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近代以來外國旅行家、傳教士、學者，紛紛進入中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考察。20世紀20—40年代，中國人類學界者開始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進行科學研究，西南少數(shù)民族豐富的宗教文化遺存，是近現(xiàn)代國內外研究者考察關注的熱點問題。本文對近現(xiàn)代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考察研究的成果進行回顧性的評述，認為中國人類學者投身于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研究的學術精神，值得21世紀的中國民族宗教研究者汲取弘揚。

　　在中國西南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世代居住著三十四個少數(shù)民族。中國西南豐富的民族宗教文化，在世界堪稱為人類學博物館。近代以來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開始受到重視，不斷有人進入西南這片神秘的土地，考察少數(shù)民族古樸神奇的宗教文化，給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研究資料，對近現(xiàn)代國內外的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考察，有必要作一回顧性的總結評述，其研究取向和研究成果，值得21世紀的民族宗教研究者借鑒。
　　　　

　　一、外國人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的考察研究

　　1.外國傳教士、旅行家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考察

　　對中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的考察，始于元代游歷西南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馬可波羅著《東方見聞》，有訪問建都州(今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大理的見聞，也有沿途民族風情的記述(注:方國瑜《馬可波羅云南行紀箋證》，考證馬可波羅在云南的行程甚詳，載《西南邊疆》第四期，昆明，西南邊疆月刊社，1939年1月。)。 十九世紀后半葉，隨著鴉片戰(zhàn)爭后國門的打開，赴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旅行者、探險家逐漸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頓(T.Blaekiston)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1862年出版《揚子江五月考察記》，詳述彝族、苗族的體質與風俗。美國人威廉·洛克哈特(W.Lockhart)1861年出版《中國的苗蠻》，對西南地區(qū)的苗族有詳細記述。 克拉克( S. R.Clarke )著《中國西南部的種族》，是西南少數(shù)民族研究方面有價值的著述(注: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5頁。)。

　　19世紀70年代，先后進入我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英國人，有安德森、馬嘉里、格羅夫納、巴伯、麥克卡迪、吉爾·史蒂文森、索爾登等。巴伯在《金沙江:中國藏東及緬甸漫游記》中，介紹了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風情習俗。1882年至1884年，英國駐重慶領事亞力山大·浩熙率隊考察川、黔、滇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后來出版《華西三年記》。1867年，法國人杜達爾·特拉格來、安鄴、德·拉波特、儒貝爾、托雷爾等相繼從越南進入云南。其中特拉格來考察地區(qū)最多，他從元江河谷到大理，足跡遍及涼山會理、昭通、大關、宜賓等地，沿途考察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人文情況。此后法國人杜布益和愛彌·羅毅來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考察，羅毅著《云南省》、《云南親王史》，對云南彝族等少數(shù)民族的習俗，特別是婚姻形態(tài)有詳細介紹。19世紀末法國人普亞、拉古柏里、德維亞等進入中國西南考察，后來有研究彝族歷史文化的著作出版。法國奧爾良親王曾赴四川大涼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帶實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運送回國，現(xiàn)為巴黎東方語言學會圖書館珍藏。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中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外國傳教士，不少人在傳教地區(qū)調查當?shù)孛褡鍐栴}，并發(fā)表有關西南少數(shù)民族研究的著述。其中成績顯著者有法國傳教士保祿·維亞爾(漢名鄧明德，或譯為鄧保祿)。1887年至1917年，保祿·維亞爾在云南路南彝族地區(qū)傳教，直至病逝于該地。在路南彝區(qū)的三十年中，他學會彝語并能講流利的彝話。他還向彝族畢摩學習古彝文，以致對彝族文化有較深造詣，被同行們稱為“撒尼通”。保祿·維亞爾在深入研究彝族文化的基礎上，1880年發(fā)表《云南羅羅文字研究》，1909年出版的《法倮字典》，是傾注他三十年心血的著述，法國文學院授予他文學博士學位。他的著述為國內外學者所注目，當時不少來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外國人，都慕名到路南向他請教和索要有關材料。法國傳教士利埃達爾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區(qū)傳教十余年，著《阿西倮倮地區(qū)》、《云南倮倮潑——華南的一個土著部族》等書，介紹了云南地區(qū)彝族的風情。法國傳教士馬爾丹在四川彝族地區(qū)傳教二十年，其間搜集了大量彝族風物和彝文文獻。西方許多研究彝族文化的學者，都要運用他的資料或引用他的著述。美國牧師若克(Rock)曾長期在四川、云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考察，1940年秋才離開昆明回國。

