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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之過--淺論李斯的悲劇

 蘿卜白菜館369 2013-07-05
李斯,一位中國歷史上足以同張良、諸葛亮、劉基相媲美的謀士,卻戴著一頂?shù)赖聰恼叩拿弊?。司馬遷的巨著《史記》,使人們看到的是一個追名逐利、不擇手段、趨炎附勢、利欲熏心的李斯。但面對為中國統(tǒng)一大業(yè)立下赫赫功勛的李斯,人們又不得不承認它的智謀。但人們始終只承認他是一代名相亂世梟雄,而不會奉他為一世英雄。古往今來有多少人能達到李斯那樣的事業(yè)輝煌,古往今來又有多少臣子落得同李斯一樣的名節(jié)不保而身首異處的結(jié)局!
   意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現(xiàn)代史?!睔v史的客觀性和歷史評論的主觀性當然會發(fā)生沖突。在人們面對一堆史料做事后諸葛的時候,又有多少人會思考在李斯曾經(jīng)擁有的無比尊顯的背后隱藏著什么?李斯式的悲劇是誰的過錯!

一、抱負與野心

   年少時為郡中小吏的李斯目睹了廁中鼠的惶恐和倉中鼠的囂張,試問世間有哪個正常人愿與廁中鼠為伍!李斯為此發(fā)出的:“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的感嘆是無可厚非的。有志之人要改變自己的境遇只能靠努力奮斗,消極的面對只能是一無所有。應該說李斯自那時起所努力的一切都是為了要改變自己的卑賤命運,無論是雄心還是野心,總之他要出人頭地!
   李斯不久后拜荀況為師學習“帝王之術(shù)”,開始了他飛黃騰達的第一步。論文章和理論水平,李斯不如韓非;但李斯是現(xiàn)實主義的實用大師,與理想主義的理論大師韓非相比李斯更適于當時的亂世。
   《史記》記載了李斯辭別老師時的一番話:“……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弛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故垢莫大于卑賤,而悲莫甚于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營知地,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為,此非士之情也……”司馬遷的記載不免帶有文學的色彩,為的是對李斯追名逐利思想進行一次大揭露。司馬遷認為為人應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倍钏箘t認為人最大的恥辱莫過于地位的卑賤,而最大的悲哀莫過于生活的貧困,一味強調(diào)利己主義,是不符合儒家“仁義道德”和道家“清靜無為”的標準的,無疑是一個小人。于是人們看到的是一個欲望惡性膨脹的李斯?!肮改笥诒百v,而悲莫甚于窮困”這句話怎么能招來非議?一個安于現(xiàn)狀的人難道不是個多余的人?他們活著僅僅是為了了卻一生罷了!一個國家這種人多了無疑近似于死亡,因為它失去了革新的動力。社會正是有了一批不安分的人,一批愿意嘗試打破陳規(guī)的人才使社會有了生機。為此李斯繼續(xù)指出“要是長期處于卑賤窮困的境地,還要憤世嫉俗,表現(xiàn)出厭惡功名利祿,不過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罷了?!崩钏沟膽B(tài)度是積極的,有才能就應該讓別人知道,就應該用才能為自己贏得應有的財富和地位,否則就是無能。這是李斯內(nèi)心的一次獨白,他吐露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和追求--功名利祿,他甚至不為自己留下一塊遮羞布。盡管如此,李斯至少不是一個戴著“仁義”面具的偽善者。正是由于人們站在李斯結(jié)局的角度審視李斯投身于秦統(tǒng)一中國的行動,才得出這一系列行動只是他實現(xiàn)自己野心的手段的結(jié)論。野心適用于梟雄,而抱負則只屬于英雄!
   “夫”乃“天”字出頭,李斯不甘于老死上蔡而勇敢地邁出了人生中最大膽的一步,就是要同自己頭頂上的“天”--命運--抗爭。李斯帶著自信,裝著滿腹的才華到秦國去爭取名利,或許,李斯沒有料到能位至極品,但他從不懷疑自己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俗話說:有志者事竟成。而李斯不僅有志,更有才,他的成功不是偶然。

