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俊剛專欄

近來，關于建設性政治的論辯，有一點直指反對黨的軟肋，那就是它拿不出替代政策。所謂替代政策，指的是不同于政府所實行的政策，而且是可以取而代之并行之有效的政策。從選民的角度來說，也必須是比現(xiàn)行政策更好的政策。反對黨顯然端不出這樣的“牛肉”。其次，替代政策也意味著提出者有能力組織替代政府，來落實這些政策。這更不是反對黨短期內(nèi)能做得到的事。因此，他們把自己在國會的角色定位為“制衡”執(zhí)政黨，大體上就是止于質疑問難。

根據(jù)報道，工人黨黨首劉程強自己估計，反對黨要能成為替代政府，至少還需要20年時間。這個估計的根據(jù)是什么，不得而知，但說明反對黨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實力，不想給選民不切實際的期望，變成自我殺傷的回飛鏢。

反對黨拿不出替代政策，自有其客觀的因素。首先，是它缺乏必要的治國政才。工人黨在上屆大選中攻下一個集選區(qū)，確實是個空前的成就，但就目前該黨在國會里議員的個別和整體實力來說，根本還談不上組織替代政府。這也是工人黨在上屆大選后一再強調的一點。在目前的政治氛圍里，或許會有一些人愿意為反對黨提供資源，但如果這不是反對黨領導人能力控制范圍內(nèi)的事，就很容易受到外力的左右。

問題關鍵在于，在今后20年里，工人黨或者反對黨陣營，是否能發(fā)展到有足夠能力組織替代政府的地步？對于這么個問題，看來也沒有人敢于妄下定論。因為，這當中的變數(shù)太多了。最主要的是要看，反對黨陣營是否能夠吸引到足夠的部長級人才，包括總理、外交、國防、經(jīng)濟財政、社會等方面的政才，具備條件組成一個治國的班子，或者敢于向選民擺出一個“影子內(nèi)閣”。

其次，更重要的是，就新加坡的先天條件和特殊環(huán)境來看，不管是內(nèi)政與外交，大方針的選擇其實是很有限的。不管誰當政，只要著眼于大局和政策的可行性與可持續(xù)性，務實地進行各種政策的沙盤推演，大概都會得出大同小異的結論。在政策選擇有限的情況下，要提出替代政策也變得愈加困難。工人黨其實嘗試過，在政府提出人口白皮書引起反彈后，它就提出過人口“藍皮書”，結果證明是大同小異，不稱其為什么替代政策。

為什么說新加坡的政策選擇有限呢？道理很簡單，先天不足。一個方圓不過7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0多萬的小島國，不管做什么事都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掣肘。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首先要問的是：該實行怎樣的政策，才能確保新加坡的生存與發(fā)展，最大限度上保障新加坡的國家利益，以及促進國民的福利？

就以外交政策來說吧，行動黨政府一開始就采取了自主和不結盟的外交政策；與此同時，也非常有遠見地促成了亞細安這個區(qū)域組織的成立。政策正確，加上政府領導人的高素質，以及新加坡發(fā)展上的成就，使小國能在國際上受到尊重，可謂難能可貴。在今天亞洲日益復雜的國際關系環(huán)境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尤其困難，也需要很高的技巧和政治智慧。但有什么更好的替代政策嗎？比如，在中美大博弈中倒向一方，這行得通嗎？又如，在中日的島嶼主權爭端中，新加坡可以選擇支持其中一方嗎？相信反對黨也不至于會輕率地提出這樣的替代政策。

在內(nèi)政方面，如國防政策，也難有什么替代空間。有辯論余地的也只是非政策主體的課題，比如國民服役期是否可以稍微縮短？但這也稱不上是什么替代政策，除非反對黨敢于提出廢除國民服役之類的建議。其他如教育政策、公共交通政策、醫(yī)療和移民政策等，雖然在上屆大選后成了熱門課題，但到頭來，我們可以看到，選項也是有限的。全國對話會的結果顯示，多數(shù)人還是覺得適當?shù)恼{整比較實在，畢竟各種政策大體上都行之有效。隨著社會的變遷，有必要適當調整，但全盤改革還是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