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向半封建半社會急遽沉淪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大體上通過三條途徑：一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深入，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解體，形成資本主義產生的客觀條件，一些買辦、商人和官僚投資興辦了一批輕工業(yè)，主要是為進出口貿易服務的加工工業(yè)。二是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隨著外國侵略者在華興辦企業(yè)的增多，國內商品經濟的日益發(fā)展和市場的擴大，新式機具不斷地輸入，城市傳統(tǒng)手工業(yè)的一些部門，逐步發(fā)展為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yè)，其中的一部分過渡到機器工業(yè)，一些中小商人和手工工場主也隨之發(fā)展成為民族資產階級。三是洋務運動發(fā)展到“求富”階段，洋務派采用“官督商辦”形式，舉辦了一批工礦交通企業(yè)，促進著社會資金流向產業(yè)。隨著“官督商辦”企業(yè)的興衰，洋務派集團不斷發(fā)生分化，一些洋務派官僚、買辦和商人通過“官督商辦”企業(yè)作扛桿，轉化為民族資產階級，并且構成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剖析洋務派的分化，是探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產生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

　　洋務派是一個略帶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階級政治派別。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加緊侵略中國，農民起義風起云涌，清政府面臨“內憂外患”的局面。這時，清朝封建統(tǒng)治集團分化為頑固派和洋務派。怎樣應付新的危機，維護清政府，挽救封建政權垂危的局面？洋務派主張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生產設備、武器制造和科學技術的成果，仿效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枝枝節(jié)節(jié)的改革。洋務派的一些措施，諸如開工廠、采煤礦、行輪船、筑鐵路、設學校、譯書籍，在客觀上符合了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潮流，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中國第一批資本主義性質的工礦交通企業(yè)，就是在洋務派的主持和倡導下創(chuàng)辦的。通過這批新式企業(yè)，促進了社會資金流向產業(yè)，培養(yǎng)了一批技術人材，積累了對新式企業(yè)的管理經驗，傳播了科學技術，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yè)的產生和發(fā)展準備了條件。但是，洋務派不是以資本家的身份，而是以封建官僚的資格投身于創(chuàng)業(yè)的經濟活動，他們創(chuàng)辦的新式企業(yè)和封建國家政權關系密切，他們利用政治權力取得稅收和產品運銷等方面的優(yōu)待，對新式企業(yè)實行封建性的專利和壟斷，阻礙著民族工業(yè)的充分發(fā)展。他們用封建官僚制度的經營管理方式、方法，從企業(yè)內部抑制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fā)展，扼殺著企業(yè)的生機。所以從本質上來說，洋務派只能是一個略帶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階級官僚集團，而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

　　洋務派不同于封建社會內純粹的地主階級官僚集團。洋務派的成分包括洋務派官僚、買辦中的上層分子和殷商巨賈，幾種不同性質的社會勢力錯縱復雜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在半封建半社會的歷史條件下的特殊官僚集團。

　　洋務派中派別紛繁。洋務派的頭目奕、奕譞這類滿洲貴族，名義上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海軍事務衙門等最高洋務機關的負責人，但他們并未從辦洋務中聚集起什么實力。湘系曾國藩在洋務運動剛開頭不久就死去，洋務運動前期能與淮系李鴻章抗衡的是湘系左宗棠。但左宗棠長期僻處西北，他主持和倡辦的洋務工業(yè)如福州船政局、蘭州織呢廠都不十分成功。中法戰(zhàn)爭后，足以和李鴻章分庭抗禮的是張之洞。張之洞早年與“清流”派為伍，中法戰(zhàn)爭期間任兩廣總督，起用馮子材、王德榜等將領，部署抗戰(zhàn)，取得諒山大捷，威望驟增，從此在兩廣總督任內六年，建立了洋務集團勢力，后移督湖廣近二十年，勢力不斷增大。但張之洞勢力蹶起時，洋務運動已接近尾聲，洋務企業(yè)的弊端暴露無遺，向社會集資，群商裹足，他遂主要使用各種封建性的集資辦法，如用報捐軍餉為條件，容許從事科場賭博性營業(yè)的“闈性公司”合法化，以及息借當鋪、鹽商的款項等。后來又鼓吹“借債興利”，大量舉借外債。這種外債不但要負擔苛重的利息，而且往往附完全躺有出賣主權的密約，使張之洞的“自強新政”在帝國主義的懷抱里。所以無論從軍事實力或者經濟實力來說，李鴻章的淮系在洋務派中都占居首位。

