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史前人類研究                       

第 一節(jié) 體質人類學基礎

    一、體質人類學同考古學的關系

    人類學（ Anthropology ）一詞，來源于希臘語，意為“研究人的科學”。人類學是一門綜合學科，其研究范圍包括人類的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個方面。體質人類學是研究人類的起源及其變化規(guī)律的科學。包括從猿到人的演變和人類體質發(fā)展過程；世界各主要人種的形成、地理分布及相互關系。體質人類學不僅是自然科學的一部分，而且與社會科學有密切的聯系。主要分科有人體形態(tài)學、古人類學和人種學。

    體質人類學，是以人類的起源和發(fā)展這個運動形態(tài)作為研究對象的。關于人類自身及其文化起源、發(fā)展問
題，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不是某一個學科單獨所能解決的。只有把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綜合起來，進行全面的考察，才有可能找到合理的答案。因為人類自從動物狀態(tài)分離出來以后，就同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產生不可分離的辯證發(fā)展關系。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自然的屬性，但人類又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又具有社會屬性，人類是自然物和社會物相結合的辯證統一。由于人類本身具有兩重屬性，所以研究過程中，必須沿著自然
（體質方面）和社會（文化方面）兩個方面進行考察。因此，研究人體的體質人類學，同研究人類文化的考古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首先，在舊石器時代，人類體質形態(tài)的特點與文化發(fā)展水平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確定人類體質形態(tài)的發(fā)展階段，是舊石器文化分期的重要參考依據之一。如猿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屬舊石器時代早期；早期智人的文化屬舊石器時代中期；晚期智人的文化則屬舊石器時代晚期。

    其次，體質人類學對古猿類和古人類化石的研究，對于究明人類自身的來源問題，具有決定性意義?？梢哉f如果沒有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我們就不可能知道自身的來源，從而必然陷入“上帝造人”之類的宗教和神話的迷霧之中。

    再次，體質人類學對人類種族的研究，對于探討諸如有關民族的淵源和形成、文化的遷徙、交流及相鄰的不同種族文化之間的關系等方面的問題，均具有重要的意義。如歷史和考古學界關于秦人的來源問題，或“東來
說”（來自黃河下游商人的一支），或“西來說”（來自黃河上游西戎的一支），長期爭論不休。根據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新石器時代黃河上、中、下游居民的體質特征存在著同種多形的現象，比較而言，黃河上游的甘肅史前組與黃河下游的大汶口合并組之間的差異更為明顯。盡管目前還無更多的理由將它們分屬不同的種族類型，但可以肯定，這種形態(tài)學的差異，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存在（1）。由于人種的變異要遠遠慢于文化的變化，如果我們能對秦墓、特別是秦國貴族墓的人骨，進行人種鑒定，并同黃河上、下游各文化的人骨進行比較研究的話，對秦人來源問題的研究，無疑會有重要的啟示?？上в捎谝寻l(fā)現的秦人骨骼，均保存不好，這樣的比較研究無法進行。相信以后在體質人類學家們的合作下，這一類問題會得支解決的。

    最后，體質人類學對人骨性別、年齡的鑒定，對于考古學探討古代社會的許多問題有很重要的作用。如經
過對有關墓地人骨的鑒定，仰韶文化時期多為同性合葬、母子合葬，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應為母系氏族社會；龍山時代出現了異性同令男女合葬和父子合葬，說明社會已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時期。又如龍山時代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墓葬分為大、中、小三種類型，其中大墓數量少、隨葬品豐富，墓主人均為男性；中型墓凡女性者往往分布在大墓附近，隨葬品亦較豐富；小型墓占絕大多數，往往很少或沒有隨葬品。這樣根據體質人類學家對人骨性別、年令的鑒定和墓葬形制、隨葬品方面的特征，可以認為，大墓所埋葬的是氏族中的貴族，中型墓埋葬的多是其妻妾，小型墓則是一般氏族成員（2）。在上述研究中，若無體質人類學家的配合，考古學家們是很難做出正確的判斷的，有時甚至可能做出相反的結論。此外，根據對人骨性別、年齡的鑒定，還可推算出當時人類的平均壽命及死亡率等，這對于估計當時的人類生產、生活狀況很有幫助?？傊?，考古發(fā)掘出土的人骨資料（包括古人類化石），是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對人類骨骼的研究，可為考古學研究人類文化提供許多十分有用的知識與信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有經過體質人類學家鑒定的人骨材料，才能成為有科學研究意義的資料。

    　　二、人體骨骼的形態(tài)和各部位的名稱

    1. 人體骨骼的形態(tài)分類

    成年人的全身骨骼共有 206 塊，每塊骨頭都有一定的形態(tài)和功能， 形態(tài)和功能是相互制約的，功能不同，形態(tài)也就各異。通?？煞譃殚L骨、短骨、扁骨、不規(guī)則骨四種形態(tài)：

    <1> 長骨

    形體較長而堅硬，分布于人體四肢，在運動中起杠桿作用。長骨多呈管狀，內含空腔，有骨髓，如股骨、脛骨、肱骨、尺骨、撓骨、指骨等。

    <2> 短骨

    形似立方體，富于而壓性，往往集群地連在一起，多位于承受壓力而運動的復雜部位，如手腕的腕骨和腳腕的跗骨等。

    <3> 扁骨

    多呈板狀，富于彈性與堅固性，主要構成骨性腔的壁，對腔內器官起到保護作用。如顱骨部位的頂骨、枕骨和胸部的肋骨等。

    <4> 不規(guī)則骨

    形態(tài)很不規(guī)則，不屬于上述任何一類的骨骼。如髖骨、椎骨、顳骨等。

    2. 人體骨骼各部位的名稱和數量

    人體骨骼依據結構、功能、位置又可分為顱骨、軀干骨、上肢骨、下肢骨四個部分：

    <1> 顱骨

    共 29 塊，除下頜骨和舌骨外，都借助于骨縫或軟骨牢固地結合在一起。依據功能和位置，又可細分為腦顱和面顱兩部分：

    ① 腦顱： 共 14 塊，位于顱骨后上方，構成顱腔，起容納和保護腦子的作用。

    額 骨 1 ─ 位于顱的上前方，由額部和眼眶上部構成。

    頂 骨 2 ─ 位于顱頂中部線兩側、額骨和枕骨之間。

    枕 骨 1 ─ 位于顱骨的后下部，形成顱后和顱底的一部分。

    蝶 骨 1 ─ 位于顱底中部、枕骨的前方，因其形似蝴蝶，故名。

    顳 骨 2 ─ 位于顱骨兩側、參于顱底和顱腔側壁的構成。

    篩 骨 1 ─ 位于額骨之下、蝶骨前方及左右眼眶之間。

    聽小骨 6 ─ 位于左右耳室之內，可分為錘骨、砧骨、鐙骨。

    ② 面顱： 共 15 塊，位于顱骨的前下方，構成口腔，并與腦顱共同構成鼻腔和眼眶，以維持面部形態(tài)。

    上頜骨 2 ─ 位于面顱中央，上方與額骨、顴骨等圍成眼眶，與鼻骨圍成鼻腔。

    鼻 骨 2 ─ 位于兩眼眶之間，構成鼻梁上部。

    下鼻甲 2 ─ 位于鼻腔的外側壁，為一對卷曲的薄骨片。

    淚 骨 2 ─ 位于兩眼眶內側壁的前部，為一對薄而不規(guī)則的小骨片。

    顴 骨 2 ─ 位于上頜骨的外上方，構成面頰及眼眶底和外側壁的一部分。

    腭 骨 2 ─ 位于上頜骨的后方。

    犁 骨 1 ─ 位于鼻腔內及顱下部，為一斜方形骨板，構成鼻中隔的后下部。

    下頜骨 1 ─ 位于面顱的前下部、上頜骨的下方。

    舌 骨 1 ─ 位于下頜骨和喉之間，借助肌肉和韌帶懸于頸的前正中。

    <2> 軀干骨

    共 51 塊，構成軀干支柱和胸腔，有以下幾類骨骼：

    椎 骨 26 ─ 計有頸椎 7 、胸椎 12 、腰椎 5 、骶骨 1 、尾椎 1 。

    肋 骨 24 ─ 是細而長呈弓形的扁骨，分別與胸椎和胸骨相關節(jié)，構成胸腔。

    胸 骨 1 ─ 位于胸前部正中，是一淺居皮下的扁骨。

    <3> 上肢骨

    共 64 塊，有以下幾類骨骼：

    鎖 骨 2 ─ 位于胸廓前上方的頸椎兩側。

    肩胛骨 2 ─ 位于背部上外方的第 2 ─ 7 肋骨之間，為三角形扁骨。

    肱 骨 2 ─ 位于臂部。

    尺 骨 2 ─ 位于前臂內側（手臂下垂、掌心向外的姿態(tài)時）。

    橈 骨 2 ─ 位于前臂外側。

    手 骨 54 ─ 由腕骨 8 × 2 、掌骨 5 × 2 、指骨 14 × 2 構成。

    <4> 下肢骨

    共 62 塊，有以下幾類骨骼：

    髖 骨 2 ─ 位于臀部，屬不規(guī)則骨，幼年時髖骨分為三部分，即髂骨、坐骨、恥骨； 15 至 16 歲時合而為一。

    股 骨 2 ─ 位于大腿部，是人體中最大和最長的長骨。

    髕 骨 2 ─ 位于股骨下端髕面上，是人體中最大的籽骨。

    脛 骨 2 ─ 位于小腿內側，是小腿主要的負重骨。

    腓 骨 2 ─ 位于小腿外側，細而長，不直接負重。

    足 骨 52 ─ 由跗骨 7 × 2 、跖骨 5 × 2 、趾骨 14 × 2 構成。

    3. 人體骨骼的形態(tài)觀察

    <1> 眉弓

    在額骨鱗部的下緣，一般可分為三個部位：位于鼻根上方、兩眉之間的叫“眉間”；眶上緣上部突出的骨脊叫“眉弓”；額骨眶上緣外側三角形部分叫“眶上三角”。

    眉弓是頭骨性另的重要標志之一。在同一族群中，男性的眉弓一般比女性顯突，其長度超過眶上緣的 1/2 ，女性眉弓的長度一般不超過 1/2 。

    猿人的眉弓異常發(fā)達，眶上緣、眶上三角合為一體，且左右眉弓相連，呈橫行而突出的屋檐狀，通常稱為“眶上圓枕”；早期智人的眉弓也較發(fā)達，并與眶上緣和眶上三角全并，但左右眉弓不相連；一般稱為“眉
脊”；晚期智人和現代人的眉弓與眶上緣、眶上三角區(qū)分離，大部分種群眉弓的突出度減弱，但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仍較顯突。

