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之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有只講“君子”不講“小人”的特點，如：

　　“君子以自強(qiáng)不息”（《乾》）

　　“君子以厚德載物”（《坤》）

　　“君子以容民畜眾”（《師》）

　　“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履》）

　　“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否》）

　　“君子以振民育德”（《蠱》）

　　“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臨》）

　　“君子以常德行，習(xí)教事”（《習(xí)坎》）

　　“君子以虛受人”（《咸》）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

　　“君子以恐懼修身”（《震》）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

　　與前述孔子思想相比，這些思想除“君子以恐懼修身”外都立論更高，有“青出于藍(lán)而青于藍(lán)”之感；孔子講“君子坦蕩蕩”（《論語·述而》）和“君子不憂不懼”（《論語·顏淵》），　這與“君子以恐懼修身”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故《大象》不會是孔子所作?！∽屑?xì)與《論語》中各種記載比較，發(fā)現(xiàn)與曾子的思想和語言風(fēng)格極為相似，例如：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xí)乎？”（《學(xué)而》）

　　“慎終追遠(yuǎn)，民德歸厚矣?！保ā秾W(xué)而》）

　 “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泰伯》）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泰伯》）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yuǎn)。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yuǎn)乎？”（《泰伯》）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保ā额仠Y》）

　　“君子思不出其位。”（《憲問》）

　　“君子以恐懼修身”與“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以振民育德”和“慎終追遠(yuǎn)，民德歸厚矣?！钡人枷攵紭O為相似，“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和“君子思不出其位?！眱H一字之差, 這決非偶然，應(yīng)是曾子作《大象》之內(nèi)證，這些思想也與《大學(xué)》“修齊治平”的主體精神一致，故《大象》作者極可能是曾子。

    《大象》既出，仿之作《小象》當(dāng)在情理之中。觀析《小象》，發(fā)現(xiàn)“中”、“正”思想較濃，如：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需》）

　　“訟，元吉”，以中正也。（《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師》）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比》）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履》）

　　“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泰》）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同人》）

　　“嗚謙貞吉”，中心得也。（《謙》）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豫》）

等等。這與《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dá)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钡乃枷胂嗪?，故若《中庸》為子思所作，則《小象》也可能是子思所作。

   嚴(yán)靈峰先生基于《小象》“與爻辭接近、似墨子《經(jīng)說》之于《墨經(jīng)》”而認(rèn)為《小象》是《易傳》中除《彖》外最早之作14, 事實上《小象》之所以與爻辭接近，只是因為它在語句結(jié)構(gòu)的前半段都是抄錄爻辭(是爻辭的不完全集)而已; 《小象》的獨創(chuàng)性主要體現(xiàn)于其語句的后半段，即上述“中”、“正”思想，此外，《小象》有聯(lián)系“數(shù)”與“義理”的功能，而“數(shù)”由“象”衍出，無“象”就無“數(shù)”，因“象”的源泉是卦象和《大象》，故《小象》不會成于《大象》之前。

　　這樣，《易經(jīng)》→《大象》→《小象》的形成過程正好與孔子→曾子→子思授學(xué)路向相符。

　　《左傳·昭公二年》載：“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薄妒?jīng)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將《易象》釋為“上下經(jīng)之象辭”當(dāng)屬誤釋──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那時曾子(505-432 B.C.)尚未出生，孔子(551-479 B.C.)也才10歲出頭，儒家老祖宗還是小孩, 怎么會有表現(xiàn)儒家思想精義的《象》辭呢？筆者認(rèn)為此處《易象》是指配上卦象的一種《易經(jīng)》抄本，否則也不會感嘆周禮盡在其中了。

   與《象》純屬儒家思想相比，《彖》中已有道家思想和陰陽概念，如：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ā肚罚?/span>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保ā独ぁ罚?/span>

