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為大家推送的這篇文章是國家首屆優(yōu)秀公訴人鄒開紅的報告稿，其在講稿中分享了她進入檢查系統(tǒng)后的成長與體會，我們刑辯律師可以從優(yōu)秀公訴人的成長之路中探索優(yōu)秀公訴人的辦案方式和思路，從而尋求一條適用于刑辯律師的成長道路。

鄒開紅：

我是鄒開紅，來自北京市東城區(qū)人民檢察院。今天，作為這個報告會的成員，站在這里，我內心充滿了忐忑不安。我只是北京市檢察系統(tǒng)一名普通的檢察干警，所做的也只是十分平凡的本職工作，沒有什么轟轟烈烈的事跡。但自從2002年、2003年連續(xù)獲得北京市和全國十佳公訴人第一名后，不斷有人問我，一個年僅28歲的年輕檢察官，如何能取得這些榮譽呢？其實，我也是公訴戰(zhàn)線上一名年輕的“老兵”，自1996年從中國人民大學畢業(yè)以來，到2003年，我在東城檢察院公訴部門工作了7年。7年的時間，既短也長，在此，我愿將這7年來的一些經(jīng)歷和感受向各位領導和同志們作一個匯報。

回想起這幾年的工作經(jīng)歷，我的第一個感受是，一名年輕的大學生要想在檢察工作上取得一點成績和進步，首先必須沉下心來，俯下身去，樹立踏踏實實的工作作風。

我想每一個初出校門的大學畢業(yè)生，都在內心構畫著自己的職業(yè)夢想。從事檢察工作的大學生，更是對“檢察官”那種代表國家支持公訴，在法庭上義正辭嚴、慷慨陳詞的高大形象充滿了向往。我也是一樣。剛來到東城檢察院，被分配到起訴科工作。1997年1月1日，修訂后刑事訴訟法正式實施，經(jīng)歷過新舊刑事訴訟法不同開庭模式的對比，我很快被新的庭審模式下公訴人在法庭上代表國家積極執(zhí)行控訴犯罪職能的形象所吸引，心里也不免按捺不住，躍躍欲試，夢想著自己也能在公訴舞臺上洋溢激情。但我當時只是一名書記員，有時在法庭上做著自己的公訴夢，筆錄難免就草草了事。領導很快看出我這種情緒，特意找我談話，臨了送我一句，“水到渠成”，并讓我結合公訴工作寫一篇調研文章。這個工作難倒了我，記得我最后完成的那篇文章題目很大，差不多是從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原意去寫的，內容當然很空。我拿給同事看，能明顯感覺出他們不愿打擊我的勉強恭維。接下來參加全市檢察系統(tǒng)書記員培訓，培訓中有若干小測試，培訓結束時，雖然我一直希望能從老師念的那一長串優(yōu)秀學員名單中聽到我的名字，但末了還是讓我失望。從重點高中到重點大學，我一直都是三好學生、優(yōu)秀學生干部和每年的獎學金獲得者，已經(jīng)習慣于獲得老師和同學們的表揚，因此，這幾件事對我打擊確實很大，但卻讓我清醒下來，經(jīng)過冷靜反思，懂得了一個道理，那就是：無論從事什么工作，都不能好高騖遠，而要一步一個腳印，并力求做到最好。從那次以后，無論在哪個工作崗位，我都本著這種心態(tài)去工作，力爭將每一個平凡的工作做到最好。

這種務實、樸實、扎實的工作作風讓我7年來一直受益。我開始踏踏實實地做我的書記員工作，在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公訴人之前，我要先做一名優(yōu)秀的書記員。我虛心向同事請教閱卷應遵循怎么樣的規(guī)則，筆錄應如何制作，卷宗要按什么標準去歸檔。有一次，檢察員辦理一起上級院交辦的詐騙案，詐騙金額近億元，案情重大，事實復雜，證據(jù)材料也很多，但公安機關預審卷宗卻雜亂無章，本來應放在第一卷的材料卻只能在第三卷找到，讓人看不出一個頭緒。我感覺出檢察員很著急，默默地將三大本卷宗材料重新復印，按照案件發(fā)展的脈絡分類裝訂，然后交給了承辦人，這個案件后來被順利起訴，被告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幾年以后，這位檢察員仍然向我提起這件事情。對我而言，也通過這件事情感受到書記員工作也有他的價值。后來，我為檢察員參加全市優(yōu)秀公訴人評比整理的卷宗材料也拿到第一名，書記員的基礎性工作對我自己參加全國優(yōu)秀公訴人評選同樣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本人報上去的卷宗材料也得到了最高分。同事問我有什么訣竅，我發(fā)自內心地說，高標準是平時的一貫堅持所形成的。

