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學術(shù)文章，可以說沒有共同的程式，卻不能說沒有共同的要求。
朱謙之先生治學興趣廣泛，對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哲學史、日本哲學史、朝鮮哲學史、音樂史、戲劇史、宗教史、目錄學都有專門著作問世，曾得到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的重視。他寫文章的特點是快。每大早晨四五點鐘開始寫作，到八九點鐘停土。他寫作時，手不停揮，文不加點，一兩萬字的文章，一揮而就。有時連引文也懶得查對。漢代文學家枚乘，文思敏捷，草擬緊急文書“倚馬可待”。枚乘寫文章快是快，但不是學術(shù)著作，總數(shù)量也不多，比朱謙之先生差遠了。
馮友蘭先生晚年目力不佳，他寫文章由自己口授，助手記錄，馮先生在記錄稿上做些修改，最后整理成書。解放后出版的幾部《中國哲學史新編），都是以這種方式寫成的。古人中有下筆成文、出口成章的作家，多半指的詩、賦或即席應(yīng)酬之作?？谑趲资f宇的學術(shù)文章的卻不多見。馮先生善于化繁為簡，邏輯性強，使人讀后印象明確。他的觀點別人不一定贊同，但不會由于表達不清楚而使讀者誤解。這是他的功力之所在。
朱光潛先生寫文章，先把必要的材料收集齊備，把文章的大端、綱目列出來，擺在手邊。然后按擬定的綱目，逐章逐段地寫下去。朱先生的文章條理分明，不蔓不枝，如潺湲山泉，有曲折，有起伏，而說理明暢，沁人心脾，有理論文的清新，又有詩的韻味。
熊十力先生寫文章富有批判、論戰(zhàn)風格。有時急于下筆，隨手抓幾張紙（多半用別人來信的信紙背回起草），奮筆疾書，宇如狂草。寫到會心處，口里不斷諷誦。文章寫完，他認為最重要的段落加上濃密圈點。有時高興了圈點的地方占了一半以上，重點反而不明顯了。他為文氣勢磅礴，如長江大河，字句不加雕飾，看似漫不經(jīng)心，而用字遣詞，又十分準確，不可更動。
湯用彤先生寫文章，慢條斯理，不以敏捷擅長。中年以后，患高血壓，手顫，用毛筆寫宇很吃力，幾千字的文章要斷斷續(xù)續(xù)寫好幾天。寫作過程中不斷修改，一稿往往修改多次。他的文章雖非一次寫成，并沒給人以不連貫的感覺。使人讀后覺得清通簡要，文質(zhì)得中，寓典麗于高古。深得魏晉風格，卻沒有魏晉文風虛誕浮華的弊病。
上述幾位老先生中，除朱謙之先生屬于才子氣的寫作方式，別人不容易學以外，其它如馮、朱、熊、湯幾位先生都有特長。他們的文章，不論長篇巨著，還是札記短箋，講的都是他們熟悉的東西，不講他們不熟悉的東西。因而講起來總是頭頭是道，如數(shù)家珍。魯迅先生曾說過，章太炎先生晚年社會上尊奉為國學大師，他不講他熟悉的文字學，卻喜歡講文字學以外的東西。出了范圍，他的言論往往不大正確。魯迅對此，很為章太炎惋惜。這里講的幾位先生文章寫得好，受到內(nèi)行人的尊重，原因是在學術(shù)問題上從不“越位”。這一點，值得學習。專家，所專的只不過一個小范圍，小范圍以外，專家未必專，也許很外行。
現(xiàn)代人寫學術(shù)文章，不同于古代人。評論學術(shù)，分析概念，要求清晰、準確。《莊子·天下篇》是學術(shù)論文，用莊子《天下》的寫作方式，表達不了當前的百家爭鳴局面。寫學術(shù)文章，要有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科學方法的訓練。上面所舉的這幾位先生超過乾嘉學者，也超過同時代新學派的學者的地方，就在于他們接受了現(xiàn)代思想方法。所謂“現(xiàn)代”，并沒有一個固定的疆界，現(xiàn)代中最根本的一條標志，即看作者是否熟悉現(xiàn)代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有了科學的思想方法，才可以保證我們的學術(shù)論文水平不斷提高?？茖W的發(fā)展無止境，學術(shù)研究的深度、廣度也無止境。
