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在介紹西方地理學方面影響最大的是南懷仁。1676年，南懷仁繪制了一幅世界地圖，名為《坤輿全圖》。這幅地圖尺幅很大（179×432厘米），它包括兩個半球圖，共有八個屏幅。在繪制時，南懷仁充分吸收了他的耶穌會同事的成果，并和利瑪竇一樣，采取了尊重中國傳統(tǒng)天下觀的做法，把中國放在世界的中央。與利瑪竇不同的是，南懷仁的地圖是給康熙看的，所以地圖上署的是他的官名，完全看不出其傳教士的身份。正因這樣，它沒能像利瑪竇的地圖那樣得到很多文人的贊揚，也沒有文人為其寫序。

　　這幅地圖的缺陷在于，它沒有很好地吸收利瑪竇地圖的中文譯名，有很多地名的翻譯讀起來很奇怪。但南懷仁的地圖比利瑪竇的地圖更好看，因為他在地圖上繪制了十四種飾物，如飄動的云、圓月、被風吹起的三維帆等，這些增加了地圖的吸引力。不僅如此，南懷仁的地圖在許多方面比利瑪竇的地圖更為精確，例如對東亞地形的描繪，對中國曲折的東海岸的繪制都更好一些。

傳教士在中國繪制的地球儀，1623年。

　　為了讓康熙在看地圖時更為方便，南懷仁又圍繞這幅地圖寫了三本書：《坤輿圖說》、《坤輿格致略說》和《坤輿外記》。這三本書在清代多次翻刻，《坤輿圖說》和《坤輿外記》分別被收入皇家叢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之中，可見其被重視的程度。

　　南懷仁所呈地圖是康熙接觸西方繪圖的開始，此后他逐漸注重繪圖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性。法國耶穌會士馮秉正（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在給友人的信中曾說到這一點，“（康熙）覺察到傳教士進呈御前的歐洲地圖十分清晰，完全符合天體現(xiàn)象，而中國地圖則遠非如此完美，他通過內(nèi)閣頒布上諭，令歐洲人和韃靼人以公費測繪整個帝國，并繪出全國地圖?！瘪T秉正所講的“全國地圖”，就是康熙時代由傳教士參與繪制的《皇輿全覽圖》。

　　《皇輿全覽圖》的正式測量始于1708年6月。白晉、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和杜美（Pierre Jartoux，1668—1720）在康熙的安排下開始測量長城的確切位置，從而拉開了這個巨大測繪工程的序幕。參加各地測繪工作的傳教士還有麥大成（Jean-Francois cardoso，1676—1723）、費隱（Xavier-Ehrenbert Fridelli，1673—1743）、湯尚賢（Pierre-Vincent de Tartre，1669—1721）等。1714年，康熙又派在欽天監(jiān)學習過數(shù)學的理藩院主事勝住、喇嘛楚兒沁藏布和蘭木占巴三人前往西藏測繪，測量人員一直到達了恒河流域。

　　到1717年，各地的測繪工作基本完成，康熙將繪制全圖的工作交給杜德美，次年全圖合成完成。《皇輿全覽圖》是康熙朝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也是康熙生平所做的大事之一，正如大臣們所說，這是“從來輿圖所未有也……皇上精求博考，積三十年之心力，核億萬里之山河，收寰宇于尺寸之中，畫形勝于幾席之上”。

　　這幅地圖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地圖。地質(zhì)學家翁文灝（1889—1971）說：“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各國大地測量亦尚未經(jīng)始，或未完成。而中國全圖乃告竣，實為中國地理之大業(yè)，雖出異國專家之努力，亦足見中國計劃規(guī)模之遠大焉。”

　　后來《皇輿全覽圖》被送往巴黎，由當時法國最有名的匠師安維爾利雕成銅版，印刷了120套，在當時的歐洲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1755年，乾隆皇帝舉兵收復伊犁后下令：“準噶爾諸部盡入版圖……其山川道里，應詳細相度，載入皇輿圖，以昭中外一統(tǒng)之盛?！庇纱?，開始了《乾隆內(nèi)府輿圖》的繪制。參加繪制工作的主要有傳教士蔣友仁（Michel Benoit，1715—1774）、高慎思（Joseph d'Espinha，1722—1751）、傅作霖（Felix da Rocha，1713—1781）、鮑友管（Antoine Gogeisl，1701—1771）、劉松齡等，以及清朝大臣劉統(tǒng)勛、何國宗等。

　　1760年，在康熙朝《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同時吸收了乾隆朝1756年、1759年兩次在新疆、西藏等地的測量成量，編繪成全國實測地圖《乾隆內(nèi)府輿圖》。由蔣友仁制成銅版104塊，以緯度5度為1排，共13排，故又稱《乾隆十三排》?！啊肚?nèi)府輿圖》不僅是一幅歷來被認為是奠定了今天疆域版圖的中國全圖，同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亞洲大陸全圖，其覆蓋面積遠遠超過康熙圖。”

　　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稿》中稱《乾隆內(nèi)府輿圖》“不僅是亞洲當時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種，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準確”，它表明“中國在制圖學方面又一次走在了世界各國的前面”。

　　在清代地理學史上，乃至整個中國地理學史上，《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nèi)府輿圖》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首先，它們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實測經(jīng)緯度的基礎上繪制的地圖。當時傳教士們所使用的主要測繪方法是三角測量法。雷孝思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因為我們尺不離手，精確分割半圓，在兩地間多設測定點，使之連成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三角網(wǎng)。持續(xù)進行三角法測量，還有其有利之處，這可以測出一地的經(jīng)度、緯度，以后通過測定太陽或北極星在子午圈的高度加以校正?！边@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測量地形方法。

　　其次，它們對中國清代的地圖繪制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清政府后來所繪制的一些重要地圖，如道光十二年（1832）的《皇朝一統(tǒng)輿地全圖》，同治二年（1863）的《大清一統(tǒng)輿圖》都是在它們的基礎上改進而成的。同時，它們也成為外國人繪制中國地圖的藍本，如1735年法國人唐維爾（D'Anville）所繪制的《中國分省圖》、《滿蒙藏圖》，均以之為藍本。

　　這兩幅地圖的繪制過程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在清中期以前的地圖繪制中，來華傳教士起著重要或者說主導的作用。但這兩幅地圖的繪制并不是傳教士的單純的科學活動，而是清王朝的國家行動，如果沒有康熙和乾隆的大力支持，它們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在這一過程中，傳教士帶來了歐洲新的繪制地圖方法，并得到了中國官方的認可，從而使中國原有的地圖繪制方法開始分化。

　　《皇輿全覽圖》和《乾隆內(nèi)府輿圖》多次刻版刊印，還有摹繪本流傳，在民間也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但中國傳統(tǒng)的地圖繪制方法仍然存在，康熙朝以后各地的地方志中大量繪圖仍采用傳統(tǒng)方法，不注經(jīng)緯，也不說明比例。所以有學者認為，“清統(tǒng)治集團上層的制圖觀念深受西方的影響，某種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制圖術；而地方上的地圖繪制者從總體上說未被朝廷所引進的測繪方法和觀念所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