“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我一直認為，三年的書記員工作打下了我今后從事公訴人工作的堅實基礎。雖然在大學時我的成績一直不錯，但來到檢察機關這個司法實務的大熔爐里，仍然覺得所學遠遠不夠。在做書記員的三年時間里，由于主要是為檢察員做一些輔助性工作，時間相對比較寬松。通過自學，我開始補課。那時住單位的集體宿舍，每天吃完晚飯，先到健身房鍛煉身體，然后坐在辦公室靜靜地看刑法、刑訴法法條和教科書，我們幾個住集體宿舍的年輕人戲稱這種生活為“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刑法法條剛開始記不住，就一遍遍地背，直至能記住為止。1997年我院舉辦了一場刑法知識競賽，我作為公訴隊的三名選手之一參加，并幫助本隊奪取了第一名。記得當時的檢察長田玉龍問我，“小鄒，不錯啊，你刑法法條怎么背得那么熟”，我臉上沖他一個勁地笑，心里卻直喊，“慚愧，慚愧，那可是背了多少遍的結果啊”。作為對法律精神理解得并不深的我，這種死記硬背現(xiàn)在看來有幾分幼稚，卻為我的檢察工作打下了一個最初的基礎。在苦于不知如何更好地切入公訴工作時，我找了一條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切入途徑，因為熟練掌握法律規(guī)定畢竟是一名公訴人的基本功。

1999年，我以本院第一名的成績通過全國初任檢察官考試，并得到任命為助理檢察員。隨著辦案責任的增強，我對這種扎扎實實、做好基礎工作的重要性理解得更深了。如果說做書記員時，僅僅因為一些教訓讓我懂得了這個道理的話，在獨立辦案后，則越來越感受到公訴工作關乎司法機關的公正形象和公民的切身利益，這本身就來不得半點浮華。

東城檢察院趙志建檢察長將審查起訴工作的要求歸納為“查微析疑，糾錯防漏，拾遺補缺”這十二個字，我深有同感，因為公訴指控體系往往容易因為一點的薄弱，而導致全盤被攻破。因此，閱卷時，無論有多少份犯罪嫌疑人供述，我總是老老實實地從派出所的第一份訊問筆錄開始，按照時間順序，一份一份，一直看到偵查終結前的系統(tǒng)訊問筆錄；卷宗的書證材料無論有多厚，我總是老老實實地一頁頁翻閱和審查；即便是事實比較清楚的簡單案件，我也要認認真真地準備好提訊前的準備工作，注意傾聽犯罪嫌疑人的辯解。我覺得，唯有如此，才能達到對案件事實清晰完整的認識，才能在法庭上不陷入被動。在辦理一個非法經(jīng)營案時，公安機關認定的非法經(jīng)營金額是1600多萬元，經(jīng)審查，我們認為公安機關用銀行的流水單計算金額的標準沒有充分的證據(jù)予以證實，而只能憑有關單位收到犯罪嫌疑人付款的進賬單來進行計算。這個案件卷宗共有20多冊，其中書證幾千份。確定完標準后，由組內其他同志進行了多次計算，經(jīng)營額為1000萬多一點。結果交給我后，我逐頁逐頁地進行了審查，其中有一頁進長大引起了我的注意，這頁進賬單與眾不同的是，在幾筆入款中的一筆上打了一個箭頭。我想，為什么單在這一筆上打箭頭呢？翻完所有卷宗，又發(fā)現(xiàn)了一張類似的進賬單。經(jīng)過與助手一起補充調查原始票據(jù)，原來這張進賬單是幾筆入款的匯總，其中只有打箭頭的那筆是犯罪嫌疑人的付款?？鄢嘤嗟慕痤~，非法經(jīng)營額變成了800多萬。就非法經(jīng)營罪而言，可能對被告人的量刑并沒有太大的影響，辯護律師面對這么多書證，也不一定能發(fā)現(xiàn)，但通過這件事，卻使我對審查起訴工作的“十二字”要求有了更深入的體會。

