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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的犀牛

撰文：沈誕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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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犀牛，哺乳類犀科的總稱，現(xiàn)存四屬五種，分布于亞洲和非洲。它們居住在寬闊的草原或稀疏的樹林，體肥腿短皮厚，頭部有短而粗的單角或雙角?，F(xiàn)今，棲息于亞洲的三種犀牛：印度犀牛、爪哇犀牛、蘇門答臘犀牛全部瀕臨滅絕。

2012年八月，在舊金山的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這片犀牛祖祖輩輩從未踏足的大洲上，我看到了它：一頭鑄于三千年前商代末期的青銅犀牛。十年前，這座博物館從金門公園舊址搬到了舊金山的最鬧市的市政中心。除了亞洲藝術博物館，市政中心內(nèi)的核心建筑還包括市政府、州最高法院、歌劇院，全為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之后建設起來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筑，純白而高大，體現(xiàn)著舊金山的繁華和信心。在這座格外崇尚獨立自由的城市，博物館所在的寬廣的市政中心廣場自然成了所有游行集會的首選，停戰(zhàn)、同性戀婚姻、大麻合法……于是，在頗具古希臘風格的亞洲藝術博物館里，三千年前的中國犀牛凝視著美國西岸悲喜交集的人世變遷。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博物館的第一位華裔館長許杰用帶著上海口音的普通話告訴我，這座犀牛是一件世界級的文物。這件出土于山東壽張的青銅器是商代唯一一件以犀牛為造型的青銅器，也是商代極少數(shù)沒有帶上抽象神秘主義風格的器皿?？墒羌词箾]有專業(yè)知識介紹，普通人也能看出這是一件多么珍貴的祀器：在滿屋子紋飾復雜技藝高超的青銅器中，它顯得那么古樸可愛。扇面狀的招風耳、肥厚的雙角、圓睜的大眼睛、微張的嘴、渾圓的肚子、壯實的短腿、斑駁的銅銹，這一切都讓人向往那個悠遠的過去。那時候，象征還沒有濫用，修辭還沒有過剩，人類還沒有聰明到吟出“心有靈犀一點通”這樣精巧的詩句卻忘了犀牛真正的模樣。

▲小臣艅犀尊，藏于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內(nèi)。

那是犀牛一族的好日子。三千年前的商代，亞洲的三種犀牛還遠沒有瀕臨滅絕，它們漫山遍野，無所事事。它們悠閑的姿態(tài)被一位無名的匠師捕捉在這座犀尊上。他看到的一定是蘇門答臘犀牛，因為它是亞洲唯一一種雙角犀牛。他一定親眼看到了這種犀牛，否則絕對塑造不出如此逼真的青銅器。他是如何看到的？一次打水挑柴時的邂逅，還是一次圍獵角逐的對抗？獵殺犀牛在商代已經(jīng)很流行了，大多不是為了犀牛的皮甲和角，只是為了出游捕獵的樂趣。甲骨文有記載，商王武丁一次狩獵就獲犀牛七十一頭。直到春秋時期，仍有《墨子·公輸篇》稱“荊有云夢，犀兕麋鹿?jié)M之”，楚國的犀牛如此之多，好像永遠殺不完。春秋的楚國人不知道，幾千年的環(huán)境惡化和人類對于犀牛角的貪婪，最終將使他們?yōu)l臨滅絕。特別是小臣艅犀尊所雕刻的蘇門答臘雙角犀牛，很多動物學家認為，這種犀牛已經(jīng)在野外徹底滅絕了。

小臣艅，小臣為官職，常為商王的近侍，艅為名，小臣艅犀尊故而得名。

在小臣艅犀尊的腹部刻有二十七字銘文，記載的是商王十五年征伐山東半島人方的戰(zhàn)役：“丁子（巳），王眚（省）夒□（京），王易（錫）小臣艅夒貝，隹（惟）王來正（征）人方，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p>

