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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一奎，字文垣，號東宿，別號生生子，安徽休寧人，生卒于明嘉靖至萬歷年間(公元1522～1619年)，為汪石山的再傳弟子。孫一奎是明代著名醫(yī)家，他將理學思想融 入醫(yī)學理論當中，首倡“醫(yī)易同源”，創(chuàng)立“命門動氣”學說，在理論上有著極高的成就，并啟發(fā)了其后趙獻可、張景岳等人對命門理論的闡發(fā)。除命門學說外，孫一奎對 三焦與相火的理論也格外重視，作為其命門理論的補充，提出了許多創(chuàng)新的觀點，對后世中醫(yī)三焦與相火理論的發(fā)展作出重大的貢獻。 1三焦與包絡 關于對三焦的認識，自《內》、《難》以降，歷來爭議頗多，莫衷一是。孫一奎對此頗有感慨。他以《靈樞》、《素問》為宗，通過反駁馬蒔(字玄臺)在《難經正義》一書中關于三焦的描述，而全面闡述了他對三焦的認識，對后世影響甚大。 孫一奎與馬蒔的分歧，首先體現在關于三焦有形無形的說法。馬蒔考證“上中下之三焦”，“焦”字從火，謂能腐熟水谷變化，應作氣看;而“手少陽之三焦”，“焦”字 當作“膲”，從“肉”旁，是有形之物。并引《三因方》:“左為腎腑，其府膀胱;右為命門，其府三焦”為證。又引《龍川志》所載“齊嘗大饑，群丐相臠而食，有一人皮肉盡 而骨脈全者，視其五臟，見右腎之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以為此即有形之三焦。對此，孫一奎逐一駁斥。孫氏先從文獻入手，提出遍查《內經》、《難 經》、《銅人圖》、《華氏內照圖》等前代文獻，均沒有關于三焦有形如脂膜的記載，且前輩醫(yī)家亦有“歷剖賊腹，考驗臟腑”者，亦無此發(fā)現。可見《龍川志》歷載實為道聽 途說，不足取信。至于馬蒔所言之“焦”與“膲”的區(qū)別，則也屬于主觀臆斷，但從其從“火”從“肉”是不能隨意武斷的判斷其是否有形的。馬蒔在其著作《難經正義》中還提出“三焦有二”之說:有上、中、下之三焦．行脈道以因十二經;有手少陽之三焦，惟司決瀆之職而已。并引李東垣的《此事難知》一書以證。但孫氏認為馬蒔之論違背了《難經》的原意，他指出《此事難知》之謂“三焦有二”，是指三焦有手足之分:手少陽三焦主持于上，足三焦主持于下。而此足三焦雖有三焦之名，實則為足太陽膀胱經之別絡，并非有“主氣之上中下三焦”與“為腑的手少陽三焦”之區(qū)別。 針對馬蒔，孫一奎力主三焦有經無形之說，孫氏認為實際上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三處地位之合名，以手少陽經統而屬之”。而上中下三焦，亦各司其職，“上焦主納而 不出，其治在膻中;中焦主腐熟水谷，其治在臍旁;下焦分別清濁，主出而不納，其治在臍下”，而馬蒔所謂“司決瀆之職”的“手少陽之三焦”，僅是三焦之下焦所司之職， 上中下三焦的功能相輔相成，不能相互割裂來看待，因此并不存在另一個三焦。而三焦作為六腑之一，“外有經而內無形，故曰外腑;明非五臟五腑之有合應也;又曰孤腑?！?BR>并引袁淳甫《難經本旨》“所謂三焦者，于膈膜脂膏之內，五臟五腑之隙，水谷流化之關，其氣融會于其間，熏蒸膈膜，發(fā)達皮膚分肉，運行四旁，曰上中下各隨部分所屬而 名之，實元氣之別使也。