在東城檢察院二樓墻上，寫著我們的東檢精神：“積極探索，勇于創(chuàng)新，腳踏實地，敢于爭先”。我確實感覺到，一個年輕的大學畢業(yè)生要想在工作中有所作為，腳踏實地是必不可少的。我們可能看到那些優(yōu)秀的公訴人在法庭上唇槍舌劍，很是瀟灑。但我個人卻認為，做一名優(yōu)秀的公訴人，口才固然重要，但庭下踏踏實實的審查工作更為重要。在對北京市第一大“汽車碰瓷”案——鄭植敲詐勒索案出庭公訴前，我為如何確定鄭植的犯罪故意陷入了沉思。鄭植從2001年1月起，直到8月份，分別駕駛不同的小轎車，在北京市城八區(qū)各路段，與其他車輛發(fā)生了60多起交通事故，交通警察處理現(xiàn)場時，全部判定對方全責，鄭植索賠的金額達59000余元。這個案件在社會上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春節(jié)期間，北京電視臺“第七日”欄目主持人講，很多觀眾朋友給電視臺打來電話，說今年春節(jié)期間大家都不敢出門，因為有兩大怕。一怕被扎針，傳得沸沸揚揚的，不由得人不怕；二怕被撞車，開得好好的，就有人給你來這么一下，盼著警察來了，還說是你的責任。鄭植造成的社會影響由此可見一斑。但鄭植從未承認過自己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而是一直辯解自己由于長期在澳大利亞靠馬路左邊駕駛，不熟悉北京的交通規(guī)則和狀況，才導致了這么多交通事故的發(fā)生。鄭植還具有很強的反偵查和審查能力，偵查人員的多次跟蹤都被他駕車甩掉。由于這個案件我是起訴前才介入，特意去看守所對他進行了訊問。我問他，“為什么在半年時間內造成這么多交通事故，甚至有時一天就撞三次”，他反問我，“你早晨吃了飯，為什么中午和晚上還要吃？”從情理上看，半年時間造成60多起交通事故，鄭植應當是故意的，但這個理由并不十分充分，公訴力度和效果也不會好。連續(xù)加了三個晚上班，也沒想出一個好的突破口。突然間想起在當書記員時，檢察員教過我，涉及多起犯罪事實的，可以制作表格式的閱卷筆錄。但60多起交通事故，這樣會不會反而更繁瑣呢？抱著試試看的心理，我和書記員一起將這60多起交通事故按時間順序逐一排列，眼前不由得一亮。鄭植總是說自己不適應北京的交通規(guī)則，但表格清晰地顯示，在鄭植身上發(fā)生的這些交通事故呈現(xiàn)明顯的規(guī)律性。鄭植從澳大利亞回國五個月后才發(fā)生第一起事故，此后的半年，事故越來越頻繁，突然某一天再沒有事故了，但證據(jù)顯示他從回國到被抓獲的一年多時間里一直都在開車，剛開始適應，到后來反而不適應，而且越來越不適應，然后突然又適應，這顯然不符合常理。表格還顯示，頭三個月鄭植全是與闖禁行的車輛迎面相撞，后四個月又都是從后面追撞并線的車輛，在作案的時間、地點上也呈現(xiàn)出明顯的規(guī)律性。后來在法庭上發(fā)表公訴意見時，我說，鄭植在本案中表現(xiàn)得就像一個武林高手，可以收發(fā)自如地選擇自己喜歡的時間、對象和方式來不適應北京的交通狀況。不適應某種狀況本來是被動的，在鄭植身上反而成主動的了，顯然，鄭植是經(jīng)過精心策劃，是蓄意制造的交通事故。公訴效果很好，鄭植被以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但庭后我想，可能最笨的辦法反而是最有效的辦法，審查起訴本來就是需要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地去做的一項工作。對庭前準備工作，我也養(yǎng)成了精心設計出庭預案的習慣。當然，從事基層公訴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有些案件不用太多準備也可以順利地出庭公訴，但我個人的感受是，只要庭前精心設計了，經(jīng)過庭上實際情況的對比后，自己的收獲會更大一些。如果一貫堅持這樣，就會更有利于發(fā)現(xiàn)問題，把握出庭的規(guī)律，并形成自己的公訴風格。