商王在十五年征伐人方歸來，視察名為“夔”的這個地方，把當?shù)氐暮Ｘ愘n給了我小臣艅，我很高興，制作了這個器皿作為紀念。

這就是我原本想寫的故事，一個甜蜜的故事，關于小臣艅犀尊和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許杰。我想寫我造訪舊金山的亞洲藝術博物館的這一天，正逢“鬼神專題展”，博物館里人頭攢動，似乎在樂觀地證明，無論網(wǎng)絡多發(fā)達，精心設計的實體博物館將永生。在這個網(wǎng)絡時代，誠然大部分展品都能在網(wǎng)上找到資料，可是什么都取代不了一個由專業(yè)人士苦心策劃的實體展，展品的位置、順序、介紹都是一場難得的藝術史教育。

在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展廳里，多地域、多文化、跨越古今的關于鬼神的藝術品被擺放在了一起，在一尊濕婆神像邊上是一幅完成于二十一世紀的印度拼貼作品；在一座中國青銅大鼎之后，人們看到現(xiàn)代中國畫家的水墨人物畫。這種布展格局體現(xiàn)了許杰的策展思路之一，將古代文化和現(xiàn)代文化接續(xù)起來講一個從古至今的完整的故事，在這種思路下，舊金山亞洲藝術館近年來重點購買了許多現(xiàn)代藝術品。我想寫孩子在底樓的大廳里剪彩紙，滿墻的便簽上寫滿了游客的感言，兒子推著輪椅上的母親在無障礙通道上徐步行走，學美術的女孩子正盤腿坐在一尊印度佛像前素描，照相鏡頭對準了最讓感官震動的藝術品……作為一個在亞洲長大的人，我走在這座美國西岸的博物館里，感覺“亞洲”在這里被重新闡釋了，這種闡釋并不是粗陋簡單的包裝，而是換一個視角去看。自十九世紀中葉的淘金熱以來，這座城市繁榮的根基就是五湖四海的移民，尤其是像許杰一樣的亞洲移民。在舊金山，亞洲文化不單單是獵奇的異國情調(diào)，而是被牢牢地正統(tǒng)化下來，矗立在城市的最中心， “東方”陌生到足夠引起驚奇，而許杰這樣貫通中西的專業(yè)人士的坐鎮(zhèn)又防止了過度東方主義的獵奇。

▲館長許杰在研究小臣艅犀尊，2009年。

二

在二十余年的策展生涯中，許杰專攻亞洲藝術，尤其是中國古代文物。許杰最為驕傲的展覽是2001年在西雅圖藝術博物館時獨立策劃的四川古代文物展，展出三星堆和四川其他地區(qū)商周至秦漢的精品文物。這個耗費250萬美元的展覽是西雅圖藝術博物館歷史上最昂貴的展覽，還被送到了包括紐約大都會和德州金珀爾藝術博物館等北美各地巡展。這個展的每一件展品，許杰都親自選擇，逐一談判。展覽中涉及了國家的很多一級文物，為了順利通過國務院的文物出境審批，他從時任美國副總統(tǒng)戈爾和德州州長小布什手中爭取到了支持信，來證明這個展覽對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他牽頭組織了七人學術團隊，由他的博士導師貝格立(Robert Bagley)領銜，為展覽撰寫了大型圖錄《千古遺珍﹕中國四川省出土古代文物精品展》(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自攻讀研究生院以來，許杰雖然定居美國，可是時常牽掛著中國的博物館業(yè)。2003年起，他積極參與梅隆基金會資助的中國博物館專業(yè)人員培訓項目 (The Mellon Foundation Program of Chinese Museum Professionals)， 參與培訓了十多名中國博物館館長?？墒窃谖覀兊慕徽勚校S杰直率地說，他認為當今的中國不但需要培養(yǎng)專業(yè)的博物館人員，還需要一個能夠理性討論文物保護現(xiàn)狀的平臺。遺憾的是，由于沉重的感情包袱，以及國家現(xiàn)有法律政策的約束，這種理性的平臺，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都沒有出現(xiàn)。