　　李鴻章從1862年至1870年的八年間，由江蘇巡撫進而署兩江總督，實授湖廣總督，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他的淮軍盤踞長江中下游，直隸、山東在名義上受當地督撫節(jié)制，實際上控制在他手里。江南機器局、金陵機器局和天津機器局等軍火工廠是供應淮軍的軍械庫。七十年代后建立的北洋海、陸軍，進一步擴充著淮系的勢力。他用“官督商辦”的形式，吸取社會資金，供其驅使，從而控制了新式工礦交通企業(yè)。他的軍事實力越強，越強調力量“不足御侮”，經濟事業(yè)越發(fā)展越高唱對外“息爭均利”，對內“爭利滋弊”，防止私人資本的競爭。他把保持和加強自己派系的實力放在國家民族利益之上，正如梁啟超評論他的：“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

　　李鴻章辦洋務的得力助手是盛宣懷。自從1870年經楊宗濂推薦，盛宣懷在淮軍任行營文案，兼充營務處會辦(盛同頤：《盛宣懷行述》，《愚齋存稿》卷一。)，隨李鴻章北上鎮(zhèn)壓捻軍，博得李鴻章的信任。1873年，盛宣懷參與《煙臺條約》談判，放手出賣國家主權，被李鴻章贊賞為“能見其大?！蓖昀铠櫿挛嗡麨檩喆猩叹謺k。這時盛宣懷在招商局購旗昌輪船公司的輪船時循私舞弊案被揭發(fā)，李鴻章極力為之洗刷，稱為“有用之材”。1882年，盛宣懷在上海為奉天金州煤礦招股，私挪股金又受到彈劾，湘系左宗棠、曾國荃為之庇護，居然大事化了。1884年，盛宣懷調署海關道，成為李鴻章經營洋務事業(yè)的代理人。1886年，他調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東海關監(jiān)督，駐煙臺以控津滬。1892年，調他補天津海關道兼津海關監(jiān)督。1893年，上海機器織布局被焚后，李鴻章指派盛宣懷赴上海會同聶緝□辦理善后，全權督辦華盛紡織總局。李鴻章淮系壟斷的輪船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等四大工礦交通企業(yè)，盛宣懷就操縱其三，足見他在洋務派淮系官僚集團中的重要地位。

　　經盛宣懷穿針引線，李鴻章羅致了一批買辦作為經辦洋務企業(yè)的骨干。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就是代表人物。

　　唐廷樞自1861年受雇于上海怡和洋行，為該行開辟內陸貿易并遞送市場行情，受到該行重視，提升為總買辦。怡和洋行經營的出口貿易業(yè)務主要是絲茶，唐廷樞利用任上海茶葉公所和絲業(yè)公所董事的地位，為怡和開展出口貿易業(yè)務提供方便。1870年，唐廷樞主持怡和洋行所設船務經理部，開辟了上海、福州的內河航線，并開展直達馬尼拉的貨運業(yè)務。他還“兼當協(xié)和機器輪船公司、北清機器輪船公司、華海機器輪船公司之董事?！?/span>(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所錄《上海遠東月報》，1878年6月。)投資于軋拉佛洋行辦的公正輪船公司，又與怡和經理約翰遜籌建東海輪船公司，一度任襄理。1873年，唐被委任輪船招商局總辦，把怡和總買辦職務移交其兄唐茂枝。以后北上負責經理開平礦務局，成效顯著，直到1892年。

