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S. Roth（邁克爾·S·羅斯）

　　長期以來，人文學科的非職業(yè)性（antivocational）特點既讓人引以為傲又令人局促不安。事實證明：人文學科教育能夠培養(yǎng)一個人閱讀、寫作、思考和闡釋的能力，這些能力在我們的經(jīng)濟體系和文化傳統(tǒng)中備受推崇，而該學科卻一直被公認是無用的，這簡直莫名其妙。當然，斷斷續(xù)續(xù)的特定技能訓練可能會使你從容應對人生中最糟糕的工作（也可能是你從事的第一份工作），但是人文學科卻能教會人們正確使用理智和情感兩大要素，并將使你在數(shù)十年富有創(chuàng)見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大受裨益。然而，我們確實也通過人文學科教給了人們一系列技能或一種態(tài)度，這些技能或態(tài)度與其說是緣于人文學科所固有的自由的非職業(yè)性的觀念，倒不如說是因為我們非實用性（antipractical）的盛名。這就是人們在批判性思維的招牌下慣用的技能。

　　批判性思維不是詆毀他人陳述

　　1940年代，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和指導人們信念與行動的評價體系，批判性思維首次獲得它現(xiàn)有的重要地位。1962年當羅伯特·恩尼斯（Robert H. Ennis）在《哈佛教育評論》（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上發(fā)表了《什么是批判性思維》（A Concept of Critical Thinking）一文后，該術(shù)語在教育界突然大為流行。恩尼斯對我們?nèi)绾谓虝藗儭皩﹃愂鲎鞒稣_的評價”很感興趣，他從12個方面對這一過程進行了分析。恩尼斯和緊隨其后的無數(shù)教育理論家們?yōu)榕行运季S大唱贊歌?，F(xiàn)在有一個批判性思維基金會（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和咨詢產(chǎn)業(yè)來幫助老師、學生和你自身提高這方面的能力。

　　判斷一個人的批判性思維是否已經(jīng)變得敏捷的一般方法就是要看他是否具備了識破或詆毀別人陳述（或信念）的能力。因此，我們最優(yōu)秀的學生實際上最擅長批判性思維的一個方面——批判。因為對于今天的很多學生來說，聰明就意味著會批判。如能夠證明黑格爾對敘事的界定把非歐洲人排除在外，或者芭特勒（Butler）關(guān)于脆弱性的立場和她關(guān)于表演性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或者一位享有終身職位的教授沒能解釋清楚自己為何能享有“特權(quán)”——這些是人們已陷于詭辯的標志，也是一個人能夠完全地參與到學術(shù)圈的預兆。但是這種參與完全是消極的，不僅完全無法令人滿意，而且根本上是適得其反的。

　　這種揭露錯誤或簡單地表現(xiàn)自己勝人一籌的智力技能，并非一無是處，但是我們應該提防不要教出一群自鳴得意的“揭蓋子人士”，或者，用當前大學校園里十分流行的術(shù)語來說，教出一群喜歡“發(fā)難”的學生。在過度培養(yǎng)批判性思維的過程中，學生們學會了批評教科書、機構(gòu)或人們沒能完成他們自己的既定目標，而我們可能正在剝奪他們從學習中獲取盡可能多知識的能力。在人文學科的文化中，聰明常常意味著成為一個愛批判的真相揭露者，我們的學生可能會變得過于擅長證明某些事情為何毫無意義。那種技能可能會消弭他們發(fā)現(xiàn)或構(gòu)建意義的能力，使他們在閱讀書本和現(xiàn)實世界中迷失方向。一旦走出大學，我們的學生繼續(xù)通過展現(xiàn)超凡的批判威力來大展宏圖，就像在學校時，他們曾通過這種技能獲得嘉獎。他們?yōu)槿狈捜莸奈幕L氣吹風點火，這種風氣絕不容忍人們對意義的尋找或構(gòu)建，知識分子和文化評論家們以能夠證明別人如何的不可信為樂事。