　　19世紀90年代，英、法兩國旅行者爭相到中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探險”。沙爾雅考察隊到云南省的武定、祿勸一帶彝區(qū)復制彝文碑文，并從當?shù)貪h人手中收集彝文碑文和彝文古經。保爾·博厄爾到云南曲靖、彝良彝族地區(qū)考察，將搜集的彝族語言詞匯資料送交巴黎東方人學會。戴維斯(H.R.Devies)在考察修筑印度至云南鐵路的可行性時，也詳細考察了云南沿途的少數(shù)民族，于1909年著《云南——連接印度和揚子江的鏈環(huán)》。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柯樂洪，女探險家巴貝納、溫蓋特等人，也考察了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20世紀初葉，法國人在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考察的勢頭有增無減。1907年，法國文學院院士夏瓦納到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考察。1906年至1909年，多龍考察隊先后在川、黔、滇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考察，發(fā)表《中國非漢民族的歷史記載》。1907年至1910年，呂真達考察隊先后兩次考察四川彝區(qū)和云南彝區(qū)。呂真達著《建昌羅羅》、《在云南和東京的崇山峻嶺中》，記敘了涼山彝族的奴隸制及其等級。這一時期到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考察的英國人有李特、杰克、約翰斯頓、希洛克、費格生等人。李特《滇西北旅行》一文，對滇西北小涼山區(qū)彝族作了介紹。直到1940年時，法國駐昆明領事費朗索瓦，法國駐思茅領事彭斯·湯策，還相繼到涼山地區(qū)考察(注:阿哲倮濮《近代以來國外對彝族的研究》，陶學良《彝族文化研究鳥瞰》，左玉堂陶學良編《畢摩文化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84、811—814頁。)。當時西方旅行者的旅行日記和傳教士的會務報告，成為記載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的重要資料。這些人以考察所見而撰寫的稿本或小冊子，數(shù)以千百計庋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及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僅越南河內法國遠東學院的這類書就非常可觀。

　　2.外國學者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的研究

　　國外對納西族東巴教的研究，肇始于傳教士對東巴經的搜集。東巴經象形文字被帶回西方， 逐漸引起了西方學者的興趣。 法國人巴克(Bacot)于1907年、1909年， 兩次到云南麗江納西族地區(qū)調查，1913年在荷蘭萊頓出版《么些研究》，成為西方東巴教研究的最早開拓者。美籍奧地利學者洛克(J·F·Rock)，1921年至1949年長期留居麗江，對納西族東巴文化用功最深。洛克本來受美國農業(yè)部派遣，任務是采集植物標本，他卻醉心于東巴教的研究。洛克的考察先后得到美國農業(yè)部、美國地理學會、哈佛大學等單位的資助， 在麗江共購買了8000 多冊東巴經，這些東巴經手寫本運回國后，被贈送給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機構，或賣給個人收藏者(注:關于洛克收集的東巴經的下落，據(jù)德國學者雅納特(K.L.Janert)《洛克收集的東巴經及其在德國的藏本》介紹:很大一部分手寫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喪失；約4000冊售給私人(此部分稱為“赫倫梅勒(Heronmere)收藏本”)；約1000 冊手寫本和大量“赫倫梅勒收藏本”的微縮膠卷存放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學院(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獲得1000冊左右；洛克贈送給他的朋友和熟人共約25冊；15冊“左拉”(Dso-la)手寫本在中國出版部門被盜。包括洛克個人收藏的照相復制本在內的1115冊手寫本被馬爾堡德國國立圖書館購買(其編號是:“Hs,Or,Collection”Hs,Or, 301—677,1362—1590,1593—1594,1596—1601,“K,Or,Collection”K,Or,1—501)。參見楊福泉　白庚勝《國際納西東巴文化研究述評》楊福泉　白庚勝編譯:《國際納西東巴文化研究集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216頁。)。洛克在搜集東巴經的同時，十分注意觀察東巴教的祭祀活動，甚至有目的地請大東巴為他專門表演東巴教的某些儀式。他從1924年發(fā)表《納西人的驅逐病鬼活動》(美國《地理雜志》第46卷)開始，在美國、意大利、瑞士、聯(lián)邦德國等國家先后出版或發(fā)表《納西——英語百科詞典》(上下卷)、《中國西南的古納西王國》(上下卷)、《納西人的“那伽”崇拜和有關儀式》(上下卷)、《納西人的祭天儀式》、《中國西南納西人的“開路”喪儀》、《中國西藏邊疆納西人的生活與文化》、《德國東方手稿納西手寫本目錄》等十幾種著述。經數(shù)十年鍥而不舍的努力，洛克在東巴教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西方學界被譽為納西學研究之父。