是故雖無其形，倚內外之形而得名;雖無其實，合內外之實而為位者也?！眮碜C明其觀點。 關于三焦與包絡的關系，孫一奎提出“三焦為氣父，包絡為血母”的觀點。所謂氣父、血母是從心、肺而來，心主血，肺主氣，二臟皆居膈上，而三焦、包絡皆處膻中，故有此說。手少陽三焦之脈布膻中，散絡心包;手厥陰心主之脈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因其脈上下交絡之故。又二者皆屬手經，均屬相火，所以，以類相從，互為表里。由此，孫一奎提出“三焦為氣父。是心主之表;心包絡為血母，是三焦之里”。然而，雖如此，由于“臟有聲色臭味，府有出納受盛”，而三焦、包絡二經俱無，因此終歸與 其他五臟五腑不同，雖是表里，卻并不能稱為“臟腑”，故《素問》運氣篇曰:“心包非藏也，三焦非府也”。 馬蒔在《難經正義》中提出:“三焦、包絡，皆屬相火，故寓于右尺下部診之。”孫一奎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包絡乃護心之脂膜，不離于心，膻中、氣海、三焦之所布，皆在膈上，與心相近，故稱曰相火，以其為君火之相也?！币虼?，將三焦、包絡寓于右尺下部診之，顯然離心過遠，不合道理。王冰注《素問·金匱真言論》引《正理論》曰:“三焦者，有名無形，上合手心主，下合右腎”，遂有三焦與包絡為表里之說。但孫氏遍考《靈》、《素》，只有“上合手心主”一句;而并無“下合右腎”之說，故認為人身之臟腑。一陰一陽，自有定偶。決無一經兩配之理，所謂“上合手心主”是言其互為表里?！跋潞嫌夷I”，則是針對“三焦為原氣之別使”而言。馬蒔由此而引出“寓于右尺下部診之”，更屬于無稽之談。在此基礎上，孫一奎進一步探討了問診三焦包絡之法。他認為人體法象天地、配合陰陽，是具有明確的規(guī)律性的。五臟六腑之氣味皆出于胃，變見于氣口，因此，氣口所在之手太陰經經渠、太淵穴也實手太陰經之動脈出入之地，乃“氣血之先，人之神也”，故取寸關尺可義“診一身臟腑上下之候”。而“形于上者上診之，形子下者下診之”是人體“法象”的大原則，三焦、包絡均不處于人體的下部，“寓于右尺下部診之”顯然不合適，正確的方法應當是“心包絡附近于君，當宗《脈經》心部診之，乃上以候上之意也。三焦亦當如《脈經》，上中下分診之?！?BR>2論天人君相之火 相火的觀念出自《內經》，在金元之后逐漸成為眾多醫(yī)家所關注的中心議題，然而由于各家理解不同，相火的概念始終未能理清。有以陰火為相火者;有以五志之火為相火者;而朱丹溪則又以龍雷之火為相火，并說君火為人火，相火為天火。孫一奎認為以上諸說皆非，于是從批駁丹溪之論入手，闡發(fā)自己的觀點。 孫一奎認為，君火猶君主，應君之德，雖屬火而至尊而無為，惟正火之名，相火猶宰相，奉行君命，守其位而司其職，故《內經》曰:“君火以明(名)，相火以位?！惫示鹪谌松碇屑礊樾幕?，乃人體之是主宰，而相火則為包絡、三焦之火，是維持人體正常生命活動的動力，二者相輔相成，只有相互配合協調，人體才能健康，二者不可偏廢。 對于君相之火的定位，朱丹溪認為相火為龍雷之火，又分君火為人火，相火為天火。孫一奎對此持否定態(tài)度。 他認為，天火當指天時之火，即針對六氣之中的“火”與“熱”而言。六氣乃天之元氣，其中“君火之化熱，主春末夏初，行暄淑之令，而不行炎暑，應君之德也;相火之化暑，主于夏，夏之為言大也，與午同義，炎暑乃行。”(《醫(yī)旨緒余·明火篇》)而人火當指人體內所生之火，“人有十二經，十二經中心為君火，包絡、三焦為相火，是君相皆可以人火稱也?！?