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玉祥將軍麾下的一員驍將

　　董振堂,字紹仲,1895年12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新河縣李家莊一個普通的農(nóng)民家庭。董父以種田為業(yè),董振堂兄弟三人。父親很希望三子都能讀書成才,但因家境貧寒,只能讓長子董升堂一人去念私塾,次子振堂和三子慶堂在家勞動。董振堂幼年,正值清王朝積弱積貧,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他目睹侵略者橫行霸道、欺壓百姓,無比憤恨,從小就萌生了從軍報國之志。董振堂13歲那年,在他的一再央求下,父親勉強送他到鄰近的曹莊初級小學上學。1917年夏天,22歲的董振堂考上了保定軍官學校的預科學校——北京清河陸軍第一預備學校。在那里他刻苦訓練,系統(tǒng)學習軍事基本理論,奠定了初步的軍事基礎(chǔ)。1919年12月,董振堂畢業(yè)被分配到邊防軍第一師炮兵團擔任軍官候補生。

　　六個月后,改投到陸軍第十五混成旅炮兵營當新兵。1921年10月,董振堂進保定軍官學校第九期深造,被分到炮科學習。1923年8月畢業(yè)前夕,有個同學代直系軍閥首領(lǐng)吳佩孚邀董振堂等赴洛陽工作。他深知吳佩孚驕橫跋扈,妄想武力統(tǒng)一中國,予以拒絕。他聽說陸軍檢閱使馮玉祥的部隊雖待遇偏低,但紀律嚴明,吃苦耐勞,用人重才,便志愿到馮部工作。就這樣董振堂與張克俠、何基灃等13名同學被陸軍部分派到馮玉祥的第十一師當見習官。到第十一師后,董振堂先在參謀處工作,不久調(diào)任學兵團炮兵連任排長、連長。1924年10月,董振堂參加了馮玉祥發(fā)動的“北京政變”。由于處事果敢、指揮出色,董振堂深得馮玉祥將軍的信賴,被擢升為炮機教導隊大隊長、陸炮營營長、工兵團團長。1926年9月,在劉伯堅等共產(chǎn)黨人的幫助下,馮玉祥在綏遠省五原縣誓師,將部隊改為國民聯(lián)軍(又稱西北軍)。董振堂再次被提升為國民聯(lián)軍第四師第十二旅旅長,隨馮玉祥西征,打退了圍困西安的直系軍閥劉鎮(zhèn)華部,成為西北軍中一名驍勇善戰(zhàn)的大將。

　　1927年北伐戰(zhàn)爺爆發(fā)后,國民聯(lián)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出師河南、湖北攻打直系軍閥吳佩孚部,董振堂因戰(zhàn)功卓著升任第三十六師師長。1928年6月,董振堂調(diào)任十三師師長兼洛陽警備司令。1930年5月,馮玉祥和閻錫山聯(lián)手討蔣,中原大戰(zhàn)爆發(fā)。董振堂追隨馮玉祥率部參戰(zhàn),屢立奇功。不過這次戰(zhàn)役最終以馮、閻聯(lián)軍的失敗而告終,馮玉祥被迫出走山西,把西北軍殘部交孫連仲率領(lǐng)。蔣介石買通了孫連仲,將兩北軍原來的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下轄二十五師、二十七師和一個獨立旅。改編后,董振堂原來的十三師,縮編為第二十五師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長。

　　寧都起義的重要領(lǐng)導人

　　1931年5月,蔣介石命令駐扎在山東的第二十六路軍南下江西“剿共”,企圖讓這支“雜牌軍”在同紅軍的相互撕殺中兩敗俱傷,以達到消除異己的目的。二十六路軍廣大官兵都不愿南下同紅軍作戰(zhàn)。在蔣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孫連仲命令董振堂的七十三旅率先南下。但當火車開到濟寧、兗州之間的孫氏店車站時,董振堂和他的部隊拒絕前行,全部下車并破壞了鐵路,致使整個二十六路軍一時無法開進。蔣介石聞訊后,先派原國民軍舊將領(lǐng)劉郁芬等前往“誘導”,繼之以不發(fā)軍餉相威脅。部隊滯留了數(shù)日,后在蔣介石的威逼利誘下只得繼續(xù)南下。從此,蔣介石便對董振堂懷恨在心。