    <2> 中矢脊

    <3> 枕骨圓枕

    枕骨圓枕：是顱骨后部枕骨上的一條橫行隆起的骨脊。猿人的枕骨圓枕很發(fā)達；早期智人的減弱；晚期智人和現代人很弱或沒有。

    枕外隆突：位于顱后枕骨上。在同一族群中，男性較顯突而女性較弱，幼兒缺乏。

    枕骨大孔：位于顱底枕骨上。其位置與直立行走有關，人類的枕骨大孔位置靠前而猿類的靠后。

    <4> 顳骨

    顳骨鱗部：位于耳孔上方。類人猿顳鱗上緣很低平；猿人的顳鱗上也較低且呈三角形；智人階段、特別是晚期智人和現代人的顳鱗上較高而呈圓弧形。

    乳突：位于耳孔的下方。低等猴類完全沒有乳突；類人猿的乳突很小；猿人的乳突也較小；智人階段的人類乳突逐漸發(fā)達。在同一族群中，男性的乳突較女性發(fā)達。

    <5> 下頜骨

    下頜體：在同一族群中，男性者較高大而女性者較低小。

    頦形：在同一族群中，男性多方形或方圓形，女性多尖形或尖圓形。

    下頜角區(qū)：在同一族群中，男性者較粗糙且外翻，女性較光滑而不外翻。

    頦孔：位于下頜體兩側?，F代人的下頜體兩側多各有一個頦孔，二頦孔者只占約 5 ％，三頦孔者僅占1％；猿人的頦孔數目也較多，如北京猿人的下頜骨每側有 3 ─ 5 個頦孔；猴、猿類的數量更多。

    <6> 髖骨

    坐骨恥骨支：男性外翻不明顯，女性外翻較明顯。

    坐骨大切跡：男性者窄而深，夾角常為銳角；女性寬而淺，夾角接近于直角。

    恥骨弓：男性呈“Ｖ”形，夾角約 70 度左右；女性呈“Ｕ”，夾角約 110 度左右。

    恥骨聯合：男性者較高，女性者較低。

    四、牙齒

    牙齒是口腔內由鈣化硬組織構成的咀嚼器官，是人體全身最堅硬的組織，不易受外界理化因素的影響，易于保存。我國發(fā)現的許多古人類化石，如元謀猿人、鄖縣猿人等，均以牙齒為代表。故牙齒是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材料之一。

    1. 牙齒的組織構造

    牙齒主要由釉質、齒質、齒骨質三種成份構成。

    <1> 釉質：也稱琺瑯質，是人體組織中最堅硬的部分，被于齒冠珍面，近齒尖處最厚，近尖頸處漸薄。

    <2> 齒質：也稱為牙質，是牙齒的主體，占有牙齒的深部，堅韌而硬。

    <3> 齒骨質：包繞在齒根和齒頸周圍，其構造和硬骨組織相似。

    2. 牙齒的形態(tài)

    脊椎動物的牙齒一般分為兩大類：一類為同型齒，即牙齒全為簡單的錐形，如魚類和爬行類的牙齒；另一類為異型齒，即牙齒可分為門齒、犬齒、前臼齒、臼齒四種形態(tài)。大多數哺乳動物和人類的牙齒屬異型齒。

    人類的牙齒一生中共萌出兩次， 7 歲以前萌出的牙齒叫乳齒，共 20 枚（門齒 8 、犬齒 4 、臼齒 8 ）； 7 歲以后乳齒脫落，萌出恒齒。恒齒共 32 枚，形態(tài)特征如下：

    <1> 門齒（切牙，代號Ｉ）：共計 8 枚，分別排列在正中線的上下左右兩側。近正中線者為中門齒，遠正中線者為側門齒。門齒可分為齒冠、齒頸、齒根三部分；齒根為單根，齒冠部分又可分為切緣、唇面、舌面、近中面、遠中面。

    <2> 犬齒（尖牙，代號Ｃ）：共 4 枚，單尖，單根長而粗壯；具有撕裂食物的功能。

    <3> 前臼齒（雙尖牙或前磨牙，代號Ｐ）：共 8 枚，靠近正中線者為第一前臼齒，遠離正中線者為第二前臼齒。前臼齒齒冠可分為咬合面、頰面、舌面、近中面、遠中面幾個部分；咬合面上有頰、舌兩個齒尖；一般為單根，但上頜前臼齒有時有兩個齒根的現象。

    <4> 臼齒（磨牙，代號Ｍ）：共 12 枚，自前而后分為第一、第二、 第三臼齒。齒冠體積較大，在咬合面
上，上臼齒有 4 個齒尖，下臼齒有 4 ─ 5 個齒尖； 上臼齒有 3 個齒根，下臼齒有 2 個齒根。

    上述四種類型牙齒中，門齒和犬齒又合稱為前齒或唇齒；前臼齒和臼齒又合稱為后齒或頰齒。

    3. 根據牙齒磨耗程度估計年令

    鑒定人骨時，常要死者年齡作出估計。估計年齡的方法有多種，如根據牙齒萌出和磨耗程度，根據顱骨骨縫愈合程
度，根據骨化點的出現和骨骺的愈合情況等。但由于牙齒易于保存，故依據牙齒的磨耗程度估計年齡是最常用的方法。

    在哺乳動物中，有的種類一生中牙齒只萌出一次，永不脫換，稱為“一出齒”，如嚙齒類動物等，牙齒萌出后不斷地長高，但不脫換；人類和高等哺乳動物的牙齒，一生中萌出兩次，乳齒脫落后萌出恒齒，以后在進食過程中，只是不斷地磨耗，既不長高，也不脫換。因此，恒齒的磨損程度與年齡成正比，根據牙齒的磨耗程度可估計出死者的死亡年齡范圍。當然，牙齒的磨耗程度不僅同年齡有關，而且還與食物的種類和性質、咀嚼習慣等因素有關。因此，不同時代、不同地
區(q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居民，牙齒的磨耗程度不一定完全一致。一方面，需要根據具體的情況來建立年齡的分類標
準，另一方面，還需參考其它方法，互相驗證，才有可能使估計的年齡接近于標本的實際年齡。

    我國人類學家吳汝康先生收集了華北地區(qū)已知年齡的 93 具男性顱骨，研究了第一、第二臼齒磨耗與年齡變化，將臼齒的磨耗程度分為六級，并推斷了磨耗程度與年齡變化的關系（3）。現以第一臼齒為例介紹如下（表
3 — 1 ）：

    （1）吳汝康等：《人體測量方法》，科學出版社， 1984 年。

第一節(jié) 中國發(fā)現的古猿化石

一、人類起源于古猿類

    人是由古猿逐漸進化而來的結論已得到科學界的普遍認同。然而這一結論經歷了一個長期的認識過程。早
在 18 世紀瑞典生物學家林耐 (C.V.Linne,1770-1788) 在創(chuàng)立了科學的生物分類系統時，就提出了人猿相近的
理論。 1809 年，法國學者拉馬克（ J.B.Lamarck,1744 ～ 1829 ）在《動物學的哲學》一書中對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并第一次試圖論證人起源于猿類。 1859 年，英國學者達爾文 (C.R.Darwin,1809 ～ 1882)) 在《物種起源》一書中對進化論作了廣泛的論述，總結了生物由低級向高級發(fā)展進化的規(guī)律，解釋了不同物種的起源。1863 年，英國學者赫胥黎 (T.H.Huxley,1825 ～ 1895) 在《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一書中提出了“人猿同祖論”。 1871 年，達爾文在《人類的起源》一書中解釋了從猿到人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切變化，并指出人與現生類人猿的共
同祖先是舊大陸的某種已滅絕的古猿類。這樣，在早期進化學者的努力下，人是從哪里來的問題基本上得到了解決。 1876 年，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中進一步回答了古猿怎樣變成人的問題，指出：

    勞動“是整個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而且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我們不得不說：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本
身”（4）。

    此外，恩格斯還提出從猿到人發(fā)展過程中經歷了“攀樹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
人”三個階段?！芭蕵涞脑橙骸笔侨祟惖倪h祖，它們不知勞動；“完全形成的人”會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進行勞動；“正在形成中的人”則是處于二者之間的“過渡期間的生物”。

    科學研究表明，人類起源的外界條件是環(huán)境氣候的變化。大約在新生代第三紀的后半期，由于新構造運動使得許多高大山脈形成，地球上環(huán)境氣候發(fā)生了顯著變化，表現為熱帶森林面積縮小，出現了大面積的林間空地。原來成群地生活地森林里的樹棲猿群—— “攀樹的猿群”，為了生存不得不下到地面上覓食。由于生活方式的改變，古猿在平地上移動時
逐漸擺脫了用手幫助的習慣，開始直立行走。而一但古猿開始直立行走，就完成了從猿到人的具有決定性的第一步，也就進入從猿到人的過渡階段，成為“正在形成中的人”。以后，在長期使用石塊、棍棒等天然工具進行勞動的作用下，促使手、腦等身體各部分發(fā)生了一系列變化。一但“正在形成中的人”開始有意識地制造工具，就產生了質的飛躍，變成了“完全形成的人”。

    新生代、人類進化與文化分期表 表 3 — 1

    大量靈長類化石的發(fā)現，為研究人類起源于古猿類提供了可靠的證據。最早的靈長類出現于第三紀的古新
世，主要是狐猴、眼鏡猴等低等的猴類。大約在漸新世時時，由猴類演化出了最早的猿類。目前已知最早的古猿類是發(fā)現于埃及法尤姆漸新世地層的“原上猿”和“埃及猿”化石。中新世時，出現了“森林古猿”類。這些古猿類都是生活在森林中的樹棲猿類，相當于恩格斯所說的“攀樹的猿群”。 1924 年，在南非湯恩發(fā)現了一具形態(tài)和人類接近的古猿類頭骨化石，被命名為“南方古猿”（ Australopithecus ）。以后，南方古猿化石在東非的坦桑尼亞、肯尼亞、埃塞俄比亞等地上新世到更新世早期地層中廣有發(fā)現。 20 世紀 30 年代以來，先后在印度的西瓦立克山區(qū)、中國的云南、 東非的肯尼亞等地的中新世中、晚期的地層中發(fā)現了早于南方古猿的一種新猿類——“臘瑪古猿”（ Ramapithecus ）化石。這些古猿類，相當于恩格斯所說的“正在形成中的人”。大約在距今二、三百萬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出現了會制造石器的真正的人類 ── “完全形成的人”，完成了由猿到人的演化過程（表 3 - 1 ）。

