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8年夏季的一天，秦國都城咸陽的街道上，踉踉蹌蹌地走來了身被枷鎖的父子，其中那個由于飽受酷刑而蓬頭垢面、神形潦倒的老人，正是秦朝帝國的丞相李斯。他們剛由陰暗森冷的牢獄中被放了出來，但即將面臨的卻是要被腰斬的命運。興許一時還不太適應外面光線的明亮，神色冷峻的李斯微微瞇了一下眼睛。這悠忽短暫的稍一凝神，或許讓他感覺到了一絲微風的清涼和一脈太陽的溫暖，竟還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故鄉(xiāng)上蔡的舊日時光。那些天倫相親、其樂融融的溫馨場景，雖是在腦際一閃而過，卻讓他陡然心生出無限感慨：還想要和孩子們牽著黃狗，一起到城東門外去追逐野兔，是再也不可能了。李斯父子被處斬，其父、母、妻三族也全被誅滅。
　　曾有功于始皇、曾有恩于胡亥且位高權重的李斯，是萬萬不會想到他竟會落得如此悲慘的結局。雖然事起于趙高的構陷，但他對二世胡亥還心存僥幸，期望胡亥能明了真相，赦免自己，重獲新生。所以，他在獄中的上書，還是意氣慷慨，甚至倚老賣老，以列舉自己“七罪”之名而向胡亥表功。雖然他未敢明說胡亥繼立也是由于自己的贊襄，但卻直接向胡亥挑明了“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很是有些自恃功高、斷然攤牌的意味。但獨斷專權的趙高根本不可能會讓他的上書達于上聽。在與政敵爭斗且已勝券在握的趙高，甚至都沒有興趣去翻看一下李斯雄辯的陳詞，而是很不屑地將李斯上書扔在了一邊，并且輕蔑地說了句：囚徒怎還能上書。而胡亥受趙高蠱惑，原本就想將李斯治成謀叛造反罪。所以，李斯寄希望于胡亥的求生努力也必然是枉費心機，他所能夠選擇的也只剩下是死路一條。
　　李斯其實很清楚胡亥的為人：“二世之無道過于桀、紂、夫差?！币仓馈岸乐呜M不亂哉”的后果，也很明了這樣的“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甚至還很準確地預見到了秦王朝“寇至咸陽，麋鹿游于朝”的覆亡結局。但李斯顯然不是由于自己大難臨頭，才如此地世事洞明、大徹大悟。作為國之丞相、廷之重臣，再加以他過人的敏銳和聰穎，秦帝國大廈將傾的情形他應該是早就了然于心的。李斯也確曾“數欲諫”，但卻遭到了胡亥振振有詞的駁斥：“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于有天下也?！鄙踔吝€聲色俱厲地斥責李斯等人，將“群盜并起”、天下已亂的責任全都推給了臣子。而李斯的忠心也并不完全就是純正堅定、一以貫之。為保護失職的兒子李由，也為使胡亥高興進而寬容自己，他竟然不惜曲意逢迎，以自己的雄辯之才向胡亥推薦所謂“督責之術”。李斯確實也達到了他上書的目的：“書奏，二世悅?！鄙蠒泊_實起到了明顯的效果：于是“行督責益嚴”；于是“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于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積于市”。
　　輔國理政、位高權重的李斯，可能確實是對胡亥并無貳心。但為一己之利而不顧國計民生，沒有任何原則、沒有任何立場地阿諛順從胡亥，只是為保全自己的“爵祿”，為虎作倀、助“亥”為虐，致使“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積于市”，天下國家?guī)壮扇碎g地獄，“秦民益駭懼思亂”。那么，秦王朝最終走向滅亡，以所謂忠臣自詡的李斯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的；那么，“寇至咸陽，麋鹿游于朝”的必然結局，似也無須李斯來推斷和預測了。而李斯所謂“吾必見寇至咸陽”的說法，顯然還有些是過于自負，因為對手趙高并沒有將這種“必見”的機會留給他，而是將這種“必見”的機會留給了自己。