這次參加全國優(yōu)秀公訴人評比，我筆試獲得第二名。面對厚達200多頁、有6名犯罪嫌疑人、涉及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案卷，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審閱卷宗、歸納事實、進行證據(jù)分析、指出證據(jù)及其他方面存在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調取的材料、詳細論證犯罪構成、發(fā)表量刑建議、科學排列舉證提綱、全面預測并制作答辯提綱這些考試項目，我個人的感受時，如果平時沒有養(yǎng)成規(guī)范辦案、細致審查的習慣，要想得到高分確實十分困難。我雖然是第二名，卻也只拿到了67.25分，顯然還存在許多不足。

2001年初我以優(yōu)異的成績通過全市主訴檢察官考試并得到院里任命，成為當時全院最年輕的主訴檢察官，同時從公訴二處調到公訴一處擔任副處長，從辦理經(jīng)濟犯罪案件、職務犯罪案件轉到辦理普通刑事案件。隨著辦案經(jīng)驗的逐步豐富，我對檢察公訴工作的理解也更為深入。公正執(zhí)法是黨和人民對我們的殷切希望，也是新時期、新形勢向我們提出的重要課題。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民主法制的進步，如果僅有踏踏實實的工作作風，僅有加班加點的奮斗精神，僅有公正執(zhí)法的堅定決心，而不具備公正執(zhí)法、準確辦案的專業(yè)素質，維護法律尊嚴、保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的目標仍然不可能很好地實現(xiàn)?，F(xiàn)代法治建設，對培養(yǎng)高素質、專業(yè)化的檢察官隊伍提出了要求。這種時代的緊迫感，讓我感受到，承擔的工作越是重要，就越是覺得自己的業(yè)務能力還不能達到公正執(zhí)法的標準和要求，因此，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途徑進行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專業(yè)理論素養(yǎng)和實際辦案能力，就成為我一項重要的工作任務。這也是今天我要向各位領導和同志們匯報的第二點感受。

有的同志說，“好公訴人是用案件喂出來的”，我對這句話表示認同，但也認為并不全面，更準確的表達應當是“好公訴人是通過辦案琢磨出來的”。作為一個承辦人，我接觸到的案件量和犯罪類型都是有限的，有些新類型的案件，可能一年甚至幾年才能碰到一回。因此，我倍加珍惜每一次辦案機會，在審查案件時，并不就案辦案，而是舉一反三，試圖通過解剖一只麻雀來了解鳥類的身體構造，通過辦理一個案件來弄懂弄通一類問題。遇到疑難問題，也不是稀里糊涂地放過，而一定要通過翻閱資料、請教同事和專家、自己思考來解決。在案件起訴前，并不輕易得出一個結論，而是將其中的法律關系進行透徹的分析，不斷問自己還存不存在罪與非罪的問題，還存不存在此罪與彼罪的問題，證據(jù)體系還有沒有不完善的地方，并將自己的分析論證意見詳細寫進審查報告中。判決下來后，我也不是很快就送到領導那兒審批，而是反復推敲，通過審核判決，回憶整個案件的辦理過程，總結其中的得與失。有些想不透的地方，還打電話與審判長進行交流，久而久之，通過這種方式，我與一些審判長也成為了好朋友。