二 關于臘瑪古猿的系統位置

    自 19 世紀后半期達爾文提出了人起源于古猿類的理論以來，先后在亞、非、歐洲發(fā)現了大量的第三紀古
猿類化石，不僅證實了人類起源于古猿類，而且為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大量的信息。由于現代所有的人類均屬同一生物種，故人類學家普遍相信“單祖論”，即人類起源于同一種古猿類。由此推之，人類的起源地也只能有一個，而最接近于人類的古猿化石的分布地，就最有可能是人類的起源地。古人類學家通過對大量的古猿類和古人類化石的比較研究后認為，在第三紀眾多的古猿類中，與人類較為接近的有兩種：一種是主要發(fā)現和分布于亞洲距今約 1500 ～ 800 萬年前的“臘瑪古猿”，另一種是主要分布在非洲距今約 500 ～ 100 萬年前的“南方古
猿”。由此而產生了人類起源地的“亞洲說”和“非洲說”兩種假說。多年的研究，人類學界比較傾向于南方古猿是人類直接祖先。但關于臘瑪古猿在人類起源過程中的系統位置問題，卻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臘瑪古猿化石最早是在印巴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區(qū)發(fā)現的。 1932 年，美國學者劉易斯（ G.E.Lewis ），在中新世晚期到上新世早期的地層中找到了一塊殘破的古猿上頜骨化石。他認為這個標本所表現出的吻部是短小的，是最像人類的一種古猿類，于是命名為“短吻臘瑪古猿”（ Ramapithecus brevirostris ）（5）。以后，類似的古猿化石又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希臘、匈牙利、肯尼亞等國有所發(fā)現。其中，中國的云南一帶自 50 年代以來，先后開遠小龍?zhí)逗驮\石灰壩等地點發(fā)現了大量的臘瑪古猿化石（表 3-2 ）。故中國臘瑪古猿類化石的研究，對于確定這類古猿的系統位置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早在 60 年代，美國人類學家西蒙斯（ E.L.Simons ）和匹爾比姆（ D.R.Pilbeam ），對世界各地發(fā)現的所有中新世古猿標本進行了系統的整理，注意到了臘瑪古猿比森林古猿有更多似人的特征，如門齒和犬齒較小，上頜牙齒排列緊密，齒弓呈拋物線形等；肯定了劉易斯的發(fā)現，將它們劃歸人科，正式命名為“臘瑪古猿·旁遮普種”（ Ramapithecus punjabicus ）， 并將開遠的一部分標本劃歸旁遮普臘瑪古猿中。他們提出了人、猿是從中新世開始分化的，距今約 1400 萬年前；臘瑪古猿是人科中最早的代表，并向著南方古猿的方向進化（6）。這一看法在人類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
響，曾被世界各國的人類學家廣泛接受。亞洲作為人類可能的起源地也開始受到科學界的廣泛的關注。

    中國云南發(fā)現的古猿化石表

    表 3 - 2

    70 年代，分子生物學家開始加入到人類起源問題的研究行列之中。他們對各種現生猿類和現代人類的蛋白質相似性進行了研究。一般說來，親緣關系較近的物種，具有較多相似的蛋白質，如果由共同祖先演化而來的兩個生物種分歧的時間較短，則它們具有較多相似的蛋白質，而分歧時間較長的物種之間，相似的蛋白質較少。研究結果表明，在現生類人猿中，黑猩猩和人類具有較多的相似的蛋 白質，從而表明它們和人類分離的時間最短，估計只有 400 萬年左右，也有人估計可早到 600 萬年前（7）。這些研究結果，同西蒙斯等人所估計的人、猿分化時間差距很大，臘瑪古猿的系統位置開始受到首次沖擊。然而也有一些古人類學家認為，這些數據都是從現代猿類和當代人類的比較中得出的，由于人類是由古猿類演化而來的，現生猿類和現代人類不是直系親屬關系，而是堂兄弟關系。因此，他們認為這些數據只能是個間接的證據，與從化石得出的直接證據有很大的出入，是不可靠的，采取了不予置理的態(tài)度。

    80 年代以來，隨著古猿化石材料的不斷增加， 我國古人類學家就臘瑪古猿的系統位置和人類起源地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張興永在比較了世界各地的臘瑪古猿化石后認為，開遠標本同旁遮普標本存在著一些差異，應另立新種，修訂為“臘瑪古猿．開遠種”（ Ramapithecus kiayuan ）。他認為：非洲的肯尼亞臘瑪古猿化石表現出相對于開遠標本更為原始的性狀，故

    “很可能臘瑪古猿從猿科分化出來之后，在后來的演化中，分別向著不同的方向進化：肯尼亞威克臘瑪古猿偏離了人類主干，而開遠臘瑪古猿則繼續(xù)沿著人類的主干進化”；“開遠臘瑪古猿與祿豐臘瑪古猿存在著祖系關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們都是從猿到人過渡時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員”（8）。

    吳汝康先生對祿豐臘瑪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進行了系統的比較研究后則認為，祿豐臘瑪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形態(tài)上既相似又有差異。就顱骨的特征而言，兩者的共同特征是：眶上脊弱且左右分開，眉間區(qū)寬而凹陷，鼻孔狹窄，突頜不明顯。它們的差異表現為臘瑪古猿的尺寸較小，顳脊弱而分離， 矢狀脊微弱或無，面中部較窄，犬齒突出于齒列平面的程度較小，齒隙較小，上頜齒弓呈亞“Ｖ”型；西瓦古猿的尺寸較大，顳脊強而聚合，矢狀脊強，面中部很寬，犬齒齒冠大突出于齒列平面，齒隙較大，上頜齒弓呈“Ｕ”形。西瓦古猿的很多粗壯特征與南方古猿的粗壯型很相似，也有若干特征同現代猩猩相似。祿豐臘瑪古猿的某些特性與南方古猿纖細型很相似，也有若干特征同黑猩猩相似?？偟恼f來，祿豐的臘瑪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形態(tài)和尺寸上表現出同種二形的性質，因此它們是同一種古猿的雌雄個體，即臘瑪古猿為雌性，西瓦古猿為雄性，于是將它們修訂為“祿豐古猿·同屬名種”（ Lufen gpithecus Lufengensis ）（9）。他進一步認為：

    “祿豐標本的有些特征不同于同時代的其它古猿而相似于南方古猿和非洲猿類，因此它們可能是向南方古猿和非洲猿類方向進化的一個代表類型”（10）。

    80 年代后期，正當學界熱烈討論祿豐古猿類的系統位置之時，云南元謀竹棚豹子洞箐和小河蝴蝶梁子等地點又發(fā)現了一批人猿超科化石（表 3- 2 ）。其中，在竹棚地點還報道發(fā)現有石器和骨器。據此，有些學者認為竹棚標本中有一部分是人屬的，先后命名為“竹棚猿人”（ Homo habilis zhupengensis ）（11）和“東方人”
（ Homo orientaris ）（12）；地質時代估計為晚上新世或早更新世，距今約 200 或 250 萬年左右。蝴蝶梁
子的人猿超科標本，則認為是形態(tài)特征間于祿豐臘瑪古猿與“東方人”之間的進步而似人的臘瑪古猿一個新種，并命名為“蝴蝶臘瑪古猿”（ Ramapithecus hudienensis ），地質時代為晚上新世早期，距今約三、四百萬年（13）。之后， 有關學者對上述地點的地層年代進行了研究，經古地磁測定，竹棚地點為距今 3.0 ± 0.3 百萬年 , 小河地點為 4.4 百萬年左右（14）。

    這一系列的發(fā)現，給國內外學術界不小的震動，也產生了不同的看法。為此，云南省科委和文化廳，邀請國內一些著名的古人類和考古學家，于 1987 年 11 月在昆明召開了成果鑒評會。會上，古人類學家認為，元謀新發(fā)現的化石都不是人類的，傾向于將它們歸入人猿超科?？脊艑W家則認為“石器”的人工痕跡不清楚，而同附近山坡上的風化基巖碎塊的特點酷似；而大部分所謂的“骨器”加工痕跡不清楚，極少數標本上的疤痕的成因，尚需進一步研究（15）。上述權威性的鑒評結論，基本否定了元謀新材料中人屬化石的存在。

    總之，關于臘瑪古猿系統位置的研究，古人類學界雖然有了傾向性的意見，但這并非是最后的結論，有許多問題尚需進一步探討。首先，近年來研究者們進一步注意到，祿豐古猿的同一“性別”群中的不同個體之間也存在著若干形態(tài)和尺寸上的一些差別，如同為“雌性”的有些頭骨上有微弱的矢狀 嵴 ，并向前逐漸消失，有些則沒有這種性狀；同為“雄性”的有些頭骨和下頜骨上的各類牙齒都特別大，有些則明顯較小（16）。而如何認
識這些差異，即它們是種類的差別，還是性別的不同，則是確定祿豐古猿類系統位置的關鍵。其次，盡管對元謀新發(fā)現的人猿超科化石性質有不同的看法，但許多標本同祿豐臘瑪古猿（或祿豐古猿）相似卻是人類學界較為一致的共識。古人類學家吳新智認為，竹棚豹子洞箐標本與小河蝴蝶梁子標本的形態(tài)很相似，不能將這些古猿化石作為不同的屬來處理，甚至不能視為不同的種；小河蝴蝶梁子標本所賴以訂立新種的形態(tài)特征未超出祿豐種的變異范圍，應為同屬，但是否同種尚需深入研究（17）。再次，雖然學術界多數人傾向于南方古猿是人類的直接祖先，但正如吳汝康先生指出的：

    “從現有的各方面資料來看，南方古猿還只是從猿到人過渡階段較晚的類型，應當還有比現有的南方古猿更早一些的過渡階段的早期類型”，“這些早期類型的化石，還有待未來的發(fā)現”（18）。

    臘瑪古猿不但具有相當成功的輻射而比其它猿類大的多的分布范圍，而且具有若干相似于南方古猿的特征。而如何認識這些特征并確定它們的系統地位，則還需再作深入的研究。

　　第二節(jié) 中國發(fā)現的直立人化石

一、關于中國直立人的來源

    中國已知最早的人類是直立人（ Homo erectus ）。自本世紀 20 年代在北京周口店首次發(fā)現直立人化石以來，又先后發(fā)現有元謀直立人、藍田直立人、鄖縣直立人、和縣直立人、巫山直立人等（表 3 － 3 ）。有關直立人階段人類的體質特征等方面，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還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其中，
關于直立人來源問題就存在著不同的看法，而這一問題首先涉及到人類起源的問題，并由人類起源地的“亞洲
說”和“非洲說”進而導引出中國直立人“本土起源說”和“外來說”兩種假說。

    中國主要的直立人化石及其年代表

    表 3 - 3

    A ：氨基酸法； E ：電子自旋共振； F ：裂變徑跡法； M ：古地磁法； U ：鈾系法

    60 年代，當匹爾比姆對臘瑪古猿權威性的看法發(fā)表后，又在云南發(fā)現了距今約 170 萬年的元謀直立人牙齒和更多的臘瑪古猿化石。許多中國學者相信云南的臘瑪古猿是從猿到人過渡時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員。由于亞洲臘瑪古猿發(fā)現的地點最多，時代最早，所以“ 人類的起源地點在亞洲，滇中高原及其鄰區(qū)則很可能是亞洲大陸中人類起源最有希望的區(qū)域 ”（19）。有些學者進一步認為，造成人猿分化的重要外部條件是喜瑪拉雅山
的隆起“ 由于中國華南比非洲更具備這種從猿向人轉變的條件，因此，中國南方很可能是人類最早的發(fā)源地”
（20）。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陳恩志先生主張，中國境內最早的人類是在本土演變出來的

    “根據目前為止的化石材料來看，晚中新世的云南臘瑪古猿幾乎是在與西部完全隔絕的環(huán)境中，在朝向更
新世早期人類發(fā)展的漫長道路上，逐次地演化成第一批人屬中的直立人種及其后裔類群中的早期智人和現代中國人。這就是說，在歷史上的現今中國版圖范圍內，存在著一個從猿到人的獨立進化和發(fā)展系統”,（21）。