　　李斯曾是始皇的重臣，趙高曾是始皇的寵臣，所以他們才能隨駕始皇巡行天下，并在始皇病死沙丘時，有機會密謀矯詔，另行廢立。但在趙高謀求篡改始皇遺詔，廢扶蘇，立胡亥而尋求李斯協助時，卻是遭到了李斯的斷然拒絕。因為“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對一個臣子而言已是登峰造極，李斯沒有必要再去冒領額外的風險。他很清楚，在這場事關重大而又極其危險的政治游戲中，他和趙高的風險收益并不相稱。但始皇突然駕崩于巡行路上的沙丘，使得掌握始皇賜書遺詔和玉璽符令的趙高，不僅擁有謀立胡亥的資本和條件，更主要是使他有了千載難逢的飛黃騰達的機遇，正所謂“時乎時乎，閑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后時”。這時的趙高確實已是迫不及待、急不可耐了。而能將自己曾“教決獄”“使學以法事數年”的“學生”立為皇帝，自己將會是怎樣的榮華富貴，簡直都是無可預估、無法想象了。
　　本來是“內官之廝役”，后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的趙高，不僅有法律、文字、書法等方面的專業(yè)造詣，不僅有張弓射箭、駕馭車馬的嫻熟本領，就是口舌辯駁也似乎是非比等閑。在廢扶蘇、立胡亥這件事情上，他也知道“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因而主動自請向李斯說項。他需要李斯的協助，但卻沒有給李斯的選擇留有任何余地，威逼利誘，多管齊下，最終迫使李斯就范。
　　而更為可悲的是，在這場事變中，李斯所表現出的怯懦與軟弱的一面，又決定性地影響著以后他和趙高的爭斗。沙丘之變，胡亥立為二世，趙高升任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事皆決于趙高”。因其“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所以擔心“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趙高未必就有李斯也“毀惡之”的真憑實據，但做賊心虛，只是“聞李斯以為言”，就開始設計陷害李斯。他以自己“位賤”為由，慫恿李斯向胡亥進諫，并專揀胡亥與妃姬“燕樂”時，通報李斯可以進諫，其結果自是可想而知。趙高又趁機構陷李斯的兒子李由不僅“城守不肯擊”“楚盜陳勝”，且與“其文書相往來”；更緊要的是，他還向胡亥讒言：李斯不僅“權重于陛下”，而且還“望裂地而王”。如此罪責，那真該是十惡不赦，死無葬身之地了。
　　李斯起先好像并沒有預防趙高。當趙高表示“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閑語君”時，李斯也并未起疑，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至宮門上謁”，以至自己惹怒了胡亥還不明就里。而當他聽到趙高誣陷自己之后，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力圖予以反擊：他向胡亥告發(fā)“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然后直接言明這個大臣就是趙高，“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并且說明“陛下不圖”“恐其為變”的嚴重后果。李斯雖為丞相，但就像他要進諫，而“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一樣，他要控告趙高，也依然總是“不得見”，只能“上書言趙高之短”。但李斯間接的上書奏呈，與趙高直接的面見圣上，方式不同，其效果也會大相徑庭：胡亥聽完趙高對李斯夸大其詞、捕風捉影、無中生有的誣告之后，很是“以為然”，并立即派人進行所謂“案驗”“與盜通狀”的調查；而在看到李斯對趙高的控告之后，卻是聲色俱厲地將其大大訓斥了一番。胡亥袒護趙高的態(tài)度非常明確，對李斯的厭惡之情也是不加掩飾、溢于言表。