因為歷史原因，許多中國的文物瑰寶目前藏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館或民間，自解放以來就不斷有呼聲要求將這些中國文物返還。近年來，隨著國內(nèi)經(jīng)濟的高速增長，返還的呼聲愈加強烈。可是，許杰認為，在民族感情的影響下，這樣的“愛國”呼聲常常以偏概全，造成“大部分海外文物都是西方掠奪”的印象，而沒有就事論事，理性地討論每一件具體文物的歸屬問題。流散于海外的文物，如果確有證據(jù)為盜掘和非法出口的， 應當不遺余力地追索。1970年聯(lián)合國通過了《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chǎn)和非法轉(zhuǎn)移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這項公約成了防范古代文物非法國際交易的重要政策，也是文物追索的重要依據(jù)之一。

而事實上，目前收藏于海外的中國文物， 許多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百年間流散，非但遠遠早于《公約》所規(guī)定的追索年限，而且是否為“非法占有”并不明確，因為大量文物是通過商業(yè)渠道出口，而這些文物的交易，其第一層、第二層中間商大多是中國人，然后才經(jīng)由西方古董商等被西方博物館或民間收藏。 對于這些文物的流散，中國本身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一味要求西方博物館退回并不是公道的。許杰說，“我們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我們能做的是，在歷史環(huán)境下，如何最有效地解決現(xiàn)在的問題?！?同樣是因為歷史原因而散失了許多珍貴文物的韓國，在如何“最有效地解決現(xiàn)在的問題”上，做得比中國好得多。韓國正在把流散在國外的韓國文物做一個完整的目錄。于是即使文物不在國內(nèi)，韓國的下一代仍然能對祖國的文化遺產(chǎn)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而另一方面，許杰擔憂當今中國對文物的破壞，比文革時期更為嚴重。在文革時，所謂的“破舊立新”使地上文物和古建筑遭到大量破壞，但地下文物很少遭難。而現(xiàn)在，文物有了經(jīng)濟價值， 遭到瘋狂盜掘， 黑市交易猖獗。與此同時，國內(nèi)的考古發(fā)展，遠遠沒有跟上經(jīng)濟的高速發(fā)展。施工建設直接破壞考古遺址和地下文物的事故屢見不鮮。同樣讓人痛心的是，因為資金匱乏，許多被考古隊發(fā)掘出的文物，長期置于條件簡陋的當?shù)鼗鶎訋旆?，不但有可能被盜，也常因保存條件過差而損壞。許杰說，這些現(xiàn)象的深層原因之一是：根據(jù)現(xiàn)行法律，文物都歸國有，而現(xiàn)有的國家資金卻沒有能力保護收藏所有文物，同時它們又有著十分誘人的國際國內(nèi)市場。于是，要根治這些現(xiàn)象，可行的辦法之一是修改現(xiàn)有的文物保護法，建立公開透明的合法市場，提供國內(nèi)和海外收藏中國文物的合法機會。法律可以更具彈性，譬如一級文物歸國有，二級或以下文物如有大量重復品，可以在考古專家登記、研究和發(fā)表之后，斟量投入市場。這樣既節(jié)省了國家資金，又盡可能多地保護了文物， 提供合法收藏的機會，所得的資金則能用于文物保護和研究。而且，因為有明確的登記和交易手續(xù)，可以永久知道文物的所在，便于跟蹤。 

許杰之所以如此心系中國的文物事業(yè)，是因為他大學畢業(yè)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上海博物館。而他之所以會開始博物館工作并最終成為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館長，純屬一系列意外。1980年，許杰是上海敬業(yè)中學高三理科班的學生，他熱愛文學，閑下來喜歡讀讀古典章回小說，卻因為八十年代普遍的社會偏見“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最終決定報考理論數(shù)學專業(yè)。高考發(fā)榜，班上比他考分低的同學都陸續(xù)拿到了錄取通知書，而他的卻遲遲未到。母親領他去招辦問訊，招辦說：你兒子的分數(shù)的確超線很多，但是這一屆考生過多，并不是過線就能錄取，你兒子有弱視，被刷下來了?，F(xiàn)在還有唯一一條路。復旦大學分校（即日后的上海大學文學院）新開了一個文理兼收的中文系秘書專業(yè)，讀兩年，給大專學歷，他可以讀。

