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至今已有近兩千個春秋了，無論魏晉南北朝，還是唐宋元明清，歷朝各代都有不少高僧行化于神州大地，對中國的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精神，作出了卓絕的貢獻，并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就元代而言，最為杰出的高僧首推中峰明本禪師。     

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國的朝代，更是北方游牧民族第一次全面統(tǒng)治中國的時代。這給以儒家文化為背景，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為基礎(chǔ)的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蒙古人尊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原本沒有多少敬意，可恰恰是蒙古族的皇帝，卻前后數(shù)代，先后多次對中峰明本禪師表示禮敬。元仁宗為太子時，就尊明本禪師為“法慧禪師”，即位后，又贈明本禪師為“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又賜金襕袈裟；元英宗時，又賜金襕僧伽黎衣；明本禪師圓寂后，元文宗又追謚為“智覺禪師”，塔號“法云”；到了元順帝初年，更冊封中峰明本禪師為“普應(yīng)國師”，并敕令將其三十卷的語錄與文集收入佛教大藏經(jīng)中。而王公貴族，文人士大夫更趨之若鶩，不分權(quán)貴均拜入明本禪師門下。   中峰明本禪師所獲得的榮譽和地位，可以說達到了唐朝以后四百年間漢族僧人從未有過的高度，這是為什么呢?而這一切，竟又與中峰明本禪師本人格格不入，他對此不屑一顧，唯恐避之不及，避之不遠，這又為什么呢?     偉大的歷史人物，必有其獨特的眼界和胸懷，也有其獨特的生活歷程和個人人格的魅力，當然還有相應(yīng)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唐代佛教內(nèi)諸宗兢榮、宋代禪宗一枝獨盛。榮盛的是表層的文化現(xiàn)象，真正導(dǎo)演出這一切的得道高僧，卻如老子所描述的那樣：作焉而不為，功成而不居，竟完全超然于這些成就之上。    

 禪宗發(fā)展到宋代，由于朝廷和士大夫的尊信，使禪宗從唐五代時的山林進入了廟堂，五山十剎及天下叢林的興盛，帶動了禪文化的全面繁榮。而這種繁榮，恰恰又使禪宗陷入了矛盾和困境之中——這與“不立文字，頓悟成佛”的禪宗本質(zhì)難以相容，文字禪的興起，必然與單刀直入，真參實悟難以協(xié)調(diào)。與士大夫們一起低吟淺唱，在廟堂上為人君祝圣祈年，畢竟不是幽寂獨朗的禪光本身。蒙古人滅宋，也一舉滅掉了眾多禪師和士大夫那雍容雅致的禪意，帶來的卻是血與火的洗禮。     

在這國破家亡，精神無寄之時，中峰明本禪師以其精純清澈的禪悟，犖確不凡的風骨氣節(jié)和離世出塵的文風，振奮了一代士大夫失落的心，為走入窮途的禪宗開啟了一方新的天地，贏得了中國僧人和士大夫的尊崇，也贏得了蒙古貴族乃至元朝皇帝的尊崇。    

 明本大師的老師高峰原妙禪師，是一位通古今之變的高僧，他首革宋代禪宗積弊，不住寺廟而隱居山林，先后在浙江湖州的雙髻峰和余杭的西天目山庵居二十余年。特別是在西天目山獅子巖筑“死關(guān)”獨居，十七年足不出戶，行頭陀之行，一掃宋代禪宗的富貴和文弱之氣，令天下叢林耳目一新。     

明本禪師是高峰禪師門下最杰出的弟子，高峰禪師示寂時，明本禪師已是一代宗師。對于官府和各大叢林的紛紛迎請，明本禪師東走西避，在近三十年的歲月中，流離無定。他常常以船為居，往來于長江上下和黃河兩岸，亦或筑庵而居，皆以“幻住庵”為名，聚眾說法。當時的文壇領(lǐng)袖如趙孟頫、馮子振等，無不拜歸于明本禪師門下。明本禪師與高峰禪師一樣，畢生以清苦自持，行如頭陀，雖名高位尊而不變其節(jié)，風骨獨卓，眾望所歸，被尊之為“江南古佛”。     

在禪法的傳授上，中峰明本禪師繼承了五祖法演禪師——大慧宗杲禪師——高峰原妙禪師一路的“話頭禪”，以苦苦逼拶，時久功成并傳授禪宗心法的方略，呵斥盲棒瞎棒一類的狂禪及文字禪，清冷孤硬，不近人情，故其得法者如天如惟則、千巖元長等禪師皆銅頭鐵額，享譽中外。千巖元長禪師又傳法于萬峰時蔚禪師，明本一系，遂成明清兩代中國禪宗的主流，如今禪宗叢林，無不是中峰明本禪師的后世兒孫。     

蒙古人本信藏傳佛教，云南（元以前為南韶、大理，立國五百余年，不歸唐宋版圖）唯有南傳佛教，因明本禪師之力，禪宗方流布于蒙古、云南，并出現(xiàn)了一批禪宗高僧。     

明本禪師在世之時，影響就遍及海外，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眾多僧人均前來參學。朝鮮國王、元帝駙馬王璋親自歸拜于明本禪師門下，明本禪師的禪法，對日本足利時代有著相當?shù)挠绊憽?    

明本禪師有語錄、詩文若干，大部分被收入了《天目中峰和尚廣錄》三十卷和《天目明本禪師雜錄》三卷之中。其語錄和文集，表現(xiàn)出他的深悟、睿智和學問，為明清習禪之人所必讀；他的詩偈，也多達千余首，表現(xiàn)出他的風骨、靈異和清淡的佛教“隱士”情懷。特別是他的那一百零八首懷凈土詩和一百首梅花詩，不論對禪宗還是凈土宗，都是一筆獨特和絕佳的文獻。     

希望這部傳記，能使中峰明本禪師永遠和廣大讀者同在。 　

一九九八年四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