案件為我提供了活生生的學習教材，這幾年，我明顯地感覺到，以前在大學學習的理論知識和書本上的抽象概念慢慢地變得鮮活起來。人們常說，“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以前我只是將這句話作為他人的經(jīng)驗之談來接受，理解得并不深入，但現(xiàn)在卻有了切身的體會。我慢慢能體會到那種用理論知識來總結辦案經(jīng)驗的愉悅。剛任助檢員時，了解到處里有幾件靠間接證據(jù)定罪的案件在公訴中遇到了困難。我就開始研究以間接證據(jù)定罪究竟有什么規(guī)律，進而開始琢磨公訴證明標準的問題。以后遇到此類案件和資料我都十分關注，與此有關的一些事情也記憶猶新。我專門買來證據(jù)學方面的書籍進行學習，2001年參加主訴檢察官考試時有一道分析題是“請談以間接證據(jù)定罪的原則”，2002年從全國刑事檢察工作會議文件中看到高檢公訴廳起草的《關于制訂公訴證據(jù)參考標準的說明》，2003年受通州檢察院的邀請參與座談，一起討論了“排除合理懷疑是不是可以作為我國刑訴法公訴證明的標準”，前不久我在北京市檢察官協(xié)會和訴訟法學年會上碰到二分院的李天裕老師，還向他請教，“對證據(jù)是否確實充分的把握，究竟是依靠證據(jù)理論和規(guī)則多一些呢，還是依靠經(jīng)驗的判斷更多一些”。通過這種關注和思考，我感覺到，雖然遇到的問題更多了，但理解的層次卻更深了。有時我也將這種思考的體會寫下來，形成調研文章。如辦完玉泉營環(huán)島火災案，我寫了《淺議消防責任事故罪》；辦完一起利用租車進行詐騙的案件，我寫了《如何辦理租車詐騙案》；在司法實踐中感覺與法院就自首的認定標準不統(tǒng)一，我寫了《自首法律適用的若干問題》。這些文章，有的發(fā)表了，有的沒有發(fā)表，但我認為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利用這種調研的方式體會了理論聯(lián)系實踐的過程，系統(tǒng)總結了自己的辦案體會。遇到自己認為有價值總結的課題，我就隨手記下來，其中一些課題我只是列了個提綱，并未最終形成文章，但同樣促發(fā)了我對相關問題的思考，這種思考使自己將辦案經(jīng)驗上升到更為理性的層面。2002年我獲得“北京市十佳公訴人”稱號，同時也獲得優(yōu)秀論文單項獎；2003年我為參加全國十佳公訴人評選報送的論文又得到了最高分。

基層司法實踐為我提供了豐富的學習素材，我抓住一切學習機會來充實自己。每一次匯報，每一次制作審查報告，每一次出庭公訴，我都要檢驗自己是否已經(jīng)做到有理有據(jù)，有意識地煅煉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在做書記員時，我對檢察員開玩笑，說“真希望你出幾個無罪案件，我可以總結總結教訓”，無獨有偶，后來，我們的主管副檢察長王立也說，“如果一個公訴人善于總結的話，可能出幾個無罪案件他會成長得更快，當然這樣的代價太高了”。然而，這樣的學習機會還是有的，2002年，領導安排我撰寫本院《2000—2001年度無罪案件的自查報告》，我系統(tǒng)地對這些案件進行了分析，雖然只有四個案件，但最后形成了近1萬字的報告。2002年年底，受領導指派，我又對當年無罪判決案件和法院改變定性案件進行了書面分析，確實收獲很大。這幾年，我寫了很多辦案工作和業(yè)務建設方面的材料，寫作的過程是相當枯燥的，但我并沒有僅僅將它們作為一項任務來完成，而當成是一個個難得的學習機會。2001年初以后，我作為公訴一處的副處長，協(xié)助處長進行業(yè)務管理工作。雖然我院已全面實行了主訴檢察官辦案責任制，但在審批判決時，法院即便判決了有罪，我也并不是簡單地簽上“同意”兩個字。在詳細審閱其他承辦人報上來的材料后，遇到有爭議或我認為有討論價值的問題，總是同承辦人深入交流后，詳細寫上我的個人意見。通過這種方式，我等于從整個部門的辦案實踐中得到了學習，間接增長了自己的辦案經(jīng)驗。在協(xié)助處長對部門的業(yè)務機制進行建設時，在組織實施公訴部門的崗位練兵和業(yè)務培訓活動時，在準備與法院主審法官共同召開的分歧案件研討會議材料時，我都會抓住這些機會，與領導和其他承辦人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不斷地研究辦案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探索新世紀公訴人應具備的能力素質。日積月累，對提高自己的公訴業(yè)務水平確實有很大的幫助。