于是即使許杰原本填報的“理論數(shù)學”不需要百步穿楊的眼力，他卻因此與第一志愿失之交臂，轉(zhuǎn)而去了上海大學中文系讀秘書。許杰笑稱，他大概是上海大學文學院有史以來考分最高的學生了。而他又慶幸，塞翁失馬，他因此倒讀上了自己原本更感興趣的文科。

大專兩年畢業(yè)，許杰被分配到上海博物館做館長辦公室文秘。當時的上博仍在河南南路16號的舊址，即杜月笙的中匯銀行大廈。許杰主要配合館長沈之瑜的工作，兩年后，沈退休，許杰改為配合新任館長馬承源和副館長汪慶正。短短四五年中，許杰在文秘工作之余從這些儒雅的上司那里學到了許多文物知識：沈之瑜的甲骨文、馬承源的青銅器、汪慶正的陶瓷……尤其是馬承源館長，對這位秘書青眼有加，鼓勵他不要局限于文秘工作，多鉆研文物專業(yè)知識，多學習外語。當時的馬承源，已經(jīng)在上海博物館工作了近三十年了。在他經(jīng)年累月的影響下，上博已經(jīng)成為了國內(nèi)青銅器收藏的一大重鎮(zhèn)，館藏豐富。現(xiàn)成的學習資料加之專家馬承源的點播，成了許杰入門青銅器研究的課本。

八十年代，中國的考古界漸漸向外開放，上海博物館的對外交流活動逐年增多。因為英語特長和對上海博物館藏品的專業(yè)了解，秘書許杰不久被調(diào)到了上博的文化交流辦公室從事翻譯，經(jīng)常接待外國學者，介紹博物館館藏。1988年，著名青銅器專家、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史系教授羅伯特·貝格立來上海博物館，許杰陪同翻譯了近兩周。到最后的一天，他送貝格立去機場，兩人聊起普林斯頓大學，對于這所大學，當時的許杰只知道一件事：“我聽說普林斯頓有一個很有名的科學家叫愛因斯坦。”

半年后，貝格立教授來信，邀請許杰申請這所“愛因斯坦的學校”，做自己的研究生。

1990年秋，許杰入學普林斯頓藝術考古系東亞藝術史專業(yè)，主攻中國古代藝術考古。除專業(yè)導師貝格立外，他還師從了著名的中國書畫專家方聞教授和中國歷史專家余英時教授。三年后，許杰碩士畢業(yè)并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開始在美國各大博物館做策展工作：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西雅圖藝術館(Seattle Art Museum)、芝加哥藝術學院博物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2008年，許杰被聘為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成為了美國歷史上首位擔任大型藝術博物館館長的華裔人士。頗有趣的是，自1993年普林斯頓藝術考古系碩士畢業(yè)后，許杰專心策展，撰寫了許多展覽相關的專業(yè)論文和書籍，卻把博士論文耽擱下來了，當了十五年的“博士候選人”。直到2008年收到舊金山的館長聘書，他意識到 “做了館長就更忙了！這樣就永遠不能博士畢業(yè)了！”于是他要求在接手之前先休假幾個月，專心寫畢業(yè)論文。2008年，許杰以關于三星堆遺址的論文拿到了普林斯頓的博士學位。

▲1991年余英時教授在普林斯頓的研究生班，右一為許杰，右三為余英時。

三

聽到許杰曾在馬承源手下做過秘書，我一陣激動。因為我早就聽說過馬承源這個名字了。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念大一那年，一位華裔同學向我推薦了《紐約客》駐京的長報道記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在朋友的力薦下，我讀了海斯勒關于中國的三部紀實作品，并在大四的時候終于采訪到了海斯勒本人。這兩年，隨著海斯勒的第一本書《江城》和第三本書《尋路中國》的中譯本引進，他在中國迅速成名。而我認為，海斯勒最好的作品無疑是他的第二本書《甲骨》。與另外兩本相比，《甲骨》是一本平衡之作：他的風格已經(jīng)成熟穩(wěn)健卻沒有失卻初學者的純真、他的舊作還沒有成為負擔于是他敢于去寫最宏大的題材。這個“最宏大的題材”就是追索商代甲骨文的考古出土，以及甲骨文大學者陳夢家的一生來講述中國的近現(xiàn)代史?！都坠恰分刑岬?，在文革中陳夢家不堪侮辱而自殺，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他寫信給馬承源，愿把平生所藏的明代家具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弟無戲言，此件決計捐獻滬館?！?/p>

