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析了《金瓶梅》中眾多人物的復雜性格。
 魯迅曾指出，《紅樓夢》的可貴之處在于它突破了我國小說人物塑造中“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傳統(tǒng)格局。其實，最早突破這一格局的應該是《金瓶梅》?！督鹌棵贰芬呀?jīng)擺脫了傳統(tǒng)小說那種簡單化的平面描寫，開始展現(xiàn)真實的人所具有的復雜矛盾的性格。對于這一點，崇禎本評點者注意到了。他在評析潘金蓮時，既指出她的“出語狠辣”，“俏心毒口”，慣于“聽籬察壁”、“愛小便宜”等弱點，也贊美她的“慧心巧舌”、“韻趣動人”等“可愛”之處。評析李瓶兒時，既說她“愚”、“淺”，也指出她“醇厚”、“情深”。即使是西門慶，評點者亦認為作者并非把他寫得絕對的惡，指出“西門慶臨財往往有廉恥、有良心”，資助朋友時“脫手相贈，全無吝色”。尤其可貴的是，評點者沖破了封建傳統(tǒng)道德的束縛，對潘金蓮這樣一個“淫婦”，處處流露出贊美和同情。在潘金蓮被殺后，評點者道：“讀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稱快，然而心實惻惻難言哉！”這是對一個復雜形象的充滿矛盾的審美感受。

（三）評析了作者刻畫人物的傳神技巧。
 評點者說作者“寫笑則有聲，寫想則有形”，“并聲影、氣味、心思、胎骨”俱摹出，“真爐錘造物之手”。他特別贊賞對潘金蓮的刻畫，說其“撒嬌弄癡，事事堪入畫”，其“靈心利口”，“乖恬”“可愛”。在四十三回作者寫金蓮喬妝假哭時，評點者道：“倔強中實含軟媚，認真處微帶戲謔”，點出作者不僅善于描摹人物的聲容笑貌，還能借形傳神，展現(xiàn)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 

（四）崇禎本評語顯示了評點者新的藝術(shù)視角。
 傳統(tǒng)的評論重教化而不重審美，重史實而不重真趣。評點者沖破這種傳統(tǒng)，從新的藝術(shù)視角對《金瓶梅》全面品評。他稱作者為“寫生手”，很多評語肯定作品的寫實特點，白描手法，一再評述作者的藝術(shù)真趣。通俗、真趣、寫生，這種新和藝術(shù)視角，反映了萬歷中后期的美學追求。馮夢龍的“事贗而理真”論，金圣嘆的性格論，李漁的幻境論，張竹坡的情理論，脂硯齋的“情情”論，使古代小說批評達到成熟與繁榮的高峰，而早于他們的崇禎本評點者，對明清小說批評的發(fā)展，可以說起了奠基與開拓的作用。 

 袁宏道在一六九五年傳遞了《金瓶梅》抄本的第一個信息，驚訝《金瓶梅》的出現(xiàn)，肯定《金瓶梅》的自然之美。謝肇淛在《金瓶梅跋》中稱此書為“稗官之上乘”，作者為“爐錘之妙手”，特別評述了作者寫人物“不徒俏其貌，且并其神傳之”的特點。崇禎本評點，可以看作是袁宏道、謝肇淛對《金瓶梅》評價具體化的審美反映。

金瓶梅詞話》研究史料匯編（二）

中國“第一奇書”的《金瓶梅》自16世紀末問世以后，如驚雷乍起，譽之毀之，莫衷一是。然于聚訟紛紜之時，有志于研究者畢竟寥寥， 不成氣候。進入20世紀之后，隨著中國學術(shù)從古典向現(xiàn)代的轉(zhuǎn)型，隨著小說價值觀念的變革與更新，《金瓶梅》的研究亦漸次由微而宏，由淺而深，遂成顯學，學界稱之為“金學”，以期與中國小說研究的另一顯學——“紅學”并駕齊驅(qū)。