　　第三次“圍剿”失敗以后,蔣介石命令二十六路軍堅守寧都孤城。寧都城地處“圍剿”紅軍的前線。二十六路軍的廣大官兵,幾乎都是北方人,到寧都后,因蚊蟲叮咬水土不服,許多人都染上了惡性虐疾或痢疾,加上蔣介石對這支雜牌軍的歧視,供給和醫(yī)藥條件極差,不到幾個月,就有幾千人患病死亡。二十六路軍廣大官兵的不滿情緒迅速滋長著。再加上“九·一八”事變發(fā)生,東北三省淪陷,華北危急。二十六路軍廣大官兵,紛紛要求北上抗日,保衛(wèi)自己的家鄉(xiāng)。但蔣介石卻以“侈談抗日者殺勿赦”相威脅,還用重兵監(jiān)視阻攔。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使二十六路軍官兵義憤填膺,反蔣情緒更加高漲。無奈之下,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丟下部隊,跑到上?？囱廊チ?。二十六路軍中的共產(chǎn)黨地下組織,趁機展開地下活動,進行積極的政治宣傳,揭露蔣介石排除異己的險惡用心和調(diào)虎離山、借刀殺人的陰謀。二十六路軍內(nèi)部的反蔣情緒像一團看不見的火焰,很快蔓延起來。

　　二十六路軍,原是馮玉祥的舊部,受過中國共產(chǎn)黨和大革命的影響。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劉伯堅、鄧小平等一批公開的共產(chǎn)黨人雖然先后被“禮送”走了,但黨的影響在這個部隊依然存在。處于絕密狀態(tài)的二十六路軍中共地下組織始終沒有停止活動。劉振亞、袁漢澄等共產(chǎn)黨人在二十六路軍上下積極開展策反工作,并成功地將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發(fā)展成為共產(chǎn)黨員。董振堂在大革命時期曾接觸過許多共產(chǎn)黨人,非常敬佩他們。趙博生與董振堂是長期共事的河北同鄉(xiāng),關(guān)系密切,幾乎無話不談。趙博生還是把黨的主張以各種形式有意無意地傳給了董振堂,使他在政治上更加傾向于共產(chǎn)黨。漸漸地,在二十六路軍地下黨組織和趙博生的爭取下,董振堂以及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八十旅參謀長邊章五等廣大官兵都想脫離國民黨集團而加入到紅軍行列。

　　經(jīng)過一系列的準備,二十六路軍舉行起義的各種條件日益成熟。這時,發(fā)生了一樁意外的嚴重事件:我黨在南昌的一個地下交通站遭到敵人的破壞,二十六路軍中共地下黨的兩個重要材料被敵人搜到。蔣介石了解到二十六路軍共產(chǎn)黨的情況后,立刻拍出了十萬火急的電報,命令二十六路軍總指揮部嚴緝劉振亞、袁漢澄、王銘五三名共產(chǎn)黨員,并星夜押送南昌行營懲處。接著,蔣介石又派人乘專機送去妄圖_網(wǎng)打盡二十六路軍地下黨的“手令”。因總指揮孫連仲到上海治牙病未歸,“急電”和“手令”全都落到當時主持全軍日常工作的參謀長趙博生手里。趙博生和劉振亞等研究了這個突發(fā)事件,決定盡快舉行起義,并采取兩項緊急措施:一方面由趙博生拍出“遵令即辦”的電報,敷衍南昌行營的壓力;一方面派中共地下黨員袁漢澄星夜趕到瑞金葉坪,向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毛澤東匯報請示起義事項。