于是，在以陳夢家為主線的《甲骨》中，上海博物館因為這樣的聯(lián)系而出場了：

“在上海博物館四樓，我找到了一個常設展，展出的是陳夢家收集的明朝家具。在博物館里放著的家具總給人一種傷感的味道，而陳夢家的收藏品看起來顯得特別孤單：空空的椅子，空空的桌子，焚香臺上什么也沒有。有一把椅子是用珍貴的黃花梨木做成的，椅子上的裝飾物只有一個刻字：壽。展覽介紹里完全沒有提及陳夢家的生平，也沒有提及他去世的事情，里面只有一句話：這個房間里展出的家具，最初由陳夢家夫婦收集?！?/p>

緊接著這一段感傷的描寫，馬承源出場了。似乎是為了和陳夢家的耿直和理想主義做對比，海斯勒筆下的馬承源被描繪成了一個見機行事的實用主義者：

“人們都說馬承源很有政治頭腦：文化大革命時期，據(jù)說他用毛澤東標語的橫幅包起了博物館的文物，從而保住了它們。馬承源知道紅衛(wèi)兵不會破壞毛主席的標語，而上海博物館的收藏得以完整地保存。如今，這個博物館被公認為全中國最好的博物館，馬承源因領導其擴展計劃而獲得了表揚。有謠言說，文化大革命時很多知識分子和有錢人喪失了他們的財產(chǎn)，而上海博物館則從中獲利。我問了馬承源這個問題，他的態(tài)度坦蕩?！菚r我也受批評了?！f，‘我們關心的只是生存問題’?！?/p>

《甲骨》中的這段敘述得到了許杰的印證。許杰說，文革時期的上海博物館想盡各種辦法來保護館內(nèi)文物，上博甚至組織了自己的“紅衛(wèi)兵”，從而有效抵抗了外來紅衛(wèi)兵進館破壞“四舊”。

提起馬承源的名字，許杰很興奮，他說馬承源是個令他敬佩的老師。和許杰相似，馬承源也是通過自學成為了博物館專業(yè)人士。進入上海博物館之初，馬承源的工作職責主要在行政方面，可是他下定決心要成為文物領域的專家。他選擇了青銅器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并不惜冒著“政治錯誤”的風險主動要求從上博黨總支書記的行政崗位調(diào)到保管部，因為那樣就能很方便地看到庫房內(nèi)的所有文物。今天的上海博物館，以其豐富珍稀的青銅器收藏聞名世界，老館長馬承源居功至偉。

我是在一個晴朗的夏天見到許杰的，他告訴我他的老師馬承源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海斯勒的《甲骨》把馬承源寫成了一個“很有政治頭腦”，頗懂得變通的人。我從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回到波士頓的公寓，把對許杰的采訪錄音存進硬盤里，然后我的生活繼續(xù)下去，朝九晚五地上班，閑暇時不緊不慢地整理采訪資料。幾個月之后的冬日，在查馬承源生平時，我突然得知，其實在海斯勒2002年采訪馬承源時，這位被許多人認為開朗樂觀的老人已經(jīng)在面對巨大的精神壓力。兩年后，他不幸步入老友陳夢家的后塵。2004年，在長期的郁郁寡歡中，七十七歲的馬承源跳樓自殺。