　　徐潤于1861年任寶順洋行副買辦，主持全行業(yè)務，為寶順開辟長江各口和華北市場。從1863年起，徐潤屢次捐買官銜，由光祿寺署正達到郎中。1865年，他替淮軍辦理后勤供應，得李鴻章保舉加四品銜。1867年寶順收縮時，自立寶源祥茶棧，在產茶區(qū)自銷也代客收購，同時經營絲、棉、煙葉、皮革、白蠟、黃白麻、桐油等生意，甚至販賣鴉片。他還從事房地產投機，1863年時擁有地產二千九百余畝。徐潤曾擔任上海茶葉公所、絲業(yè)公所和洋藥局董事，并先后創(chuàng)立“仁和水險公司”和“濟和水火險公司。”(《徐愚齋自敘年譜》，《招商局及仁濟、仁和公司緣起》。)1873年經李鴻章委任輪船招商局會辦，前后達十一年，1875年兼任開平礦務局會辦。1883年因挪用招商局公款從事地產投機失敗，盛宣懷乘機將他排擠出招商局。

　　鄭觀應于1859年入寶順洋行，經管絲樓兼輪船攬載。1868年離開寶順任和生祥茶棧通事，不久承辦該茶棧，后充任揚州寶記鹽務總理。1873年起受雇于太古洋行，為該行開辦輪船公司并任總經理兼管棧房，還為該行于長江各口設攬載行并采辦關東豆貨。為了吸取社會資金，鄭觀應開設了上海恒泰錢莊，與各地商人建立聯系。1880年經李鴻章任命，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1881年又經盛宣懷推薦任電報局上海分局總辦。1882年脫離太古洋行，進入輪船招商局任會辦。1881年赴粵協(xié)助督辦粵防軍務大臣彭玉麟布置防務，這時因上海機器織布局資金被鄭觀應私挪敗露，受到輿論譴責，一度消沉。1890年出任開平礦務局粵局總辦，1892年再次出任輪船招商局會辦。

　　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都是買辦中的上層人物，久經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的培養(yǎng)和熏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精通商業(yè)貿易，有對新式企業(yè)經營管理的業(yè)務知識，與一些買辦商人有著廣泛的聯系，能夠調動社會資金。他們非那些空談洋務的封建官僚所可比擬，所以為李鴻章所倚重。唐廷樞和徐潤積累了巨額社會財富以后，不甘依附于外商，企圖借助洋務派官僚的政治權勢進行再積累。鄭觀應則是把買辦生涯看作“初學商戰(zhàn)于外人，”把參與“官督商辦”企業(yè)的活動，看作是“繼則與外人商戰(zhàn)，欲挽利權，以塞漏卮?！?/span>(鄭觀應：《盛世危言》后編。)這樣，買辦的上層人物與洋務派官僚結合起來了。

　　李鴻章為了吸取社會資金，還羅致了一些殷商巨賈作為企業(yè)的經辦人。朱其昂和經元善就是代表人物。朱其昂是以沙船為業(yè)的淞滬巨商，長期經營沙船海運，并在京津滬粵等地開設華裕豐匯兌票號，曾經捐官三品道員、浙江候補知府。李鴻章籌辦新式航運，招朱其昂籌備。1872年輪船招商局成立時，唐廷樞任總辦，徐潤、盛宣懷、朱其昂任會辦。唐廷樞、徐潤負責輪運和招股業(yè)務，盛宣懷管官務，朱其昂專責漕運。經元善世業(yè)錢莊，從1858年起隨父經緯進入上海錢業(yè)市場，開設仁元錢莊，并與人合伙經營茶葉出口貿易，歷任上海北市錢業(yè)會館董事。1880年經鄭觀應引薦，入上海機器織布局，當時翰林院編修戴恒和龔壽圖代表官方，具體由龔壽圖專管官務，鄭觀應和經元善代表“商股”，專管商務，鄭觀應“總持大綱”，經元善“駐局專辦”(經元善：《居易初集》，卷二，第36頁。)朱其昂和經元善這類商人已非舊式商人，而是買辦化了的商人。朱其昂曾于1860年與美商花馬太合伙經營清美洋行；經元善曾投資“中外合辦”的華興玻璃公司，并任董事。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經營管理新式企業(yè)的業(yè)務知識。他們和社會上的殷商巨賈有密切聯系，在商界有著影響，不僅他們自己投資于“官督商辦”企業(yè)，而且可以吸取社會資金，這正是為李鴻章所羅致的原因。這些富商也企圖依靠洋務派官僚的政治勢力，投資產業(yè)以獲取更大利潤，于是形成洋務派官僚與商人的結合。