    80 年代中期，隨著臘瑪古猿被排除出人科系統和元謀直立人的年代發(fā)生爭論后，本土起源說由于面臨著失去立論的基礎而受到嚴重的挑戰(zhàn)。然而不久，在云南元謀又發(fā)現了上新世人猿超科化石，這些發(fā)現對于進一步認識臘瑪古猿的系統位置有著重要的意義。過去認為，臘瑪古猿早在距今 800 萬前就已絕滅，故而得出它們不是人類的祖先的結論。而新的發(fā)現表明，臘瑪古猿可能延續(xù)到距今 400 萬年前或更晚。因此，有的學者認為：“ 該地人猿超科化石的發(fā)現，在時間上為我們提供了臘瑪古猿是人類直系祖先的可能性 ”（22）。 80 年代后期，在巫山龍骨坡發(fā)現了距今約 200 萬年前的早期直立人化石，中國直立人出現的時間幾乎和非洲的能人同時。據此，有些學者相信，中國存在著一條從古猿到智人的生物演化鏈（23）。

    非洲因發(fā)現大量的南方古猿化石而在人類起源研究上居有重要的地位。南方古猿一般分為兩大類型，即纖細型和粗壯型。其中纖細型南方古猿最早出現于接近 400 萬年前，包括 1973 年在埃塞俄比亞阿法地區(qū)發(fā)現的年代較早的（約 370 或 340 萬年前）“南方古猿．阿法種”和 1924 年在南非發(fā)現的稍晚的（約 300 ～ 250 萬年前）“南方古猿．非洲種”。纖細型南方古猿體型較小，腦子較發(fā)達，已能直立行走，人類學界一致認為它們是人科的最早成員，是人類的直接祖先，被稱為“前人”（ pre-human ）。不僅如此，非洲還發(fā)現有目前已知最早的人屬成員“能人”，他們生存在距今約 200 萬年前或更早，通常被認為是直立人的祖先。此外，非洲還發(fā)現有約 170 ～ 70 萬年前的直立人化石（24）。鑒于上述一系列重要發(fā)現和研究， 人類學界一般傾向于非洲、特別是東非是人類最初的起源地?；谌祟惼鹪捶侵拚f，林圣龍先生認為：

    “在中國，迄今尚無存在南方古猿和能人階段的人科化石確鑿記錄。這表明，中國境內生存的最早的古人類是由外面遷入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25）。

    他進一步從古人類化石和古環(huán)境方面論證了直立人遷入中國的途徑：從化石證據來看，中國已發(fā)現的較早的人類化石主要分布于長江以南地區(qū)（元謀、建始、巫山），在以后以發(fā)展過程中，有由南向北、進而向東北逐步擴散和分布的主要趨勢（26）；從地理環(huán)境方面來看，上新世中國大陸開始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差異性升降構造變動，青藏高原和喜瑪拉雅山不斷隆起而形成屏障，考慮到只有中國南部和南亞、東南亞發(fā)現了較早的古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文化，由非洲而來的古人類進入中國比較可能的一條通道在中國南部的喜瑪拉雅山和北部灣之間（27）。

    近年來，有關舊石器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似乎有利于“外來說”。黃慰文先生認為：“ 中國以及東亞、南亞其他地區(qū)存在著一批含手斧的、工具組合與歐非手斧文化相似的石器工業(yè)的事實，表明舊石器初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28）。

    王幼平先生對華南與舊大陸西側舊石器時代早期的典型器物和石器組合等方面進行了比較研究后認為，華南礫石石器工業(yè)與舊大陸奧杜威工業(yè)的關系最為密切。解釋這種關系一種可能性是，反映了早期人類可能有共同的起源。依照人類東非起源說，華南礫石工業(yè)與奧杜威工業(yè)的相似性應與早期人類的擴散過程相關，華南及東亞的早期人類是在人類遷徙的第一次大浪潮中到達的（29）。

    總之，對于中國直立人來源問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大體說來主張“外來說”的學者較多。但這并不意味
著已找到了滿意的答案，許多問題仍在繼續(xù)探討中。由于我國早期直立人階段的人類化石和石器發(fā)現還很少，對這些標本的認識往往是見仁見智，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和解釋。如對元謀直立人的年代問題就存在的分歧，對中國有無手斧及其與西方文化的關系也存在著不同的意見。加之對國外的資料了解甚少，這就更增加對比研究的困難性。在這種情況下所得出的任何初步的研究成果，都有待于更多的發(fā)現和深入研究的檢驗。

二 關于古人類體質發(fā)展的不平衡性

    人類學研究表明，早期人類的體質發(fā)展具有某種不平衡性，如猿人階段的人類，一般具有與現代人十分接
近的上、下肢骨，而頭骨的結構仍較原始，保留有較多猿的性狀。這種現象，早在 19 世紀末爪哇猿人化石發(fā)現時，人們就注意到了，但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卻有種種不同的意見。

    1890 年，荷蘭醫(yī)生杜布瓦（ E.Dubois ），在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發(fā)現一塊下頜骨殘片； 1891 年 , 發(fā)現一具頭蓋骨； 1892 年，又在距頭蓋骨化石 15 米遠的同一地層中，找到一根大腿骨化石。由于頭骨帶有明顯如猿的性狀，而大腿骨則和現代人很相近，于是將其定名為“直立猿人”（30）。但這一看法一發(fā)表，立即在學術界引起長期激烈的爭論，不少人表示反對。有人認為這些骨骼不屬于同一個個體，頭蓋骨是長臂猿的，而股骨則是現代人的；也有人認為，這些骨骼屬于一個畸形發(fā)育的人的。這一爭論一直到本世紀 20 年代北京猿人發(fā)現之后才基本結束。由于北京猿人也具有同樣的特征，人類學家們才又重新把爪哇猿人劃歸到人的行列。

    1960 年，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路易斯·利基（ Louis Leakey ）夫婦， 在東非坦桑尼亞奧杜韋峽谷發(fā)現
一具和石器共存的人類頭蓋骨化石，腦量約 1000 毫升，距今約 50 萬年左右； 1970 年，又在同一層位發(fā)現了股骨和髖骨化石。研究表明，“利基直立人”的頭蓋骨和股骨與北京猿人很相似，髖骨的形態(tài)與直立行走者相同（31）。

    　　這種不相稱的現象，不僅表現在猿人的體質特征上，在人類的祖先南方古猿化石上也有反映。在南非、東非等地發(fā)現的大批南方古猿類化石中，盡管不同種類的南方古猿體質特征不盡相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頭骨相對具有更多的原始性，而上、下肢骨則較為進步。如雙手可能已具有對握的能力，下肢則表現出能夠直立行走，只是還不完善。

    以上發(fā)現和研究表明，在人類的起源與發(fā)展過程中，體質上所表現出的較為原始的頭骨與較為進步的肢骨結合在一起，并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而是一種普遍的特征。那么，如何解釋這種不相稱的現象呢？法國人類學家布勒（ MarellinBoule ）曾對北京猿人化石所反映出的不平衡現象進行了解釋，他認為：北京猿人的腦量小，
智力低下，不可能達到制作石器和用火的地步。當時的周口店應有兩種人類同時存在，一種是以頭骨為代表的原始人，另一種是以肢骨為代表的進步性人，周口店文化是后一種人創(chuàng)造的。至于在洞穴中找到的那些頭骨，應是進步性人類獵取原始性人類而來的。但布勒的這一看法一發(fā)表，立即遭到許多考古學家、特別是中國考古學家們的反對。因為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的多年發(fā)掘中，從未找到這一時期“原始的肢骨”和“進步的頭骨”；所有北京猿人化石始終都是和文化遺物一起出土的，地質學、古生物學的研究均可證明這一點。可見，布勒的“兩種人”的說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意測。

    以后，隨著生物學、特別是古生物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發(fā)現，一個新種的產生，其特征總是由祖征和新征組合而成，呈現出亦此亦彼的中間性狀。 1954 年 , 英國生物學家皮爾，在《始祖鳥與進化》一文中提出了“鑲嵌進化”的理論。他指出：一個動物門類進化到另一個動物門類時，動物體的某些部分顯示出明顯的進步性質，另一些部分則仍然保留古老的性質，因而整個動物體好像是由進步性質和古老性質鑲嵌而成的。始祖鳥就是生物學上最著名的鑲嵌進化的代表，它既具有新生鳥類的特征，如羽毛和翅膀，又具有其祖先爬行類的特征，如牙齒、多節(jié)尾椎骨，翅上還有三個分明的爪。其它過渡性種類如總鰭魚、魚石螈等的身體結構也具有同樣的鑲嵌進化的現象。

    　　那么，在生物進化過程中，身體的哪一部分進化的較快呢？過去有一種看法，認為脊椎動物各綱的腦
子，高一級的都大于低一級的，即兩棲綱類的腦子比魚綱動物發(fā)達，爬行綱的腦子比兩棲綱發(fā)達，而哺乳綱的
腦子又比爬行綱動物發(fā)達。這種看法一般說來是正確的，但由此產生了另一種看法，即認為脊椎動物中高一級的動物是由于腦子的發(fā)達而勝過低一級動物的。應用于人類起源的研究，便是人類因有特別發(fā)達的腦子而成為萬物之靈的。所以，在人類演化過程中，進化最快的首先應該是大腦。本世紀初，在英國發(fā)現了所謂大腦袋“辟爾唐人”，更使這種看法風行一時。而后來，隨著更多的人類化石的發(fā)現和“辟爾唐人”騙局的破產（32），這種看法逐漸被否定了。

    50 年代以來，我國學者根據鑲嵌進化的理論，對人類體質發(fā)展不平衡性提出了正確的解釋。他們認為，生物進化表明，兩棲類、爬行類、鳥類的起源，顯然是由于行動方式的適應。從魚類進化到兩棲類，首要的問題是怎樣從水中生活到部分地陸地生活；從兩棲類進化到爬行類的首要問題是怎樣部分地陸地生活到全部陸地生活；從爬行類進化到鳥類則是怎樣從陸地生活到空中生活去。由于生活環(huán)境的極大差異，首先發(fā)生適應的是行動器官。人類的起源與進化也是一個不平衡的過程。人體是一個完整而嚴密的體系，身體各部分是相互配合、相互適應
的。因而在進化過程中，一方面，它們是同時進行而又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另一方面，由于勞動在人類演化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身體各部分器官在勞動過程中所負擔的功能不同，所以，它們的進化速度有快慢的差別。手是勞動的器官，上肢在勞動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因而最早向現代人的方向演化，速度也最快。由于手的使用，使手腳發(fā)生了分化；手腳分工后，下肢成為比較活動的部分，它起著支持身體、走路和負重的作用，所以，下肢的進化也較快。腦及保護腦的外殼 —— 頭骨，是因手的勞動、手腳分化而隨之發(fā)展起來的；頭骨最主要的功能是保護腦髓，它和勞動的聯系，遠不如上、下肢那樣直接和密切，所以，關頭骨的演化也就相對較慢（33）。

