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生物界才有加拉帕戈斯進化，只要隔離開來，和外界缺乏信息交流的環(huán)境就會發(fā)生加拉帕戈斯進化，產(chǎn)業(yè)界會發(fā)生,甚至在政治社會制度方面也是如此。 歐亞各國的社會制度之間有很大差異比較好理解，地理上的距離所帶來的信息阻塞是最重要的原因，但英國和歐洲大陸近在咫尺，政治制度卻大相徑庭，這又是為什么呢？ 今年是英國《大憲章》簽訂八百周年紀念，《大憲章》之所以會于八百年前在英格蘭出現(xiàn)，以及此后英格蘭和英國歷史的發(fā)展，應該說也是一種奇葩的加拉帕戈斯進化的結(jié)果，并不能夠簡單地歸結(jié)到是因為有一個壞國王或者是有一群刁領主貴族的存在，雖然在不少時候歷史的進化可能會取決于一個很偶然的因素，但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歷史的進化還是有其內(nèi)在理由的。 英格蘭的政治社會制度，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不同于歐洲大陸的加拉帕戈斯進化，是因為英格蘭的君主相對英格蘭領主貴族來說是弱勢一方，這一點和歐洲大陸的君主大不一樣。英格蘭君主的這種弱勢，尤其體現(xiàn)在征服者威廉一世之后的幾任君主身上。 這是因為從諾曼底公爵威廉一世開始的英格蘭政權(quán)，對英格蘭來說是一個外來的政權(quán)，因此才產(chǎn)生了這種進化。 比如有一個所謂“英美法系”的分類，也叫“普通法系（Common Law）”，實際上就是來源于英格蘭的法律體系，和歐洲大陸的大陸法系不同。最大的不同點就是英美法系有一個陪審團，而大陸法系里面沒有；再有就是英美法系對判例很重視，判決的時候經(jīng)常援引以前的判例，而非參考法律的成文；如果這樣處理會帶來問題的話，英美法系里面還可以使用“橫平法”來取得平衡。 這種不同，正好來源于英格蘭的獨特歷史。英格蘭被威廉一世征服之后，不管是地方的行政官員，還是高級僧侶，這些貴族階層的人物都換成了一幫只會說法語的人。威廉一世在1085年編制了一本《末日審判書》（Domesday Book），那是英格蘭第一次人口普查的記錄，從那本書中可以知道，在直屬于國王的180名貴族領主中，盎格魯-撒克遜人只有6人，不到3%，全國16個教區(qū)中，盎格魯-撒克遜人主教只有一位。 這樣的結(jié)果引發(fā)了極大的不便，征服者無法和被征服者交流。因為語言以及法律習慣上迥然不同，那些征服者貴族無法裁定在自己領地上發(fā)生的官司訴訟。 當時歐洲大陸的規(guī)矩是刑事案件由教會裁定，民事案件則咨詢村里的長老意見之后再行裁決，所以無可奈何的法國人，此時就把歐洲大陸的民事訴訟裁定方法應用到刑事訴訟上來，在裁定有罪無罪時聽取當?shù)亻L老們的意見，確定了有罪之后的具體處罰方法則由貴族領主來決定，這就是現(xiàn)在英美法系中裁定有罪的陪審團制度的由來。 英美法系中重視判例的源頭也在于此，征服者們是從法國來的，但是法國的行事做法在這塊土地上不一定行得通，于是就根據(jù)當?shù)孛癖姷姆磻獊砼邪?，然后把判例記下來，下次遇到類似的案子還是這么判。至于為什么不形成文本呢？理由太簡單了：用法語寫下來那些土人看得懂嗎？還是大家一起記案例來得方便，還顯得公正。 被征服的地方很多，但其他的被征服地之所以沒有出現(xiàn)和英格蘭相似的進化的原因，不僅在于英格蘭王室是“外來戶”，還在于這個外來的王室不肯規(guī)規(guī)矩矩地扎根落戶下來。 比如說，大憲章的當事者之一約翰國王，到底應該算是哪國人？ 