　　官僚、買辦和商人本來是性質不同的社會勢力。李鴻章通過“官督商辦”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把幾種社會勢力揉合在一起，他們相互利用，使洋務派成為官僚、買辦和商人相結合的集團。洋務派所舉辦的新式企業(yè)里也就充斥著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矛盾，洋務派的分化成為勢所必然。

二

　　洋務派包括著官僚、買辦和商人，這幾種社會勢力參與洋務派的經濟活動，他們各自抱著不同的目的、愿望和要求。李鴻章熱衷于創(chuàng)辦新式企業(yè)的主要目的是“裕餉?！彼f：“夫欲自強，必先裕餉，欲浚餉源，莫如振興商務?！?/span>(《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三九，第32頁。)所謂“振興商務”其實就是舉辦新式工礦交通企業(yè)。要辦新式企業(yè)則需資本。李鴻章看到社會上一批積累巨額財富的買辦和買辦商人，附股于洋行，他說：“近年華商殷實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華人股份居其大半。”(《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一，第39頁。)當時壟斷長江航運的旗昌輪船公司，買辦和買辦商人的投資竟占資本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僅1863年至1864年間旗昌股東代表大會，有九名代表是中國股東，其中最大的股東是旗昌總買辦陳竹坪，另一名大股東是著名的絲商顧春池，旗昌的附屬機構金利源倉棧的主要資金就是顧春池提供的。李鴻章認為把這些社會資金吸引過來，就可以解決創(chuàng)辦新式企業(yè)所需的資金來源。他說：“若由宮設立商局招徠，則各商所有輪船股本必漸歸并商局。”(《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二十，第32頁。)?！庇谑恰肮俣缴剔k”形式的企業(yè)，就作為李鴻章“歸并”私人資本的一種手段而產生。這些買辦和買辦商人隨著資本主義產生條件的成熟，懷抱著獨立投資、追求更大利潤的欲望，寄希望于“官督商辦”企業(yè)。唐廷樞和徐潤投資于輪船招商局時，他們估計，以五十萬兩的投資，依靠“官為扶持，”擺脫各種封建阻力，用四條輪船在長江和沿海行駛運輸，只消三個月，至少可以獲得百分之二十的紅利。優(yōu)厚的利潤促使他們把附股洋行的股金轉移到“官督商辦”企業(yè)。