   由上可見，在人類的起源和發(fā)展過程中，手腳的分化遠早于腦子的發(fā)達，因而四肢比頭骨較早達到現代人的狀態(tài)。而在同一發(fā)展階段中，由于腦的發(fā)展較慢，故在頭骨方面常保留有較多的原始性狀。人類體質發(fā)展不平衡性是人類鑲嵌進化的一種正常表現，同時也有力地證明了恩格斯關于“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類”論斷的正確性。

　　第三節(jié) 中國發(fā)現的智人化石

　一、現代智人及人種起源的理論

    智人一般分為早期智人（ Early Homo sapiens ）和晚期智人（ Late Homo sapiens ）。早期智人過去也叫“古人”，出現于距今約 20 萬年前后；晚期智人即現代智人（ Modern homo sapiens ），過去也叫“新人”，是指具有現代人體質特征的人類?，F代智人一般依據體質上某些能遺傳的性狀而劃分不同人種（或種族）。即白種人（或高加索人種、歐羅巴人種）、黃種人（或蒙古人種、亞美人種）、黑種人（或尼格羅人種、阿非利加人種）三大種族?；虬炎胤N人（或澳大利亞人種、大洋洲人種）從黑種人中劃分出來，與其他三大人種并列。所有的人種，都屬于同一生物種——智人種，人種間的差異相當于同一物種之下的亞種或更小的地方變種。然而，同古人類研究的其它問題一樣，在現代智人及人種的起源方面，人類學界也存在著不同的理論和認識。概括起來主要有兩種觀點，即現代智人起源的“單中心論”和“多中心論”兩種假說。

歐洲 非洲 亞洲

現代人 現代人 現代人

↑ ↑ ↑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 ↑ ↑

直立人←────直立人 ────→直立人

↑ ?

能人

↑

前人

圖 3-1 現代人多中心起源說模式圖 （ 據吳汝康， 1994 年 ）

    多中心論者認為，人種早在直立人階段就已開始分化，現代各人種分別是在不同地區(qū)的多個演化中心、由不同類型的直立人經早期智人系統發(fā)展而來的（圖 3-1 ）。多中心論最初以德國人類學家魏敦瑞（Weidenreich ） 為代表，他在 40 年代就認為亞洲的黃種人的某些體質特征如鏟形門齒等可追溯到北京猿人，故從直立人時期
起，各人種就基本上是在幾獨立地區(qū)分別演化而成的。 50 年代以后，在世界各地又陸續(xù)發(fā)現了大量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階段的人類化石，為多中心論的演化模式提供了許多新的證據。依據這些新材料，1969年，美國人類學家?guī)於鳎?C.S.Coon ）進一步論證了魏敦瑞的學說。他認為，人種早在猿人階段就已開始分化，并在各自地區(qū)自成系統地發(fā)展成為現代各人種。其中，澳大利亞人（棕種人）是由爪哇猿人發(fā)展而來；蒙古人種（黃種人）是由北京猿人發(fā)展而來；高加索人種（白種人）是由歐洲直立人發(fā)展而來；剛果人種（黑種人）由毛里坦猿人發(fā)展而來。這種學說被稱為“系統發(fā)生說”（34）。

    單中心論者認為，人種形成于智人階段；在人類的發(fā)展過程中，并非世界各地所有的猿人都能進化為智人，或者并非所有的早期智人都能進化為晚期智人，僅是世界某一特定的地區(qū)的古人類首先演化為現代體質類型的智人，然后由這單一的中心向亞、非、歐洲等地區(qū)遷徙和擴散，最終分別替代了各地原有的古人類，并適應當地的環(huán)境而形成了具有不同體質形態(tài)的人種。因此，這種觀點也被稱為“遷徙論”或“替代論”。對于這個單一演化中心的所在地，又主要有“西亞說”和“非洲說”兩種假說。

    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人類學家豪厄爾（ Howell ）等人認為，在以色列卡美爾山的斯虎爾（ Skhul ）和卡夫扎（ Qafzeh ）等地點發(fā)現的距今約 4 ～ 6 萬年左右的智人化石，是世界上已發(fā)現的最早的具有現代解剖特征的人類，現代人的祖先正是由西亞這一中心向四周遷徙和擴散，分別替代了各地原有的古人類，最終演化為現代各人種的。但不久，在非洲發(fā)現了更早的具有某些現代人解剖性狀的智人化石，在歐洲發(fā)現了所謂“進步性尼人”化石，亞洲也發(fā)現了許多智人化石。于是，西亞說受到了嚴重的挑戰(zhàn)。

歐洲 非洲 亞洲

現代人 現代人 現代人

↑ ↑ ↑

└───────┼────────┘

（絕滅） │ （絕滅）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 ↑ ↑

直立人 直立人 直立人

↑

能人

↑

前人

圖 3-2 現代人非洲起源說模式圖 （ 據吳汝康， 1994 年 ）

    非洲因發(fā)現有大量的從“前人”到智人的系列化石而歷來受到人類學界的特別關注。特別是在南非納塔爾省的邊界洞（ Border Cave ）、弗洛里斯巴（ Florisbad ）、克萊西斯河口（Klasies River Mouth），埃塞俄比亞的奧莫盆地的基比什（Omo Kibish），坦桑尼亞的加洛巴（Ngaloba），肯尼亞的古姆德（ Guomde ）等地點都發(fā)現了早于 10 萬年且具有現代人解剖特征的人類化石（35）。許多人類學家相信，非洲是現代智人最早的起源地（圖 3-2 ）。非洲智人化石的研究結論得到了分子人類學研究的支持。

    1987 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學家坎恩（ Cann ）等人，選擇了現代非洲、歐洲、亞洲、澳大利亞等地 147 位婦女胎盤細胞內線粒體 （ mitochondrion ） 中的脫氧核糖核酸（ DNA ）進行了分析比較，發(fā)現不同類型的線粒體 DNA （ mtDNA ）有些互相接近，有些則差別較大。據此做了一個樹狀圖來表示它們的相互關系（圖 3-3 ），結果顯示出所有的 mtDNA 類型分為兩大支，其中一支完全由非洲人組成，另一支則由包括非洲人在內的其他類型組成，由此而得出一個結論，現代人類的 mtDNA 共同祖先起源于非洲。依據已知的線粒體 DNA 的突變速度，計算出其年代為距今 14 ～ 29 萬年，平均為 20 萬年?？捕鞯热擞纱硕岢?，所有線粒體 DNA 向前追蹤，最后追到大約 20 萬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婦女，這位婦女是現今全世界人的祖先。大約在距今 13 萬年前，她的一群后裔離開非洲家鄉(xiāng)，分散到世界各地，代替了當地的土著居民（猿人或早期智人）（36）。

┌── 非洲人

┌──┤

│ └── 其他人

祖先 ───┤

│

└───── 非洲人

圖 3 — 3 mtDNA 分析樹狀圖 （ 據劉武， 1995 ）

    坎恩的這一研究成果公布后，很受人類學家及公眾輿論的重視，被西方的媒體稱為“夏娃學說”。對于可從人類遺傳學知識推導現代人類 mtDNA 類型的共同祖先這一點，所有的遺傳學家、人類學家們都沒有異議。但對計算方法和結果等方面卻有不同的意見。有的學者認為，這一結論的錯誤在于未能正確地使用并過分地相信了系統分析結果。他們依據伯克利研究組已報告的數據，按不同的輸入順序反復計算，結果獲得樹狀圖顯示出兩大分支中原來屬于非洲類型的一支中還含有非洲以外的類型，似乎表明非洲以外的類型更古老（37）。又，伯克利研究組是以 400 ～ 600 萬年前為人類與黑猩猩分支時間來計算現代人起源的時間的。實際上，對于人類和黑猩猩的分支時間并無一致的意見，若以距今 900 萬年來計算，則人類 mtDNA 祖先起源的時間則超過了距今 20 萬年，反而易為“多中心論”者接受了。此外，這一研究采用的是現代人的 mtDNA ，其成果還有待化石方面 DNA 研究的驗證，而要從古人類化石中排除現代污染地提取殘留的含量極微小 DNA 很困難。

    綜上所述，單中心論和多中心論都是在承認單祖論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都有一定的事實為依據，都有一定
的道理，但也都碰到了一些困難。雖然目前以“夏娃學說”為代表的“單中心論”在國際學術界影響很大，但由于沒得到人類化石和人類文化方面研究的映證，故有許多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尚持懷疑的態(tài)度。“多中心論”雖然有各地區(qū)不斷發(fā)現的人類化石的支持，但學者間往往對同一標本存在不同的認識和解釋，僅依據形態(tài)學的比較研究，還很難詳細說明人類的時空演化過程的。實際上，人類的起源及其發(fā)展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一方面，人種主要是適應不同的環(huán)境而產生的，如果沒有相對獨立的地區(qū)性環(huán)境的選擇和變異，就不可能產生人種間的差異。另一方面，各主要人種的演化，也不可能是在絕對隔絕、完全不相往來的環(huán)境中的進行的。因為長期的隔離機制，也會因環(huán)境等因素的選擇而導致新物種的產生。如果早在直立人階段各地區(qū)的人類就在完全隔絕的環(huán)境中獨立演化的話，那么現代各人種就可能屬不同的物種。因此，即使人種是多中心演化的，那么實際上也并不能排除同一時期相鄰地區(qū)間的兩種猿人或兩種智人間的遺傳基因交流和融合。 總之，關于現代人起源問題的解決， 首先有待于今后人類化石材料的更多發(fā)現和綜合性研究的進一步開展；其次有待于對世界各地居民進行大規(guī)模的調查和研究。力求應用多種方法，把過去和現在、體質和文化有機地聯系起來，才有可能最終得出全面的、客觀的、科學的結論。

　　二 中國現代人的起源

    本世紀 20 年代在中國首次發(fā)現智人化石——“ 河套人”以來，以后又陸續(xù)發(fā)現了山頂洞人、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馬壩人、柳江人、資陽人等許多重要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化石（表 3-4 ）。盡管人類學界對現代類型的人類起源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看法，但黃種人最初形成于亞洲，卻是所有學者們的共識。在亞洲，古人類化石多集中地發(fā)現在中國境內。因此，中國古人類化石的研究，對于說明黃種人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主要智人化石及其年代表

    表 3 ─ 4

    U: 鈾系法； C ：碳 -14 法

    中國學者一般認為，魏敦瑞提出的人種的多中心演化說似乎更具有說服力。本世紀 40 年代，美國人類學家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直立人化石時，就提出北京直立人的一系列形態(tài)特征與現代蒙古人種（黃種人）的某些類群有特別密切的聯系，如顱頂有矢狀脊、枕骨上有印加骨、垂直而前突的顴骨、鏟形門齒結構、下頜骨圓枕、股骨扁平、肱骨三角肌粗隆粗壯等。據此，他認為北京直立人是黃種人的直接祖先。但魏敦瑞認為，山頂洞人 101 號頭骨（男性）具有某些歐洲智人化石的特征， 102 號頭骨（女性）屬美拉尼西亞類型， 103 號頭骨（女性）則屬于愛斯基摩人類型。山頂洞這一家人可能是從外地遷徙而來的，受到當地的人類攻擊而絕滅了。