這不再是一個我原本想寫的甜蜜的故事，而我不得不去直面它，一個老人決絕的死。我擁有的資料很少，也缺少直接經(jīng)歷的證人。我能感受到人們的避諱：許杰在采訪中對此只字不提，而一位在上海博物館工作的朋友告訴我，時至今日，他的同事們都在私下感慨這個大變故，卻又避免公開討論。但是我仍然想要用我已經(jīng)知道的事情去闡釋這個悲?。翰┪镳^、青銅器、犀牛。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當時正在上海讀高中的馬承源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成為了一名地下黨員，大學期間，他一邊讀書一邊從事學生運動。1948年夏，他的地下黨身份被公布，被開除學籍并公開緝捕，他被組織轉(zhuǎn)移到蘇北繼續(xù)進行地下黨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之日，穿著軍裝的馬承源和大部隊回到了上海，才二十出頭就被任命了幾項重要的公職，包括上海新華儀表廠公方廠長，可是他的個人興趣卻一直在文物古玩上。1952年，上海博物館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開館，當時被分配在教育局工作的馬承源一大早就趕到位于南京西路跑馬廳的上博，居然成了參觀上博的第一人。幸運的是，馬承源參加地下黨工作時的老領導、老報人陳向平也是一個文物愛好者。在陳向平的牽線搭橋下，1954年，二十七歲的馬承源調(diào)到了上海博物館，直到九十年代末退休，經(jīng)歷了上博從南京西路跑馬廳到河南南路中匯大廈到人民廣場的三遷，在這個他摯愛的博物館里奉獻了一生。

1985年擔任館長以來，馬承源就夢想著把中匯大廈內(nèi)的上博遷到更寬敞更先進的場所。在建設新館暫不可能的幾年中，他不斷為舊館改進燈光、安裝空調(diào)，每次出國考察，他都特意詢問國外博物館的建筑設計、室內(nèi)裝修、展廳設計等細節(jié)。1992年，在馬承源的不斷游說下，上海市政府終于把上博新館建設列入“十大精神文明建設”項目之一，他還說服市政府劃出人民廣場的黃金地段作為新址。為了把新館建成世界一流、中國第一的博物館，當年六十五歲的馬承源多次前往香港和歐美，爭取民間和海外捐款。當時仍然在普林斯頓讀書的許杰，就數(shù)次開著自己的舊本田，載著馬承源和汪慶正去紐約與潛在的捐款人會晤。

自從1993年上博新館破土動工，馬承源更是著了魔，從建材選擇到設計圖紙，他無微不至。他特意買了一個望遠鏡，在舊館的辦公室里時時用望遠鏡眺望對面的新館施工，他還進跑到施工現(xiàn)場，上腳手架親自指揮，其珍愛之心溢于言表。1996年正式開館的上博新館，不但建筑風格優(yōu)美獨特，而且展廳設計處處體現(xiàn)著專業(yè)和匠心。許杰笑稱，上博的新館遙遙領先于當時其他的國內(nèi)博物館，于是不斷有同行來參觀學習經(jīng)驗，以至于幾年后他去國內(nèi)的其他博物館參觀，細看展廳和展柜的設計，他都感覺是又回到了上博。而上博新館也是國內(nèi)第一次實現(xiàn)了博物館建設不完全依靠政府撥款，馬承源館長和汪慶正副館長在建館期間從民間和海外籌款多達一千多萬美元，并第一次以捐贈者的名字命名各展館，何鴻章捐的博物館貴賓廳、邵逸夫捐的歷代繪畫館、徐展堂捐的古代陶瓷館……這樣的運作方式開創(chuàng)了國內(nèi)博物館逐漸獨立自主的風氣。

自學成才的青銅器大師馬承源平生經(jīng)手青銅器十二萬件，編著相關著作近十本，而他最念念不忘的青銅器之一，就是遠在舊金山的這座小臣艅犀尊，在他1982年寫的一篇文章中，他對這尊犀牛的感情酷似一個相思的父親：“我最大的心愿是，看看它，摸摸它，像抱孩子似的，抱抱它，和它照張相！”直到二十年后的2002年，七十五歲的馬承源才終于抵達了舊金山，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他提出的唯一請求正是像抱孩子一樣地去抱抱這尊犀牛。

可嘆的是，恰恰是他最摯愛的文物成了馬承源自殺的導火索。我在上博的朋友告訴我，除了將上博搬到了人民廣場的新址，馬承源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94年收購一千二百余枝戰(zhàn)國楚竹簡?？墒?，收購不久后，這一批文物被一些專家認為有假，孰是孰非時至今日仍沒有學界上的共識。馬承源因此事的質(zhì)疑受到了行政上的壓力，從館長崗位上退休。作為一個對黨組織深懷感情的老革命黨，行政上的壓力成了一個難以淡然的處罰。許杰告訴我，作為上博多年的領頭人，馬承源的性格既開朗圓通，而又嚴格認真，為人好強，這樣的性格也許導致了抑郁之情積累于心卻無從宣泄。從館長崗位上退下來后，在他傾注畢生心血的上海博物館，他雖仍有專家的虛職，卻再無定奪之力，人未走茶先涼，這位老人最終選擇了死亡。