　　洛克對東巴教的研究，為西方的納西學奠定了堅實基礎。洛克在麗江考察的時代，很多知識淵博的大東巴尚健在，他可以慎重選擇有學識的東巴幫助工作。因此，那些大東巴對東巴教儀式和經書的解釋、翻譯，經洛克的研究得以保存于世，成為現(xiàn)在很難再獲的民族宗教資料，其中有些經義是后世年青的東巴難以解釋清楚的。洛克又有懂梵文和藏族文化的優(yōu)勢，對東巴教與本教教義中的文化互滲現(xiàn)象，能夠闡釋得比較清楚(注:楊福泉、白庚勝《國際納西東巴文化研究述評》，楊福泉、白庚勝編譯《國際納西東巴文化研究集粹》，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

　　繼洛克之后的東巴教研究者有顧彼得(Peter Goullart)。1941年，路易·艾黎等領導的國際援華組織“中國工業(yè)合作協(xié)會”在麗江建立辦事處，顧彼得作為工作人員留居麗江八年，有機會考察納西族東巴教。1955年在英國倫敦出版《被遺忘的王國》，較翔實地描述了所見麗江的風土民情，是認識當時納西族社會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彌補洛克論著中的不足。1944年，美國哈佛大學畢業(yè)生昆亭·羅斯福(Q.Rooseveldt )在麗江搜集1861冊東巴經， 其中有很多東巴教占卜經書。后來將其中1073冊經書賣給美國國會圖書館，88冊賣哈佛燕京學院。羅斯福還于1940年發(fā)表《在魔鬼祭司的土地上》，刊載美國《自然歷史》第45卷。昆亭·羅斯福還從云南沿怒江進入四川康區(qū)，沿途搜集民族學資料(注:《中國原始宗教資料叢編·納西族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7—28頁。)。

　　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博士(1870—1953)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考察，是近代人類學界一次有影響的田野活動。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鳥居龍藏率考察團的中國西南之行，歷時7個半月，路經9個省(市)，行程萬余里。其中，在貴州、云南、四川3省的調查時間有4個半月?！▲B居龍藏主要進行苗族、彝族調查，測量各地苗族的體質，記錄苗族、彝族的語音。鳥居龍藏考察團攜帶笨重的玻璃感光片大型照相機，路經苗嶺、大涼山，翻越大相嶺，早出晚宿，日行平均20—30公里，最高日行達50—60公里。所到之處詳細記錄當?shù)氐牡孛?、地形、土壤、植被，注意各民族服飾、語言、住居、神話、婚喪習俗、儀禮、社會組織等生活文化實態(tài)的考察，同時進行人體測量，考古調查，沿途拍攝了400多張照片。 這次考察成果有《苗族調查報告》的出版，此書共分十章:旅行日記、苗族的文獻、苗族的名稱區(qū)別及地理分布與神話、苗族的體質、苗族的語言、苗族的土俗及土司、苗族的花紋、苗族的笙、銅鼓、結論(注:楊成志《苗族的名稱區(qū)別及地理上的分布與神話》，是此書第三章內容的翻譯，載《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三集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專號》，1928年。后來全書由國立編譯館譯成中文，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鳥居龍藏在1926年出版《從人類學上看中國西南》，這部中國西南的旅行日記，記錄了西南的侗族、苗族、布依族、彝族、傈僳族、藏族及明代進入貴州的漢族——“鳳頭雞(笄)”、“里民子”的生活文化實態(tài)。此書是外國人深入中國內陸，用科學方法記錄各民族生活文化實態(tài)的重要著作，為西南少數(shù)民族研究提供了珍貴田野資料(注:黃才貴《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對我國西南民族的調查研究》，《貴州民族研究》 1993年第4期。鳥居龍藏《從人類學上看中國西南》，《鳥居龍藏全集》第10卷第219—521頁；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鳥居龍藏全集》第11卷第1—280頁，東京，富山房，1926年。)。