　　“內(nèi)陽而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保ā短罚?/span>

　　“內(nèi)陰而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保ā斗瘛罚?/span>

　　“天道下濟(jì)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保ā吨t》）

　　“恒，……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保ā遏蕖罚?/span>

　　這既是《彖》晚出于《象》的內(nèi)證（《老子》晚出于孔子思想），也是《彖》、《象》文化背景不同的表現(xiàn)：《彖》必然已受以楚文化為背景的道家的影響，而《象》則是魯文化背景下的產(chǎn)物。恰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鬃觽鳌兑住酚邛?，瞿傳楚人臂子弘，……”，將此與郭沫若主張子弘（子弓）作《易》的論述相參15, 正好說明子弘有作《彖》的可能，結(jié)合當(dāng)時的文化背景和后來荀子將子弓與孔子相提并論考慮，《彖》的作者當(dāng)為子弘（子弓）。高亨先生在《周易大傳今注·卷首（三）周易大傳通說》中也說：“彖傳多有韻語……其韻字多超越先秦時期北方詩歌如《易經(jīng)》卦爻辭及《詩經(jīng)》之潘籬，而與南方詩歌如《楚辭》中之屈宋賦及老莊書中之韻語之界畔相合?！瓌t彖傳可能是　臂子弓所作?！彼娤嗤?。

    《系辭》是《易傳》諸篇中篇幅最長、義理最廣博之作，其思想已融儒、道和陰陽觀念于一體，如：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兑住放c天地準(zhǔn)，故能彌綸天地之道?！魂幰魂栔^道?！^易?！枪省兑住酚写髽O，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yè)?！枪市味险咧^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yè)?！?/span>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cè)嵯嗤疲冊谄渲幸?；系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栘远嚓?，陰卦多陽?！斓仉硽瑁f物化醇；男女構(gòu)精，萬物化生?！瓚忠越K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span>

　　陰陽觀念早在公元前780 年“西周三川皆震”時就被提出：“伯陽甫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國語·周語上》）；《老子》曰“萬物負(fù)陰而抱陽”（《四十二章》），首開哲學(xué)應(yīng)用；《系辭》更進(jìn)行了創(chuàng)造性擴(kuò)充，但沒有象鄒衍那樣與五行說相結(jié)合，故《系辭》的陰陽思想不等于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家的思想。同時值得指出的是：《系辭》中不含法家思想，與墨家思想的聯(lián)系也很微弱，僅有“尚賢”可通。

　　《系辭》行文鏗鏘有力、用語凝煉如詩，與《老子》有異曲同工之似，故陳鼓應(yīng)先生力主《系辭》屬道家之作是有一定道理的16，但《系辭》中儒、道、陰陽思想共存，又決非純粹道家所能作。

　　據(jù)蒙傳銘的考據(jù)資料：先秦典籍中無引《系辭》的記錄,而漢初典籍《新語》中卻有一條，盡管孤證不足以定論，但仍以推斷《系辭》的創(chuàng)作年代當(dāng)在戰(zhàn)國末年或秦漢之際為宜。張岱年先生認(rèn)為《莊子·天下》中所載惠施的“天與地卑”是《系辭》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反命題、《莊子·大宗師》中“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是《系辭》中“易有太極”的反命題，進(jìn)而從正命題應(yīng)早于反命題的觀點出發(fā)認(rèn)為《系辭》應(yīng)作于《莊子》之前，可惜邏輯上的正反命題是相對而言的，為什么就不能認(rèn)為《系辭》中的命題是《莊子》中正命題的反命題呢？而且，上述觀點在孤立應(yīng)用時也可能把《禮記. 樂記》中的“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推斷為形成于《莊子》之前，造成謬誤；宋玉《小言賦》中語句也與《系辭》差異太大，不能說是引述《系辭》，所以，張先生關(guān)于“《系辭》作于老子之后、惠子、莊子之前”的論斷似嫌證據(jù)不足。

　　從《系辭》兼容并包儒、道、陰陽思想來看，作者當(dāng)系一大思想家。戰(zhàn)國末期的大思想家首推荀子，此人三為稷下學(xué)宮祭灑，總結(jié)先秦各家學(xué)術(shù)而自成一家，繼往開來，以致清代學(xué)者汪中感嘆：“二千年之學(xué)，荀學(xué)也?！比欢?，《系辭》的思想與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很難契合，《系辭》要“兼三才而兩之”，荀子卻要“明于天人之分”，加上《荀子》中吸收有《系辭》中所沒有的法家思想，故荀子不可能作《系辭》。鄒衍的風(fēng)格屬“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其語閎大不經(jīng)，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也與《系辭》不同。同理，《管子》、《呂氏春秋》等“兼儒墨、合名法”之作也都與《系辭》思想不符。──看來《荀子》、《管子》、《呂氏春秋》等傳世名作的作者都不可能作《系辭》。

