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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致周采泉書札一通
樓培 《尋根》2007年6期 錢鍾書先生腹笥之豐，文筆之美，古今罕匹，其著述中卓犖大者已匯集成冊，流布于世。三聯(lián)版《錢鍾書集》，皇皇巨著，凡十種十三冊，嘉惠士林，澤被后學，固不待言。然“集”而 未“全”，難免為人“求全責備”。如錢先生妙語雋永的書札一概未收，實在讓企慕仰止的“錢迷”們感喟遺珠之憾。據(jù)說“按照原先的籌劃，《錢鍾書集》本擬推出書信卷。多年從事錢鍾書研究的陸文虎先生，也曾花費相當時間和精力，征集到一批錢鍾書先生寫于各個時期的書信。這些信后來并沒收入《錢鍾書集》。楊絳先生說，放棄匯集書信的設想，實際上是出于對讀者負責的態(tài)度。錢鍾書先生散落世間的書信數(shù)量巨大，現(xiàn)在全部收齊辦不到。至于只挑小部分出版，選擇標準也不易制定。況且，他的信多為回復來函的普通書簡，沒有特別的價值和意義。即使個別書信涉及學術問題，內(nèi)中觀點也已在他的著述中詳細闡明，不必再收入文集”，同時，“據(jù)楊絳先生回憶，錢鍾書先生許多隨手而寫的書信，行文難免月旦人物，屬于自己隱私，現(xiàn)時發(fā)表未必合適”（趙武平：《“對過去寫過的東西，我并不感興趣”—寫在〈錢鍾書集〉出版之際》，《中華讀書報》2001年1月23日）。楊絳先生和出版社的考慮自有道理，但其“言之成理而未澈，持之有故而未周”，錢先生的著述屬于社會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對其評價自可見仁見智，書信中時有珠璣妙語，益人神智，亦是“咳唾隨風拋擲可惜也”。到目前為止，只有浙江文藝出版社的《錢鍾書散文》（1997年版）所收錢氏23封書信是錢、楊認可公布的。然而，事物往往相反而相成，人生往往無為而有為，近年來的出版物中錢氏書札屢屢出現(xiàn)，實是讓人怡情愜意，大飽眼福。套用錢先生自己的話說，“誰知道沒有那么一天”，這些錢氏書信“會被陸續(xù)發(fā)現(xiàn)，補足填滿，稍微減少了人世間的缺陷”。 浙江省檔案館藏有錢鍾書先生致周采泉書札一通（復印件），片語只鱗，亦足珍貴。故略作考釋，公諸同好。此函全文如下： 泉翁道席： 奉書欣悉 康強壽考，述作不衰，儒林大【丈】人，吾黨增色。大著已由出版社先贈一部，旁搜遠討，既備且精，傾倒之至。乃又蒙惠賜一部，感刻感刻。所謂好物不嫌多也。屈先生未嘗任教東吳大學。抗戰(zhàn)時蘇州振華女子中學避寇遷滬，內(nèi)人曾任校長。因屈先生與先外舅雅故，延聘教國文。渠在圣約翰大學則曾授課。敬聞（。）于【?！看瞬贾x，即叩 儷安 弟錢鍾書上 內(nèi)人同候 三月十七日 信中的泉翁是周采泉先生。周采泉（1911～1999年），原名，筆名是水、稀翁。浙江鄞縣人。曾在上海工商界任秘書、協(xié)理。新中國成立后由故著名學者、浙江圖書館館長張宗祥汲引，入杭州大學（今浙大西溪校區(qū)）圖書館任職多年，擔任過古籍編目工作及中文系漢語大詞典編輯。1985年被聘為浙江省文史館特約館員。有《杜集書錄》、《柳如是雜論》、《〈柳如是別傳〉新證》、《李長祥年譜》、《文史博議》、《老學齋文史論叢》、《老學齋詩存》、《金縷百詠》等多種著作行世。信中所提“大著”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杜集書錄》。據(jù)夏承燾先生《天風閣學詞日記》1956年10月3日條載：“周采泉來，攜示其近著杜詩參考資料，所收甚豐富，予勸其刪省自己主張?！?960年8月23日條載：“采泉送來竹汀批錢箋杜詩六冊?！笨梢娭苁蠈Χ旁娝赜信d味，研究不輟，《杜集書錄》當是其治杜之最重要成果。程千帆先生早年也曾做過《杜詩書錄》，因抗戰(zhàn)爆發(fā)而未竟其業(yè)，但他1985年的時候“聽說近來周采泉先生搞了一個很詳細的，只要有人搞出來就行了，不在乎是誰”。對于周采泉的《杜集書錄》，有學者指出：“該書積作者數(shù)十年披覽收集和潛心鉆研之功，初步匯集和總結了歷代杜學著作的利弊得失，是目前最為全面、精審的杜集工具書……本書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一）網(wǎng)羅文獻，巨細畢收。作者根據(jù)自己的見聞，不論書之存亡，悉加搜輯。特別是一些稿本、名家批點本、善本秘籍等世人罕見者還酌錄原文，以備考索、研究。（二）考訂詳贍，評論要賅。本書所加大量按語，均非泛論和拾人唾余者，皆自出機杼，確有見地?！保ǘ艜郧冢骸?a target="_blank" style=" display:inline; position:static; background:none;" >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錢先生“旁搜遠討，既備且精”的贊語雖不免禮節(jié)性的客套，但總體來說可謂目光如炬之的評。 