 如此一部偉大的著作，其書卻屢遭禁毀，其作者亦直呼不出。多災多難、可圈可點的《金瓶梅》應該還原其本來面目，應該確定其歷史地位，應該得到今人的公正評譽。
金瓶梅》的書名是書中三個女性主要人物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的縮寫。其詞話本從“景陽崗武松打虎”入手，繡像本與第一奇書本由“西門慶熱結(jié)十兄弟”寫起，但均很快書歸正傳。略謂北宋山東清河人西門慶，父母早亡，開一生藥鋪子，略有家資，而游手好閑，與一群“幫閑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如應伯爵、常時節(jié)、白賚光、花子虛、吳典恩、謝希大等結(jié)為十兄弟。原配陳氏，死后遺女名大姐，嫁陳經(jīng)濟，因避禍偕夫回娘家居住。西門慶續(xù)娶吳月娘為繼室，并收妓女李嬌兒、卓二姐為妾。卓不日病死，改娶富商寡婦孟玉樓頂替為三房。接著，又收用陳氏丫環(huán)孫雪娥為四房。后與武大郎之妻潘金蓮私通，并與拉皮條的王婆一起鴆殺武大，將潘取回府中為五房。再與花子虛之妻李瓶兒勾搭，氣死花子虛，亦娶回為六房。卓二姐、孟玉樓、李瓶兒帶來大批財寶，西門慶財富劇增?！坝值脙扇龍鰴M財，家道營盛”。武松報仇不成，反被刺配孟州，西門慶于是日益放縱。如通潘金蓮婢春梅，奸占奴仆之妻宋惠蓮、賁四嫂，包占妓女李桂姐、鄭愛月，還常與干兒王三官之母林太太迎奸赴會等。不久，李瓶兒懷孕生子官哥。西門慶亦賄賂蔡京當上金吾衛(wèi)副千戶。乃貪贓枉法，求藥縱欲。潘金蓮與李瓶兒為西門慶最寵愛的侍妾，二人爭風吃醋，潘妒李有子優(yōu)寵，乃訓“雪獅子”貓嚇死官哥，李亦傷心病逝。一夕，西門慶服用金蓮喂服過量春藥暴死。樹倒猢猻散。金蓮、春梅、陳經(jīng)濟因私通被吳月娘逐出，金蓮居住王婆家待嫁，被遇赦歸來的武松殺死；春梅則被賣與周守備作妾，竟得寵生子，被冊為夫人；陳經(jīng)濟流落街頭行乞，被春梅以表弟接回府中繼續(xù)私通。卓二姐復回妓院賣笑，孟玉樓偕資另嫁他人，孫雪娥被家奴來旺（宋惠蓮夫）誘拐發(fā)賣，為春梅買回為婢，百般折辱，后再賣到妓院，上吊身死。旋金人入侵，周守備陣亡。陳經(jīng)濟與春梅淫樂時，被衛(wèi)卒張勝殺死。春梅夙通其夫前妻之子，不久亦淫縱暴亡。待金兵攻至清河，吳月娘攜遺腹子孝哥逃亡，路遇普靜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現(xiàn)夢化之，孝哥出家，法名明悟。

《金瓶梅》是一部思想內(nèi)容豐厚深邃、藝術(shù)特色新穎鮮明的作品。茲各舉一例，以為佐證。
 如上所述，《金瓶梅》描寫了西門慶一家暴發(fā)與衰落的過程。這是當時社會（《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個典型家庭。小說創(chuàng)造了西門慶這個商人、惡霸、官僚三位一體的典型。這是中國小說人物畫廊中一個空前的嶄新的形象。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河浩浩蕩蕩，流過了將近二千個春秋，到了明代中后期，已是千孔百瘡，積重難行。把這樣一個社會、這樣一種狀態(tài)形象地描繪出來，是文學藝術(shù)作品的歷史責任?！督鹌棵贰肥堑谝粋€實踐這一歷史使命的長篇小說。這種“因一人寫及全縣”，由“一家”而及“天下國家”（張竹坡《金瓶梅讀法》）的寫作方法，被魯迅稱為“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中國小說史略》）。《金瓶梅》通過西門大院的興衰變化，暴露出當年“天下失政，奸臣當?shù)?，讒佞盈朝，……賣官鬻爵，賄賂公行，……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第三十回“蔡太師覃恩錫爵，西門慶生子加官”）的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妻妾相妒、主仆相爭的家庭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的罪惡，廣闊地展示了那個特定時代的社會風貌，可以說是一部明代中后期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百科全書。

《金瓶梅》與此前《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小說的單線發(fā)展、板塊接承那種結(jié)構(gòu)方式不同，是一種以西門慶為貫照，以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為對應；以西門大院為樞紐，以清河他家、清河以外多家為統(tǒng)系，貫通關(guān)聯(lián)，穿插曲折的網(wǎng)絡結(jié)構(gòu)。這是后來的《紅樓夢》和近現(xiàn)代小說的經(jīng)典結(jié)構(gòu)方式?！督鹌棵贰肥堑谝徊渴褂眠@種結(jié)構(gòu)方式并獲得相當成功的中國長篇小說?！督鹌棵贰穼懥藥装賯€人物，其有始有終的少說也有幾十人，豈不是頭緒紛繁，讀來模糊嗎？小說“劈空撰出金、瓶、梅三個人來，……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計弄來，后半自己的梅花，卻輕輕的被人奪去”（張竹坡《金瓶梅讀法》），提綱挈領(lǐng)，綱舉目張，非常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從這種開合收放的角度看，其第一回是全書的總綱，第五十一回是后半部的關(guān)鍵，布局極為均衡。