　　據(jù)《史記·儒林列傳》載：“商瞿受《易》孔子?？鬃幼?，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淄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又據(jù)《漢書·儒林列傳》載：“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軒臂子弓，子弓授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xué)?！兑住窞轶卟分畷?，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徒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shù)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征為大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之田何?！?/span>

　　由此看來，身歷戰(zhàn)國、秦、漢三代的田何當(dāng)是一位關(guān)鍵人物，此人生于匯粹天下英才的稷下學(xué)宮所在地齊國，應(yīng)深知當(dāng)時學(xué)術(shù)思想，也必有真才實學(xué)，方能在漢興之后傳《易》于眾。正如張岱年先生所說：“漢代以后流行的《易大傳》當(dāng)是田何或田何的先師們所編定的”17，后人以為《漢書》中所述“皆著易傳數(shù)篇”已佚，實際上中國授學(xué)傳統(tǒng)是弟子珍惜師作，當(dāng)不致于散失，故田何所作“易傳數(shù)篇”極可能就是《系辭》，無論從年代上看還是史料引證看都如此。馮友蘭先生言不能斷定《十翼》是否田何等人所作，李鏡池60年代推斷《系辭》、《文言》是田何到田王孫的口傳易傳18，張岱年先生說今本《系辭》和《彖》，《象》等篇當(dāng)是田何傳下來的，均未肯定是否田何所作。如果《系辭》作于田何之前，則在先秦諸子著作中應(yīng)有所反映；由于先秦諸子均未引《系辭》而漢初《新語》卻有。故從邏輯與歷史相統(tǒng)一考慮，可以推斷《系辭》應(yīng)是田何所作。

　　此外，筆者認(rèn)為《系辭》中的“子曰”應(yīng)看作是田何的多位先師之語，不一定全是孔子所說。

《說卦》思想與《系辭》極為相近，也是儒、道、陰陽思想并舉：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span>

　　這些思想與《系辭》同源──《系辭》已提出了“二儀→四象→八卦”的衍生模式和“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的三才六爻配合論，奠定象數(shù)爻位說基義，《說卦》進(jìn)一步用“陰陽、柔剛、仁義”與“天地人”三“道”相配，加強(qiáng)了《系辭》中的象數(shù)理論?！墩f卦》形成時間與《系辭》相隔不會太遠(yuǎn)，若前述田何作《系辭》成立，則丁寬作《說卦》的可能性最大。

　　同上《漢書·儒林列傳》往下有：“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xué)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鳌兑渍f》三萬言，訓(xùn)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仇、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xué)。……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爆F(xiàn)《說卦》內(nèi)容正好符合“訓(xùn)故舉大誼”，應(yīng)該就是《小章句》。從田何因丁寬東歸而說“《易》已東矣”，也證明丁寬必有創(chuàng)見。

當(dāng)然，《序卦》也可說是“訓(xùn)故舉大誼”而已，如此則丁寬可能作《序卦》，《說卦》反而應(yīng)是田何之作，《系辭》則應(yīng)歸于田何之師子乘，但這樣很難說明為何《系辭》未在戰(zhàn)國時期留下思想痕跡和影響。故仍以上述推斷為宜。

    《文言》之思想，以屬儒家傳統(tǒng)的“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睘楹诵?，同時也涉及“天地變化”、“陰疑于陽必戰(zhàn)”等屬道和陰陽的思想?！蹲髠鳌は骞拍辍分幸灿校骸霸w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迸c《文言》幾乎完全一樣。是《文言》抄襲《左傳》還是《左傳》引用《文言》？對此認(rèn)識不同可導(dǎo)致不同假說：若《左傳》引《文言》，則《文言》早出。由于《文言》主要是儒家思想，孟子又從不提《易》，故可能與《小象》一樣同出于子思之手。合乎邏輯的推測是：子思作乾、坤兩卦《文言》后看見了子弘所作之《彖》，自認(rèn)為不及，故止筆。

   若《文言》抄《左傳》，則《文言》晚出。由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基義篇》引“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與《文言》似，董氏之前經(jīng)典中除《左傳》外也未見有《文言》者，加上《漢書·藝文志》又著錄有易傳“《楊氏二篇》”，故《文言》作者極可能是公元前136年為《易》博士的楊何19，同時,考慮到《文言》中兼有儒、道、陰陽思想，故《文言》晚出可能性較大。