按理說，英格蘭國王當然應該是英國人，就算那時候還沒有“大英帝國”，也應該是英格蘭人。但是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當時的英格蘭國王起碼首先不是英格蘭人——他們首先是法國人。 一般把由亨利二世開始的連續(xù)八位英格蘭君主的統(tǒng)治稱為“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但是實際上前三位國王，也就是亨利二世、理查一世和約翰，更多地是被人稱為“安茹王朝（House of Anjou）”，約翰之后的亨利三世開始才是無爭議的金雀花王朝。 這是因為安茹王朝的三位君主，除了是英格蘭國王之外，還有很多頭銜，這里列舉幾個主要的：英格蘭國王（King of England）、愛爾蘭領主（Lord of Ireland）、阿基坦公爵（Duke of Aquitaine）、諾曼底公爵（Duke of Normandy）、布列塔尼公爵（Duke of Brittany）、安茹伯爵（Count of Anjou）、曼恩伯爵（Count of Maine）、加蒂奈伯爵（Count of G塼inais）、莫爾坦伯爵（Count of Mortain）。 這些頭銜中，除了英格蘭國王和愛爾蘭領主之外，其余全部都是法國的貴族頭銜。對于歐洲人來說，有幾個外國的貴族頭銜不是什么稀罕事，甚至不是貴族的人，有時都會有外國貴族頭銜。 英格蘭的問題不在這里，英格蘭的問題在于最初的幾任國王心目中，把法國爵位尤其是那個諾曼底大公看得比英格蘭國王還要重。 威廉一世以諾曼底大公之身征服英格蘭，弄來了“英格蘭國王”的稱號，這件事就好像一個沒有自己品牌、專門為別人代工的大老板，終于并購了一家有自己獨立品牌的小公司一樣。并購來的公司雖然小，但畢竟是獨立品牌，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獨立品牌。 威廉一世在安排后事時，安排長子羅貝爾二世繼承的是諾曼底公爵，而英格蘭國王反倒給了老三威廉二世，實際上這就反映了當時的所謂“英格蘭國王”和“諾曼底大公”在他們心目中的真正分量。 也就是說，從威廉一世開始的那些國王，雖然是“英格蘭國王”，但并不是“英格蘭人的國王”，而是一些在法國生長、受法國教育、大部分時間住在法國、吃法國菜、說法國話的法國人，當然偶爾也會過海來看看屬于自己的那個荒涼的王國。 而那些造反的貴族們的來歷，也是海對面的法國。 約翰國王作為亨利一世的小兒子，雖然在英格蘭出生，卻是在法國長大，受的是法國教育，骨子里是一個法國人，一位法國貴族。對他來說，在法國作為大公所保有的權(quán)力，比作為英格蘭國王所能享有的權(quán)力要更重要，如果讓他在法國領主和英格蘭國王中只能二選一的話，估計他十有八九會選擇做一個法國領主。這就是約翰國王所有“吝嗇”、“貪婪”的毛病的根源，因為他太需要錢了，特別是在他失掉了在法國的領地之后，他要打回老家去，他需要錢來支持他進行反攻大陸的戰(zhàn)爭。 準確地說，約翰國王喜歡打仗還不是窮兵黷武，也不是任性，那是正當?shù)氖諒褪У?。反攻大陸的行動，雖不是由于什么“領土神圣”，但海峽對面的確是一塊難以舍棄的土地，不但廣袤而且富饒，更重要的是王室的根在那兒。 那個時候沒有常備軍，國王打仗要動員手下附庸的領主貴族，但是那些領主貴族們，并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時候都可以跟著國王來一場“說打就打的戰(zhàn)爭”的，這里面有一個農(nóng)時的問題，農(nóng)忙的時候打不了仗。