這些年以來，我養(yǎng)成了良好的自學習慣。利用業(yè)余時間閱讀了大量的法學理論著作和論文，利用各種途徑查閱、積累辦案資料。為學習、辦案方便，我整理手頭的資料，自己制作的司法解釋目錄總匯共計有13000多字，各種法律紀要文件的目錄近4000字，并隨時跟蹤法律文件和精神，促使自己對當天發(fā)布的法律規(guī)定和文件當天學習，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庫。我發(fā)現(xiàn)學習判例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方式，非常注重對典型判例的學習，自己積累的典型判例目錄達2萬多字，并在其中寫下個人對這些判例的見解和認識，平時在報紙、雜志上見到案例分析更是隨手就看。通過辦案和學習，我感覺自己的法學理論水平已經(jīng)跟不上日益提高的執(zhí)法要求，1999年，我以優(yōu)異的成績再次考入人民大學，攻讀法律專業(yè)碩士。在職研究生的課程很多被安排在晚上6點以后，為了不耽誤上課，我特意向院領導提出，在工作完成的前提下，我可以提前半個小時下班。我經(jīng)常是下午4點半，騎著自行車，從東四十二條到和平街北口，然后坐公共汽車到學校上課。為養(yǎng)足精神，一上車就對售票員說，到人大叫我一聲，然后坐在車上小睡一會兒。上完課，晚上10點多才回到家里吃飯，第二天再投入工作。我非常珍惜這次“回爐”的機會，除認真聽課外，還有意識地選修了與工作有關的課程，向老師請教辦案實踐中遇到的難題，理論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以前看不下去的理論書籍也慢慢可以看進去了。2002年，我順利地拿到了法律專業(yè)碩士研究生學歷和學位。這次參加全國優(yōu)秀公訴人評比活動，筆試、答辯和論辯除考察公訴人的實務操作能力外，還非常測重于考察公訴人的專業(yè)理論素養(yǎng)和邏輯思辯能力，而這些素養(yǎng)和能力的具備需要通過平時不斷的學習、思考和總結才能達到。

在學習方工檢察長的先進事跡時，我從他身上看到了一個“職業(yè)”公訴人的形象--職業(yè)操守、敬業(yè)精神和專業(yè)素養(yǎng)，趙志建檢察長將這種形象歸納為具備“適應新世紀要求和現(xiàn)代法治精神的職業(yè)理念，務實、樸實、扎實的職業(yè)作風，適應現(xiàn)代司法規(guī)律特點的高超的職業(yè)技能，符合人民檢察官操守和修養(yǎng)的職業(yè)道德以及廉潔、嚴謹、剛直的職業(yè)形象”，并提出每一名檢察人員都要立志做“通理論、精實務、善研究”的骨干檢察官。坦率地講，我離這些要求還差得很遠，但這種理想和目標卻一直激勵著我知恥而后勇，不斷學習以迎頭趕上。如果說我已經(jīng)取得一點成績的話，離不開領導的這種不斷鞭策，主要應歸功于東城檢察院有一個良好的成才與學習的環(huán)境，有著同志們的關心與支持。這是我今天想談的第三點感受。