　　1910年至1911年，德國人勞西納(F.W.Lensehner )到廣東乳源瑤山考察， 著《中國南方的瑤子》，是德國學者有關瑤族的著述。 嶺南大學教授霍真(R.F.Fortune )率考察團到廣東連縣瑤山調查，1939年《嶺南科學雜志》十八卷第三期，刊登了這次考察的研究報告，有霍真《瑤族文化概況》，李智文《八排瑤之來歷及其社會組織與爭端》，李季瓊撰《瑤族家中之生育婚嫁與喪葬》等五篇論文?！∶绹瞬祭?Brown)在華西大學讀研究生期間， 曾赴越巂、理番一帶作彝族、羌族調查。至20世紀20年代，國外學者關于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著述已有七十余部。
　　

　　二、20世紀20至40年代中國學者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的研究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一批中國人類學者開始進行民族調查，這標志著中國人類學研究的開始。當時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曾在德國研究民族學，他在北京大學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類學的種子，國內一些大學相繼組建人類學研究機構，不少學生到外國攻讀人類學，有關少數(shù)民族研究的學術刊物逐漸問世。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以其豐富的宗教文化遺存，逐漸成為人類學者調查的熱點區(qū)域。

　　1.西南少數(shù)民族研究的學術機構和學術刊物

　　開展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作調查的學術機構，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最早，亦最有成績。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南開大學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部民族學研究室，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等，在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研究方面也有成就。20年代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已經有人類學科的設置。1934年，中央大學社會學系設置文化人類學、中國民族文化課程，由黃文山、孫本文、衛(wèi)惠林、何聯(lián)奎、胡鑒民、邱長康主講。1935年中山大學研究院分三個研究所，語言歷史研究所改稱文科研究所，分歷史學部和中國語言文學部，由楊成志任所長。后文科研究所增設人類學部，由楊成志兼人類學部主任，并招收碩士研究生。中山大學的人類學研究，在國內高校中具有悠久傳統(tǒng)。

　　1922年，成都華西大學成立邊疆研究學會，以西南少數(shù)民族研究為主旨。該會發(fā)起者為華西大學的外國學者，并于1923年創(chuàng)辦《華西邊疆學會雜志》。四川大學在校長任鴻雋指導下，曾在法學院成立西南社會研究部，由胡鑒民教授主持。1934年，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專任研究員凌純聲，金陵大學教授徐益棠等，發(fā)起組織中國民族學會。1934年12月16日，中國民族學會成立大會在南京中央大學中山院舉行，會員成立時僅33人，至1936年增至51人，匯聚了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民族學者。1936年2月， 中國民族學會出版《民族學研究集刊》，發(fā)表中國民族學會會員著述，受到國內外學術界注意。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研究的學術刊物，早期有1930年10月創(chuàng)刊的《新亞細亞雜志》月刊，專門研究邊疆及民族問題，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研究有極大貢獻。1938年10月，凌純聲、方國瑜、徐益棠等在昆明組織開展西南民族研究，并以中國民族學會西南邊疆月刊社的名義出版《西南邊疆》月刊，1941年秋，移會址于成都華西壩，設通信處于金陵大學，由徐益棠暫負書記之責。該刊1944年 6 月第十八期出版后停辦， 是抗戰(zhàn)時期有影響的西南少數(shù)民族研究刊物。1940　年春成都華西大學組建中國文化研究所， 由聞在宥教授主持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研究，1940 年創(chuàng)辦《華西協(xié)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至1949年共出九卷，其中第一卷分一至四號，第九卷分一至二號。1941年8 月，　中國邊政學會在重慶巴縣創(chuàng)辦《邊政公論》， 至1948年共發(fā)行了七卷四期， 是當時最具影響的中國邊疆民族學雜志。30—40年代創(chuàng)辦的少數(shù)民族研究學術刊物近三十種，出版少數(shù)民族研究專著百余種。

　　2.抗日戰(zhàn)爭前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的調查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推動了對中國西南邊疆地區(qū)的研究。當時所謂的西南邊疆，除現(xiàn)西南川、滇、黔、桂、藏五省一市(重慶)外，還包括湘西、粵北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人口總數(shù)約在二千萬以上。西南地區(qū)戰(zhàn)略后方地位愈顯重要，要了解西南民族的社會文化問題，首先必須從實地調查著手。

　　我國最先對西南少數(shù)民族作調查的學者，首推中山大學的楊成志教授。1928年7月12日， 楊成志赴云南作民族調查。他受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派遣，在云南調查太源山及昆明附近的彝族，調查區(qū)域遍及滇川交界的大涼山、昆明及河口一帶。至1930年3月23 日返廣州，著有《云南民族調查報告》(注:楊成志《云南民族調查報告》，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1930年。)?！畛芍靖鶕?jù)考察中搜集的彝族宗教資料，在《地學雜志》1934年第1 期發(fā)表《云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文中將搜集到手的一百三十部彝族經典，分為獻祭、祈禱、酬愿、做齋、禳祓等十六類。楊成志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縣東鄉(xiāng)大麻苴村調查，拜彝族畢摩張正為師，學習翻譯彝文經典《太上清凈消災經》，后來發(fā)表《羅羅太上清凈消災經對譯》(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北平，1932年10月，第175—198頁。)，此文對研究彝族宗教與道教關系頗有價值。

