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以后，融入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漸漸與中國的傳統(tǒng)儒家思想產生了異曲同工之處；佛教以戒律來約束學佛之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儒家以三綱五常做為為人處事的基礎；佛教把五戒做為做人的根本，儒家把五常當作做人的準則。因此佛教五戒與儒家五常密不可分。

前言

在兩千多年前的印度，誕生了一位圣人，后人稱為佛陀，因他的學說和他所創(chuàng)立的教派都影響了世人，所以人們把他的教派稱為佛教。同樣，兩千多年的中國也出現(xiàn)了一位圣人，與佛陀一樣，他的學說和教派也影響了世人，人們把他的教派稱為儒教。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歷史的不斷演變，人們慢慢發(fā)現(xiàn)了他們之間的相同之處，這也是佛教能夠融入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主要原因。

1、佛教的“不殺生戒”與儒家的“仁”

人類文明史上許多偉大的思想，都是時代憂患意識的表達，孔子和佛陀的思想亦不例外。生在戰(zhàn)亂時期的佛陀和孔子，面對世事的無常和生命的短暫，他們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孔子提出的是“仁”，而佛陀提出的是“不殺生戒”。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具核心價值的思想理念，其他如“禮”、 “義”、 “信”、“忠”、 “孝”、 “恕”等等，則是從不同角度和認識層面對“仁”的闡釋與發(fā)揮。在孔子那里“仁”不僅是最高的理論道德范疇，也是最高的政治理想追求。從歷史演變和思想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孔子“仁”的觀點還有“仁慈” 、“仁愛” 、“仁義”等多種觀念，而在這多種觀念當中，我認為孔子“仁慈”與“仁愛”又是可以相通的，因此可以說“仁慈”便是“仁愛”。儒家的著作《論語》中曾多次提到“仁愛”二字，如《論語·顏淵篇》中說到“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如《論語·學而篇》中說到“泛愛眾，而親仁”等，可見“仁”的重要性，大到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小到與人交往、為人處事，都有用處。君王若能以仁愛之心來治理國家，那國家必定繁榮富強，人民必定能安居樂業(yè)；而人與人之間若能以仁愛相對，那么就不會發(fā)生爭執(zhí)和矛盾。以寬大之心對人便可謂仁，本著處處為他人著想的心態(tài)便可謂愛，和此二義可稱之為“仁愛”。

在佛教思想當中，佛陀提出了不殺生戒，與儒家所不同的是，儒家的仁只是一個總的面上的概括，并沒有集中到某一點上來加以說明；而佛教則集中到了“不殺生”這個點上加以詳細的說明。殺生是非常嚴重的罪業(yè)，佛教就針對這一點而提出了眾生都應具慈悲之心，所謂慈悲，慈是予樂，悲是拔苦，而不殺生就是最大的慈悲，既能予自己樂又能拔他人苦，這也是儒家所講的最大的仁愛。試想如果世間眾生都不殺生的話，那么世界就不會有戰(zhàn)爭，沒有戰(zhàn)爭自然就少了生離死別，這就是人間最大的仁愛。如果世間主人不斷造各種殺業(yè)，那世界就不會安寧，又何來仁愛可言?

佛陀告誡我們，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眾生都具有強烈的求生愿望，都愛惜自己的生命。對于我們人類來說，每一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并且當我們活著的時候都應有安全感，這是人權最基本的要求。而要想安全得到根本的保障，只有持“不殺生戒”。因此可見不殺生與仁愛的關系之密切。

2、佛教的“不偷盜戒”與儒家的“義”

在儒家思想當中，孔子主張“殺身成仁”，孟子提倡“舍生取義”。在儒家思想當中，他們認為義比生命更重要，可見義在儒家思想當中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人活著就要為“義”而奮斗，因此儒家要求無論做事也好，做人也好都要講“義”，而這“義”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道義，仁義，義氣”等等，在我們生活當中用得最多的自然是義氣。

義的反面就是不義，何為不義，儒家認為茍且偷生，逃避責任實為第一大不義；其次還有出賣他人，盜取不義之財也實為不義。確實這些都屬于不義，一個人無論做事也好，做人也好，自然都不能缺少一個“義”字，應把“義”字當先，這樣才會對得起他人，也對得起自己。然而用一些不正當?shù)氖址ǎカ@取不義之財，那是更不義之行為，比如：盜、搶等。我們做人要講究一個“義”字，自然這些都不該去做。

佛教的不偷盜戒與儒家的“義”有所不同。早期佛教認為偷盜乃是最不義之事。既損害他人利益，又使他人生起嗔恨之心。因此佛教在《四分律》中就明確地列出了六個犯盜戒的根本條件曰：

“復有六種不與取波羅夷：白手取、看取、遣人取、若重物、盜心、舉離本處，非己物非己物想有六種亦如是。是為六種取，得波羅夷?！庇纱宋覀兛梢姺鸾掏当I戒之嚴厲，不但在行為上明確禁止，就連在思想上起盜心也是不可犯的。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佛教的不偷盜戒與儒家所講的“義”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3、佛教的“不邪淫戒”與儒家的“禮”