　　當李鴻章提倡辦“官督商辦”企業(yè)的時候，曾經宣稱：“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所有盈虧全歸商人，與官無涉?！?/span>(《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一，40頁；奏稿，卷二十，第33頁。)這對于有著投資欲望的買辦和商人，具有很大的誘惑力。鄭觀應的一段話很有代表性，他說：“商招股以興工，不得有心隱漏；官稽查以征稅，亦不得分外誅求，則上下相維，二弊俱去?！?/span>(《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卷四，第19頁。)他們從各自的利益出發(fā)，希望“官督商辦各有責成?！碑敃r把閑散資金轉化為產業(yè)資本，存在著兩條出路：一條是依靠外國侵略勢力，或附股于洋行，或在香港注冊，或聘外商做經理掛“中外合辦”招牌，以繞過封建勢力的阻礙；另一條是依靠洋務派官僚集團，并從官府取得免稅和專利等待遇，以利于在市場上與外國商品競爭。原先一個買辦商人彭汝琮建議李鴻章創(chuàng)辦織布局時，他擬訂的八條章程中特別強調，“本廠織成洋布出售，請照進口洋貨一例報稅，”產品“分銷內陸，不復完厘?！?/span>(《字林西報》，1879年4月20日，)反映了一些買辦和商人的愿望，也正是“官督商辦”企業(yè)集股比較順利的重要原因。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官督商辦”企業(yè)初創(chuàng)時，人們抱著懷疑的態(tài)度，投資入股者局限于經理人親友的狹隘范圍。輪船招商局籌辦時，股金除官款外，主要的投資者就是朱其昂及其家族，另外與朱其昂關系密切的沙船富商郁熙繩投資一萬兩。后來李鴻章委唐廷樞為總辦，公開招股，并在章程中規(guī)定：除推舉唐廷樞為總董外，“再將股份較大之人，公舉入局，作為商董，協(xié)同辦理?！惫蓶|大抵上是唐廷樞、徐潤和朱其昂的親友。1877年9月，唐廷樞主持開平礦務局公開集股，所擬招商章程共十二條。章程為了迎合私人資本的要求，盡量表明企業(yè)是以商辦為特征。如第五條規(guī)定：企業(yè)“雖系官督商辦，究竟煤鐵仍由商人銷售，似宜仍照買賣常規(guī)，俾易遵守?！辈⒈砻鳎浩髽I(yè)“所有各廠司事，必須于商股之中選充，方能有裨于事。”這是說，礦務局是由商人負責經理的資本主義性質企業(yè)。在經營管理方面，章程中規(guī)定：“其進出煤鐵銀錢數目，每日有流水簿，每月有小結，每年有總結，隨時可以查核。”在產品銷售方面，規(guī)定：“所有生熟鐵至津，按照市面價值，先聽機器局取用。煤照市價，先聽招商局、機器局取用。其余或在津售，或由招商局轉運別口銷售?！币驗槠髽I(yè)系“官督”，所以機器局、招商局有取用產品的優(yōu)先權，但仍照市場供應以保證“商辦”的經濟利益。章程又規(guī)定：“擬集資八十萬兩，分作八千股，每股津平足紋一百兩。一股至千股皆可搭附?！贝蠊蓶|對礦山有管理權，規(guī)定：“股分一萬兩者，準派一人到局司事，”若所派人員不稱職，“由總理辭退，仍請原人另派?！睘楸Ｕ仙坦衫?，利潤的分配規(guī)定：“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后提辦事者花紅二成，其余八成仍按股均分?！?/span>(《開平礦務局招商章程》第23—26頁。)開平礦務局的招商章程突出地宣揚“商辦”的成分，并用豐厚的利潤，來激發(fā)投資者的熱情，對一些富商巨賈有很大吸引力。據《申報》透露：“各巨商知此事名為官辦，實為商辦，兼悉開平礦產極多，日后用西國機器開挖，用力少而成功倍，當可大獲其利?！鳖A計集股銀八十萬兩，分作八千股，不到四個月，附股者共有七千股(《申報》，光緒四年一月十日。)所謂附股的“鉅商”，大抵是唐廷樞、徐潤以及同他們關系密切的“港粵殷商”(《新報》，光緒四年二月十一日。)，一些中小商人抱觀望態(tài)度。當時報紙評論：“從中國人不愿承購輪船招商局的股票看來，他們大約也不愿承購同一幫人主持下的礦務局的股票?！?/span>(《北華捷報》，1878年2月14日評論，卷二十，第152頁。)所以開平礦務局的集資，仍然局限在唐廷樞、徐潤的親友的狹隘范圍。

　　上海機器織布局集資時，情況有了很大改變。本來上海機器織布局專辦官務的龔壽圖是官場中人物，得不到商人的信任，無法招股。專辦商務的鄭觀應和經元善負責籌辦的實際工作，他們主張公開登報集股，“凡所招股本戶名銀數及收款存放何莊，每月清單布告大眾。”(《居易初集》，卷二，第38頁。)1880年10月在《申報》上刊登《上海機器織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其中特別強調：“官場浮華習氣，一概芟除，方能持久。”準備共集四千股，計銀四十萬兩，“所望海內達官富紳，同心集事，自一股至百千股，各從所便，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