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年的中亞華夏文明

    哈薩克（Kazak），“哈”是“華”的音變?！叭A”的發(fā)音多記為“阿”，極少記為“亞”，如“亞述（華胥）”?！八_克（zak）”是“sak”今天的寫法，即“夏”的古讀音，幾乎沒有發(fā)生音變。“哈薩克”即“華夏”的記音。

    哈薩克草原，以“華夏”命名的大草原。

    哈薩克族，以“華夏”命名的族群。

    哈薩克斯坦，以“華夏”命名的國家。

    為什么“華夏”會出現(xiàn)在中亞？其中有什么聯(lián)系？早在上世紀初，安特生在“仰韶文化”與“安諾文化”比較中，從“彩陶”上似乎看到了一些關聯(lián)。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瑞典地質學家、考古學家。1914年受聘任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顧問，在中國從事地質調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完成了《中國的鐵礦和鐵礦工業(yè)》、《華北馬蘭臺地》兩部調查報告。1916年由于袁世凱的倒臺，地質考察的研究因經費短缺而發(fā)生停滯，安特生先生也正因此轉而把精力放在了對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了。1920年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劉長山派往河南洛陽以西地區(qū)考察。12月，劉長山回到北京，帶回數(shù)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類型的石器。這些石器均購自一個地點——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再次前往河南，試圖證實劉長山的發(fā)現(xiàn)并確認發(fā)現(xiàn)地點。4月18日，安特生從澠池縣城徒步來到仰韶村。在村南約1公里的地方，他發(fā)現(xiàn)了一些被流水沖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然后，安特生一行發(fā)現(xiàn)了更多夾雜著灰燼和遺物的地層，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回到北京之后，他從地質調查所的圖書館里借來俄屬土耳其斯坦安諾（亞諾）及同類遺址的發(fā)掘報告，引發(fā)了兩相比較的興趣。1921年秋，安特生計劃發(fā)掘潛力看起來最大的仰韶遺址。在安特生的申請獲得政府批準的同時，在仰韶村的發(fā)掘也得到中國地質調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澠池縣政府的大力支持。從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質學家袁復禮、奧地利古生物學家?guī)煹に够纫坏腊l(fā)掘仰韶遺址，發(fā)現(xiàn)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還在一塊陶片上發(fā)現(xiàn)了水稻粒的印痕。1923年9月，安特生的助手發(fā)現(xiàn)了后來赫赫有名的朱家寨遺址，這是仰韶文化時期一處豐富的聚落遺址。從1921年發(fā)掘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發(fā)現(xiàn)仰韶文化，揭開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直到1924年10月踏上歸程，先后在甘肅、青海、陜西、內蒙古和西藏等地，發(fā)現(xiàn)并系統(tǒng)發(fā)掘了約50個文化遺跡，其中包括齊家坪、朱家寨、半山等遺址，并獲得了大量的古代文物。安特生在中國的一系列考古活動，揭開了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序幕。因此，安特生在中國的考古學史上，獲得了一個赫赫有名的稱號——“仰韶文化之父”。

    仰韶文化是指年代約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前，屬于新石器時代范疇的文化。分布在整個黃河中游從今天的甘肅省到河南省之間，以渭水河谷為中心，范圍由陜西省寶雞市向東延伸至河南省。生產工具以發(fā)達的磨制石器為主，常見有刀、斧、錛、鑿、箭頭、紡織用的石紡輪等，骨器也相當精致。各種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紅陶和夾砂紅褐陶為主，主要呈現(xiàn)紅色，紅陶器上常彩繪有幾何型圖案或動物型花紋，是仰韶文化最明顯特征，故也稱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是一個以農業(yè)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圍有一條圍溝，村落外有墓地和窯場。村落內的房屋主要有圓形或方形兩種半地穴式，早期的房屋以圓形單間為多，后期以方形多間為多。房屋的墻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頭做骨架的。墻的外部多被裹草后點燃燒過，來加強其堅固度和耐水性。仰韶文化的農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鏟、磨盤等，除此之外還有骨器。除農耕外仰韶文化的人顯然還進行漁獵。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魚鉤、魚叉、箭頭等。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開始出現(xiàn)輪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編織物印下來的紋路，由此可見仰韶文化有編織和織布的手工業(yè)。在發(fā)掘的動物骨頭中除獵取的野生動物外還有大量狗和豬的骨格，羊比較少。仰韶村遺址是以發(fā)現(xiàn)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鄉(xiāng)仰韶村而得名。典型的仰韶遺址有半坡、臨潼姜寨、橫陣、元君廟、史家等史前遺址，皆位于中華臺區(qū)域之內。仰韶文化是以中華臺為中心向外擴散的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特征。