　　1934年春，重慶北碚的中國西部科學院雷馬峨屏考察團深入大涼山考察，翌年發(fā)表《四川省雷馬峨屏調查記》(注:部科學院特刊第一號，全文共一百二十四頁，1935年印行。)，被認為是研究涼山彝族問題必不可少的文獻。丁文江從歐洲學成歸國后，前往云南作地質調查。他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考察活動，使他在民族研究領域作出成績，丁文江編撰《爨文叢刊》(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收錄彝族傳說故事及畢摩經典數(shù)種，實為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重要文獻。

　　1933年5月至8月，凌純聲、芮逸夫等赴湘西苗族地區(qū)進行考察，后來發(fā)表《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該書第八章《巫術與宗教》以實地調查的材料，不同意鳥居龍藏報告苗族“已失去其固有之宗教”之說，認為苗族“保存了固有的宗教”(注: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八，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127頁。)。1934年至1936年， 中央研究院與云南省政府合作，前后派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凌純聲，陶云逵，芮逸夫等赴云南作邊疆民族調查，凌純聲、芮逸夫調查滇東南的彝族，滇西的傈僳和傣族，陶云逵調查滇西南的傣族及滇西北的納西、傈僳?？疾靾蟾嫔⒁姟吨醒胙芯吭簹v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人類學集刊》、《西南邊疆》、《地理雜志》等刊物。1935年7月20日， 陶云逵在云南東巴教圣地——中甸縣北地，請一名四十歲的東巴巫師作羊骨卜，此人據(jù)稱為東巴教祖師丁巴什羅第九十五代嫡徒，他根據(jù)觀察結果并參考納西族占卜經典，撰寫《么些族之羊骨卜及卜》(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集刊》第一卷，1938年12月，第87—144頁。)， 開創(chuàng)了研究東巴教卜書卜法的先河。

　　我國學者的西南少數(shù)民族研究， 以對瑤族的考察最早亦最深入。1928年夏天，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派嚴復禮、商承祖到廣西凌云調查瑤族，他們在凌云縣北部六個瑤族村寨考察一個月，翌年發(fā)表《廣西凌云瑤人調查報告》(注: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版， 1929年1月。)。1928年，中山大學生物采集隊第一次赴廣西大瑤山采集動植物標本，隊員任國榮兼作民俗調查，著《廣西瑤山兩月觀察記》。1931年春，該隊又第四次赴廣西大瑤山作第四次采集，隊員注意調查廣西古陳一帶瑤人的風俗習尚，龐新民著《廣西瑤山調查雜記》，姜哲夫著《記廣東北江瑤山荒洞瑤人之建醮》，姜哲夫、張伋、龐新民著《拜王——廣東北江瑤山瑤人風俗之一》(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1932年10月，第45—82頁、第83—88頁、第89—119頁。龐新民還撰寫《廣東東北江瑤山雜記》， 后收入《兩廣瑤山調查》，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9月出版。)。1935年秋， 燕京大學派費孝通、王同惠到廣西象縣進行瑤族調查。他們于11月18日進山，從柳州以東象山的大藤瑤山開始考察，12月16日在完成花籃瑤地區(qū)調查轉移地點時，費孝通不幸誤踏陷阱，其妻王同惠溺水身亡。費孝通在廣州治傷期間，整理王同惠的調查資料，遂有王同惠著《廣西省象縣東南花藍瑤社會組織》的問世(注:廣西省政府特約研究?？?936年。王同惠遺著《廣西省象縣東南鄉(xiāng)花籃瑤社會組織》，1936年由北平商務印書館公開出版。參見《費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頁、33頁。)。

　　1936年冬，楊成志率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廣東北江瑤山考察團，深入曲江縣境瑤山考察，該團由研究生及考古學、民族學與民俗學本科生共八人組成，對瑤人的社會經濟信仰文化等作深入調查，收獲頗多。1937年中山大學《民俗》第一卷第三期刊出《廣東北江瑤人調查報告專號》，計三百四十頁，二十萬字。其中江應樑撰寫《廣東瑤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經咒》研究報告，涉及瑤族宗教中的神廟及拜神儀式，瑤人信仰中之神的分析，巫師及宗教法事，魔法、占卜及民間禁忌等內容。楊成志撰寫《廣東北江瑤人調查報告》(注: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版，1938年。)，對考察團的考察作了科學總結。