個人的成才經(jīng)歷從來離不開一個好的成長環(huán)境，這絕非一句空言。東城檢察院作為全國模范檢察院，東檢反貪局作為全國反貪戰(zhàn)線上的尖兵，很多先進集體和人物為我提供了學習的榜樣；東城院這幾年一直強調業(yè)務機制建設，大力開展崗位練兵活動，并不遺余力地培養(yǎng)年輕的業(yè)務骨干，這些都使我深深受益；我工作過的公訴二處和公訴一處都是我院的先進處室，這幾年的工作成績受到市院的充分肯定，在2002年底的全市公訴系統(tǒng)評比中名列前茅，公訴一處還是北京市“人民滿意檢察單位”、北京市檢察機關“先進檢察處室”和“嚴打整治斗爭先進集體”，我個人也在公訴一處被評為北京市檢察機關“先進檢察干警”和“嚴打整治斗爭先進個人”。這兩次參加優(yōu)秀公訴人評比，領導和同志們都為我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尤其是這次參加全國優(yōu)秀公訴人評比，許海峰檢察長、市院黨組、政治部、教培處、公訴處、本院領導和其他同事都給予我們以大力支持，因此比賽歸來，我深有感觸地說，雖然只是拿了一個個人獎項，但實際上是在打一個團體賽。今天也借這個機會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但在我的成長經(jīng)歷中感觸更深的是，一名年輕檢察干警的成長，更重要的是領導要不斷為他們壓擔子，不斷地為他們提供更具挑戰(zhàn)性的工作，而我們也要敢于迎難而上，去迎接這種挑戰(zhàn)。7年來，我承擔了領導交給我的多個重大課題。1998年，我提出當庭發(fā)表量刑建議的想法，受到院領導的鼓勵和肯定，讓我作為課題負責人開展研究，幾年來，我圍繞量刑建議權的運作制定了本院的實施規(guī)范，先后形成了近十萬字的調研報告，我們與中國檢察理論研究所開展了合作，該課題也引起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包括高檢的廣泛關注，《檢察日報》頭版頭條對我發(fā)表量刑建議的第一起公訴案件進行了專門報道；2001年，領導將公訴部門建立案件質量評價體系的課題交由我為主負責，經(jīng)過不斷調研、實踐、修改和完善，現(xiàn)在已經(jīng)形成規(guī)范化的操作體系，市院公訴處擬向全市推廣，經(jīng)《檢察日報》頭版報道后，各地檢察機關索取材料的電話源源不斷，并推動了本院其他業(yè)務部門案件質量評價體系的建設；2002年在市院公訴處借調期間，市院公訴處領導將《北京市檢察機關公訴部門維護司法公正的若干意見》這個帶有綱領性的課題交由我負責，我先后形成了2萬多字的理論論證稿、近4000字的規(guī)范稿和7000多字的調研稿，對公訴人公正執(zhí)法的原則、理念及具體操作規(guī)程進行了全面規(guī)定，受到市院公訴處的充分肯定。這三個重點課題所涵蓋的內容十分豐富，通過艱苦的調研和實踐工作，使我對公訴工作有了較以前深刻得多的理解與認識。由于出色完成多項重點課題，我于2002年獲得東城區(qū)第三屆“優(yōu)秀青年知識分子”稱號。在7年的時間里，我從一名年輕的書記員成長為一名全國十佳公訴人，各級領導對我的培養(yǎng)至關重要。

除了以上三點外，還有兩點體會我感受至深。一是年輕大學生只有將檢察工作視為一種事業(yè)，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在追求事業(yè)的過程中實現(xiàn)人生的自我價值，才能有工作和學習的不竭動力，取得成績和進步；二是如果一名年輕的大學生立志于扎根基層，從基層檢察工作豐富的土壤中去吸取營養(yǎng)，愛崗敬業(yè)，勤奮煅煉，厚積薄發(fā)，更有利于成長為一名優(yōu)秀的檢察官。

在獲得“全國十佳公訴人”第一名后，記者采訪我，會不會因為這個榮譽而有壓力。我回答說，我只是在一場于特定時間、有特定人參加的特定比賽中取得了一個名次，但并不代表我的公訴水平就是第一。相反，在賽場內，我從其他優(yōu)秀公訴人身上看到了許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在賽場外，還有很多沒有參加比賽的優(yōu)秀公訴人也都是我學習的榜樣。如果說我有壓力，那也是不斷提高的公正執(zhí)法要求所帶來的，而不是一個已經(jīng)過去的榮譽。記得1996年的7月1日，在同學的幫助下，我將行李從學校集體宿舍搬到現(xiàn)在仍然坐落在東四十二條胡同里的東城檢察院。同學對我開玩笑，“檢察院怎么在胡同里”，我也笑著說，“胡同雖小，但我要從事的檢察事業(yè)并不小”。雖然只是互相之間開玩笑，但確實也是我內心的真實想法。為了檢察事業(yè)，在新的崗位上更加努力地工作，同樣也是獲得榮譽后，我內心的真實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