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誕碑》帖后，有張岳崧（原藏家）、李鴻裔、羅振玉、吳湖帆夫婦、褚德彝、鄧邦述、王同愈、葉恭綽、沈尹默、馬公愈、馮超然等十余人題跋、觀款。其中王同愈（字勝之，號栩緣老人1856—1941）有兩開七段題跋，書風神似翁方綱。吳湖帆小字注曰：“此數跋皆王栩緣丈早年書也?！蓖跏枪饩w甲午（1941）進士，與吳大澂是同鄉(xiāng)和嗜古至交。精鑒賞，工書畫，擅詩文。民國初年寓居上海嘉定南翔，對吳湖帆、顧廷龍、袁安圃、陳巨來四人，寄望最殷。王是文人武相，吳湖帆嘗謂曾見雍正重臣年羹堯像，后視王面部上端酷肖之；而下部則似左宗棠，相貌威武，絲毫不類文弱之士（見陳左高《文苑人物叢談》）。王同愈早年書宗歐陽詢，而其之所以在題跋中亂真翁方綱書法，因翁氏是清代研究歐碑第一人。故其欲為四歐堂本《皇甫誕碑》“錦上添花”。七段題跋均不署款，僅在最后二跋末鈐三小印。若非吳湖帆注明，則后人幾疑是翁方綱“真跡”也。

《九成宮》

如果將歐陽詢《九成宮》列為唐碑第一，似乎并不為過，因為它對后世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古今有關《九成宮》的研究幾乎可以成為一門“《九成宮》學”。對《九成宮》各個時代的拓本鑒定，也是古碑帖鑒賞的入門基礎之一。因為此碑的歷代拓刻譜系非常復雜，如能夠掌握其中的要點，則對其他碑帖的鑒賞或鑒別，就可以觸類旁通和深獲啟發(fā)。今人朱文鈞、張彥生、王壯弘、仲威等專家已對《九成宮》各個時代拓本的考據點研究詳盡，碑帖愛好者只需按圖索驥或依例對比即可。

四歐堂本《九成宮》，吳湖帆在帖前長跋中已有明確鑒定：“今以紙墨驗之，知為南宋未洗碑前本也?！蹦纤纬跗?，《九成宮》曾經過一次洗碑，并且有可能還進行過略對碑面的打磨。所以它雖然字體比北宋拓本清晰光涓，但字口已有從肥腴飽滿轉變?yōu)槭萦步〈T。仲威先生認為：今國內存世宋拓《九成宮》中，明駙馬李琪本為第一，近人朱文鈞（翼廠）本為第二，四歐堂本為第三。前二者均為北宋拓本。而四歐堂本是否可排名第三？目前尚有些不同意見。我想如果讓王壯弘先生來做一個排名，或許又會是另外一個結果吧？但定四歐堂本是南宋早期精拓本，則應該無多少異議。

四歐堂本《九成宮》用重墨椎拓，拓紙似為白麻紙或麻布紋紙，但因年代久遠而無法完全確定。亦難以確定是否為南宋原裱。從印本上看，此帖首開至末開，通體墨色一致。而且絕大多數的剪裱縫線均用重墨填涂，工藝非常精湛。全帖誠如王壯弘先生在評價重墨宋拓時所說：“沉靜黝黑，鋒棱畢露?！倍疑癫梢廊?。吳湖帆在帖內有三處題跋：（一）第十一開“激揚清波”上端處：“‘清波’之波字紙破?！保ǘ┑谑_“詞”字下金粉題跋：“‘櫛風沐雨’之櫛字未損，為宋拓之證。四歐堂寶藏之一?！保ㄈ┑诙_“我”字上端處：“‘我’右下角紙破碎?！睓弊治磽p是《九成宮》是否為宋拓本的重要考據點之一，但“波”和“我”二字從未成為過考據點。吳湖帆不知何故要特別指出？四歐堂本《九成宮》中也有許多因紙破而字殘情況，為什么他就不一一注明？存疑待考。

吳湖帆是一九二四年（甲子）從蘇州移居上海嵩山路時，在友人處見到此本《九成宮》。此前他已藏有宋拓宋芝山本，因損字多于此本八九字，遂以家藏“商戈周彝”易歸。在顧音海、佘彥焱著《吳湖帆的藝術世界》（文匯出版社2004年）第五章《收藏》中，有一段引自《四歐堂碑刻拓本》題跋文字云：
    宋拓歐陽詢書《九成宮》系四歐堂寶藏之一，原為李蘇粼（鄰）藏本?！按藘源ㄉ成蚬嵆跬庾媾f藏，后歸中江李書粼方伯。甲子以還，余得于海上。宋羅紋紙，拓工致精，惟稍施墨略重，每行未字未經剜過，清朗無或少損，與余四歐帖無多讓也?！鄂啡憽贰畽薄治磽p者，非北宋拓不辨，王篛林藏吳居父本尚存此字，余如吾家內府本外，均無‘櫛’字，為可證耳?！?/span>