《金瓶梅》以社會基層結(jié)構(gòu)為單元，描寫的是西門慶扭曲變態(tài)的家庭生活，其重點人物潘金蓮又是一個淫婦、妒婦、悍婦三位一體的典型，加上當時朝野猥褻，以風流為談資，《金瓶梅》難免有一些自然主義的性描寫文字。白璧微瑕，今天已經(jīng)得到人們的理解和寬容。但在其流傳的三、五百年過程中，不少衛(wèi)道者急欲焚之而后快，其也被歷朝歷代列為禁毀書目。

 學術(shù)界一般認為《金瓶梅》成書于明嘉靖26年（1547年）至明萬歷24年（1596年）之間。這一階段，正是法國的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創(chuàng)作《巨人傳》，西班牙的塞萬提斯（1547－1616）創(chuàng)作《堂·吉訶德》，英國的莎士比亞（1564－1616）創(chuàng)作戲劇的時間。塞萬提斯、莎士比亞謝世的次年（1617年），傳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詞話》梓行?！督鹌棵吩~話》 其作者
 萬歷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詞話》開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話就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
 顯然，《金瓶梅》的作者是“蘭陵笑笑生”。“蘭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該序最后一句話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
 “笑笑生”只是筆名，究為何人呢？該本欣欣子序后接著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話說“《金瓶梅傳》，為世廟時一巨公寓言?！泵魃虻路度f歷野獲編》則說是“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本褪钦f，“笑笑生”是明嘉靖間“一巨公”，“大名士”。

縱觀百年金學，時而喧鬧，時而寂寞，而使金學一脈始終保持活力，未至絕滅，乃是因為金學中屢有觀點之碰撞，思想之磨礪。故雖行途曲折，終能求得學術(shù)之遞進。百年金學，就其主流及影響而言，約有以下四大爭鳴之熱點。
　
 一曰作者之爭。
 在20世紀之前，盛行明代嘉靖年間學者王世貞作《金瓶梅》之說（注：此說主要依據(jù)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鳳所作《稗說》，后《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即據(jù)此提出“苦孝說”。）。1934年，吳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中，以極其嚴謹?shù)目甲C，予以否定。時過半個世紀，朱星于1979年發(fā)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誰》等文和《金瓶梅考證》一書，列舉十點理由重申了王世貞說，而后周鈞韜承之并加以補充和發(fā)揮，進而發(fā)展為“王世貞及其門人聯(lián)合創(chuàng)作說”。此說后來也同樣引發(fā)了眾多的不同意見。

 自朱星重申“王世貞說”之后，大大激發(fā)了金學界探尋《金瓶梅》作者的熱情，各種推測之說相繼出籠，舉其要者有徐朔方、吳曉鈴、趙景深、杜維沫、卜鍵以及日本日下翠等人提出的李開先說，張遠芬、鄭慶山等人提出的賈三近說，黃霖、鄭閏、李燃青、呂鈺及臺灣魏子云、杜松柏等人提出的屠隆說，魯歌、馬征等人提出的王稚登說等，與王世貞說合之為“五大說”。
 除這“五大說”以外，還有李先芳、謝榛、徐渭、湯顯祖、馮夢龍、沈德符、丁惟寧等人選不斷被提出，包括只知字號，未坐實某人的已達到50余人。

 各說在擁有一些支持者的同時，又幾乎都面對著強有力的駁論。
 在對《金瓶梅》作者人選的考證中，又貫穿了有關(guān)作者屬性的三種爭論，分別是：
 (1)集體創(chuàng)作與個人創(chuàng)作之爭；
 (2)大名士與中下層文人之爭；
 (3)北方人與南方人之爭。
 其中以由潘開沛、徐夢湘肇其端的集體創(chuàng)作與個人創(chuàng)作之爭，參與者最多，影響最大。但迄今為止，這三大論爭也同樣未能取得一致意見。
　作者之爭乃是百年金學論爭的第一熱點，其內(nèi)容占了金學史之一半，然因論爭者多以推測代替實證，尤其缺乏確鑿之內(nèi)證，所以終無結(jié)論，不免令人遺憾，亦引人深思。