　　凌純聲亦致力于瑤族研究，用法文發(fā)表《亞洲西南瑤族之民族學的研究》，在理論探討方面貢獻尤大。徐益棠1935年暑假赴廣西象平調查瑤族，歷時四月。后來陸續(xù)發(fā)表調查研究的成果有:《廣西象平瑤民之生死習俗》；《廣西象平間瑤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獻》；《廣西象平間瑤民之占卜，符咒與禁忌》；《廣西象平間瑤民之法律》；《廣西象平間瑤民之婚姻》，《廣西象平間瑤民之飲食》(注:《金陵學報》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1938年5月·11月印行；《邊疆研究論叢》( 1941年度)，成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41年；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二卷，1942年9月； 《邊政公論》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8月；《邊疆研究論叢》(1942至1944年度)， 成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45年刊行。)。其中《廣西象平間瑤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獻》，對瑤族宗教的神話、廟宇及祠堂、敬神及請神、請神唱詞、法具等有較深入的研究。

　　3.抗戰(zhàn)期間的西南少數(shù)民族宗教研究

　　1937年7月7日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以后，北方各學術機構相繼遷徙至西南后方。國內人類學者結集西南，專家如凌純聲、陶云逵、吳文藻、楊成志、聞在宥、吳定良、顧頡剛、李方桂、史圖博等在云南，衛(wèi)惠林、黃文山、馬長壽等在重慶，徐益棠、胡鑒民等在成都，都注意實地調查研究。在這些專家指導下，又有無數(shù)青年學者，或從事田野考察，或從事室內研究，作出許多成績。在這人才云集于西南的特定歷史時期，無論是人類學理論探討還是實地調查，都使西南少數(shù)民族研究進入高潮。

　　1938年11月至1939年7月，莊學本在寧屬的越巂、冕寧、 昭覺、鹽源、鹽邊各縣十二個彝族村落考察。1941年5月， 莊學本撰寫《西康夷族調查報告》，作為寧屬考察報告第七號， 由西康省政府發(fā)行， 其中有考察所得彝族宗教的情況。1939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貴州民族調查團。1939年春，中央庚款董事會組織川康科學考察團，梁甌第作為考察團成員之一，曾只身深入大小涼山考察，他功成歸來后撰寫考察報告書，提交給中英庚款董事會。1937年，馬長壽率民族考察團赴涼山彝區(qū)調查，撰寫《涼山羅夷系譜》，此數(shù)十萬言的調查報告未曾公開發(fā)表。后來華西五大學組織涼山抗戰(zhàn)勸導團的考察活動，馬長壽專門撰寫《涼山羅夷的族譜》(注:《邊疆研究論叢》(1942至1944年度)，成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45年刊行。)，1940年7 月至11月，四川省教育廳組織二十人的“邊區(qū)施教團”， 赴雷波、 馬邊、峨邊、屏山彝族地區(qū)考察，金陵大學教授徐益棠參加這次考察活動?？疾靾蟾鏁独遵R峨屏紀略》(注:全書336頁，附地圖，于1941年7月由四川省教育廳印行。)，其中徐益棠《雷波小涼山羅族調查》，張云波《雷馬屏峨邊區(qū)之夷務及倮羅文化概論》，涉及彝族宗教文化內容，約占報告書的三分之一。徐益棠《雷波小涼山羅族調查》，又在《西南邊疆》第十三期發(fā)表，其中精神生活部分談彝族的宗教和藝術，內容涉及彝族巫教的神靈、宗教法器、宗教儀式等。1941年夏，高倫率西南聯(lián)大川康科學考察團，進入大涼山彝區(qū)考察，高倫后來撰寫《大涼山彝區(qū)見聞錄》(注:《零玉碎金》第一輯，臺灣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年9月，第1—253頁。)。1940年夏， 林耀華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之后，翌年回國受聘于成都燕京大學執(zhí)教。1943年7月 2日至9月26日，林耀華率考察團深入大涼山彝區(qū)考察，后撰寫調查報告《涼山夷家》， 書中有彝族宗教情況的介紹，1947 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注:林耀華新著《涼山彝家的巨變》共四編，將1947年出版的《涼山夷家》收入第一編《涼山彝家》，第1—128頁，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5年5月。)。1948年，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胡先晉女士在《美國人類學家》發(fā)表長篇評介文章。