　　胡亥不喜歡李斯，恐還不僅是因自己“燕樂”之時他的屢屢進諫，恐也不僅是因李斯“居三公位”卻“令盜如此”的怨怒不滿，更根本的原因恐還在于沙丘之變時，李斯對擁立他為秦帝國二世皇帝猶豫遲疑的態(tài)度。趙高在沙丘之變后升為郎中令，雖“常侍中用事，事皆決于”他，但他顯然不會因此滿足而就此止步。以趙高貪婪無已的用心，挑釁、挑戰(zhàn)更高權位的李斯并取而代之，是早晚必然之事?？梢酝葡氲氖牵頌闅埲瘫┡?、只求暢快己意的胡亥臣下，又有陰險狡詐、只為滿足自己私欲的趙高相伴左右，李斯或許確實沒有什么更好的選擇。他雖然嘗試過數次進諫，以表忠臣之心，以盡丞相之責；也曾嘗試過阿諛順從胡亥，為“重爵祿”，以求自保。但他終是既不見容于陰險的權臣趙高，又自取惡于昏聵的天子胡亥。所以他失敗乃至被殺的命運，恐怕是自僭立二世之后就已基本注定了。
　　頗有意味的是，李斯對落得這樣的結局也并非是了然無知、全無預感。他的大兒子李由為“三川守”，告假回咸陽時，群臣百官全都前往探望，“車騎以千數”，門庭若市，以至李斯不禁“喟然而嘆”：“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是富貴極矣?！倍员百v為恥辱、窮困為悲哀的李斯，當此煊赫顯耀之時，本該是心花怒放、志得意滿，但他卻不勝憂慮起來，還不期然地想起了他的老師荀況的訓誡：“物禁大盛?！倍拔飿O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本該暢心盡意的李斯其實也存有深深的隱憂。
　　李斯仕秦的命運曾經經歷過一次曲折。那時的李斯因被秦王政賞識，剛由長史又被拜為客卿。也正在此時，秦國發(fā)生了“鄭國渠事件”。
　　韓國為使秦國無力東伐，藉此茍延殘喘，竟然想出了一個讓人匪夷所思的辦法：派遣專于水利工程的鄭國到秦國去為他們修水渠，以圖達到耗費秦國物力、以求遲延其東向進攻的目的。大概確也是工程浩大，近十年過去了，水渠工程還是未能完工，而秦國也終于覺察到了韓國的陰謀，并由此開始懷疑那些由別的諸侯國來到秦國的人，或許都像鄭國一樣，“大抵”都懷有“間秦”的目的。而為簡便起見，秦國采取了一個最為直接的辦法：驅逐所有來自諸侯國的人。來自楚國的李斯，自然也不例外。而李斯夢寐以求、孜孜以求的就是“西說秦王”“游者主事”，最后換得富貴榮華。秦國“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至少是破滅了李斯的人生夢想。于是，自負其才的他還在被逐出秦的路上，“乃上書”，將心中怨氣，一吐為快。而秦王幡然醒悟，立即派人將李斯請回，“復李斯官”，但同時也成就了一篇千古華章——《諫逐客書》。
　　以自己的才能扭轉自己命運的李斯，先是“官至廷尉”，后是以為丞相，最終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他在囹圄之中、以耆老之年給二世胡亥的上書中，曾給自己做了一個總結，基本上是全面展示了他自認為是盡心盡力、盡職盡忠而為秦帝國所建立的功勛。李斯的自述當然會有一些夸耀、夸飾的成分。但李斯在始皇稱帝之前，以廷尉之職；在始皇稱帝之后，以丞相之重，其所建言獻策，往往多為始皇所信用，也確是事實。《李斯列傳》中記述，在被呂不韋“任以為郎”的時候，他就向秦王明確提出了“滅諸侯，成帝業(yè)，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的遠大目標和實現這個目標的可能性、現實性和緊迫性，并初步為秦王所注意和賞識，被拜為長史；隨后獻計拉攏或刺殺諸侯名士、離間諸侯君臣，又被拜為客卿；上諫逐客書，為秦國留住可用人才，官至廷尉；在秦王政稱始皇之后，被以為丞相。及“設郡立縣，不立諸侯”等措施，對鞏固秦帝國的統一確實很重要，對中國以后的歷史影響和歷史進程確實也很重要。