二、道德為何物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此暇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yè),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彼抉R遷肯定了李斯是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的主要謀士,但文中卻僅僅用了幾筆敘述李斯協(xié)助秦始皇平天下之事,尤其對李斯在統(tǒng)一中的作用用“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年,竟并天下”寥寥數(shù)語;而糾住李斯的個人道德品質(zhì)不放大放厥詞,顯然有失公允。司馬遷在《史記?李斯傳》中用大量的筆墨描述了李斯的道德敗壞,于是李斯給人最大的映象就是為了個人的私利而不擇手段。
   當同窗韓非說秦,而得到秦王的賞識時,李斯內(nèi)心的嫉妒之火被點燃了,他感到了韓非的到來給他的仕途帶來的最大的障礙。韓非和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無疑是一山容不得二虎,于是李斯采用了離間之計借秦王之手處理了韓非。一個人的私欲遠遠超出了同窗手足之情,但這種事既非空前,也非絕后。韓非雖死,但他的理論在李斯手中得到了發(fā)揚,也算是一種安慰?;蛟S這對韓非不公平,或許理論家和實踐家的結(jié)合更有利于統(tǒng)一的進程。但歷史的事實無法更改,李斯勝利了。對,李斯是很卑鄙,但政治家間的斗爭一直都是殘酷的,政治上的斗爭很難用誰事誰非或是道德的標準去衡量。韓非的意外出現(xiàn)打亂了李斯的計劃,他的出現(xiàn)以及消失不得不加快李斯計劃的實施,李斯要讓秦王盡快看到自己計謀的成果,要秦王知道自己才是秦統(tǒng)一大業(yè)的最佳策劃者。
   而對于法家而言,世間沒有道德。他們提倡的法治是為了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因此一些常人看似無法接受的行為,法家卻視為準則。在當時無論是韓非還是李斯他們所關(guān)心的是如何造就一個無往而不勝的強大國家,一個用暴力維系的以君主為中心的高效的國家。恰恰在這個時候韓非得到了一個為了使韓國茍延殘喘而出世秦國的任務(wù),在秦國韓非看到自己的主張?zhí)幪幍淖h題現(xiàn)又是萬分的欣喜,他矛盾彷徨。面對秦統(tǒng)一中國的滔滔大勢,韓非的任務(wù)無疑是螳臂當車。韓非的死似乎是其理論的一次成功實踐,李斯是這一實踐的實行者。
   《史記?李斯傳》載李斯的離間六國,用金錢美色收買各國的重臣或者刺殺不肯歸順的大臣,是一種不擇手段的行為。無疑司馬遷認為李斯是無操節(jié)的權(quán)謀家。李斯同馬基雅維利十分相似,都是為了實現(xiàn)統(tǒng)一而主張不擇手段的政治家,為了達到目的可以摒棄道德。所不同的是李斯達到了自己的目的,而馬基雅維利的主張自己沒有實現(xiàn)罷了。
   不論李斯是出于何種目的去促使他努力的為統(tǒng)一中國而奮斗,他畢竟為秦統(tǒng)一中國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黑格爾說:“因為‘世界歷史’所占的地位高出于道德正當占據(jù)的地位,而后者仍是私人的性格--個人的良心--他們的特殊意志和行為方式?!彼终f:“個人之中,凡是有個人道德的立場、抱高尚的意旨來反抗‘精神觀念’的必然進步的人,在道德的價值上,是高于另外一種人,這種人所犯的罪惡--在一個崇高的原則指導下--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那個原則各種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崩钏咕褪呛笠环N人。
   著重用道德標準去衡量一個人,無異于戴有色眼鏡去觀察一個人。抓住一個人的道德缺陷不放去評價這個人,同抓住一個人的出身來斷定這個人的未來一樣是武斷的是抱有偏見的!郭雙成先生認為:司馬遷評價歷史人物,尤其是法家人物是,沒有首先著眼于該人物的行為措施對歷史的發(fā)展是推動還是阻礙,而是過多的在歷史人物的道德、行為、性格的缺陷和不足上糾纏不清。司馬遷評價李斯過多的傾向于道德標準,有失公正??v使我們無可否認人物評價中的道德占有不小的地位,但絕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第一的標準。對此黑格爾說:“各種不相干的道德要求,斷然不可以提出來同‘世界歷史’事業(yè)和這些事業(yè)的完成相頡顧、抵觸。斷然不可以提出各種私德--禮貌、謙讓、慈善和節(jié)制等等--來反對這些事業(yè)?!澜鐨v史’在原則上可以”全然不符什么道德,以及議論紛紛的什么到底和政治的區(qū)分--‘世界歷史’不但要戒絕輕下判斷,因為它包括的各種原則和必然的行為同這些原則的關(guān)系對于上述事業(yè)便是充分的判斷--而且要把個人完全置之度外,置之不論?!?當然我們不必走黑格爾的那種極端--在人物評論中完全摒棄道德標準。但是在當時秦統(tǒng)一六國中,要的就是李斯那種不加掩飾的詐謀,道德在當時國與國的生死較量中顯得是如此的渺小,天下未定不可以禮樂治國。
   多少年來我們所認識的李斯是司馬遷筆下的那個李斯,那個處處斤斤計較、陰險自私的李斯。試問,如此一個患得患失、鼠目寸光之徒怎能成為秦統(tǒng)一中國進程中最重要的謀士呢?我們只能認為李斯是那種小事糊涂而大事不糊涂的人,成大事者不應該在小節(jié)上糾纏不清。秦王政肯定知道李斯的種種道德缺陷,但他更清楚李斯的治國之才能夠幫助他成為皇帝而不是大王。
   多少年來李斯的評價都局限于司馬遷《史記?李斯傳》種的那個李斯。人們對此產(chǎn)生過一個有一個的疑問,特別是:難道李斯僅僅是為了個人的功名利祿而投身于秦統(tǒng)一中國的洪流中嗎?答案當然不應該是肯定的。作為一名有戰(zhàn)略眼光的政治家,他用敏銳的政治嗅覺覺察到統(tǒng)一是大勢所趨是人心所向,秦統(tǒng)一中國是有可能的,于是李斯認為他可以在這一進程中留下深深的印記。面對機遇,李斯看到了機遇,也把握住了機遇。李斯成功的關(guān)鍵是他的曠世奇才,而不是他的道德因素。社會所接納的絕不可能是道德高尚的蠢材。就如縱然道德對人有幫助,當今社會也是不會歡迎一個品德高尚但卻平庸無能的人領(lǐng)導社會前進的,因為他無能。