　　中共中央軍委朱德、葉劍英等聽了有關(guān)情況匯報之后,根據(jù)毛澤東的指示精 神,作了如下答復:用最大的努力爭取全部起義,起義后組成紅五軍;萬一不能全部舉行起義,董振堂所領(lǐng)導的七十三旅以及中共黨組織能夠掌握的其他部隊以“進剿”為名,在適當?shù)牡攸c解決反動軍官,實行局部起義。已經(jīng)暴露的共產(chǎn)黨員隨起義部隊到中央蘇區(qū),未暴露的同志繼續(xù)隱蔽下去。

　　按照事先商定的計劃,1931年12月14日,趙博生以二十六路軍參謀長的名義發(fā)出邀請,以執(zhí)行南昌行營的命令準備“進剿”為名,在總指揮部的小樓里,宴請全軍團以上軍官。在這場“鴻門宴”上,趙博生作了舉行起義,參加紅軍的動員,爭取到多數(shù)軍官的支持,同時對幾個企圖頑抗的軍官當場扣押。在總部行動完成后,董振堂和季振同等人悄然回到各自崗位上。指揮部隊起義,寧都城里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午夜12時整,幾聲清脆的槍聲劃破了夜空,起義開始了。經(jīng)過簡短而激烈的戰(zhàn)斗,一些頑抗之敵被解決,起義取得了勝利。國民黨二十六路軍除總指揮孫連仲、二十七師師長高樹勛不在寧都,二十五師師長李松昆越墻逃跑和駐在寧都城北的一個團因路遠未參加外,共有一個總指揮部、2個師部、6個旅部、11個整團總計1.7萬余人參加了起義。董振堂高興地向部隊說:“我們起義成功了!我們再不受國民黨的氣了!從現(xiàn)在開始,我們和這些東西永別了,我們馬上到紅軍那邊去!”說完,他把國民黨的帽徽、胸章從身上撕下來,并把國民黨的一面青天白日旗當眾撕碎,扔到一邊。隊伍中立即響起了震天動地的歡呼聲。

　　清晨,以董振堂的七十三旅為前鋒,起義隊伍浩浩蕩蕩地向?qū)幎紪|南的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彭湃縣前進。中央蘇維埃政府派左權(quán)帶領(lǐng)慰問隊敲鑼打鼓,送來了大批豬肉、蔬菜和糧食。二十六路軍廣大官兵被共產(chǎn)黨和人民群眾這種熱烈的歡迎和親切的慰問感動地熱淚盈眶。他們通過電臺,向全國發(fā)出了《原國民黨二十六路軍于寧都起義后加入紅軍宣言》,表明了永遠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之下,永遠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指揮,實行土地革命,打倒國民黨軍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tǒng)治,完成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統(tǒng)一的決心,號召一切國民黨官兵掉轉(zhuǎn)槍口,站到蘇維埃這邊來。

　　寧都起義是第二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國民黨軍隊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倒戈投誠行動。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余官兵毅然棄暗投明,加入到革命斗爭的行列,這猶如晴天一聲霹靂響,震驚了國內(nèi)外,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極大地鼓舞了全國革命人民,對壯大紅軍隊伍,鞏固和發(fā)展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寧都起義的成功,董振堂功不可沒。

　　中央紅軍的鐵血戰(zhàn)將和鐵血后衛(wèi)

　　寧都起義后,二十六路軍被改編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五軍團。季振同任總指揮,董振堂任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在經(jīng)過簡短的教育、整頓和改造后,紅五軍團的面貌煥然一新,活躍在反“圍剿”的戰(zhàn)場上。