從上述文字中可知：吳湖帆除藏有《四歐寶笈》中的《九成宮》，即乾隆內府藏本外；還有其外祖沈樹鏞（韻初）舊藏本，即后歸四川中江人李鴻裔（號蘇鄰，1831—1885）藏本；再加之潘靜淑在四歐堂本帖前所題中的明人“宋芝山本”，則吳湖帆藏有三種宋拓《九成宮》？沈樹鏞《鄭齋金石題跋記》（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中無《九成宮》著錄文字。《吳湖帆的藝術世界》中的文字，在《吳湖帆文稿》（中國美院出版社2004年）中亦未見。但《四歐寶笈》本《九成宮》帖兩條題簽中，有一條王同愈所寫題簽：“宋搨九成宮醴泉銘。中江李氏舊藏薛虞卿本。乙丑九月栩緣題?！币页笫?/span>1925年。這不禁令人大惑不解：怎么李鴻裔藏本上的題簽，會出現在乾隆內府藏本上？吳湖帆將此題簽貼于此處又有何用意？

四歐堂本《九成宮》首開和末開上鈐有橢圓朱文印“乾隆御覽之寶”，此乃真印無疑。但首開右下白文方印“懋勤殿鑒定章”的真?zhèn)?，則無法確定。帖末左邊白裱紙上依次鈐有七方印章，其中最后三印：白文方印“韓逢禧印”、白文墨印“逢禧”、朱文長方印“韓逢禧書畫印”。此是晚明蘇州著名收藏家韓世能（1528—1598）之子韓逢禧（1578—1653）三方真印。其中墨色印“逢禧”，說明其鈐印時在服喪守孝期間。但因帖后有薛明益（虞卿）萬歷癸丑（1613）仲夏一段題跋，近人遂將之定為“薛明益藏本”。但細讀薛氏跋文，則其中未見有其收藏過此帖的信息；全帖中也無薛氏鑒藏印。如果無法確定四歐堂本《九成宮》末開上鈐有七印之裱紙，是從他處移套而來（俗稱“搬山頭”），則四歐堂本《九成宮》應定為“韓逢禧藏本”，或是晚明“韓氏家族藏本”。書畫、碑帖、古籍非常講究“出身”。而在明清鑒藏史上，薛明益其人與“南陽韓氏”有著霄壤之別。張丑為韓世能所撰《南陽法書表》和《南陽名畫表》，即為史實明證。但為什么羅振玉、王同愈、吳湖帆、褚德彝等鑒賞大家，居然對韓逢禧三印會“視而不見”？真令人匪夷所思也。

《化度寺》三記

（一）關于王孟揚

 四歐堂本《化度寺》，唐石原拓，傳世孤本，堪稱《四歐寶笈》之冠。高仿本印得非常精彩，令人過目難忘。而且其中的考據點、題跋、觀款、印章等均包含有許多可以研究的信息，所以值得仔細的鑒賞和考鑒。比如在鑒藏印章方面，帖中王同愈題簽、吳湖帆題跋，仲威先生的《善本碑帖過眼錄》、《中國碑帖鑒別圖錄》二書，以及《四歐寶笈·出版說明》，皆言此帖最早為明初“王孟陽”所藏。遂為“信史”，幾無人疑。其實上述諸人皆誤，應當予以糾正。

在《化度寺》高仿真印本中，見帖內第三開、第五開、第十開中有白文方印“孟揚之章”；其中第十開（末開）還有白文方印“王偁”。另外，第五開、第七開、第九開有白文方印“玉堂之□”（末字不辨），玉堂是翰林院別稱和雅稱。在幾方印中，末開上“孟揚之章”最為清晰。我由此懷疑原來“王孟陽”當是“王孟揚”之誤，再與同開“王偁”印結合看，兩印印色一致，當為同時代所鈐。即判斷“王孟揚”與“王偁”應是同一人。而在帖后翁方綱長跋中亦云：“帖內有王偁孟揚印，孟揚明初人?！?/span>

我遂翻檢寒齋藏書：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鄭方坤《全閩詩話》、陳田《明詩紀事》、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以及《明史》等。其中《列朝詩集小傳》關于王孟揚的文字最為詳盡，終于解開了王氏的大致生平。

王偁（1370—1415），字孟揚，又字密齋。祖籍山東東阿。其父親王翰在元代時被薦為潮州路總管，賜姓唐兀氏。元末動亂時避居福建永福（今永泰縣）山中，為黃冠（道士）十年。明初被徵用，但恥事二姓，自引決死。永樂初年，王偁被朱棣近臣舉薦聘用入京，頗受器重。授國史院（翰林院）檢討、《永樂大典》副總裁等。期間曾隨英國公張輔遠征交祉（今越南）。在遠征交祉時，與解縉（大紳）交好。因解縉被人誣告秘謁私見皇太子，永樂帝震怒，遂下詔入獄。永樂十三年（1415）解縉被埋積于雪中而死。凡與解縉有交往之人，皆被御定為“解黨”，多下獄瘐死。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云：“孟揚才力器蘊，與大紳略相類，兩人者最相得，交相推許，亦竟同禍。孟揚在獄中，為自述誄，而極力以呼天下之辭，至今讀之者，猶為隕涕，悲夫。”王孟揚是著名詩人，有《虛舟集》五卷。書法師宗蘇東坡。王孟揚《永樂大典》副總裁的學術地位，似與《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曉嵐等人相近。