　　但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在《秦始皇本紀》和《李斯列傳》中，司馬遷不惜用幾近相同的筆墨，兩度較為細致地記述了李斯所提“焚書”的建議。李斯的建議簡單而明確，為秦帝國的一統天下和萬世江山，不惜要徹底斬斷精神文化之根。始皇焚書，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文化浩劫。這種為禁錮民意、鉗制思想而釜底抽薪、連根拔除的做法，對后世集權專制統治的執(zhí)政理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同樣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如此重大而極端的“教化”之政，竟然在李斯自己最后的總結中，卻是被忽略、被遺忘了。但李斯對后世的“書”無論如何都再也無法“黜除去之”、“悉詣燒之”了，而“焚書”卻正是被“書”大書而特書，他也因此而留下千古惡名，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另一種不幸。
　　但所有這一切，連同曾經的“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是富貴極矣”，對于在咸陽街道上身披刑具、即被問斬的李斯而言，都已變得毫無意義。位極人臣、功勛卓著、顯爵厚祿、富貴已極的生命之重，甚至比不得故鄉(xiāng)上蔡城外縱狗逐兔的生命之輕，甚至比不得囹圄窗外自然尋常的那縷細細的陽光。李斯參與創(chuàng)造的歷史當然很重要，但他在咸陽街頭的那頁歷史，往往卻是被人們輕輕捻起，并被輕輕翻過。
　　照常理看來，功成名就之前的李斯是一個目標明確、志向遠大、積極有為的才學之士。青年時期的李斯，求學的起點很高，“從荀卿學帝王之術”。那時的他就已極富謀略和遠見：“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因為他看準了“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看準了“此布衣馳鶩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因而也看準了“欲吞天下”的秦國將是他施展其宏圖大業(yè)的最為廣闊的舞臺。辭別荀卿的時候，他除了向老師說明自己對天下大勢的判斷和自身的遠大志向外，還特地為自己的人生選擇做出了解釋：處在卑賤地位而又不想著能有所作為、有所改變的人，就跟見了肉就吃、沒有肉就算的動物差不多。所以，恥辱沒有會大于卑賤的，悲哀沒有會甚于窮困的。所以，我將西向投奔秦國，游說秦王去爭取“欲吞天下”的帝業(yè)了。
　　李斯毫不掩飾他對卑賤、窮困的厭惡和拒斥，毫不掩飾他對富貴名利的追求和渴望，也毫不掩飾他對“禽鹿視肉”者的鄙薄和蔑視，既好像是言有所指，但確也是有感而發(fā)：年輕時的他，還只是一個掌管鄉(xiāng)里文書的小吏員。那種無權無勢、默默無聞、單調乏味、前程黯淡的日子，對頗富才情而又始終心有不甘的李斯所造成的苦悶、困惑、無奈以及憂慮，似乎都可想見。所以他才會有著別樣的心思和心情，去注意到吏舍茅廁和倉廩庫房中覓食的老鼠，并為此而深受刺激大發(fā)感慨：“人的好與壞就跟老鼠一樣，就在于他們自己所處的境遇?！彼裕頌樾⌒±魡T的李斯開始樹雄心、立壯志，并從此走上了為改變自身卑賤窮困命運而始終不懈、孜孜以求的人生之路。
　　但無論是卑賤窮困，還是尊貴富有，身被五刑、腰斬于市，顯然都不會是一種必然的結局。李斯的人生戲劇竟然會是那樣悲慘地落幕，顯然也是和“在所自處”有關，顯然是和身在名利場中、已經身不由己的境遇有關。雖然這絕不是李斯原本所期望的，甚至也是他從不曾料想過的。
　　又是幾十年過去了，上蔡舊城中的倉廩恐早已是塵土厚重，雜草叢生。那些每天依然往來出入的老鼠們，或許照舊還是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所謂的卑賤與尊貴，窮困與富有，依然還不是它們所能理解和思考的話題。只是不知在公元前208年夏季的那天，它們是否也聽到了那傳自咸陽街頭的故人李斯的悲情一嘆，是否還為此而驚詫不已……

來源:《文史天地》雜志總第2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