    50 年代，在中國境內先后新發(fā)現了一系列舊石器時代遺址（或地點）和古人類化石。丁村人、馬壩人、柳江人、資陽人等一系列古人類化石，從形態(tài)學方面填補了在北京直立人和現代黃種人之間的許多缺環(huán)。其中， 50 年代未柳江人化石的發(fā)現和研究對于說明黃種人的起源具

    有重要意義。柳江人頭骨化石顯示出一系列現與新石器時代和現代黃種人相似的性狀，如顴骨大而前突，鼻骨低而寬，上門齒舌面呈鏟形等。吳汝康先生認為，他們是正在形成中的黃種人的一種早期類型（38）。馬壩人頭骨上有微顯的矢狀脊，殘存的顴骨表明有前突的傾向，還可能有印加骨，顯示出某些黃種人的特征（39）。

    60 年代初，中國學者吳新智又據現存的模型標本，對山頂洞人重新進行了研究（40）。新的研究結果表明，全部化石至少代表了男女老幼八個個體。其主要的體質特征為：眉脊減弱為眉弓；額部較豐滿，前囟點位置較靠前，頭骨最寬處在頂結節(jié)附近；牙齒較小，上中門齒舌面呈鏟形結構；腦量已達 1350 ～ 1500 毫升 , 在現代人的變異范圍之內；男性身高估計約 174 厘米，女性身高約 159 厘米。從整體觀察，山頂洞人的許多主要特征同現代人相似，而同丁村人、馬壩人不同，應屬晚期智人階段的人類。又從山頂洞人鼻骨狹窄、顴骨前突、具有下頜圓枕、矢狀脊和鏟形門齒結構等特征來看，與歐洲人種有較大的區(qū)別而與蒙古人種相近，因而從總的性狀上顯示出，他們應是原始蒙古人種的代表。趙一清測量了一批近代南方女性頭骨，并就 30 項數值同山頂洞人女性頭骨進行了比較（41），認為無論絕對值、相對值或角度 , 都不出中國近代女性頭骨的變異范圍，再次肯定了山頂洞人在多方面具有黃種人的特點，是黃種人的祖先。

    70 年代以來，大荔人的發(fā)現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中國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間的空白。各種測年方法的應用，則基本建立了距今約 200 萬年以來中國舊石器文化和古人類發(fā)展的年代序列。中國古人類學家對已發(fā)現的古人類化石進行了綜合研究，初步論證了中國各時期古人類體質特征的傳承關系（42）。

    近年來，中國古人類學家吳新智等通過對中、外發(fā)現的古人類化石的比較研究（43），進一步證實和完善了魏敦瑞的主張，提出了中國古人類連續(xù)進化的學說（44），并指出從直立人到現代中國人有以下遺傳上的聯系
（45）：

    1. 上頜骨顴突

    中國發(fā)現的古人類化石也普遍有顴骨高而前突的特征，而非洲和歐洲的標本則與此不同。如北京直立人的
顴骨高達 65 毫米，大荔人為 52.6 毫米，馬壩人的顴骨較為前突，柳江人的顴骨也相當大而前突，山頂洞人的顴骨也較垂直且前突。中國新石器時代及其以后各時期的人類也都保留了這一特征。如半坡人顴骨最高值達 54 毫米。顴骨突出度，在現代各主要人種中有明顯的區(qū)別，其中白種人不突出，黑種人。不顯、棕種人稍顯、黃種人顯著。中國發(fā)現的古人類化石表明，黃種人顴骨高而突出的特征，早在直立人階段就已出現了，并一直保持至今。

    2. 矢狀嵴

    矢狀嵴是顱骨頂部正中由前向后延伸的一條骨脊。在藍田直立人、北京直立人、和縣直立人、大荔人、金牛山人、馬壩人、山頂洞人、資陽人顱頂上都有明顯程度不同的矢狀嵴，形態(tài)上大體一致，位置也大體相同。歐洲的早期智人中只有圣沙拜爾人頭骨上可見微弱的矢狀嵴，其它有些標本僅見一些微弱的隆起?？偟膩碚f歐洲的標本矢狀嵴出現率很低，且比中國的弱。

    3. 印加骨

    印加骨是頂骨與枕骨之間的三角形小骨，由于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出現率較高， 并由南美印第安人曾建立的
印加帝國而得名。印加骨作為有較高出現率的性狀存在于中國的古人類中。北京直立人６具頭骨中有三例有印加骨；大荔人頭骨上有印加骨，丁村人、許家窯人、馬壩人化石上也顯示出可能有印加骨的跡象；晚期智人的穿洞人頭骨上仍可見到?，F代中國人印加骨出現率較低，但常見于同屬黃種人的美洲印第安人中。歐洲和非洲的古人類中則少見或不見此骨。

    4. 下頜圓枕

    下頜圓枕是下頜骨內側面犬齒與臼齒之間的隆起。早在北京直立人、許家窯人、山頂洞人的下頜骨內側面
均可見這種性狀。這種結構，在現代黃色人種中仍較為多見。如據吳定良統計，在南京北陰陽營新石器時代人骨中，有下頜圓枕者占 75 ％；安陽侯家莊殷代人骨中達 78 ％；小屯隋唐人骨占 73 ％；南京繡球山現代人骨中約占 58 ％。

    5. 上門齒的鏟形結構

    人類門齒的鏟形結構，通常發(fā)現于上門齒，下門齒偶然也有。在中國發(fā)現的古人類化石中，凡發(fā)現有上門齒化石者，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具有鏟形門齒的特征，如元謀直立人、北京直立人、鄖縣直立人、和縣直立人、丁村人、金牛山人、桐梓人、山頂洞人、河套人、柳江人等。在中國新石時代及其以后的人群中，鏟形門齒的出現率也很高，如在半坡組中，男性為 88 ％，女性為 100 ％； 商代人的鏟形門齒出現率也在 80 ％以上?，F代中國人中，鏟形門齒反映也很突出，以中國女性為例，上內側門齒顯著鏟形者高達 82.7 ％，半鏟形者占 12.5 ％，微鏟形者占 1.0 ％， 非鏟形者僅占 3.8 ％；在現代白色人種的女性中，上內側門齒鏟形者僅占 2.6 ％，半鏟形者占 5.2 ％，微鏟形者占 21.8 ％，非鏟形者高達 70.4（46）。其他人種中，顯著鏟形者出現率有的為 0, 最高也不超過 5 ％。

    此外，上面部低矮、鼻區(qū)扁塌、第三臼齒先天缺失等性狀也與歐洲和非洲的古人類明顯—不同。上述幾項在中國古人類化石中出現率較高的特征，反映出中國古人類體質發(fā)展上存在著肯定的連續(xù)性，從而表明中國古人類從直立人階段起，就在一個相對隔絕的環(huán)境中系統演化，最后發(fā)展到現代中國人。

    考古學研究也顯示出中國同西方的舊石器文化存在著明顯的區(qū)別。早在40年代，美國學者莫維斯
（ Movius,1944 、 1949 ）就指出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認為在舊大陸的舊石器時代早期存在著兩個互不相
同的獨立的文化傳統，即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砍砸器傳統和西方的手斧文化傳統。以后，盡管國內外學者對莫維斯的理論有不同的意見，但就總體而言，在中國的舊石器文化中，手斧即使不是完全缺乏，數量也非常有限。環(huán)境考古學研究表明，由于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隆起，東亞地區(qū)成為一個與西方世界相對隔絕的獨立自然地理單元，中國舊石器文化正是適應這種自然地理環(huán)境而相對獨立地發(fā)展的。中國南、北方的舊石器文化雖然存在著一些區(qū)域性差異，但在整個舊石器時代，南方的礫石石器和北方的石片石器的發(fā)展具有肯定的連續(xù)性。在中國舊石器文化的發(fā)展過程中，雖然有少量同西方文化相似的因素，可看作是境內外小規(guī)模文化交流的證跡，但看不出曾有過大規(guī)模外來文化侵入而完全替代本地文化的跡象。

    上述中國古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文化研究都傾向于這樣一種認識，即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區(qū)，是古人類和舊石器文化的演化發(fā)展中心之一；中國現代智人是由境內的直立人經早期智人逐漸演化而來的。當然，人類學家們在強調中國古人類的特征時，也注意到這些特征并非都絕無僅有地只存在于中國的古人類中，往往只是反映在出現頻率的差異方面。如鏟形門齒和印加骨在中國出現率較高，但也偶見于歐洲的古人類中；齒槽突頜在非洲智人中較普遍，中國的山頂洞人和柳江人也有此特征。這些情況可能反映了中國古人類在發(fā)展過程中，曾同境外的人群之間有過小規(guī)模的基因交流。但就總體而言，似乎始終以連續(xù)進化為主體，不曾有過外來古人類大量的入侵而替代了原住居民的現象。

第四節(jié) 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體質特征

    中國人類學家們在主張境內的古人類連續(xù)進化說的同時，也注意到分布于各地、各時期的人群之間，也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體質上的差異。這種差異，至少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山頂洞人和柳江人時期，他們分別代表了黃種人的南、北兩個原始類群；到了新石器時代，現代黃種人的典型特征已基本形成，并可進一步分化為若干地域類型（2）。新石器時代人種地理分布的差異，不僅反映了對不同自然環(huán)境的適應，同時也和人群的流動與融合等密切相關。

一、東北區(qū)居民的體質特征

    東北區(qū)是我國史前文化分布的重要域區(qū)之一，早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就已有了人類活動。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也很豐富，但人骨材料的發(fā)現及研究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屬青銅時代及其以后的。雖然如此，由于這一地區(qū)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文化發(fā)展具有連續(xù)性，故這些材料也能大體反映出這一地區(qū)古代居民的體質特征。早在 30 年代，日本學者曾對遼寧赤峰紅山后等地的古代人骨進行過研究（47）。 70 年代以來，體質人類學家先后對屬青銅器時代的遼寧夏家店上層文化（48）和沈陽鄭家洼子遺址（49）、吉林西團山（50）等地的人骨進行過研究。這些地區(qū)的居民一般具有中等顱高、面部寬扁、狹鼻等特征，與東亞和北亞人種相似，或認為具有兩者相混合的特點。

    東北地區(qū)地處中溫帶和寒溫帶，氣候較為冷濕，狹鼻特征的形成應與長期適應寒冷氣候密切相關。文化研
究表明，東北南部的遼河流域，先后發(fā)達的興隆洼文化、趙寶溝、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等，與黃河流域前仰韶時期、仰韶時期和龍山時期諸文化明顯不同而具頗地方特色。雖然自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
華北地區(qū)的文化就對東北地區(qū)的古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但從經濟類型、石器、陶器等方面來看，似乎與東北亞草原地帶的古文化的關系更為密切（51）。因此，可以推知，東北地區(qū)古代居民的體質發(fā)展過程中，與東西伯利亞、蒙古高原等地的基因交流可能更多一些。但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遼西地區(qū)的“后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約 4500 ± B.P ）（52），分布遠較之前的紅山文化稀少，“ 這從一個側面暗示，紅山文化的流向，除了在本地區(qū)有所延續(xù)以外，主要部分似有向鄰近地區(qū)移動的趨勢，種種跡象表明，向南移動的可能性更大 ”
（53）。而這種移動，無疑加快了兩之間的人類基因交流，對華北區(qū)居民的體質特征的變化產生較大的影響。