許杰赴美后始終于恩師馬承源保持著聯(lián)系。兩人最后一次會面是2003年冬馬先生赴美考察，兩人在風雪中的芝加哥合影留念，離馬先生去世不到一年。1990年6月許杰啟程赴普林斯頓前夕，馬承源把自己主編的《商周青銅器紋飾》送給了他，并在扉頁贈言“鍥而不舍，必有大成”， 其嘉勉期望之情溢于言表。鍥而不舍，必有大成，赴美十八年后，前任秘書許杰出任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館內(nèi)藏有老上司馬先生摯愛的小臣艅犀尊，此時距離馬先生離世不過四年。試想馬先生如能在等到2008年，與許杰相會于溫暖宜人的舊金山，共同擁抱可愛的犀牛尊，將是何等的欣慰。人生無常，嘆惋不已。

在采訪完許杰后幾個月，我意外讀了一本用滬語寫成的精彩無比的小說，金宇澄先生的《繁花》，描摹上海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生活。在小說的第八章，我偶遇了關于馬承源的一段軼事。經(jīng)過朋友的輾轉(zhuǎn)問訊，小說作者、老上海人金先生向我確認小說里的這段軼事確為馬先生的真事，于是我把這段活靈活現(xiàn)的描寫抄錄在這里：

“丁老板說，當時博物館開批斗會，馬承源掛了牌子，擺飛機式，有人跑進來說，老馬，青銅器大戶來了電話，撐不住了，馬上有人抄家了，請博物館派卡車裝青銅器。就是這天，大戶的一家一當，全部交公。阿寶說，另外有個版本，是開批斗會，老馬彎成飛機式，頭朝地，屁股朝天，忽然聽到青銅器消息，仰天大笑，哈哈哈，像發(fā)神經(jīng)病，嚇煞革命群眾。丁老板說，朝思暮想多少年的寶貝，自家長腳，自動跑進博物館，真好笑。搞收藏的人，嗒到這種味道，比蜜還甜。阿寶說，收藏家眼見別人的好貨，就生相思病，吃不落睏不著，想盡辦法，弄到手為止，只開心半天，又去尋尋覓覓。做人做到這一步，苦的?！?/p>

這一段關于文革中馬承源對待文物的描寫，讓我想到同一個時期陳夢家致信馬承源，愿意捐贈自己所藏的明代家具給上博，馬承源收到這位舊友的來信心中恐怕也是苦中作甜，“仰天大笑，哈哈哈，像發(fā)神經(jīng)病”。我想到六十五歲的馬承源在舊址的辦公室，守著望遠鏡看對面人民廣場的新館工地，一磚一瓦，慢慢搭起來他選定的“天圓地方”的造型。我又想到2002年，七十五歲的馬承源終于來到舊金山，見到了他一生牽掛的小臣艅犀尊，他把它像抱孩子一樣的抱在手里，因為歲月而皺縮的人類皮膚貼在青銅犀牛因為歲月而愈加光澤的紋理上，這位一輩子奉獻給文物鑒賞的老人此刻一定非常幸福，即使此刻的幸福最終抵抗不了同樣因為文物而起的積聚于他心中的負擔。

做人做到這一步，苦的。

苦得令人心馳。

說明：本文根據(jù)2012年夏對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許杰先生的采訪以及之后一年內(nèi)的多次電子郵件和電話聯(lián)系，并數(shù)次咨詢了我的一位在上海博物館工作的朋友（根據(jù)他的要求，在這里匿名）。十分感謝許杰先生所提供的珍貴私房照片。本文參考的書籍包括羅伯特·貝格立(Robert Bagley)編輯的《千古遺珍﹕中國四川省出土古代文物精品展》(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彼得·海斯勒的紀實作品《甲骨》(Oracle Bones)、金宇澄的小說《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