　　1939年4月至5月，雷金流赴云南澂江松子園彝區(qū)調查，撰寫《云南澂江羅羅的祖先崇拜》(注:《邊政公論》第三卷第九期，1944年9月。)。陶云逵考察云南的彝族，撰寫《大寨黑彝之宗族與圖騰制》、《西南部族之雞骨卜》(注:《邊疆人文》第一卷第一期，1943年9月；《邊疆人文》第一卷第二期，1943年11月。)，馬學良30年代在云南從事彝族語言調查時，常隨彝族畢摩參加各種宗教祭祀活動，后來陸續(xù)發(fā)表有關彝族宗教的論文，如《黑夷做齋禮俗及其與祖筒之關系》，《黑夷風俗之一——除禍祟》，《倮族的巫師“唄?！焙汀疤鞎?，《從倮羅氏族名稱中所見的圖騰制度》，《倮族的招魂和放蠱》，《羅民的祭禮研究》(注:《邊疆人文》第一卷第五、六期，1943年7月； 《邊政公論》第三卷第九期，1944年9月；《邊政公論》第六卷第一期， 1947年3月；《邊政公論》第六卷第四期，1947年12月； 《邊政公論》第七卷第二期，1948年6月；《學原》第二卷第二期，1948年。)。 陳宗祥1946年冬穿越大小涼山，進行彝族社會組織和宗教的調查，其中用兩月時間在德昌縣考察栗粟與水田兩民族，撰寫《西康栗粟水田民族之圖騰制度》(注:《邊政公論》第六卷第四期，1947年12月；第七卷第一期，1948年3月。)。 陳宗祥《倮羅的宗教》(注:《邊政公論》第六卷第四期，1947年12月；第七卷第二期，1948年6月。)， 探討彝族宗教信仰的神鬼，彝族宗教活動的巫師，彝族宗教祭祀的儀式，認為彝族宗教保持著原始宗教的本來面目。四川大學胡鑒民致力于岷江上游羌族的調查，撰寫《羌族之信仰與習為》(注:《邊疆研究論叢》(1941年度)，成都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41年。)，是羌族宗教研究的力作。

　　大夏大學自抗戰(zhàn)后遷徙貴州，鑒于貴州民族研究的重要，學校特設社會研究部，相繼由吳澤霖、岑家梧主持。該部組織定番，安順，盧山，三合，都江，下江，榕江，永從，荔波等地苗族、仲家(布依族)考察，撰寫調查報告《爐山黑苗的生活》十卷，《安順苗的生活》一卷，《定番縣苗民調查報告》十卷，《爐山縣苗民調查報告》十卷等。岑家梧在調查中注意研究宗教問題，先后撰寫《貴州仲家作橋的道場與經典》(注:《邊政公論》第四卷第二、三期，1945年3月。1944 年《風物志》月刊第一期亦載此文。)，《水家、仲家風俗志》，對仲家(布依族)的作解儀式，有較為詳細的考察研究(注:此文1944年寫于貴陽，1949年修改后收入《西南民族文化論叢》，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印，1949年12月。)。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收集的民俗品，專門設立邊疆文物陳列室展出。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還主編《貴州日報》副刊“社會研究”，此欄目每雙周星期二出版，登載該部研究貴州少數(shù)民族風俗、神話等文章，1940年，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出版《民族學論文集》第一輯，收錄該部在《貴州日報》副刊發(fā)表研究苗族的八篇論文。

　　抗戰(zhàn)期間對瑤族的研究成果， 有胡耐安《粵北之山排住民》， 于1940年9月出版。 該書第三章《粵北山排住民之宗教》，分述巫師之教育、等級、法器、經典、符箓、法術、廟宇、節(jié)期。1941年4月25 日至5月4日，楊成志又率研究生赴粵北乳源瑤山考察，　梁釗韜負責調查宗教問題，后撰寫《粵北乳源瑤民的宗教信仰》(注:《民俗》第2 卷第1、2期合刊，1943年。)，楊成志撰寫《《粵北乳源瑤人調查報告》(注:中山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版，1943年。)，內容包括瑤族宗教信仰的考察總結。