　　1932年春,紅三軍團打贛州久攻不下。此時,敵王牌第十一師在陳誠的帶領(lǐng)下前來增援,三軍團腹背受敵,十分危險。中央軍委命令紅五軍團掩護三軍團撤出陣地,防止敵人從城內(nèi)沖擊,從外面增援。這是紅五軍團組建以來的第一仗,而且是臨危受命,任務(wù)光榮而艱巨。紅五軍團勇敢地開上去,頂住了第十一師的強攻,勝利地完成了任務(wù)。贛州之戰(zhàn),紅五軍團初露鋒芒,董振堂指揮的十三軍大顯神威,救紅三軍團于危難,紅五軍團自此成為英勇善戰(zhàn)的紅軍主力部隊。董振堂以實際行動證明,他是一心一意要革命的,是決心跟黨走的。1932年4月,由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和十三軍政委何長工介紹,董振堂被蘇區(qū)中央局正式批準入黨。董振堂激動萬分,把自己多年積蓄的1200塊銀元全部交了黨費。毛澤東知道這件事后,勸他說:“不要全交嘛,寄一些給家里,留一點自己用。”他卻斬釘截鐵地說:“革命了,我把一切都交給黨了,還要錢干什么!”

　　1932年5月,一、三、五軍團進行了重編,四軍、十五軍編為一軍團,五軍、七軍、十四軍編為三軍團,三軍、十三軍編為五軍團,中央任命董振堂為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一擔起大任就率部參加了由毛澤東指揮的漳州戰(zhàn)役,并殲敵第49師大部。1932年7月,為了打擊進犯贛南蘇區(qū)的廣東軍閥陳濟棠,董振堂又率部參加了紅軍戰(zhàn)史上有名的南雄水口大戰(zhàn)。從7月2日至10日,歷時9天,紅五軍團共擊潰敵人20個團。尤其是7月8日這一天,董振堂親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紅軍戰(zhàn)士向敵猛沖,滿山遍野一片震天動地的喊殺聲,一天就殺敵3000余人。在此后幾天里,紅五軍團又接連和敵人進行了激烈的肉搏戰(zhàn),打得敵人狼狽潰逃,中央革命根據(jù)地得到了鞏固。在水口戰(zhàn)役中,紅五軍團表現(xiàn)出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打出了氣勢,打出了聲威,使紅五軍團威震敵膽。8月,董振堂率部參加了北線的宜黃、樂安戰(zhàn)役。1933年春,董振堂帶領(lǐng)紅五軍團參加了第四次反“圍剿”戰(zhàn)役。在黃陂、東陂戰(zhàn)役中,紅五軍團與紅一、三軍團密切配合,殲滅了蔣介石的嫡系部隊52師、59師和11師等部,擊斃敵師長李明,生俘敵師長陳師驥。勝利歸來,董振堂和五軍團聲威日隆。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中央機關(guān)和紅一方面軍不得不離開中央革命根據(jù)地進行戰(zhàn)略轉(zhuǎn)移,從而踏上了漫長而艱險的長征路,長征一開始,紅五軍團就擔負起后衛(wèi)重任,掩護全軍安全轉(zhuǎn)移。長征初期,“左”傾領(lǐng)導者實行戰(zhàn)略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命令部隊不僅攜帶大批輜重,還要掩護龐大的后方機關(guān),完全是大搬家式的突圍,行動遲緩。紅五軍團在后面,被追敵緊緊咬住,不分晝夜地邊打邊撤,經(jīng)常處于十分被動危險的境地。1934年11月底,紅軍向國民黨的第四道封鎖線湘江突進,由于前面部隊攜帶了大量物資,不能迅速過江,加重了紅五軍團的掩護任務(wù)。根據(jù)中央“掩護部隊應(yīng)不顧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撲滅尾追之敵”的命令,董振堂率部與國民黨軍展開了激烈殘酷的血戰(zhàn)。當時紅五軍團僅有第13師、第34師兩個戰(zhàn)斗師,兵力約1.1萬人。當他們掩護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guān)渡過湘江后,第34師被敵軍重重包圍。最終,第34師包括師長陳樹湘、政委程翠琳以及5000名紅軍戰(zhàn)士全部犧牲。董振堂所率紅五軍團以慘重的代價為紅軍勝利渡過湘江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5年1月,紅軍攻占了黔北重鎮(zhèn)遵義。中央在這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著名的遵義會議。董振堂和軍團政委李卓然都接到了參加會議的通知,但由于戰(zhàn)事吃緊,董振堂最終未能參加這次極為重要的會議。不過,當政委李卓然帶回遵義會議的決議和精神,尤其是關(guān)于糾正“左傾”錯誤軍事路線,重新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后,他非常高興。遵義會議后,紅五軍團仍然擔任紅軍長征的后衛(wèi)。

