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虐童事件，最重要是學會有效干預

“收養(yǎng)人評估制度，設立虐童罪”等遠水救不了近火

收養(yǎng)評估制度很重要，但還不是當務之急

在引發(fā)關注的那組圖片上，這個南京孩子全身都是鞭痕，身體浮腫，臉上還有傷痕，慘不忍睹。知情者稱，受傷男童曾跟老師說，身上的傷是父母用水管或樹枝條抽打的，腳上的傷是被蒸汽燙的，臉上的傷是被鋼筆戳的。這樣可怕的暴行，極易引起“這孩子果然不是親生的”這樣的感嘆。有媒體撰文認為，“以孩子養(yǎng)父母的心理狀況，顯然不適于收養(yǎng)孩子。”并呼吁建立收養(yǎng)人心理評估制度。的確，中國的收養(yǎng)法律，對于收養(yǎng)人的審查非常簡單，沒有考慮到收養(yǎng)人精神、情感狀況可能對孩子的不利影響。如果能夠在事前進行評估，是能夠降低被收養(yǎng)兒童遭受虐待的可能。

不過，收養(yǎng)評估制度雖然很重要，但卻未必是當務之急。原因是數(shù)據(jù)并沒有顯示出收養(yǎng)兒童的家庭虐待兒童事件比例特別突出。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曾收集了近年媒體報道的300多個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案件進行調研，來自養(yǎng)父養(yǎng)母的只有7件，而來自親生父母的有多達兩百多件。即便考慮到收養(yǎng)兒童的家庭比例較低，也足以說明收養(yǎng)家庭的虐待兒童現(xiàn)象還不需要特別對待。

也有人留意到南京虐童事件中養(yǎng)父母的高知身份，一個據(jù)說是記者，一個是教師。為何高級知識分子會對收養(yǎng)的孩子做這么可怕的事情，這其中是怎樣的心理機制？進一步的事件詳情出來后，也許是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跟家暴有關的調查顯示，高學歷家庭發(fā)生家暴的可能性比起低學歷家庭還是要來得低一些；國內的一項研究還表明，出于家庭經濟和工作生活壓力的壓迫，低收入家庭的發(fā)生身體虐待的機會最高，從虐待比率來看，最低收入的家庭是較高收入家庭的3倍左右。換言之，不能簡單說明這樣的高知家庭不宜收養(yǎng)孩子，這次事件并沒有那么強的代表性。

設立虐童罪很重要，但也解決不了全部問題

這起事件還再次引起了針對虐待兒童立法的呼聲。不少人認為，《刑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有關虐童的立法過于單薄，而且不成系統(tǒng)，對兒童的保護不夠，因此呼吁設立專門的虐待兒童罪。還有人抨擊，刑法規(guī)定虐待犯罪除了受害人死亡或重傷的，都屬于自訴案件——但被虐待的孩子，往往會出于畏懼，或是完全不懂事，或是出于血緣情結，往往不能提起有效的起訴。這意味大量兒童虐待行為，并未有明確的法律責任和救濟途徑。不過，去年年底下發(fā)的《關于依法處理監(jiān)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已經規(guī)定，監(jiān)護侵害行為可能構成虐待罪的，未成年人及其近親屬沒有告訴的，由人民檢察院起訴。這表明這個問題有了一定的進步。

總的說來，我國當前法律在針對虐待兒童方面，雖然有不少問題，但也不能稱之為無所作為，今年一月，最高法公布干預家庭暴力案例，就有一個是用“人身安全保護裁定”制止了兒童虐待。這說明法律工具是存在的，重要的如何利用這個工具。每到出現(xiàn)虐待兒童的事件出來時，就呼吁立法，起的作用并沒有那么大。正如著名學者阿馬蒂亞·森所說，“正義問題所需要的是這樣一個框架，即：關注實際的生活與現(xiàn)實，而不只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規(guī)則之上”，“將制度本身視為公正的體現(xiàn)，只會使我們陷入某種形式的制度原教旨主義”。

真正急迫的問題：人們不愿、也不懂如何干預虐待兒童事件

這次南京虐童事件，警方的干預做法很值得質疑

南京虐童事件曝光后，在輿論壓力下，南京警方快速做出了響應，涉嫌故意對9歲男童施某某施暴的養(yǎng)母李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但警方做的另一件事卻引發(fā)了爭議：在警方許可下，男童已被其親生父母暫帶回老家撫養(yǎng)，而男童生母與李某某系表姐妹關系。

我們無法得知男童親生父母是怎樣的人，只知道有可能是因“家境貧寒，負擔不起，而男童養(yǎng)母膝下無子”才把孩子過繼了出去。當然，僅憑此無法斷定親生父母把男童帶回去后會有什么不利舉動，但警方的做法仍然很值得商榷，準備對男童進行干預的心理醫(yī)生張純就表示：“我得知孩子被其親生父母暫帶回老家撫養(yǎng)這樣的事情表示非常不能理解，孩子應該暫時由當?shù)孛裾块T代為照顧，這樣對孩子的心理才能有一定的幫助?！?/p>