　　以開放的心態(tài)接受他人觀點

　　我認為這并非是當代人的獨創(chuàng)。18世紀時，有人抱怨啟蒙文化只肯定懷疑論，只滿足于懷疑一切。然而，我們當代人使這一趨勢發(fā)展到了不可知論甚至是多疑癖的地步。我們連承認自己缺乏信念的勇氣都沒有了。也許這就是為什么我們教導自己的學生，讓他們覺得挑戰(zhàn)某種設(shè)想或信念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一個人想要宣稱自己想反駁某種觀點，就要堅信自己具有去偽存真的能力；一個人想要宣稱自己善于接受，樂于學習，就要具備開放的心態(tài)以便能夠接受某種觀點，盡管這種觀點可能很快就會被解構(gòu)（或只是被嘲弄）。

　　我們在訓練學生掌握批判性思維技巧時，可能會給他們講諸多道理以使他們保持謹慎——這可以被學生們當成不去學習的理由。拒絕接受任何不同意見的風氣似乎已影響到我們文化生活的絕大部分：從政界到報界，從筒倉式的（siloed）學術(shù)項目（不管如何具有跨學科性）到唇槍舌劍的公眾知識分子。然而，作為人文學科教師，我們必須設(shè)法讓學生們對歷史和文學作品的情感沖擊和認知能力保持開放的心態(tài)，這最初可能會惹怒他們，或者只是讓他們覺得這一切與自己毫不相干。沒有移情的能力和深入本質(zhì)的理解力，批判性思維就是枯燥乏味的。

　　人文學科的一個關(guān)鍵性的任務(wù)就是培養(yǎng)學生積極主動地去學習他們可能或多或少會拒絕或忽視的材料。這種材料將經(jīng)常會給學生們帶來驚喜，有時也會擾亂他們的心緒。學生們似乎已經(jīng)認識到，教學評估委員會會認真對待他們提出的“我不喜歡這位教授或這個材料”的批評意見。這種抱怨非常有害，因為在人文學科的教育中，不喜歡本來就是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創(chuàng)造一種人本主義文化，如同重視批判能力一樣，重視從未知的和不喜歡的材料中學習的愿望，對于我們的學術(shù)和市民生活來說，是一項重大的貢獻。

　　用文化和社會的標準來完善批判性評論

　　但是，除了完善批判性思維，學會換位思考之外，當代的人文學科應該走得更遠。我們還應該通過改進教學模式以便讓我們的學生能夠融入到承載某種特定文化價值觀的實踐活動中，讓他們更好地理解這些價值觀如何被立為正統(tǒng)并得以留存下來，用文化的和社會的標準來完善我們激烈的批判性評論：當代人文學科的思考方式常常善于證明那些被人們聲稱要共同遵守的價值觀其實只是被強加于某些更易受到傷害的特定群體。它們也善于把各種規(guī)范語境化，不管這種語境是屬于人類學、歷史學，還是其他學科。但是，在上述兩種情況中，我們都讓學生們和他們正在學習的語境或文化保持一種批判性的距離。

　　很多人文學科教授已經(jīng)變得不愿意與我們的學生一起搞調(diào)查研究，去探究我們所信仰的價值觀念和在生活中所尊崇的規(guī)范是如何形成的。換言之，我們對如何讓一個規(guī)范合理化沒有太大興趣，反而為規(guī)范的去合理化磨刀霍霍，興趣盎然。哲學家羅伯特·丕平（Robert Pippin）最近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闡述了進化生物學和心理學如何已經(jīng)進入到該領(lǐng)域，道德觀作為這種動機的產(chǎn)物，已經(jīng)引起了人們對溢美之詞的偏愛。正相反，丕平主張“規(guī)范的實際自主問題是人文學科特有的研究領(lǐng)域”，他如果要證明偽科學的進化論對我們道德選擇的“解釋” 只是一個漏洞百出的“正是如此”之類的謊言，那真是輕而易舉。

　　如果我們?nèi)宋膶W科教授更多地把自己視為規(guī)范的探索者而非評判者，我們就會有更好的機會把我們的學術(shù)和公眾文化中更廣泛的潮流重新銜接起來。這并不一定意味著我們要接受現(xiàn)狀，但是它的確意味著我們要努力地從參與者的立場出發(fā)來理解文化習俗（包括我們自己的文化習俗）。這將包括了解文化是如何變遷的。對于我們中的許多人來說，這將意味著用融入社會的方式，用我們常說的服務(wù)學習課程（service-learning courses）來補充我們的文學作品或文本的研究工作。對于其他人來說，這將意味著他們不必帶有預期的揭露缺點或故弄玄虛的目標去做研究，而是轉(zhuǎn)過身來想想我們所要研究的內(nèi)容也許會使我們的思想和生活躍動起來。

