機器人所具備的性能已經(jīng)躍升到新的高度，而其應用也更加廣泛。在越來越進步的科技之下，機器人廣泛替代人類，并不像天方夜天一樣遙不可及。當那一天到來時，我們能做的就是將一切控制在自己手中，否則那些具有戰(zhàn)斗能力的機器人，將會成為人類最恐怖的噩夢，更不用說那些可以思考的機器人。

《我，機器人》是一部發(fā)人深省的科幻電影，這部改編自阿西莫夫的作品，向人們展示“機器人三大定律”的由來。早在1940年，阿西莫夫提出了著名的“機器人三定律”：一、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袖手旁觀坐視人類受到傷害；二、除非違背第一法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三、在不違背第一及第二法則下，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這一定律雖然出自科幻小說，但之后卻成為機器人研究的第一準則。

有了“機器人三定律”，人類是否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呢？事實上，在一些人看來這套定律只是一種技術上的保證，而非邏輯上的。從人工智能當初的設想可以了解到，機器人是具備自我學習能力的。而具有攻擊性的軍用機器人的出現(xiàn)，本身也已經(jīng)顛覆了“三定律”。也許一切就像電影中所要表達的那樣：機器人并不是問題，技術也不是問題，人類的邏輯局限才是問題所在。

2008年，一份關于“機器人大戰(zhàn)”的前景極其帶來憂慮文章的發(fā)布，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文章中披露美國在伊拉克已經(jīng)部署了4000多個半自動化的機器人。從美國國防部發(fā)表的文件中，人們可以找到更多機器人武器被大肆開發(fā)應用的蛛絲馬跡。

此外，歐洲一些國家以及加拿大、南非、韓國、以色列等也在都在緊鑼密鼓的開發(fā)自己的軍用機器人技術。對于軍用領域機器人的發(fā)展，科學家不無擔憂的表示，機器人今后很可能將自己決定何時“扣動扳機”，而“機器人對于為什么要這樣做并沒有判斷能力”。

在人工智能對人類存在潛在威脅的認識上，電影人和人工智能專家一樣都相當清醒。已故的臺灣電影導演楊德昌曾經(jīng)說過，當數(shù)字科技在做人原本做的事情時，產(chǎn)業(yè)的擴展或蕭條方式都不是線性的，因為數(shù)字工具的效能，很多事情不能再用傳統(tǒng)的方法來看。當人類的功能被取代之時，其中所產(chǎn)生結果，也不是我們?nèi)祟愃芟胂蟮摹?/p>

人類如果不想被機器所取代，就要讓機器擁有絕對服從的意識。電影《人工智能》就認為，以上帝和人的關系規(guī)范人與人工智能的關系，具有強烈的壓制性。此外，人類本身的復雜性必然會令人工智能產(chǎn)生混亂甚至徹底崩潰，因為機器人生活在三定律的矛盾中，它首先要保護人類，還要保護自己，而且，還不可以為了保護自己而放棄保護人類，更不可以為了保護自己而違背人類的要求。更加嚴峻的問題是，它不僅要服從人類，還不能成為人類相互殘殺的工具，這就要求它需要識別自我行為的性質(zhì)，同時還要為保護人類而放棄自我意識，將自身淪為無需思考的工具。

如果三定律并不能穩(wěn)定且良好的界定人與機器的關系，那么，讓人工智能更“人性”的方法同樣無法解決更本問題。因為，我們灌輸給它們的無法又是另外一種“宗教”，而這與三定律帶來的結果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假設人工智能已經(jīng)擁有自主意識，那么，它必然會成為外在于人的獨立體，這兩者之間自我和他者的矛盾更本無法消除。倘若以人的標準將我們認為的人性強加在人工智能之上，那依然是以人為主導的關系模式，而這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nèi)斯ぶ悄茏鳛楣ぞ叩牡匚?，這就為不斷演變進化的人工智能埋下了發(fā)動革命的種子。

人的本性原本就是高度復雜和抽象的，可以說人性就是動物性和社會性共同作用的產(chǎn)物，這其中社會性又在意識范疇之內(nèi)，在這種客觀情形下，人類又要如何決定人工智能應當擁有那種人性呢？而這一決定又該由誰來給出呢？如果我們以人人性化的思維方式打造人工智能，那人類的復雜性勢必會導致人工智能“人性”的復雜化，越來越復雜化疊加在一起又將兩者的關系導向何處？所有對未來的預測都是建立在文明發(fā)展進程中累積起來的現(xiàn)實邏輯。在科幻電影領域內(nèi)探討這些虛幻的問題，并不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更可況，這種討論本身就潛藏著對人類社會的自我評析。

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問題，其實在某些方面隱含了人類自身的問題，“人—機”關系中存在的荒謬性又何嘗不是人類本身的荒謬性呢？不管是對異己力量的妖魔化，還是與異己力量之間的你爭我奪，甚至是以輸出價值觀的方式同化異己文化，都反映了以自我為中心，對既有關系進行定義和立法的強勢意識形態(tài)的本質(zhì)屬性。

和平與合作是大部分人所期望看到的，但不同文化間合作一定要以文化的同化為表達方式嗎？不同種族之間、不同階級之間的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又該以那種方式來實現(xiàn)呢？這些都是有關“人－機”關系的科幻作品曾經(jīng)引發(fā)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