　二曰主題之爭。
 《金瓶梅》的主題是研究者普遍關(guān)注的另一個熱點話題，大約有數(shù)十種主題說被漸次提出。擇其要者，分別為世情說、暴露說、政治諷諭說、新興商人悲劇說、人生欲望說、文化悲涼說。（注：前五重主題說重點參考了黃霖主編《金瓶梅大辭典》。）
　民國時期，魯迅首倡“世情說”，認為《金瓶梅》的特點在于“描寫世情，盡其情偽”。黃霖作于1984年的《金瓶梅與古代世情小說》一文論述更為系統(tǒng)，是對魯迅“世情說”進一步的發(fā)展。
 “暴露說”的完整表述是“暴露封建黑暗說”，最初由北大中文系55級學生編寫的《中國小說史》提出，認為《金瓶梅》是對明代正德至萬歷中期封建社會黑暗的全面暴露，在五六十年代甚為流行，80年代之后逐漸弱化。
 “政治諷諭說”又稱“影射說”，80年代初由臺灣學者魏子云率先提出，他認為《金瓶梅》是一部有關(guān)明神宗的政治諷諭小說。此說雖曾獲得一些學者的支持，卻遭到極為強烈的批評，被視為“索隱派”的復活。
　新興商人悲劇說、人生欲望說、文化悲涼說相繼出現(xiàn)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之間。1987年盧興基撰文提出“新興商人悲劇說”，認為《金瓶梅》主旨就是表現(xiàn)一個新興商人的悲劇。相反意見是從兩方面進行駁難的，一是西門慶依仗封建特權(quán)，不是新興商人；二是他的死亡并非悲劇。
 “人生欲望說”由張兵在1988年11月于揚州召開的第三屆全國《金瓶梅》學術(shù)討論會上提出，他認為《金瓶梅》是一部集中表現(xiàn)人生欲望的書，欣欣子的《金瓶梅詞話序》即是小說表現(xiàn)人生欲望的一篇宣言書。
 “文化悲涼說”見于1993年第4期《文學遺產(chǎn)》所載王彪《無所指歸的文化悲涼——論〈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題的終極指向》一文，作者由《金瓶梅》的思想矛盾，最后歸結(jié)無所指歸的文化悲涼這一終極指向，其中包含著對人、生命、歷史的更高意義的思考。
以上六種主題說，唯魯迅的“世情說”本是對《金瓶梅》小說類型的定位，正如以《西游記》歸之于神魔小說一樣，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對小說主題的揭示。至于其他諸說，則以王彪的“文化悲涼說”更具哲學深度。

 三曰性描寫之爭。
《金瓶梅》中的性描寫向為金學爭論之焦點，20世紀百年中，論爭不絕，各執(zhí)一詞。
　一方觀點主張《金瓶梅》中的性描寫是內(nèi)在的，有機的，不可或缺的。早期對《金瓶梅》性描寫予以一定積極評價的論著多從其“史料價值”著眼。本世紀中葉之后，才逐漸轉(zhuǎn)入更為內(nèi)在、深入的研究，代表作為日本后藤基巳的《〈金瓶梅〉的時代背景》(1965)、章培恒的《論〈金瓶梅詞話〉》(1983)、王彪的《作為敘述視角與敘述動力的性描寫——〈金瓶梅〉性描寫的敘事功能及審美評價》(1994)等。前二文重在從體現(xiàn)晚明人性解放新的時代精神的視角對《金瓶梅》的性描寫予以充分肯定，王文則就《金瓶梅》性描寫與小說敘述視角和動力的內(nèi)在關(guān)系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認為性描寫無法從《金瓶梅》中剝離，性描寫除了表現(xiàn)主題思想和人物形象需要外，在《金瓶梅》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形式功能，這種功能使“穢筆”真正滲透到全書的肌體，直至成為血肉本身。具體地說，一是性描寫作為《金瓶梅》的敘述視角之于體現(xiàn)小說主題的意義；二是性描寫作為《金瓶梅》的敘述動力之于推進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性格發(fā)展的意義。