《論語》有言：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等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庇煽鬃舆@段話，我們可以看出“禮”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在這段話中孔子不但指出了生活中缺少“禮”的后果，還教育我們作為一個君子應如何來行“禮”。所謂“禮”者，也就是“禮儀”、“禮貌”之義，又可作“道理”來解釋，也就是說講禮也可以認為是講道理，那講道理自然也就是講禮，試想一下，一個人如果連道理都不講了，自然也是不講禮的了。相反，一個講道理的人，自然也是一個懂“禮”的人。一個國家如果缺少了“禮”，那就無法治理：一個人如果缺少了“禮”的話，那與禽獸也沒有多大區(qū)別了。所以儒家認為無論做事也好，做人也好，治國也好，都要講究一個“禮”字。

佛門四眾弟子，有出家在家之分，出家者戒淫，在家者只戒邪淫。由此佛陀制定了“不邪淫”戒。在《大智度論》就談到了：“除己妻外，余諸男女鬼神畜生可得淫者，悉是邪淫?！?/p>

由此可見，佛對戒淫欲之重視，從佛教的不邪淫戒，我們就能看出佛教與儒家一樣是重“禮”的，所不同的就是儒家所講的“禮”比較全面，理論性較強，而佛教的“禮”則講得比較細致，他落實到了修道之人的生活當中去了。佛教所提倡的是既為修道之人，就要身、口、意三業(yè)清凈，方可證道，如若這三點都不清凈的話，又如何能修道呢?行淫，既損害身體，又妨礙修道，還有違倫理道德，所以佛教堅決禁止犯邪淫戒，這也是佛教重“禮”的一種積極表現(xiàn)。

4、佛教的“不妄語戒”與儒家的“信”

在儒家思想之中，除了對前四種思想重視之外，對“信”的思想也同樣重視。此“信”乃是“誠信”之義，自古以來儒家就把“誠實守信”作為他們大力倡導的傳統(tǒng)美德。誠者，真實無欺之謂也：信者，守信而不食其言之謂也。

“誠信”合起來，就是要求人們在相互交往中，做到真誠實在，不失信譽?！罢\”與“信”是一個完整的統(tǒng)一體，誠中有信，信中有誠。不誠則不可信：信必見其誠，故隋朝的王通說：“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彼纬某填椧舱f：“誠則信矣，信則誠矣?！笨鬃釉诮逃膶W生時把誠信看得尤其重要，一個人如果沒有了誠信，他將會失去一切，因此，誠信也是做人的關鍵所在。

佛教與儒家有著相同的觀點，認為“誠信”是尤為重要的，但與儒家所不同的是儒家一開始就要求很廣泛，而佛教則是從最基本的說話講誠信開始，由此佛教便制定了“不妄語戒”，由“不妄語戒”我們也可以看出佛教對“誠信”的重視?！渡崂グ⑴艺摗酚校?/p>

“若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聞言聞，聞言不聞；不覺言覺，覺言不覺；不識言識，識言不識。是名八非圣語?！币馑季褪钦f，說虛妄不實的話，便是妄語，佛教還認為妄語并不單單是指說虛妄不實的話，其中綺語、兩舌、惡口都認為是妄語。

5、佛教的“不飲酒戒”與儒家的“智”

儒家不但講“禮”，同樣重視“智”，所以儒家出了很多有智慧的人，例如孔子、孟子及他們的諸多弟子，都是學識淵博的圣人。這里所講的智，便是智慧之義，在世俗人眼中認為智慧便是聰敏，有智慧的人便是聰敏的人，那要怎么樣才可稱得上聰敏人呢?按照世俗的理解，我們可以理解為知識淵博的人，便是聰敏人，因此我們也可以根據(jù)世俗的理解，把“智”理解成“知”，由此智慧便是知識，這是根據(jù)世俗來理解的。但事實上我們大家都知道，智慧并非是理解成“有知識”那么簡單，而有知識卻是智慧的第一步。因此，孔子就把“求知”看得非常重要，如何才能求得知識，只有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方可求得知識，因此孔子在學習方面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例如：積久成學，學無常師，不遷怒，不貳過，不恥下問，注重文化，學為基礎，只可意會，學無止境，學而不厭等觀點，而這些都成為了后人如何學習、如何求知的一種方法。

儒家對“智”的表現(xiàn)大部分以學習、實踐為主，而佛教對“智”的表現(xiàn)卻是大部分以生活為主，由此佛教便制定了“不飲酒戒”，這就是佛教在生活上對“智”的一種明顯的表現(xiàn)。酒在一般世人眼中看起來是好東西，但在佛教卻認為是壞東西，佛教的修行者講究三業(yè)清凈才能證道，而飲酒者不但傷及身體，而且會使三業(yè)不清凈，重者會酒后亂性，做出一些有違道德的事，會嚴重妨礙修道，屬于一種極不“智”的行為，因此佛教堅決要求持不飲酒戒。

結語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盛行，能與儒家思想相融合，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有著相似的思想，他們都勸世人向善，少造惡業(yè)。佛教的五戒與儒家的五常就是最集中的體現(xiàn)。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都能融入到人們的生活當中，只是他們的分工不同，儒家是在思想上教育人們向善，佛教是在生活行為上規(guī)范人們不造惡業(yè)，但其本質卻是一樣的，因此五戒、五常都是不可缺少的。

（編輯：彭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