    安諾文化（Anau Culture）是中亞土庫曼斯坦銅石并用時代彩陶文化。因最初1904年美國考古學家彭北萊（1837～1923）在阿什哈巴德東南12公里處發(fā)掘的安諾遺址而得名。分布于該國南部科佩特山北麓平原。年代為公元前5千紀初至前3千紀初。居民主要經營農業(yè)，有引水灌溉工程，主要作物有小麥和大麥。家畜飼養(yǎng)業(yè)相當發(fā)達，有牛、羊、駱駝和豬。房屋為單間或多間的土坯建筑，后者由若干單元組成，每個單元包括一間住房及附屬的儲藏間。各個聚落還有兼作崇拜中心和集會場所的房子，屋內設祭祀的灶火，墻壁或地面施以紅、黑色的幾何紋單彩或雙彩。墓葬常散見于聚落之內。死者為單人側身屈肢葬，有的尸體以赭石染色。有的無隨葬品，有的隨葬有少量飾物、容器或祭肉。晚期在聚落邊緣的地面用土坯筑起橢圓形的集體葬墓室，墓頂為疊澀的券頂，面積一般為5～6平方米，每座墓內葬二、三人至十數(shù)人。陶器為手制的平底缽、碗、罐。彩陶為深褐色的單彩或紅、黑色的雙彩，繪出三角、菱形、方格、十字、平行線等幾何紋及山羊等象生紋。不施彩繪的陶器胎呈灰色或紅色,器表常磨光，間或施劃紋。屢見紅陶人像和動物塑像，人物塑像多為女性，推測系豐收女神。此外，還發(fā)現(xiàn)陶紡輪和陶車模型的輪子。工具有石制的鐮刃、鏃、錛、鋤、掘土棒墜環(huán)、磨盤、磨棒、臼、杵、紅銅鑄造的針、錐、別針、斧、刀、鏃、矛、鑿，骨制的刮刀、磨光器、針、錐、叉等。飾物有金、銀、紅銅、寶石制成的串珠和垂飾，以及紅銅制的鏡、鐲、環(huán)等。

　  安特生發(fā)現(xiàn)了仰韶文化，將仰韶彩陶與中亞安諾和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紋飾進行了比較研究，與仰韶彩陶相似于在歐洲和西亞以及中亞的新石器時期遺址的陶器。這類陶器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島，東歐的格雷西亞，俄國南部的特里波列和以及中亞的安諾地區(qū)都有發(fā)現(xiàn)，這些地方的彩陶雖然各有特點，然而在制作工藝，花紋圖案等方面皆有相似之處。為此安特生特意寫信征求英國考古專家赫伯森的意見，赫伯森是大英博物館的中國陶瓷專家，他觀察了仰韶部分彩陶殘片以及安特生關于安諾和特里波列彩陶紋飾的比較圖，同時征求了其他專家的意見，最后得出結論：紅陶器帶黑色彩紋的仰韶彩陶與中東和歐洲的彩陶同屬一類。并且提出：彩陶文化的傳播路線應該是由西向東的，源頭是中東的兩河流域，因此在中國的西部特別是新疆地區(qū)一定會留下傳播痕跡，很有希望發(fā)現(xiàn)相同的彩陶。1923年，安特生發(fā)表了《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安特生把仰韶文化彩陶和中亞的安諾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進行了比較。安特生發(fā)現(xiàn)兩種文化類型的彩陶紋飾非常相近，于是認為，中原地區(qū)的彩陶文化可能是西方傳播來的，提出了“中國文化西來說”。在赫伯森的啟迪下，為了驗證彩陶西來的假設，安特生決定首先從青海，甘肅的河谷地區(qū)入手，尋找以彩陶為主要特征的史前人類文化遺存，在陜西、寧夏、甘肅、青海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彩陶。由于歷史原因，安特生博士始終沒有能夠進入與西亞地區(qū)有著更廣泛聯(lián)系的新疆進行考察。此后，西方史家也就沒有更有效地向東方進行探索。

    由于歷史原因，那些篤信“炎黃子孫，一脈相傳”神話的中國的歷史學家，始終把眼光局限在傳統(tǒng)的中原地區(qū)，堅持彩陶文化就是中國的本土文化，并把安特生的科考結果與中國神話故事緊密的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由洋人發(fā)現(xiàn)的中國史前文化已經證明了炎黃神話傳說的真實和可靠，沒有必要再去深究這種文化的起源與傳承。至今仍陶醉于中原中心論與五千年的歷史，沒有向西再跨一步，稍作探究。