 另一方則認為《金瓶梅》中的性描寫是外在的、附加的，至少是過度的，故刪除之也無傷大體。雖然他們也并不全盤否認《金瓶梅》性描寫的價值，但認為這些性描寫沒有節(jié)制過于泛濫，是書中的敗筆，于社會于讀者有害無益。徐朔方在《論〈金瓶梅〉的性描寫》一文中這樣寫道：“不是閃閃發(fā)光的東西都是金子。性描寫并不必然等同于個性解放，正如同雜亂的性關(guān)系并不必然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边@一觀點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以上雙方分歧中可知，前者多從史料價值、時代精神及敘事功能方面立論，后者則多以社會教化以及審美品格責之。應該承認，對《金瓶梅》性描寫的價值評判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并不是三言兩語所能了斷的。
 鄭振鐸《談〈金瓶梅詞話〉》曾提出這樣一個假設：“其實《金瓶梅》豈僅僅為一部淫書！如果除盡了一切的穢褻的章節(jié)，它仍不失為一部第一流的小說?！比欢偃缬腥朔磫枺汗鎸ⅰ督鹌棵贰分械男悦鑼憚h除殆盡，那《金瓶梅》還成其為《金瓶梅》嗎？顯然，性描寫作為《金瓶梅》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確已滲透至小說的題旨、形象、敘事之中，與小說幾乎無法分離，但是又不是不可刪削的，作者的矛盾心態(tài)在于一方面以色勸懲，另一方面又玩味于色，致使性描寫失于節(jié)制，過多過濫，所以，在不傷害題旨、形象、敘事的前提下，刪削一些也無妨。
　　
 四曰人物形象之爭。
 論爭主要是圍繞西門慶、潘金蓮以及宋惠蓮等人物的評價而展開的。
　關(guān)于西門慶主要有三次爭論。一是西門慶的社會屬性中是否含有地主成分？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把西門慶稱為地主、惡霸、商人三者的混合體，另一種意見認為，西門慶雖購買土地，但未進行土地投資，故認定其為地主缺乏起碼依據(jù)；二是西門慶之屬性層次是三位一體，還是以商為主的官商？近年來，將其作為官商典型的意見較引人注目；三是西門慶是否是新興商人？自盧興基提出“新興商人說”后，遭到多位學者的強有力反駁。西門慶形象論爭的結(jié)果是使這一形象的社會屬性更加明確，西門慶既不是地主，也非新興商人，而是一舊式官商。
　
 關(guān)于潘金蓮的評價經(jīng)過了一個從簡單定性到全面藝術(shù)分析的過程，前期研究者如李西成、朱星等認為：潘金蓮是封建社會中墮落成性卻又兇狠的婦女典型，是壞女人。后期研究者如羅德榮、葉桂桐、宋培憲等則更加注重全面的審美考察，更加注重揭示其可憎又可悲的多重性格。

關(guān)于專題性的研究，大略可分為五個方面內(nèi)容：
 其一為人物形象論。
 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中國小說研究的重中之重，金學也不例外。僅就專著觀之，不僅數(shù)量眾多，而且多方開掘，內(nèi)涵豐富。其中有側(cè)重于人物形象整體研究的，如孟超《金瓶梅人物論》、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藝術(shù)論》、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譜》、魯歌、馬征《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華《金瓶梅人物掠影》、葉桂桐、宋培憲《金瓶梅人物正傳》、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劇論》等；有側(cè)重于人物形象分類研究的，如孔繁華《金瓶梅的女性世界》、躍進《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視》等；有側(cè)重于人物形象個體研究的，如羅德榮《金瓶梅三女性透視》、魏崇新《說不盡的潘金蓮》等；也有側(cè)重于人物形象的比較研究的，如馮子禮《金瓶梅與紅樓夢人物比較》。至于論文方面，如日本荒木猛《〈金瓶梅詞話〉人物登場表》、前蘇聯(lián)馬努辛《〈金瓶梅〉中表現(xiàn)人的手法》、美國楊沂《宋惠蓮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以及張?zhí)飚牎丁唇鹌棵吩~話〉里的幫閑人物》等，也各有特色。從總體上看，早期論著在深度上有所欠缺，但進入8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步轉(zhuǎn)向從社會學、文化學、心理學等多重視角審視《金瓶梅》中人物，因而更加豐富多彩，也更為深入。