　　注意到漢文帝初年(約175B.C.)所抄《帛書周易》20之《易傳》部分中只有部分《系辭》和《說卦》，可以推測首次將《象》、《彖》、《系辭》、《說卦》、《文言》與《易經(jīng)》集編在一起成為《周易》的人也極可能是《易》立于官學(xué)后的首任易博士楊何，故史遷才會說：“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

    《序卦》在劉安(179-122 B.C) 門人撰《淮南子》和《九家易》時已有──《淮南子·繆稱訓(xùn)》中“《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fù)”，蒙傳銘認(rèn)為是引《序卦》稍異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也收集有《九家易》注《序卦》之文。但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獨未提及《序卦》和《雜卦》，故《序卦》成稿當(dāng)在劉安─司馬遷時代。《序卦》通篇除“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故受之以屯?！焙汀坝刑斓?，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北憩F(xiàn)出獨特思想外，余皆卦序闡述，當(dāng)出自象數(shù)派作者，最大可能是田王孫。

     《雜卦》是唯一未見先秦諸經(jīng)、諸子和漢初典籍征引的《易傳》篇章，但揚雄(53 B.C. -18 A.D.)作《太玄》時已有《太玄錯》與之相應(yīng)，故《雜卦》必作于揚雄之前。從《雜卦》思想內(nèi)容看，是“錯綜卦象”奠基之作，當(dāng)屬象數(shù)派傳人所為。考慮到京房(77-37 B.C.)象數(shù)易學(xué)21水平已高于《雜卦》思想水平且《京氏易傳》已存、焦延壽也有《易林》傳世（盡管可疑），故《雜卦》應(yīng)成于京、焦之前。由于《雜卦》中沒有孟喜提出的“卦氣說”，孟喜的四正卦、十二辟卦似也高于《雜卦》思想水平，故《雜卦》作者也可能是田王孫?？涤袨椤缎聦W(xué)偽經(jīng)考》猜測《序卦》、《雜卦》是劉歆偽竄，這在時間上說不過去，連劉歆之父劉向(77 - 6 B.C.)也不可能。

    至此，得出《易傳》成書序為《象》、《彖》、《系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且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辭》、丁寬作《說卦》、楊何作《文言》、田王孫作《序卦》和　《雜卦》的傾向性分析結(jié)論。《易傳》總體看來兼有儒、道、陰陽思想，成書時間從戰(zhàn)國初起直至漢初。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易經(jīng)》和《易傳》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zhì)──《易經(jīng)》是西周卜筮記錄而成的占測事典，《易傳》則是以《經(jīng)》為基礎(chǔ)的義理論著匯編?！兑捉?jīng)》卦爻辭是周代各種社會活動的記錄，應(yīng)有單一確定的原義；卦象則因人為取義不同而釋義千差萬別，是意義伸縮性最大的符號?！兑讉鳌分?，《大象》具有連接《易經(jīng)》卦象和《易傳》義理的功能，與《小象》一道體現(xiàn)著儒家思想和魯文化；《彖》是儒、道首次融合的結(jié)晶，象征著楚文化與魯文化的相互交流與滲透; 《系辭》和《說卦》都是儒、道和陰陽思想綜合創(chuàng)造的成果，特別是《系辭》體現(xiàn)了《易傳》哲學(xué)的思維水平和主要思想(《易傳》哲學(xué)的提法欠精確， 由于《易傳》各篇思想和作者各異，筆者認(rèn)為宜稱《系辭》哲學(xué)、《彖》哲學(xué)、《大象》精神等更妥切)；《文言》、 《序卦》和《雜卦》則是從不同側(cè)面對《易傳》和《易經(jīng)》的補(bǔ)充。

　《周易》思想具有復(fù)合性，純粹說是卜筮之書或哲學(xué)專著都是不全面的，這部發(fā)端于殷周、總成于西漢、歷多代士人學(xué)子編定并不斷添注的奇書，思想之龐雜不足為怪，具有周秦時代知識全書性質(zhì)。正因為《周易》兼容并包，所以它才既是儒家的“六經(jīng)之首”，又是道家的“三玄之一”，進(jìn)而有“易道廣大”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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