    那么，“仰韶文化”的彩陶與“安諾文化”的彩陶的相似性究竟存在什么樣的內在聯(lián)系呢？近一個世紀了，安特生之后，再也沒人探索了。值得肯定的是，安特生的研究是正確的。 “安諾文化”就是“仰韶文化”，屬于同一文化。安特生大膽的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的推測，而至今尚未見到中國史家提出過“東去說”。安特生及后來的西方史家并沒有解決為什么是“西來”？怎樣“西來”？中國史家仍固守于傳統(tǒng)的自我中心，比較忌諱與西方文化扯上什么關系。

    其實，中亞的歷史，也是華夏的歷史，“安諾文化”自然也是“仰韶文化”向西傳播的一個見證，屬于“仰韶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那么，“華夏”是何時傳入中亞，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大約在公元前七千紀至公元前五千紀，這兩千多年里，中華臺上的部落內部逐漸產生階級分化，公元前五千紀以后，有明顯的奴隸的出現(xiàn)。另一個可能的因素是這一時期生活比較平靜，人口增多。由于缺少這一時期的歷史記錄或記憶，其原因并不明朗。但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一種現(xiàn)象，就是有大量的人員向外遷徙。這一時期向西遷徙分三條路徑：南路是從青海南下云緬，經印度進入西亞，典型的是蘇美兒人。南路多以“夏母（蘇美兒）”為族群標記。但“夏”的讀音弱化為“su”，稱“華夏”為“Asu”，由于他們記憶中“華夏”在東方，漸漸以“Asu”代表東方。后來演變成亞洲的名稱“Asia”（華夏）。北路是進入蒙古草原，經過一段游牧化之后，進入中亞，再向歐洲及西亞擴散。北路多以“夏媽”為族群標記，如薩爾馬特人（Sarmatian）的“薩爾馬”即“夏媽”，這是北路西進的標志。此后在北方形成的“薩蠻教”，即“夏媽教”。但象馬薩格泰人（Massagetae）的“馬薩”則是“巴夏”的音變，則更古老。

    中路是指經河套、阿爾泰與天山一帶西遷進入中亞。這一時期中路西進的部落多以“華媽”或“華母”為族群標記，多記音為“阿馬”、“阿姆”、“哈姆”等。中亞的阿姆河，實際就是華母河。這一時期進入中亞的以中路為最多，北路稍有遲后。

    原來在中華臺，以今灞河為界，灞河東邊是華胥氏，是華夏主族，灞河西是赫胥氏，也稱大夏，帝嚳時將二兒子實沈安排于“大夏”即指今白鹿原一帶。這些西遷中亞的部落仍沿襲當年在中華臺的體制，形成華胥氏與赫胥氏兩大部落群，但統(tǒng)一的稱號仍是“華夏”。這一形制至少形成于公元前六千紀前后。

    此后，他們在中亞接納不同時期西去的各個部落，經過一段融合后，再向中歐北歐、印度河流域、西亞、地中海沿岸以至非洲進行擴散。除了一些部落仍以自己的族稱向西方遷徙外，以華胥氏名義出現(xiàn)了哈梯、亞述、阿卡德、阿息、安息及突厥等。突厥自稱“阿史那（Ashinas）”，“阿”為“華”的變音，“史那”是“夏”的記音，“阿史那”即“華夏”，這是其部落總的標記。突厥也自稱“Asil”即“華胥”的記音。突厥的族源來自中亞華夏中華胥氏部落群。以赫胥氏名義出現(xiàn)的有赫梯、可薩（赫夏、大夏）、哥特、喜克索、南非的科薩人等。哥特人，實際是赫頭人。夏，本義為“頭”讀sa，約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出現(xiàn)了另一讀音“tou”，“哥特”相當于“赫頭”，即“赫夏”。此后，有些部落將“夏”與“頭”并用，如粟特、沙特、凱爾特。突厥是單用“頭”來代替“夏”的，“突厥”是“頭克”的變音。

    中亞是華夏文明向世界傳播中最大的最重要的一個文明基地，在現(xiàn)代人類的形成和華夏世界文明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華夏人在中亞以“華夏”的名義，至今至少經營了8000多年，將華夏文明傳播到了西方各地。同時，也是東西方文化、經濟交流的十分重要的中轉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