如果不使用附庸的話，就只能使用外國雇傭兵，但是手下的附庸參戰(zhàn)，還可以做期貨交易，給他們打了勝仗之后可以隨意擄掠的權(quán)力就行了，而雇傭兵則是現(xiàn)金買賣，少一分錢也不干的，國王需要的就是錢。 只要能夠獲得支持反攻大陸戰(zhàn)爭的錢，約翰國王根本就沒有什么手段一說。比如有一種叫“兵役免除稅（scutage）”的稅種，原本是不愿意或者無法出兵役的貴族們，以實物或者現(xiàn)錢支付的方法，供君主去雇傭士兵來代替自己打仗，后來，約翰國王竟把它當成了一種可以任意開征的稅，在位17年中總共收過11次。而在他之前的三個國王，全部加起來也就只收過11次。更要命的是，這11次征稅還都不是在打仗時期，都是約翰國王在未雨綢繆存錢，這種方式已經(jīng)是掠奪了，讓手下的男爵們怎么過日子呢？ 那些造反的男爵們的根雖然也在海峽對岸，他們并不反對約翰國王反攻大陸，而且他們也知道如果戰(zhàn)爭能夠勝利的話，約翰國王也應該不會吝惜賜給他們封地，但是和國王不同的是，他們生活的基盤已經(jīng)全部移到了英格蘭，反攻大陸并不是他們的第一需要，而且他們看不出約翰國王的計劃有多少成功的希望，只知道在經(jīng)濟上已經(jīng)超越了他們能夠承受的程度。這樣他們就要起來反抗了，甚至不惜和國王開戰(zhàn)，來保護他們的經(jīng)濟利益。其實，所有的利益歸根到底都可以用經(jīng)濟利益來衡量，所以最后還是坐下來談，因為“君權(quán)神授”的概念，不會讓男爵們采取更為過激的比如推翻國王的行動。 對于那個時代的英格蘭領主貴族們而言，“國王”是一個很古怪的存在。平常在海峽對岸繁華的法國花天酒地，偶爾到這邊視察一下，一旦長期在英格蘭待了下來就會出事，因為那基本上是被對岸驅(qū)趕或者放逐了。早于約翰國王之前一百多年的亨利一世就是一個例子，為了從他大哥羅伯特二世那兒爭奪諾曼底公爵的爵位，也在英格蘭頒發(fā)過一個《自由憲章》，許愿許得天花亂墜，當然在拿到了諾曼底之后，就立即把《自由憲章》撕了個粉碎。 亨利一世和羅伯特二世之間的戰(zhàn)爭還沒有那么慘烈，所以亨利一世也沒有像后來的約翰國王那樣，對國內(nèi)的貴族們進行敲骨吸髓的掠奪，即便如此，亨利一世都頒布了一個《自由憲章》來安撫英格蘭貴族。其實，那些造反的男爵們的要求也不高，就僅僅是要求定一個規(guī)矩，哪怕是掠奪也要有規(guī)矩地掠奪。所以，說起要談判，男爵們抱起1100年亨利一世頒發(fā)的《自由憲章》就來了，后來被吹得天花亂墜的《大憲章》也就是《自由憲章》的擴充版，而且也像當初的《自由憲章》一樣，簽訂完了就被撕毀了，但是好在約翰國王不久也就死了，反攻大陸的陰謀并沒有繼續(xù)付諸實施，所以造反的貴族們也就不追究了。 但是，英格蘭國王的弱勢地位一直沒有大的變化，當然，這種弱勢只是相對于其他絕對王權(quán)國家而言的。到后來的都鐸王朝，王室看起來似乎要強勢起來了，但因為伊麗莎白一世女王無后，把蘇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請來當起英格蘭國王。 詹姆士一世來了，王室的外來性又成了問題，偏偏這個外來戶國王還試圖搞絕對王權(quán)，結(jié)果弄出了查理二世國王被廢黜的“光榮革命”。當然這是受了《大憲章》的影響，但是類似于《自由憲章》和《大憲章》之類的國王和貴族之間的協(xié)定，在英格蘭歷史上反復出現(xiàn)，國王不得不再三向貴族（后來是國會）讓步，正好說明了英國政治制度進化的加拉帕戈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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