　　承認無知是教育的一把鑰匙

　　我發(fā)現(xiàn)自己正在為一種歷經(jīng)多次實踐的人文教育模式辯護。這是一種能夠十分嚴肅地對待語言的教育模式，但我們并沒有把它看做溝通人與世界的一個主要的橋梁，一種總是注定要失敗的表示法的載體，這種模式把語言視為它本身，認為兩者皆是所有使用它的人們都能從自己的立場去理解的一種文化習俗。

　　如果按照一些不切實際的標準，語言會衰落，或者我們將不能好好地使用語言，但關(guān)于這一事實，真的沒什么新的消息。這是我們自身局限的一部分，但是它不應該被當做我們?nèi)宋膶W科的關(guān)鍵性標志。人文學科所帶來的新聞是使心靈和精神狀態(tài)轉(zhuǎn)變的方法，以便使人們能夠體察到我們可能會經(jīng)歷到的豐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當我們學會聚精會神地閱讀、凝視或傾聽的時候，我們就不僅僅是發(fā)現(xiàn)錯誤的能手或者只是善于揭露文化和社會的陰暗面。我們通過試圖去理解別人的藝術(shù)、哲學、歷史學的觀點來部分地克服自己的盲點。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次面向師生的題為“論人類的某一盲點”（On a Certain Blindness in Human Beings）的報告中完美地闡述了這一點：“對于別人來說，含義一目了然，但對于我們來說，含義不甚明了?！闭材匪拱殉姓J這種無知當做教育的一把鑰匙，也是民主和市民社會發(fā)展的關(guān)鍵。當然，不講情面的批判性思維可能在這種努力中會有所幫助，但也可能成為我們學會拒絕人文學科研究所必須提供的認同和洞察力的一種方式。不論學生還是老師，我們有時候會渴望那種保護，因為沒有它，將有改變自我的危險。為了克服這種盲點，我們實際上要冒著如坐針氈的危險。

　　展示自己沒有看到或聽到的細節(jié)

　　我希望人文學科將繼續(xù)提供批評，建立連接，為那些乍看起來晦澀難懂甚至是深藏不露的實踐找尋承認的方法。為了支持從批判性思維向?qū)嵺`性探究轉(zhuǎn)變，我現(xiàn)在重申一下我的大學哲學老師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的一個論點，也是我的研究生導師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所認同的觀點。早在迪克·羅蒂（Dick Rorty）解構(gòu)“哲學家即裁判家”這一觀念的數(shù)年前，路易斯·明克就曾建議評論家“摘下法官的假發(fā)，戴上向?qū)У拿弊印薄Ｎ艺J為我們可以對人文學者說同樣的話，用他的話說，人文學者可以“向我們展示我們自己所沒有看到或聽到的細節(jié)、模式和關(guān)聯(lián)”。

　　我的人文學科教師通過向我展示細節(jié)、模式和關(guān)聯(lián)而豐富了我的生活。通過這種方法，他們也能夠幫助我積極地發(fā)展我的學術(shù)事業(yè)，促進我與同事和學生們的交往。我的期望是：作為向?qū)В欠ü?，我們可以指引學生們?nèi)氖绿剿髂繕恕⒁?guī)范和體現(xiàn)多種多樣的文化價值觀的實踐活動。通過這種方式，學生們將學會與別人探討如何使目標、規(guī)范和可能會體現(xiàn)在他們自己生活中的價值觀念得以形成。他們將發(fā)展為自己所在的各種機構(gòu)貢獻才智的能力（而不僅僅是對其中存在的價值觀評頭論足）。他們常常會拒絕走別人的老路，有時還會描畫出新的路徑。而在人文學科的引導下，他們將更有能力共同找尋既有意義又有方向的生活方式，以極大的實踐性和持久性點亮人生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