二、西北地區(qū)居民的體質特征

    （一）甘青地區(qū)居民的體質特征

    黃河上游的甘肅、青海地區(qū)的新石器時代，主要是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的分布區(qū)。早在 20 年代，加拿大學者步達生（ Davidsn Black ）就曾對瑞典學者安特生從河南澠池和甘肅永登等地收集的史前人骨進行過研究。但他將兩個不同地點和不同文化的人骨混合在一起，無疑影響了其研究結論的科學性。 50 年代，中國人類學家顏訚對甘肅齊家文化的人骨進行了研究（54）。 80 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又先后對屬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的民和陽山（55）、屬馬廠類型和齊家文化的青海柳灣（56）及稍晚的甘肅玉門火燒溝（57）、民樂東灰山（58）等遺址的人骨進行了研究。近年來，有關學者又對寧夏海原菜園村新石器時代墓地人骨進行了鑒定和研究（59）。這些研究表明，黃河上游史前及青銅器時代居民的體質特征有著明顯的一致性。如長而狹的頭型、狹而高的面
型、較高的頭高、中等鼻型及眶型等，同現代東亞和華北人種較為接近。

    甘青地區(qū)的自然環(huán)境同黃河中游有較大的差別，而古文化則與渭水流域有較多的聯系，以至過去曾把這一地區(qū)的馬家窯類型文化稱為“甘肅仰韶文化”。但近年來的發(fā)現與研究表明，甘青地區(qū)的史前時期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應屬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體系。體質人類學研究也表明，甘青地區(qū)的史前居民，與有明顯闊鼻傾向的仰韶文化居民區(qū)別明顯。可知甘青地區(qū)的史前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應以土著居民為主，外來的基因，并未對這一地區(qū)居民的體質特征形成與發(fā)展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反之，渭水流域龍山時代古環(huán)境與古文化研究表明，“龍山時代正處于氣溫下降階段，降溫期的黃土高原文化，由于干冷氣候所迫，有南移的趨勢”（60）。這種大規(guī)模的文化流動，勢必對黃河流域同時期居民的體質特征產生較大的影響。

    （二）新疆地區(qū)居民的體質特征

    新疆地區(qū)的史前文化及人骨研究，均有許多有待填補的空白。近年來在新疆哈密五堡古墓中出土的約公元前 13 世紀的干尸，鼻根較深，鼻骨突出，面部扁平度較小，淺棕色頭發(fā)，具有明顯的白種人特征；烏魯木齊南山礦區(qū)魚兒溝、阿拉溝東口的古車師人和烏孫人墓葬的人骨，也明顯具有白種人的特征（61）。但研究表明，白種人在西北地區(qū)出現的時間較晚，分布也僅限于新疆一帶，對甘青地區(qū)史前時期的古代文化和居民的體質特征均看不出有大的影響。

三、華北區(qū)居民的體質特征

    （一）黃河中游居民的體質特征

    黃河中游新石器文化較為復雜，大體可分為前仰韶時期、仰韶時期和龍山時期三大發(fā)展階段，各階段人骨發(fā)現與年代關系如表 3-5 所示。

    屬前仰韶時期的各地各文化許多墓地中均有人骨發(fā)現，但做過研究的僅有河南長葛石固遺址（62）和陜西
渭南北劉（63）遺址。其中，石固遺址的人骨材料中大部分屬裴李崗文化，主要反映的是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的體質特征；北劉人骨材料較少，僅有 7 個個體。大體說來，前仰韶時期的居民具有高顱、中眶、闊鼻的特征，有些特征如梨狀孔較寬，鼻梁扁塌等與現代南亞類型更為相近。實際上，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山頂洞人就有闊鼻的傾向，華北地區(qū)的前仰韶時期諸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征，看不出來自南方同時期文化的影響。故這一時期居民的體質特征，應主要承自同一地區(qū)的晚期智人，而非來自南方的移民。

    仰韶時期的人骨在陜西關中地區(qū)發(fā)現和研究較多，主要有西安半坡（64）、寶雞北首嶺（65）、華縣元君廟（66）、華陰橫陣（67）和臨潼姜寨（68）等遺址。大量的研究表明，這幾組人骨材料所反映的體質特征較為接近，如中等長的顱型和高顱型，中等面寬和中眶型，具有較普遍的闊鼻傾向和明顯的上齒槽突頜。總的特征雖有某些與現代東亞類型相近的性狀，但同新石器時代和現代南亞類型接近的程度更大。同黃河上游甘青地區(qū)居民相比有顯著的差異，同前仰韶時期的石固和北劉居民相比，則有較多的共性?？脊艑W文化研究表明，關中和河南仰韶時期諸文化是分別繼承了當地前仰韶時期文化而發(fā)展起來的，看不出有大規(guī)模外來文化侵入的跡象。故仰韶居民應是前仰韶時期居民的直接后裔。

    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人骨發(fā)現情況表

    表 3-5

    龍山時代發(fā)現的人骨也不少，但目前已發(fā)表的研究報告僅有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第二期文化人骨（69）一
處。這里的居民有著中等頭長和較高的顱高，中等上面高和較闊的面寬，中鼻型和中眶型。晉西南陶寺墓地發(fā)
現了大量的人骨，但尚未發(fā)表正式的研究報告。據初步觀察，陶寺居民具有偏長的中顱型和較高的顱高，面高中等，中鼻型和中眶型等（70）。可以看出，龍山時期的居民較之仰韶居民，體質上有了明顯的變化，特別是在鼻型等方面，已更多地具有了現代東亞人種的特征。

    對于龍山時期居民體質特征的變化，常見的解釋是，人種的特征主要是適應自然環(huán)境而形成的，龍山時期居民鼻型的變化，可能同當時的氣候變涼有關，是適應氣候變化的結果。但實際上，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后，隨著人類文化的進步，不同文化間的交往日益增多，影響人種形成的因素除自然環(huán)境外，不同地區(qū)人群間的基因交流與混合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龍山時期，氣候逐漸向干涼的方向發(fā)展，北方和西北地區(qū)的文化有向黃河中游移動跡象。西北地區(qū)的居民在較早時候就已基本具有了現代東亞人和華北和的特征，并從龍山時代早期開始，向關中地區(qū)移動；東北地區(qū)的居民不僅具有較多東亞人種的成份，且也有向南移動的趨勢。而西北和東北文化的大移動，無疑帶來了各地人類基因的大混合。因此，龍山時期黃河中游居民體質特征的變化，反映的可能是主要來自北方、西北和東北地區(qū)人類基因大移動和大混合的結果。

    （二）黃河下游居民的體質特征

    黃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先后有后李文化、 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目前，已發(fā)表的人骨研
究報告均屬大汶口文化，有山東秦安大汶口（70）、曲阜西夏侯（72）、鄒縣野店（73）和江蘇邳縣大墩子
（74）等。上述人骨材料反映出大汶口居民具有中等長的頭型和高顱型，上面部較寬較高，并有顱骨人工變形和拔牙風俗。有的學者人認為與生活在太平洋島嶼的波利尼西亞人相近，還有人認為同南亞支系較為接近。但也有學者認為，大汶口與仰韶居民之間的體質形態(tài)差異并未超出同種系的范圍（75）。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黃河中、下游居民較為接近，二者的差異表現為同一地域類型之下的不同地方亞型間的差別（76）。

四、華中區(qū)居民的體質特征

    （一）長江中游居民的體質特征

    長江中游包括漢水流域及江漢平原、洞庭湖地區(qū)等。這里的新石器文化先后有彭頭山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大溪文化、屈家?guī)X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在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中，曾收集了 313 個個體的人骨材料， 其中 286 個個體屬仰韶時期的（77）。在湖北房縣七里河遺址也發(fā)現了屬屈家?guī)X文化的人骨（78）。研究者認為，下王崗居民與南亞類型較相似，同時與新石器時代黃河下游居民和近代華中居民接近。這批人骨所屬的文化遺存帶有濃厚的仰韶文化色彩，故他們體質特征的形成應受到來自黃河流域較多的影響。

    （二）長江下游居民的體質特征

    長江下游的杭州灣以南地區(qū)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區(qū)先后有馬家浜文化、 崧 澤文化、良渚文化。目前已知最早的人骨材料發(fā)現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79）。此外，在南京北陰陽營（80）、上海崧澤（78）等遺址墓葬中也發(fā)現有一些零星的人骨材料。這一地區(qū)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體質特征，一般說來，與現代華南地區(qū)的居民接近，特別是河姆渡居民，頭型長而窄，鼻骨寬而扁平，眼眶低矮，上面部較低，齒槽突頜等，與華南新石器時代和現代南亞類型更為相似。此外，在上海 崧 澤等遺址人骨中，也發(fā)現有拔牙風俗，或可認為同黃河下游居民有一定的聯系。

五、華南區(qū)居民的體質特征

    位于南嶺以南的華南區(qū)，由于濕熱多雨，土壤呈酸性，自然環(huán)境條件對保存人骨不利，故人骨發(fā)現的較少且較破碎。目前已知最早的人骨材料發(fā)現于屬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廣西桂林甑皮巖遺址（81），屬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骨材料有福建閩侯曇石山（約 3300B.P ）（82）、廣東佛山河宕（83）和增城金蘭寺（84）。上述人骨材料均表現出長顱、低面、闊鼻、齒槽突頜更為明顯等現代南亞類型及太平洋種族常見的特征。

    附：建議閱讀論著目錄：

    1.  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 《自然辯證法》 P:149 ，人民出版社， 1971 年。

    2.  （美）Ｄ . 匹爾比姆：《人類的興起 ── 人類進化概論》，科學出版社， 1983 年。

    3.  理查德 . 利基著、吳汝康等譯：《人類的起源》，上?？茖W技術出版社， 1995 年。

    4.  吳汝康：《古人類學》，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5.  吳汝康等：《中國遠古人類》，科學出版社， 1989 年。

    6.  賈蘭坡：《骨骼人類學綱要》 P24 ，商務印書館 1954 年。

    7.  朱泓：《體質人類學》，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3 年。

    8.  吳汝康等：《祿豐西瓦古猿和臘瑪古猿的關系及其系統地位》，《人類學學報》 1986 年 1 期。

    9.  吳汝康：《人類起源研究的新進展和新問題》，《人類學學報》 1994 年 4 期。

    10.  吳汝康：《對人類進化全過程的思索》，《人類學學報》 1995 年 4 期。

    11.  林圣龍：《上新世以來的中國自然環(huán)境和中國古人類的進化》，《人類學學報》 1989 年 3 期。

    12.  林圣龍：《早期人類在中國境內擴散和分布的趨勢》，《人類學學報》 1987 年 2 期。

    13.  吳汝康：《中國猿體質發(fā)展不平衡性及其對“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類”理論的意義》，《古脊椎動物與古人
類》 1960 年 1 期。