三、君與臣

   “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哲理李斯當然清楚,但是他無法成為第二個陶朱公,李斯不甘心輕易推出歷史的前臺,他要繼續(xù)在歷史上書寫輝煌。李斯有太多放不下的東西,不僅有富貴榮華還有讓他嘔心瀝血的大秦帝國。中國剛剛統(tǒng)一,有太多的事要李斯去做;而作為李斯來說他也無法拒絕帝國的要求,不僅因為他無法放棄權(quán)力,而且在于李斯要在全國進一步推行法家的統(tǒng)治思想,這是的李斯已經(jīng)把個人的榮辱同秦王朝的興衰緊緊連在了一起。李斯不是那種甘愿逃避的人,就像發(fā)跡前他不想逃避現(xiàn)實去要挑戰(zhàn)卑賤命運一樣,他不會去逃避未來的挑戰(zhàn)!
   作為人君是可憐的,而作為人臣則是可悲的。中國封建官僚體系是隨著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君主制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一步步形成完善的,這看似是對君主的一種約束,其實不過是一種陪襯罷了!君是天地的人格化,是親師的真正代表。已經(jīng)封侯拜相的李斯深切感到“絆君如絆虎”。王安石同宋神宗有過一次關(guān)于明君和賢相誰重要的討論,王安石是正確的,他認為君臣關(guān)系的主動權(quán)掌握在君主手中。李斯不愿為上蔡布衣,而投身于“萬乘方爭”的政治斗爭中。作為布衣,李斯一無所有,一無所靠,他的命運只能求遇到知己才能得以改變。如果李斯沒有出現(xiàn)在秦統(tǒng)一中國的滔滔大勢之下,如果他沒有遇到知人善任的秦王政,那么等待他的很可能是一個懷才不遇的悲劇角色。因此,李斯即使是功高蓋主也畢竟是個臣子,是因為秦王的恩寵才得到了榮華富貴,才能施展理想和抱負。法家的宗旨就是要建立一個統(tǒng)一強大集權(quán)專制、政令統(tǒng)一、高效劃一的大帝國,樹立一個至高無上的集大權(quán)于一身的真命天子--皇帝;他們不僅僅要實現(xiàn)這一宗旨,更要將此作為定制。李斯他們成功了,秦始皇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集軍政大權(quán)于一身的帝國皇帝,這無疑也就注定了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悲劇命運。
   李斯注定只是一個臣子。正是李斯,使秦始皇及其子孫清醒的認識到:天下萬物唯獨國家大權(quán)是不可分的。為臣子的目的就是要消滅一切妄圖分享統(tǒng)一權(quán)力的勢力和個人,國家要用強制力使人們確立皇帝永遠是對的,錯的只在于臣民的思想,使“君無戲言”觀念深入人心。
   “不處其位,不謀其政”,李斯是秦始皇的臣子,而不是人民的大臣,他的一切行為都要將秦帝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結(jié)合起來。作為臣子,他必須要迎合皇帝的心思,又要堅持自己治國的原則,李斯無疑是痛苦的。“王權(quán)是絕對的,就是說在國內(nèi)出現(xiàn)政策對抗時,他有壓倒其他勢力的相當可能。”于是作為臣,李斯成了焚書坑儒的急先鋒。這一舉措的惡劣影響蓋過了他力主郡縣反對分封、統(tǒng)一法度和文字的功績,似乎成了他一生中揮之不去的污點。李斯無疑是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的偉大政治家,他清醒的認識到秦的統(tǒng)一不僅僅是地理和政治上的統(tǒng)一,還包括經(jīng)濟、軍事、行政和思想文化等諸多方面。他要將法家的專制主義發(fā)展為全社會公認的準則,他要將韓非尊君抑臣、獨斷專行、權(quán)歸于上的理論真正在統(tǒng)一的中國加以實現(xiàn)?!爸醒爰瘷?quán)化過程的一個主要標志和一個重要機制是:人口按某種方式被改造成具有文化同一性的集團的程度?!