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印為詩,最大的難點是什么?就我的切身體會而言,是“三字印”的匱乏。

　　中國古代文字,最常用的是四個字的詞組,成語絕大部分是四字句,《詩經(jīng)》的詩句也大多是四字句,這成為歷代文人最習慣也最擅長的表達方式。篆刻家在構(gòu)思一方閑章時,往往也是以四字詞組為主,這已經(jīng)成為一種思維定勢了。我曾專門對清代大藏家汪啟淑所編輯的大型篆刻集成《飛鴻堂印譜》做過一個粗略的統(tǒng)計,全書共收錄印章3498方,而三字印卻只有百余方,且多是齋名堂號,閑章不足一半。與大量的四字印、五字印乃至七字印相比,三字印確實少得可憐。反觀我的藏品,三字印同樣是稀缺資源,只有寥寥十幾方。然而,寫七言詩,三字印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有再好的詩意,沒有三字印就無法成句。這大概是任何寫詩的人都未曾遇到過的窘境。

　　無奈之下,我只好以“惜字如金”的心態(tài),盡可能讓這些三字印“物盡其用”。有些印文,只得一用再用——如我在冷攤淘得一方“松巢客”橢圓形印,(作者注:“松巢客”為名畫家溥心畬自號,我所收這枚印章上有隸書“寒玉堂”三字小款,是為溥心畬之齋名。)就出現(xiàn)在好幾首詩中,結(jié)果,到處都是“松巢客”,而用詞的重復卻是作詩的大忌。面對三字印資源枯竭這一“瓶頸”,我?guī)缀跻y而退了。恰在這時,好友李賀忠來我家做客,我跟他說起內(nèi)心的郁悶。他說,那還不好辦?我給你刻幾方三字印不就成了?一句話令我茅塞頓開——是啊,眼前就有篆刻家,何不請他們施以援手呢?很快,賀忠兄就給我刻來了三方小印:一曰“逍遙樂”,二曰“菜根香”,三曰“方之外”。這三方小印如同及時雨,頓時給我?guī)砹诵碌撵`感新的詩思。

　　隨后,我又翻檢好友陳浩的印譜,把其中收錄的三字印一一登記下來,給他打了一個電話:本齋急需三字印,請速發(fā)送一批來!陳浩兄聞聲而動,轉(zhuǎn)天就給我送來了十一方三字印,皆是他多年所刻者,幾乎是傾其所有了。我對他說,陳浩兄,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他卻說,你才是把這些印章“復活”了!當然,我也明言在先,這些印章只是臨時借用,只為寫詩。隨即,便向他詳細介紹了“集印詩”這回事,他一聽大為贊賞,說我們搞篆刻幾十年,刻章無數(shù),卻從來沒有想過“集印為詩”；而你并不刻印,只是收藏印章,卻想出這么一個新點子,真是太絕了!就在那次交談中,他即興揮毫,在一張印屏半成品上,題寫了我前文所引用過的那段題跋。

　　看著陳浩兄瀟灑率性的行書落紙生輝,我忽然萌發(fā)一個新念頭:這些集印詩何必都要我自己書寫呢?請陳浩兄也來書寫豈不更好!我當即邀請陳浩也來參與這個“集印詩”游戲:我作詩,你來寫,詩書印,三結(jié)合,怎么樣?陳浩一聽,頓時意興勃發(fā),當即同意加盟,并提議:“干脆我們辦個展覽吧,有詩有書法還有篆刻,以往還沒辦過這樣的展覽呢!”我也一下子被點醒了:是啊,集印詩生來就不是放在書桌上孤芳自賞的,應(yīng)該展示出來讓更多的藝術(shù)愛好者鑒賞才對!就這樣定了,就叫“集印詩”書法展,如何?

　　很多事情都是這么有意無意間敲定的。我后來又提議把已經(jīng)為集印詩“貢獻”了三方印的李賀忠也拉進來一起“玩兒”,陳浩兄十分贊成。就這樣,一個偶然間突發(fā)奇想冒出來的“新花樣”,眼看著真要“玩兒”大了,這絕對是我當初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