信中的屈先生當指屈伯剛。屈伯剛（1880～1963年），名曦，號彈山，晚年自署屈疆，浙江平湖人，詩人、藏書家。自幼在吳中外祖家長大，早年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歸國后經(jīng)考核被清政府授予舉人銜。民國初，他在南京臨時政府、北京政府實業(yè)部、農(nóng)商部任參事、僉事，后又在江蘇、浙江地方政府中做文書一類的小官。離開政界后，執(zhí)教于上海市圣約翰大學等大中學校，還擔任過商務印書館舊書股主任及館外編輯。屈伯剛家學淵深，先祖曾刊有《張楊園集》，外祖潘霹為吳中名宿，他曾得到其外祖的手批精校本一批，再加上性喜購書藏書，所以自幼即通校讎學。他本系文人，從政非其所長。眼見腐朽的軍閥政府救不了中國的危亡，更使他深感失望。公事清閑之余，他參加詩社，唱吟奉和，結交詩友，同時光顧北京、南京、杭州等地的公私圖書館、藏書樓，遍讀群籍，因此版本目錄之學日益精湛。屈氏曾設書肆于蘇州言橋南，陳石遺譽為“文林中一佳話也”。屈伯剛解放后任浙江文史研究館館員，他有《詩經(jīng)韻譜》、《彈山詩稿》（已刊）和詩稿《八載集》、回憶錄《望絕自紀》（未刊稿本）等存世。《石遺室詩話續(xù)編》卷一、卷二選錄其詩數(shù)首，并以為詩中用事屬對工切。 信中提到的“先外舅”即楊絳的父親、錢鍾書的岳丈楊蔭杭先生。楊絳先生于1979年冬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之請，用她一如既往的寓雋永于平淡的筆調(diào)撰寫了一篇《回憶我的父親》，史料翔實，情真意摯，刻畫了一位不畏強權、秉公執(zhí)法而又思想開通、情意深重的父親形象。關于屈伯剛和楊蔭杭的“雅故”，楊絳先生在《回憶我的父親》中也有涉及： 屈映光有個秘書屈伯剛先生，上海孤島時期在圣約翰大學當國文教授，也在振華女中（滬校）兼課，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蘇州人，一次他一口純蘇白對我說：“唔篤老太爺直頭硬！，直頭硬個！”我回家學給父親聽。父親笑了，可是沒講自己如何“硬”，只感嘆說：“朝里無人莫做官?！鼻彻鈺x見袁世凱，告了我父親一狀，說“此人頑固不靈，難與共事”。袁世凱的機要秘書長張一（仲仁）先生恰巧是我父親在北洋大學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親沒吃大虧。我父親告訴我說，袁世凱親筆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他就調(diào)到北京。 關于抗戰(zhàn)時楊絳先生任教蘇州振華女子中學之事，楊絳《我們仨》中說道：“我母校振華女中的校長因蘇州已淪陷，振華的許多學生都逃難避居上海，她抓我?guī)退诠聧u籌建分校。”這位熱心事業(yè)的女教育家王季玉任命自己的學生楊絳任上海分校的校長，楊絳只好勉力為之，除擔任校長外，還兼高三級英語老師，對此段生活她常戲稱自己“狗耕田”。這所振華分校，一直維持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才告停辦，其間辦學之艱辛于楊絳《黑皮阿二》等文章中可見一斑。 據(jù)《天風閣學詞日記》1956年10月18日條，夏承燾先生在同一日收到周、屈二人從不同地方寄來的信函，我們有理由推測周、屈二人似曾相識。又兩人先后同屬浙江文史館，周氏1985年受聘為特約館員時，屈氏已早歸道山，而楊絳先生的《回憶我的父親》發(fā)表于1983年（據(jù)《楊絳文集》末尾《楊絳生平與創(chuàng)作大事記》），周先生或許見到以后才舉書相贈錢先生并詢問屈伯剛先生的有關事宜（諸如行止交游、詩詞唱和之類，也有可能提及屈氏的已刊或未刊著述，另據(jù)友人相告，在原杭州大學圖書館有屈氏的批校書籍數(shù)種，周氏在其間工作多年，當曾寓目）。但周采泉先生的去函我們未曾見到，只能略為猜度而已。再從錢先生回信中的用詞和語氣推測，他跟周氏很可能也是舊相識，或許亦有過某段“雅故”。對于周采泉的投桃之舉和相詢之事，錢鍾書筆走龍蛇，臚列數(shù)端，而又井井有條，禮節(jié)俱備，亦“非老斫輪不辦也”。 此札所用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信箋，與常見的錢氏信札一般只署月日，不署年份，據(jù)上文推測應作于1986年或之后一二年內(nèi)。錢先生此札著墨無多，但窺豹一斑、嘗鼎一臠，亦可見其風神瀟灑之一二。爰綴數(shù)語，略作注解，且用存前輩學者一段文字因緣。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人文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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