　　我國納西族學者方國瑜教授，是以人類學方法來研究東巴教最有成績者。1933年秋，方國瑜從北京大學研究所受命回麗江調查，在東巴經書及教義、道場研究方面作出成績。他撰寫《么些民族考》，被譽為納西族歷史文化的奠基之作。1935年7 月完成《納西象形文字譜》書稿，內容有東巴經義的解釋，為中外學術界所推崇，國外學者稱方國瑜為納西學之父。傅懋勣教授從1940年起開始研究納西語，對東巴經的研究成績尤為突出，其力作《么些象形文“古事記”研究》、《納西族圖畫文字“白蝙蝠取經記”研究》，堪稱科學詳實的東巴經譯注范本。另一研究東巴教有成就者是李霖燦，他1940年6月至1943年9月間在云南麗江、中甸、維西、寧蒗等縣考察，先后聘請東巴楊學才、和才、和文質幫助翻譯考察工作，經歷數(shù)年的納西族東巴教實地研究，于1944年出版《么些象形文字字典》，1945年出版《么些標音文字字典》。1946年撰寫《么西經典六種》，其中“占卜起源的故事”、“多巴神羅的身世”、“都薩峨突的故事”、“某莉慶孜的故事”，是東巴教占卜、超度、祭龍王的重要經典(注:李霖燦1978年4月在臺灣出版《么些經典譯注九種》，　及《中甸縣北地村的么西族祭天典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九期、十期，1960年)等論文，有賴于40年代在納西族地區(qū)考察所奠定的資料基礎。郭大烈:《李霖燦與納西族東巴文化》，魏治臻:《〈么西經典譯注九種〉的內容和特點》，郭大烈、楊世光主編《東巴文化論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455—464頁、452—454頁。)。吳澤霖《么些人之社會組織與宗教信仰》(注:《邊政公論》第四卷第四、五、六期合刊，1945年6月；第七、 八期合刊，1945年8月。)，對納西族東巴教及宗教傳說，有較為詳細的研究。
　　

　　后論

　　20世紀20—40年代，中國人類學者跋涉于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實況，從他們實地考察中撰寫的通訊可以睹見。費孝通、王同惠《桂行通訊》，陶云逵《俅江紀程》、《新平通訊》，莊學本《西康木雅貢噶雪山游記》。梁甌第《我怎樣通過大小涼山》，林耀華《大小涼山考察記》，方國瑜《裸黑山旅行記》，李式金《瀾怒之間》(注:1935年10月撰寫，《北平晨報》連載；(1 )《西南邊疆》第十二、 十四、 十五期連載，1941年5月，1942年1月，1942年12月，(2 )《邊疆研究通訊》第一卷第五、六期； 《邊疆研究論叢》(1941年度)； 《教育新時代》第一卷第七期至第二卷第一期連載；《邊政公論》第三卷第五、六期，1944年5月、6月；《西南邊疆》第十五期、十六期，1942年5月， 19 42 年12月；《邊政公論》第三卷第七期(1944年7月)，第四卷第二、 三期(1945年3月)，第四、五、六期(1945年6月)。)，閱讀這些人類學者考察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行程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出老一代學者投身于學術的執(zhí)著追求。楊成志在《廣東北江瑤人調查報告導言》中說:“要望民族學逐漸在中國發(fā)展起來，尚待一般同志們更加努力宣揚，尤其是拋開了書本能夠實行到山國去或邊疆去!”(注:《民俗》第一卷第三期，第3頁。 )梁甌第《我怎樣通過大小涼山》文末說:“涼山歡迎的是刻苦自勵，有作為肯犧牲的青年，不是一些企圖做團圓富家翁的人物?！?注:《教育新時代》第二卷第一期。梁甌第《我怎樣通過大小涼山》，1944年由貴陽文通書局出版。)徐益棠曾評價當時中國的人類學者，“鄙夷名利，斷絕仕途，奔走于荒徼僻壤，努力于田野工作”(注:徐益棠《十年來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之回顧與前瞻》，　《邊政公論》第一卷第五·六期，1942年1月。)。楊成志赴云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調查， “在高山峻嶺之區(qū)，或窮鄉(xiāng)僻壤之處，與羅羅同享衣、食、住、行的野蠻的或半野蠻的或漢化的生活。”(注:楊成志《羅羅說略》，《嶺南學報》第一卷第三期，1930年6月。 )在抗戰(zhàn)期間艱苦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下，中國人類學田野工作并沒有止步，一代人類學家的學術精神值得今人汲取。甚至在一衣帶水的東瀛日本，為弘揚鳥居龍藏的學術精神，已將鳥居龍藏《從人類學上看中國西南》，改編為《到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去》，號召日本青年學者向鳥居龍藏學習，投身到中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調查研究中去。

來源：《宗教學研究》, 2001(2):9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