　　1935年5月,紅軍在皎平渡強渡金沙江,紅五軍團奉命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 帶布防。為了確保中央機關(guān)和紅軍主力北渡,中央軍委嚴令紅五軍團必須堅守前沿陣地九天九夜。而敵人兩個縱隊的優(yōu)勢兵力已緊逼在前。面對嚴峻的形勢和艱巨的任務(wù),董振堂召集團以上干部開會。會上,他嚴肅地說:“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敵人,我們是背水作戰(zhàn),任務(wù)完成得好壞,直接關(guān)系到全軍的安危。紅軍是整個的組織,各軍團如手足不可分,本軍團無論如何要完成任務(wù),即令全軍覆沒,也要掩護黨中央和一、三軍團安全渡河!”就這樣,董振堂率領(lǐng)紅五軍團拼死阻擊,硬是頂住了敵人的一次次沖鋒。直到第九天傍晚,接到中央軍委要五軍團撤退的命令,董振堂才指揮全部人馬連夜渡過金沙江。敵人的尾追又一次宣告破產(chǎn)!

　　北渡金沙江之后,紅五軍團繼續(xù)擔任后衛(wèi),隨大軍北上。一路上,憑險固守,頑強阻擊,順利通過彝族區(qū),跨過大渡河,于1935年6月在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會師后,8月6日,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北上抗日,并將兩個方面軍混合編隊,分為左右兩路軍。左路軍以四方面軍為主,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圍燾、總參謀長劉伯承率領(lǐng),紅五軍團被編在左路軍行動。當他們歷盡艱辛趟過草地,到達噶曲河邊時,突然接到左路軍總部要他們立即返回阿壩待命的命令。他們遵命二過草地返回阿壩后,張國燾找借口收走了紅五軍團同中央聯(lián)絡(luò)的電臺密碼,從此,紅五軍團便失去了同中央的直接聯(lián)系。之后,紅五軍團被迫跟隨四方面軍沿大金川南下,并被留在丹巴縣擔任警戒。期間,面對張國燾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錯誤行徑,董振堂和紅五軍團的干部戰(zhàn)士配合朱德、劉伯承等進行了堅決的抵制。1936年1月,紅五軍團奉命同紅四方面軍三十三軍合編,改稱紅五軍,董振堂任軍長。張國燾派親信黃超擔任軍政委,企圖架空董振堂。1936年6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廣大干部戰(zhàn)士的紛紛要求下,張國燾被迫取消偽中央,同意北上與中央會合。7月,賀龍率領(lǐng)的紅二方面軍到達四川甘孜地區(qū)同四方面軍會師。之后,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這樣,董振堂率領(lǐng)的紅五軍再次踏上了長征路,并第三次跨過草地。1936年10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三大軍主力在甘肅會寧、靜寧會師,全國規(guī)模的紅軍長征終于勝利結(jié)束。此時,紅五軍作為四方面軍的后衛(wèi),在會寧南面的西蘭公路上警戒尾追的敵人。

　　在整個長征過程中,紅五軍團在董振堂指揮下,獨當一面,奮勇殺敵,多次出色完成了阻擊國民黨軍的任務(wù),為保障中央紅軍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當時,紅軍中流傳著這樣的話:“一軍團打先鋒,攻無不克;五軍團殿后,守無不固”。紅5軍團因此榮膺“鐵血后衛(wèi)”的光榮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