 其二為敘事模式論。
 以八九十年代之交為界，此前的敘事研究多沿承傳統(tǒng)范式，成果不著。此后，隨著西方敘事學理論的引入，才陸續(xù)有些頗有深度的論文問世，比如上文提到的王彪《作為敘述視角與敘述動力的性描寫——〈金瓶梅〉性描寫的敘事功能及審美評價》、楊義《〈金瓶梅〉：世情書與怪才奇書的雙重品格》等，但總體上看，還顯得比較薄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國外學者能充分吸納敘事學理論運用于《金瓶梅》研究，故能從跨文化的視角提出一些新見，如美國浦安迪專著《明代小說四大奇書》以及夏志清《〈金瓶梅〉新論》、柯麗德《〈金瓶梅〉的結(jié)局》、史梅蕊《〈金瓶梅〉和〈紅樓夢〉的花園意象》、日本阿部泰記《關(guān)于〈金瓶梅〉敘述的混亂》、寺村政男《〈金瓶梅詞話〉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聽說”考》等論文，這些成果對于加強和深化《金瓶梅》的敘事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其三是語言藝術(shù)論。
 這一研究是隨著許多語言學家的加盟而逐步走向深入的，主要集中于(1)語言（包括方言熟語）藝術(shù)與現(xiàn)象本身研究和(2)通過語言現(xiàn)象與特點的研究為推斷小說作者或地域背景提供佐證。前者除了諸多論文之外，還出現(xiàn)了為數(shù)可觀的辭書和專著，如張鴻魁《金瓶梅字典》、白維國《金瓶梅詞典》、王利器主編《金瓶梅詞典》、黃霖主編《金瓶梅大辭典》、上海市紅學會、上海師大文研所合編《金瓶梅鑒賞辭典》、張鴻魁《金瓶梅語音研究》、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語匯釋》、張惠英《金瓶梅俚俗難辭解》、李布清《金瓶梅俚語俗諺》、傅憎享《金瓶梅隱語揭密》、《金瓶梅妙語》、章一鳴《金瓶梅詞話和明代口語詞匯語法研究》、鮑廷毅《金瓶梅語詞溯源》、潘攀《金瓶梅語言研究》、曹煒《金瓶梅文學語言研究》、孟昭連《金瓶梅詩詞解析》、毛德彪、朱俊亭《金瓶梅評注》、魏子云《金瓶梅詞話注釋》等。國外關(guān)于《金瓶梅》語言藝術(shù)與現(xiàn)象的研究，涉及到修辭藝術(shù)、雙關(guān)語、隱語、歇后語及其他語言現(xiàn)象等內(nèi)容，主要見于美國凱瑟琳·蔻爾莉茨《金瓶梅的修辭》、柯麗德《〈金瓶梅〉中的雙關(guān)語和隱語》、日本鳥居久靖《〈金瓶梅〉的語言》、《〈金瓶梅〉中的歇后語》、上野惠司《從〈水滸傳〉到〈金瓶梅〉——重復部分語詞的比較》等。比較而言，《金瓶梅》的語言藝術(shù)研究還顯得比較薄弱。另一方面，是以方言熟語考釋為媒介為探討小說作者或小說地域背景提供佐證。如朱德熙發(fā)表于《中國語文》1985年第1期的《漢語方言里的兩種反復問句》一文通過《金瓶梅》中方言兩種反復問句句型的研究，提出《金瓶梅》所使用的是山東方言，而第53-57回則是南方人補作的觀點，受到研究者的充分關(guān)注。鑒于《金瓶梅》作者及地域之爭，從方言俗語開辟一條考證新途的確是很有意義的，盡管至今仍未有定論，但基本已破除了原先廣為流行的《金瓶梅》方言純?yōu)轸斦Z的說法，證實其中還摻雜著吳語、晉語以及北京方言等。

 其四為藝術(shù)價值論。
 由于《金瓶梅》本身的復雜性，學者們對于《金瓶梅》的價值評價始終存在著很大的歧見甚至相反的觀點，一般來說，人們對其思想內(nèi)涵尤其是其中的性描寫多有責詞，而對其藝術(shù)價值則多作肯定，但也有一些學者認定《金瓶梅》當為“三流作品”，似乎貶之過當。不過，更多的學者是從一般的價值評判走向?qū)Α督鹌棵贰匪囆g(shù)價值的具體探討上。在80年代率先對《金瓶梅》的美學價值進行研究的是寧宗一，他認為《金瓶梅》的作者努力探索了小說美學的新觀念。此后，寧宗一與羅德榮聯(lián)合主編《金瓶梅對小說美學的貢獻》一書，進一步論證《金瓶梅》的小說美學價值。此外，王啟忠《金瓶梅價值論》、霍現(xiàn)俊《金瓶梅新解》、胡邦煒《金瓶梅的思想與藝術(shù)》等專著以及章培恒的著名論文《論〈金瓶梅詞話〉》，都有對《金瓶梅》獨特藝術(shù)價值的深刻領(lǐng)悟與充分肯定。王書采用八個理論視角，對小說的多重價值進行綜合分析，多有創(chuàng)見。