      四歐堂本《化度寺》的別稱頗多：唐刻（石）原拓本、王孟陽藏本、陳崇本藏本、成親王藏本、詒晉齋藏本、潘氏攀古樓藏本等。我認為今后就定一個正式名稱——“明初王孟揚藏本”。

（二）流傳小記

仲威先生在《善本碑帖過眼錄》之《四歐寶笈》中說：“此冊（即《化度寺》）明初為王偁（孟陽）所藏，清代經陳崇本、成親王（皇十一子永瑆）、榮郡王（皇三孫綿億）、奕繪（榮郡王之子）、沈樹鏞、潘祖蔭等人遞藏，民國間轉歸吳湖帆四歐堂?！保ā稌▍部?/span>2012年第6期）。

四歐堂本《化度寺》全帖中除吳湖帆、潘靜淑夫婦的鑒藏印外，還分別有：王孟揚（王偁、孟揚之章、玉堂之□）、陳崇本（崇本審定、臣崇本?。⑽谭骄V（翁方綱）、王澍（王澍之印、澍、天官大夫）、永瑆（皇十一子成親王詒晉齋圖書印、臣瑆）、綿億（榮郡王、南韻齋印、皇三孫榮郡王南韻齋圖書記）、奕繪（奕繪、觀古齋、奕繪子子孫孫？、觀古齋鑒賞書畫記）、英龢（英龢私印、煦齋）、楊紹和（楊紹和鑒定）、沈樹鏞（松江沈樹鏞鄭齋收藏印、鄭齋所得金石拓墨?。?、潘祖蔭（吳潘祖蔭章、金石錄十卷人家）、羅振玉（羅振玉?。５杏袔追接∫粫r難以確認歸屬：靜齋藏書、祭酒之印、挹翠堂、翠林山房。上述諸人中翁方綱、王澍、羅振玉三人未收藏過此冊《化度寺》，他們所鈐是鑒賞印。但不排除其中英龢、楊紹和二人曾經收藏過此冊《化度寺》。

此冊《化度寺》從明永樂年間王孟揚至清乾隆年間陳崇本的約三百余年遞藏不詳，自陳氏起遞藏情況基本清晰。陳崇本字伯恭，河南商丘人。乾隆四十年（1775）二甲十二名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著名金石書法鑒藏家。生卒年不詳，但據沈津《翁方綱年譜》可知其嘉慶元年（1796）尚在世。與翁方綱是金石鑒賞同道至交，情誼甚深。此冊《化度寺》后翁方綱跋記即是為其所寫。成親王永瑆（1752—1823）于癸亥（嘉慶八年，1803）秋“以百金易此”；但永瑆跋文中云：“商丘陳伯恭編修昔收藏甚富，幾埒牧仲（即清初宋犖），今皆不能有，惟存定武八闊九修本（即定武《蘭亭》）及此帖耳。癸亥秋，余以百金易此，欲朝夕臨學之?！币驗闊o法確定陳崇本卒年，所以也無法肯定永瑆是從其手中購藏。嘉慶十三年初，永瑆又購得吳榮光（荷屋）“原石本”，遂將此帖賜于侄子綿億（1764—1815）。綿億之后又歸其長子奕繪（1799—1838）。

但奕繪之后不可能直接為沈樹鏞（1832—1873）收藏，一是在奕繪卒時，沈氏只有六歲；二是此冊帖前有沈氏題簽署年“乙丑十二月書于宣南寓齋”。乙丑是同治四年（1865），時奕繪離世已二十七年。則在期間可能曾經過英龢（1771—1840）和楊紹和（1830—1875）兩人先后遞藏。索綽絡·英龢是乾、嘉、道三朝重臣，也是鑒賞家和書法家。楊紹和是同治四年進士，官至太史侍郎。楊家有藏書樓曰“海源閣”，藏書達二十萬余卷，是晚清四大藏書家之一。其父楊以增（1787—1856）是海源閣第一代主人。所以可推斷：在奕繪之后，《化度寺》完全有可能曾為英龢、楊紹和收藏過；或至少被其中一人收藏過。在同治四年時歸沈樹鏞；后又歸潘祖蔭（1830—1890）收藏。根據帖前吳熙載（讓之）題簽署年推測，此帖歸潘祖蔭的年月或是在同治六年（1867）八月。

四歐堂本《化度寺》在清代以后大致流傳經過是：陳崇本—→永瑆—→綿億—→奕繪—→英龢—→（或）楊紹和—→沈樹鏞—→潘祖蔭—→吳湖帆、潘靜淑—→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圖書館。

 但在陳崇本之前應該還有人收藏過，那方“祭酒之印”，或許還隱藏著某些不為人知的信息。在此唯有存疑待考。此冊《化度寺》曾先后為吳湖帆外祖父（沈樹鏞）和潘靜淑伯父（潘祖蔭）遞藏，最后庋藏于吳、潘四歐堂，而冥冥之中似乎早已前世緣定。真可謂是近代鑒藏史上少有的佳話和奇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