    14.  吳汝康：《現代人的起源問題的新爭論》，《人類學學報》 1989 年 2 期。

    15.  劉武等：《 DNA 與人類起源和演化── 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在人類學研究中的應用》，《人類學學
報》 1995 年 3 期。

    16.  吳新智：《中國遠古人類的進化》，《人類學學報》 1990 年 4 期。

    17.  張振標等：《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體質類型初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82 年 1 期。

    18.  韓康信：《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考古學報》 1984 年 2 期。

    19.  韓康信：《仰韶新石器時代人類學材料種系特征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史前研究輯刊》， 1988 年。

    20.  潘其風：《我國青銅時代居民人種類型的分布和演變趨勢》，《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1）韓康信：《仰韶新石器時代人類學材料種系特征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史前研究》輯刊， 1988 年。
    （2） 高煒：《關于陶寺墓地的幾個問題》，《考古》 1983 年 6 期。

    （3）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P:149 ，人民出版社， 1971 年。

    （4）（美）Ｄ . 匹爾比姆：《人類的興起 ── 人類進化概論》 P:116 ，科學出版社，1983年。

    （5）（美）Ｄ . 匹爾比姆：《人類的興起 ── 人類進化概論》 P:116 ～ 127 ，科學出版社， 1983 年。

    （6）參閱吳汝康：《古人類學》 87 ─ 88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7）張興永等：《從開遠臘瑪古猿的形態(tài)特征再論滇中高原與人類的起源》，《云南社會科學》 1983 年 1 期。

    （8）吳汝康等： 《祿豐的古猿》，《中國遠古人類》，科學出版社， 1989 年。

    （9）吳汝康等：《祿豐西瓦古猿和臘瑪古猿的關系及其系統地位》，《人類學學報》 1986年1期。

    （10）江能人等：《元謀早期猿人（牙齒化石）的發(fā)現及其意義》，《云南地質》 1987 年 6 卷 2 期。

    （11）張興永等：《云南元謀發(fā)現人屬一新種》，《思想戰(zhàn)線》 1987 年 3 期。

    （12）張興永等：《云南元謀臘瑪古猿屬一新種》，《思想戰(zhàn)線》 1987 年 3 期。

    （13）錢方等：《云南元謀竹棚、小河地區(qū)人猿超科化石和地層時代的初步研究》，《黃土 . 第四紀地質 . 全球變化》第１集，科學出版社， 1990 年。

    （14）張森水：《古人類學和舊石器考古》，《考古學年鑒》 1988 年，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15）吳汝康等：《祿豐的古猿》，《中國遠古人類》，科學出版社， 1989 年。

    （16）吳新智：《云南近年發(fā)現的古猿化石》，《中國遠古人類》 P:266 ～ 267 ，科學出版社， 1989 年；《中國遠古人類的進化》，《人類學學報》 1990 年 4 期。

    （17）吳汝康：《對人類進化全過程的思索》，《人類學學報》 1995 年 4 期。

    （18）張興永等：《滇中高原與人類的起源》，《云南社會科學》 1981 年 3 期。

    （19）潘利等：《太平洋文明初創(chuàng)時期的中國因素》，《史前研究》 1985 年 3 期。

    （20）陳恩志：《論中國境內從猿到人的獨自進化和發(fā)展系統》，《社會科學評論》 1985 年1期。

    （21）錢方等：《云南元謀竹棚、小河地區(qū)人猿超科化石和地層時代的初步研究》，《黃土 . 第四紀地質 . 全球變化》第１集，科學出版社， 1990 年。

    （22）徐自強：《中國古代文化源遠流長》，《化石》 1995 年 4 期。

    （23）吳汝康：《人類起源研究的新進展和新問題》，《人類學學報》 1994 年 4 期。

    （24）林圣龍：《上新世以來的中國自然環(huán)境和中國古人類的進化》，《人類學學報》 1989 年 3 期。

    （25）林圣龍：《早期人類在中國境內擴散和分布的趨勢》，《人類學學報》 1987 年 2 期。

    （26）林圣龍：《上新世以來的中國自然環(huán)境和中國古人類的進化》，《人類學學報》 1989 年 3 期。

    （27）黃慰文：《中國的手斧》，《人類學學報》 1987 年 1 期。

    （28）王幼平：《華南與舊大陸西側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關系的討論》，《汾河灣 ─ 丁村文化與晉文化考古學術研討會文集》，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 1996 年。

    （29）吳汝康： 《古人類學》 P ： 130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30）周國興：《周國興：《人怎樣認識自己的起源》（下） P：200～201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0 年。

    （31）吳汝康：《科學史上一埸最大的騙局──辟爾唐人化石》，《人類學學報》 1997 年 2 期。

    （32）吳汝康：《中國猿體質發(fā)展不平衡性及其對“勞動創(chuàng)造了人類”理論的意義》，《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60 年 1 期。

    （33）參閱周國興：《人是怎樣認識自己的起源的》下冊 P:301 ～ 303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80 年。

    （34）吳汝康：《古人類學》 P:200 ～ 202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35）吳汝康：《現代人的起源問題的新爭論》，《人類學學報》 1989 年 2 期。

    （36）劉武等：《 DNA 與人類起源和演化 -- 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在人類學研究中的應用》，《人類學學報》 1995 年 3 期。

    （37）吳汝康：《廣西柳江發(fā)現的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59 年 1 卷 3 期。

    （38）吳汝康：《廣東韶關馬壩發(fā)現的早期古人類型的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59 年 1 卷 4 期。

    （39）吳新智：《山頂洞人的種族問題》，《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60 年 2 卷 2 期。

    （40）趙一清：《山頂洞人二女性種族屬源問題的研究》，《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61 年 3 卷 1 期。

    （41）吳新智等：《中國古人類綜合研究》，《古人類論文集》，科學出版社， 1978 年。

    （42）吳新智：《中國和歐洲早期智人的比較研究》，《人類學學報》 1988 年 4 期；吳新智等：《中國和非洲古老類型智人顱骨特征的比較》，《人類學學報》 1994 年 2 期。

    （43）吳新智：《論中國古人類的連續(xù)發(fā)展》，《中國原始文化論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44）吳新智：《中國遠古人類的進化》，《人類學學報》 1990 年 4 期。  

    （45）賈蘭坡：《骨骼人類學綱要》 P24 ，商務印書館 1954 年。

    （46）張振標等：《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體質類型初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82 年 20 卷 1 期；陳德珍：《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體質類型及其繼承關系》，《人類學學報》 1986 年 5 卷 2 期。

    （47）三宅宗悅：《赤峰紅山后石槨的人骨人類學研究》，《赤峰紅山后》 P:89─110 ，似玉堂， 1938 年。

    （48）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組：《赤峰、寧城夏家店上層文化人骨研究》 , 《考古學報》 1975 年 2 期。

    （49）韓康信：《沈陽鄭家洼子的兩具青銅時代人骨》，《考古學報》 1975 年 1 期。

    （50）賈蘭坡等：《西團山人骨的研究報告》，《考古學報》 1963 年 2 期。

    （51）張宏彥：《東亞地區(qū)史前石鏃的初步研究》，《考古》 1998 年 3 期。

    （52）A. 遼寧省博物館等：《遼寧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fā)現》，《文物》1972年 12 期。 B. 郭大順：《大南溝的一種后紅山文化類型》，《考古學文化論集》（ 2 ），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53）郭大順：《遼寧史前考古與遼河文明初探》，《遼海文物學刊》 1995 年 1 期。

    （54）顏 訚 ：《甘肅齊家文化墓葬中頭骨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 1955 年第 9 冊。

    （55）韓康信：《青海民和陽山墓地人骨》，《民和陽山》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56）潘其風等：《柳灣墓地人骨研究》，《青海柳灣》，文物出版社， 1984 年。

    （57）韓康信：《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考古學報》 1984 年 2 期。

    （58）朱泓：《東灰山墓地的人骨研究》，《民樂東灰山考古》，科學出版社， 1998 年。

    （59）韓康信：《寧夏海原菜園村新石器時代墓地人骨的性別鑒定與體質類型》，《中國考古學論
叢》，科學出版社， 1995 年。

    （60）張宏彥：《渭水流域龍山時代早期諸文化的比較研究》，《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 1998 年。

    （61）韓康信：《古代中國人種成分研究》，《考古學報》 1984 年 2 期。

    （62）陳德珍等：《河南長葛石固早期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人類學學報》 1985 年4卷3 、 4 期。

    （63）高強等：《渭南北間早期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史前研究》 1986 年 3 ─ 4 期。

    （64）顏 訚等：《西安半坡人骨研究》，《考古》 1960 年 9 期。

    （65）顏 訚等：《寶雞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報告》，《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60 年 2 卷 1 期。

    （66）顏 訚：《華縣新石器時代人骨研究》，《考古學報》 1962 年 2 期。

    （67）考古研究所體質人類學組：《華陰橫陣的仰韶文化人骨》，《考古》 1977 年 4 期。

    （68）夏元敏等：《臨潼姜寨一期文化墓葬人骨研究》，《史前研究》 1983 年 2 期。

    （69）韓康信等：《廟底溝二期文化人骨的研究》，《考古學報》 1979 年 2 期。

    （70）潘其風：《我國青銅時代居民人種類型的分布和演變趨勢》，《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

    （71）顏 訚等：《大汶口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報告》，《考古學報》 1972 年 1 期。

    （72）顏 訚：《西夏侯新石器時代人骨研究報告》，《考古學報》 1973 年 2 期。

    （10）張振標：《從野店人骨論山東三組新石器時代居民的種族類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80 年 1 期。

    （73）韓康信等：《江蘇邳縣大墩子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學報》 1974 年 2 期。

    （74）韓康信：《仰韶新石器時代人類學材料種系特征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史前研究輯刊》， 1988 年。

    （75）朱泓：《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居民體質特征的聚類分析》，《北方文物》 1990 年 4 期。

    （76）張振標：《下王崗新石器時代居民的種族類型》，《史前研究》 1984 年 1 期。

    （77）吳海濤等：《湖北省房縣七里河新石器時代人骨的研究報告》，《北京猿人第一具頭蓋骨發(fā)現 50 周年紀念會論文選編》， 1979 年。

    （78）韓康信等：《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人類頭骨》，《人類學學報》 1983年2卷 2 期。

    （79）吳定良：《南京北陰陽營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遺骸（下頜骨）的研究》，《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61 年 1 期。

    （80）黃象洪：《上海崧澤新石器時代人骨初步研究》，《北京猿人第一具頭蓋骨發(fā)現 5 0 周年紀念會論文摘要匯編之一》， 1979 年。

    （81）張銀運等：《廣西桂林甑坡巖新石器時代遺址的人類頭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77 年 15 卷 1 期。

    （82）韓康信等：《閩侯曇石山遺址的人骨》，《考古學報》 1976 年 1 期。

    （83）韓康信等：《廣東佛山河宕新石器時代人類頭骨》，《人類學學報》 1982 年 1 卷 1 期。

    （84）吳新智：《廣東增城金蘭寺遺址新石器時代人類頭骨》，《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 1978 年 16 卷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