焙翢o疑問,剝奪一個人的生命是使人放棄自己思想的最簡單也是最殘酷的方法。恰恰是被李斯打倒的儒家,在改頭換面之后占據(jù)了中國思想文化兩千多年的統(tǒng)治地位,那么李斯也就被打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在這場人間悲劇的背后出現(xiàn)了一個偉岸的身影--秦始皇,鮮血似乎成了權(quán)力的代價。李斯深知他廢分封主郡縣、焚書坑儒已經(jīng)是他樹敵太多,他太需要帝王的庇佑了。李斯造就了他一生無法擺脫的陰影,離開了這個陰影他就一無所有,就什么也不是了。李斯反對分封而支持郡縣不僅是為了王權(quán)的絕對權(quán)威,而且是作為新興地主階級對貴族階級的挑戰(zhàn),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行為。在當時無論是皇權(quán)還是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都是十分脆弱的,其間的反復充滿了血與火。
   人們會反問李斯為什么要活得那么累!若棄官歸隱,李斯也已經(jīng)很富有,何不安享晚年?但是上有多少人能像范蠡那樣“等功名于物外,置榮利于不顧”功成身退!有多少人能像張良那樣瀟灑走一回!李斯是法家的代表,法家是進取好斗的主張積極入世;黃老的“清靜無為”對于李斯而言是不屑一顧之物。權(quán)力的魅力無窮無盡,有多少豪杰英雄拜倒在它的腳下!一個長期握有大權(quán)而功高位顯得人,怎能輕易舍棄自己榮耀的源泉!權(quán)力等于一切,這個信念在李斯心中取代了一切。于是為了保住權(quán)位他贊同秦始皇大興土木,違心的選擇了胡亥,并不斷上書要求加強嚴刑峻法維護皇權(quán)。相權(quán)和皇權(quán)的較量在雙方出現(xiàn)之始就有了,最終的結(jié)局是相權(quán)的失敗。李斯也沒有逃出這一命運,而這似乎是李斯咎由自取自掘墳墓。李斯將命運交給了皇帝,自己就喪失了主動權(quán)。
   司馬遷在《史記?李斯傳》中充滿了對李斯的指責和諷刺。李斯死前對次子發(fā)出的“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于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8的哀嘆時,亦未得到人們太多的同情。無疑司馬遷對李斯的評價帶有了太多的感情色彩,他悲慘的人身遭遇使自己很自然的痛恨酷吏,不滿于法家的嚴刑峻法,而李斯道德上的缺陷又為司馬遷提供了名正言順的突破口。對于司馬遷略帶公報私仇的行為,時人也不必過于苛求于他。司馬遷不過是李斯的難兄難弟,他們都是君威的犧牲品,司馬遷除了用自己的筆泄泄憤還能怎么樣!李斯在死前感慨:侯門深似海;而司馬遷在《史記》中抒發(fā)自己的不幸,控訴人間的罪惡。正是在無盡的血色中,皇權(quán)建立并發(fā)展到了神權(quán)的地位。

結(jié)束語

   李斯從一介布衣而封侯拜相是何等的榮光,到都來卻是身首異處而招人非議又是何等的凄慘。黑格爾說:一切偉大的歷史事件人物可以說都出現(xiàn)兩次。而馬克思補充道: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xiàn),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xiàn)。這無疑是李斯人生最好的寫照,但李斯的人生哲學卻奉行但丁的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歷史既非王侯將相的歷史,也非人民大眾的歷史,歷史是每個人的歷史,每個人在歷史的進程中都或多或少的留下了自己的印記,這些印記有的消失了,而有的則將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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