 其五為主題思想論。
 前面已較詳細地評述了有關(guān)主題思想的討論，此略。（三）文化研究。
 就研究論著數(shù)量而言，文化研究無法與文本研究尤其是文獻研究相比，但就研究深度而言，尚有一些新見值得注意。
　《金瓶梅》的文化研究主要從文化總論與分論即整體與專題研究兩個方面展開。前者代表性論著有陳東有《金瓶梅——中國文化發(fā)展的一個斷面》、田秉鍔《金瓶梅與中國文化》、何香久《金瓶梅與中國文化》、王宜廷《紅顏禍水——〈水滸傳〉〈金瓶梅〉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以上專著）、王彪《無可指歸的文化悲涼——論〈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題的終極指向》（論文）等。另王啟忠《金瓶梅價值論》、田秉鍔《金瓶梅人性論》、霍現(xiàn)俊《金瓶梅新解》、寧宗一、羅德榮《金瓶梅對小說美學的貢獻》，以及章培恒《論〈金瓶梅詞話〉》、后藤基巳《〈金瓶梅〉的時代背景》等，雖都未徑直標出“文化”二字，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研究。其實，有無標出“文化”并不重要，關(guān)鍵是能否從文化現(xiàn)象入手逐步走向更為潛在、更為深層的文化精神研究。

 文化分論即文化專題研究包括宗教文化、性愛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商業(yè)文化等。宗教文化研究方面，余岢、解慶蘭《金瓶梅與佛道》、石景琳、徐ｔáｏ＠②《金瓶梅的佛蹤道影》是兩部比較系統(tǒng)探討《金瓶梅》與佛道二教文化關(guān)系的學術(shù)著作。此外，美國凱瑟琳·蔻爾莉茨所著《金瓶梅的修辭》中有專章討論《金瓶梅》里的宗教。楊義《〈金瓶梅〉：世情書與怪才奇書的雙重品格》“對正統(tǒng)哲學和世俗宗教的信仰危機”一節(jié)從形而下與形而上兩相矛盾揭示了《金瓶梅》中佛教與道教的文化意義。性愛文化研究方面，學者分別從儒家性觀念、道家性觀念、性科學等角度出發(fā)予以探討，其中以國外學者研究成果為多，如日本奧野信太郎《好色文學談義》、長澤規(guī)矩也《〈金瓶梅〉和明末淫蕩生活》、小野忍《〈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與〈金瓶梅〉》、《〈金瓶梅〉的色情描寫》、荒正人《色情和文學》、武田泰淳《肉體的問題》及后藤基巳《〈金瓶梅〉的時代背景》等，都比較集中地討論了《金瓶梅》的性愛文化及其意義。民俗文化研究方面，首開先聲的是阿英作于1936年的《〈金瓶梅詞話〉風俗考》。80年代之后，陳詔《從民俗描寫看〈金瓶梅〉的時代背景》、蔡國梁《燈市·圓社·卜筮·相面》等從各個不同層面勾勒出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時代的民俗現(xiàn)象。關(guān)于飲食文化研究，主要有邵萬寬、章國超《金瓶梅飲食大觀》、胡德榮、張仁慶《金瓶梅飲食譜》、趙建民、李志剛《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戴鴻森《從〈金瓶梅〉看明人的飲食風貌》、美國鄭培凱《〈金瓶梅詞話〉與明人飲酒風尚》以及日本小川陽一《〈金瓶梅〉中的酒令》等。至于商業(yè)文化研究，則以邱紹雄的《金瓶梅與經(jīng)商管理藝術(shù)》、南矩容《金瓶梅與晚明社會經(jīng)濟》、躍進《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透視》為代表。文化專題研究與文化整體研究一樣，都需要透過文化現(xiàn)象直趨文化精神之內(nèi)質(zhì)，而文化精神的研究則對研究者有更高的要求，即不僅要求研究者關(guān)注研究現(xiàn)象，而且要有形而上的文化哲學思考。
(一)臺港的《金瓶梅》研究
本階段臺港約出版5部專著，發(fā)表論文30余篇。其知名者為：

1.東郭先生(劉師古)《閑語（金瓶梅）》。
1977.1臺北石室出版公司出版，對《金瓶梅》的思想內(nèi)容、文學體裁、藝術(shù)特點、人物形象、文化色彩、方言語匯等作有廣泛論述，文筆生動活潑，是臺灣第一部《金瓶梅》研究專著。臺灣河洛圖書出版社1970.2((金瓶梅》附錄有一篇王孝廉的《金瓶梅研究》，對《金瓶梅》的作者、寫作年代、評價、寫作思想、版本、時代背景等作有介紹，是一篇較早的綜述性導讀。