《醫(yī)旨緒余·丹溪相火篇議》)因此，以天之六氣而言，二之氣為君火，三之氣為相火;以人身而言，則心為君火，包絡、三焦為相火。 朱丹溪在其著作《格致余論》中明確將相火定位于“寄于肝腎之陰”，為龍雷之火，提出相火即元陽，寄于肝腎，五臟皆具，五志激之則易動，從而煎熬真陰，推而論之，遂有“陽常有余陰不足”之說，又稱“相火為元氣之賊”。孫一奎對此大不以為然，他提出朱丹溪所論之“寄于肝腎之陰”的相火并非真正的相火，而是“陰火”，肝藏血、腎藏精，二臟并不具有相火，“肝腎雖皆有火，乃五志之淫火，而非五行之正火”，故肝腎火動，可“致人疾而為元氣之賊”。真正的相火實乃包絡、三焦之火。此外，孫一奎還將金元以來流行的命門相火理論做了辨析。他認為命門內藏動氣，其性質“非水非火”，乃“陰陽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極”，與包絡、三焦之相火沒有關系。故“命門不得為相火，三焦不與命門配”。 孫一奎認為，“火為造化生令，不能不動，第不可以妄動”，所以火又有正火、邪火之分。其動之有常，即為正火;妄動之火，即為邪火。凡屬正火都是主乎生化的元氣;凡屬邪火都是有害于元氣的賊邪。正火即指君、相二火，“皆有定體，以裨助生生不息之功，不可一日而無”。邪火指有從外來的令氣之火，有從內而生的五志淫火。而朱丹溪所謂之“寄于肝腎”的“相火”，實際上是屬于“五志之淫火”，乃是邪火，與相火并不相干。孫一奎還指出，若醫(yī)者臨證時，不參考時令節(jié)氣，而濫用寒涼之劑;或妄以命門陽氣為相火，動則投以滋陰降火為專劑，往往會導致陽氣傷損，從而加重病情，甚至致使虛損病人重篤而亡。這是不明火的特點以及治火之原則的嚴重后果，因此，孫一奎不強調相火偏妄，而強調賊邪之火的發(fā)生，將人身之陽氣，與陰精置于同樣重要的地位。 包絡與三焦之相火的主要作用是推動、主持氣血，維持人體正常的生命活動與生理功能，故曰:“包絡有護持之功，三焦有承宣節(jié)制之效。何以見?蓋營衛(wèi)出于三焦，而所以營于中、衛(wèi)于外，大氣搏于胸中以行呼吸，使臟腑司其職，而四肢百骸奠定者，孰非相火斡旋之功哉?”故相火是人生命之動力所在。而人體命門所藏之原氣(動氣)，實為人體生命之本源，三焦相火發(fā)自原氣，出于上焦，為“原氣之別使”。因此，三焦雖不與命門相配，命門卻是“三焦之原”。 自金元之后，以劉完素、張子和為代表的寒涼學派盛行一時，成為醫(yī)學之主流，朱丹溪的滋陰學說，從廣義上講也屬寒涼一脈。寒涼學派的興起本為糾唐宋以來濫補之偏，但矯枉過正，過用寒涼又成時弊。由此，明代溫補學派興起，強調多用溫熱藥物扶助陽氣，反對濫用滋陰，對寒涼學派構成挑戰(zhàn)。孫一奎作為明代溫補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對三焦與相火的認識，以及他對丹溪學說的批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屬于這次寒溫論戰(zhàn)的一部分，充分體現了溫補學派的學術特點。同時，在客觀上，也確實起到了糾正濫用寒涼而損傷命門陽氣之時弊的作用。 (2010－09－12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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