據(jù)報道，張純認為，發(fā)生這樣的事情，對于孩子而言，只有國家是第一責任人，因為孩子現(xiàn)在完全不能在其養(yǎng)父母身邊了，目前社會看到的是孩子身體上的傷害，但孩子心理上的傷害我們看不到，孩子心理上的傷害到底有多大，是否會影響到這個孩子未來的生活、行為、情感、對世界的看法及人格等，這是需要做一個心理評估的，評估完了以后再做一個心理學意義上的止血清創(chuàng)，然后再經過司法審理，認為這個孩子適合到哪里去，從目前看這些都沒有。張純還稱，從法律角度出發(fā)，孩子目前的監(jiān)護權仍處于養(yǎng)父母，在司法程序未走完之前，警方是沒有權利擅自把孩子送回到親身父母身邊，這種做法過于草率，因為就目前而言施某某的親生父母對孩子沒有監(jiān)護權。

那警方為何在第一時間就讓男童親生父母將其帶走了呢？只能理解為沒有處理同類事件的經驗，也缺少相關程序指引。警方可能覺得孩子親生父母來要人了，就該讓親生父母將其領走，而不顧孩子是否已經得到應有的心理干預，也不考慮親生父母是否真的合適將孩子帶走。這里反映出的思維邏輯，與“母親打死女兒判緩刑”是類似的——母親管教孩子是天經地義的，親生父母帶走孩子也是天經地義的。

校方進行干預過于緩慢也值得憂慮

在這起事件中，還有一個細節(jié)也值得留意——網帖稱，虐待行為去年曾被校方發(fā)現(xiàn)，但校方最初以為是偶發(fā)情況故沒多說。這個“故沒多說”反映出的心態(tài)恰恰是值得說的，這說明校方并沒有把“虐待兒童”這個可能普遍發(fā)生的事情重視起來，要真重視的話，在去年發(fā)現(xiàn)之后，就應該對男童進行持續(xù)觀察，而不至于到今年4月才讓問題曝光。

著名的溫嶺幼師虐童事件，但大部分人能做的只是譴責這一事件而已

事實上，很多幼兒園、小學在有關家庭虐待兒童方面，往往都采取息事寧人的策略，甚至不認為“家長管教孩子”有什么問題。2013年有學者對北京北海幼兒園一名有“多年教育經驗”的主任進行了采訪，這位主任是這么說的——關于虐待罪，“有了這個虐待罪，那幼兒園老師以后怎么管孩子? ”；關于舉報家長，“（怎么能）人家家長把孩子送過來,然后幼兒園把人家家長告了 ”；關于防虐待教育，“這也不好，家長把孩子送給我們教育，我們教孩子打電話告家長，這家長得天天找園里啊。再說，這種活動不好做。 ”

一個有“多年教育經驗”的老師尚且如此，其他人又怎樣呢？畢竟，在互聯(lián)網上看到一個觸目驚心的虐待圖片后，點個轉播，并不用費任何力氣。但一旦成為費力氣的活，人們是否會去做，就很值得疑問了。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咨詢律師曾經表示，“虐童案通常發(fā)生在家里，一般不容易發(fā)現(xiàn),都是致殘或者重傷，實在看不過眼才有人舉報，比如孩子的村里人、親戚或者鄰居。 ”而在回應“防治虐童中最大的問題是什么”時，該律師表示，最大問題是“不能及時發(fā)現(xiàn)，沒有人舉報。也沒有部門接聽舉報。 受虐待的孩子沒有安置的地方，也只能繼續(xù)放在家里。 ”

這就是我國干預虐待兒童的現(xiàn)實，多數(shù)情況下，人們不愿、也不懂如何去干預虐待兒童事件。

有效干預兒童虐待現(xiàn)象，首先應建立強制報告制度

要想改變這一現(xiàn)象，美國的經驗值得參考。1963 年，美國聯(lián)邦政府兒童局制訂通報法范例 ( Model reporting Law) ，供各州參考。從1963年到1967 年，各州政府先后制訂受虐兒童通報法。在早期的通報法范例中，僅醫(yī)務專業(yè)人員具有通報責任。在之后的法律中，一些與兒童密切接觸的專業(yè)人士也被納入責任報告的范圍，如幼教，中小學學校，警察，社會服務等行業(yè)。在一些州，更規(guī)定商業(yè)攝影，制片業(yè)等行業(yè)從業(yè)人員，具有報告兒童受虐的責任。

對于知情不報者，美國法律還規(guī)定了罰則。而為了鼓勵這些行業(yè)的人員通報，法律不斷完善以保障這些責任通報人，如接受匿名通報，對于善意誤報者豁免其法律責任，對其身份實施嚴格的保密措施，使其免受專業(yè)上的保密責任的制約 ( 如醫(yī)護人員對于病人具有保密責任,律師對于當事人具有保密責任等) 。對于阻撓其雇員報告兒童虐待的雇主，法律上則有相應的罰則。醫(yī)護人員在必要時，也被賦予可以不經父母的同意而直接報告的權利；在一些州，為了保護通報者以及提高報告率，也在法律上規(guī)定了在事后要對報告者的處境進行調查并進行處理的程序。總而言之，會充分保護報告者，讓其安心去舉報這種丑惡現(xiàn)象。

在強制報告這一前提下，再建立集中通告體系，規(guī)范的調查和處理程序，最后提供必要的服務和措施。只有建立整一套針對虐待兒童的有效干預方案，才能真正解決這一問題。

韓國針對虐待兒童的互動公益廣告，目的是激起人們干預虐待兒童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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