2.孫述宇《(金瓶梅>的藝術(shù)》。
1978.2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從小說主題到人物塑造，從創(chuàng)作手法到結(jié)構(gòu)布局，以形象體系探索作品思想內(nèi)涵，是《金瓶梅》藝術(shù)論的開山之作。作者分析人物時有新得，唯以人性作立論之本，頗覺狹浮。孫述宇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本文亦可認為香港《金瓶梅》研究的重頭之作。此前1967年香港華夏出版社有一冊《金瓶梅研究論集》，實為姚靈犀《瓶外危言》的翻版。該書改頭換面亦為香港南天事業(yè)公司與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3，最著名的莫過于魏子云。
魏子云自1972年開始發(fā)表論文，迄今已在“金學”園地辛勤耕耘近30年，出版專著5部，累計300萬言，在全球首屈一指。其主要研究內(nèi)容與學術(shù)觀點是：
(1)認為《金瓶梅》是一部影射明朝萬歷時事的政治諷諭小說，在《(金瓶梅>編年說》中指出，小說第70一71回的記年就是隱指萬歷四十八年或泰昌、天啟元年。這一舊紅學慣用的索隱方法，遭到美國鄭培凱的批評?！督鹌棵贰芬运斡髅魇菍W術(shù)界公認的結(jié)論，因此大陸學人的商榷意見，持論比較公允。
(2)挖掘、整理、注釋《金瓶梅》史料，他在《明代<金瓶梅>史料注釋·緒說》中說：“我這20年來的《金瓶梅》研究，諸多探索所得，無非為研究《金瓶梅》的同道友朋，提供了一件件史料，作為參考而己?！彼臧l(fā)義理說，認為“集字成辭，集辭成語，集語成句，集句成段，集段成章……無不由義理成之”。
(3)關(guān)于《金瓶梅》的成書和版本，主張小分作抄本與刻本兩個時期，而每個時期又可分作前期、后期兩段，認為現(xiàn)存《金瓶梅詞話》即《金瓶梅》的最早刻本，系天啟初年改寫、天啟年間刻成。其第1回劉邦寵戚夫人欲廢嫡立庶作為楔子，這頂王冠戴不到西門慶的頭上，這種剩余痕跡，說明刻本《金瓶梅詞話》系改寫本。
(4)注重《金瓶梅》人物形象分析，曾計劃寫作《<金瓶梅)人物論》、《(金瓶梅)藝術(shù)論》，并依據(jù)原著線索，以現(xiàn)代小說手法再創(chuàng)作出《潘金蓮》、《吳月娘》兩部新小說。
(5)為《金瓶梅詞話》‘注釋凡40余萬言’，所注雖不無可商榷之處，卻是眾多的《金瓶梅》語言研究專著中較早的也較有影響的一部。
(6)關(guān)于《金瓶梅》的作者，說抄本《金瓶梅護、刻本《金瓶梅詞話》、繡像本《金瓶梅》的作者不二定根同，“認為這部書的作者，不一定是山東人，··….可能是一位籍隸江南吳越某地而長千北地的宦家之子”(《(金瓶梅詞話)的作者》)。所以他一人就提出沈德符、馮夢龍、屠隆三位候選人。(二)歐美的《金瓶梅》研究
本階段歐美約發(fā)表論文20余篇，研究者主要是美國、蘇聯(lián)、法國的學者。其著名者有：

1.不少歐美學人選《金瓶梅》研究為博士論文。
詹姆斯·沃恩的(((金瓶梅>的版本與?？薄?，1964年發(fā)表于紐黑文耶魯大學：弗勞克·法斯滕瑙的《<金瓶梅)的人物形象與<玉環(huán)記》：中國小說理論試析》，1971年發(fā)表于慕尼黑路德維格—馬克西迷連大學；保羅·馬丁森的《報應和贖罪：從(金瓶梅)觀察中國宗教和社會》，1973年發(fā)表于芝加哥大學等。

2.《金瓶梅》評點家張竹坡研究引起美國學人的興趣。
戴維特·’羅依《張竹坡對<金瓶梅)的評論))(載浦安迪主編之《中國的敘事文學))，乃1974年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古典文學討論會論文匯編，1978年普林斯大學出版社出版)，認為張竹坡對《金瓶梅》的評論是中國古代小學傳統(tǒng)評點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應該給張竹坡一個重要地位：指出“張竹坡的《金瓶梅》評點強調(diào)藝術(shù)結(jié)構(gòu)的整體評論，而不是微言大義的闡發(fā)”，因而“是很光輝的文學批評”。該文發(fā)表時，張竹坡家世生平尚未揭曉，所以作者錯認為張竹坡是張潮的侄子，張竹坡評點《金瓶梅》的時間也給提前了10年。苗效俠《張竹坡評論<金瓶梅>》(載浦安迪《中國的敘事文學》)與前文以及阿瑟·戴維·韋利的《〈金瓶梅)引言少同為張竹坡研究的早期重要論文。另外，臺灣潘壽康《張竹坡評<金瓶梅>》(1973·12臺北《黎明文叢》18)也留意到此一選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