學術(shù)文章風格因人而異，好比人的性格不能強求一律。所謂“文如其人”，即指文章風格，也指人的品格。寫文章離不開技巧，要有基本訓練。這是每一個學者在青少年應(yīng)當學會的本領(lǐng)，這里不去說它。我只說學術(shù)論文最要緊的是文章的科學性。如果內(nèi)容缺乏科學性，就等于人患了軟骨病，站不起來，成為不治之癥。學術(shù)文章，先有“學術(shù)”，再談“文章”，因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學術(shù)內(nèi)容，而不是詞藻、結(jié)構(gòu)、章法。舊社會所謂“桐城義法”寫不出學術(shù)論文，用“馬列義法”裝點的文章多短命，有的文章連一兩年的壽命也沒有維持下來，一點也不奇怪，理應(yīng)如此，因為文章缺少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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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繼愈， 男， 1916－2009,山東平原人。曾用名任又之,1938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yè),3年后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64年被委任籌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后任該所所長、研究員,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國務(wù)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哲學學科學位評議委員會召集人、中國無神論學會會長、中國西藏佛教研究會會長、中國宗教學會顧問、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1985年任北京圖書館館長,兼宗教所名譽所長。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五、六、七屆代表。著名中國哲學史專家、宗教學專家。專著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佛學論文集》(合著)、《中國哲學史論》,主編《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宗教辭典》、《中華大藏經(jīng)》等
朱謙之先生治學興趣廣泛，對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哲學史、日本哲學史、朝鮮哲學史、音樂史、戲劇史、宗教史、目錄學都有專門著作問世，曾得到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的重視。他寫文章的特點是快。每大早晨四五點鐘開始寫作，到八九點鐘停土。他寫作時，手不停揮，文不加點，一兩萬字的文章，一揮而就。有時連引文也懶得查對。漢代文學家枚乘，文思敏捷，草擬緊急文書“倚馬可待”。枚乘寫文章快是快，但不是學術(shù)著作，總數(shù)量也不多，比朱謙之先生差遠了。
馮友蘭先生晚年目力不佳，他寫文章由自己口授，助手記錄，馮先生在記錄稿上做些修改，最后整理成書。解放后出版的幾部《中國哲學史新編），都是以這種方式寫成的。古人中有下筆成文、出口成章的作家，多半指的詩、賦或即席應(yīng)酬之作?？谑趲资f宇的學術(shù)文章的卻不多見。馮先生善于化繁為簡，邏輯性強，使人讀后印象明確。他的觀點別人不一定贊同，但不會由于表達不清楚而使讀者誤解。這是他的功力之所在。
朱光潛先生寫文章，先把必要的材料收集齊備，把文章的大端、綱目列出來，擺在手邊。然后按擬定的綱目，逐章逐段地寫下去。朱先生的文章條理分明，不蔓不枝，如潺湲山泉，有曲折，有起伏，而說理明暢，沁人心脾，有理論文的清新，又有詩的韻味。
熊十力先生寫文章富有批判、論戰(zhàn)風格。有時急于下筆，隨手抓幾張紙（多半用別人來信的信紙背回起草），奮筆疾書，宇如狂草。寫到會心處，口里不斷諷誦。文章寫完，他認為最重要的段落加上濃密圈點。有時高興了圈點的地方占了一半以上，重點反而不明顯了。他為文氣勢磅礴，如長江大河，字句不加雕飾，看似漫不經(jīng)心，而用字遣詞，又十分準確，不可更動。
湯用彤先生寫文章，慢條斯理，不以敏捷擅長。中年以后，患高血壓，手顫，用毛筆寫宇很吃力，幾千字的文章要斷斷續(xù)續(xù)寫好幾天。寫作過程中不斷修改，一稿往往修改多次。他的文章雖非一次寫成，并沒給人以不連貫的感覺。使人讀后覺得清通簡要，文質(zhì)得中，寓典麗于高古。深得魏晉風格，卻沒有魏晉文風虛誕浮華的弊病。
上述幾位老先生中，除朱謙之先生屬于才子氣的寫作方式，別人不容易學以外，其它如馮、朱、熊、湯幾位先生都有特長。他們的文章，不論長篇巨著，還是札記短箋，講的都是他們熟悉的東西，不講他們不熟悉的東西。因而講起來總是頭頭是道，如數(shù)家珍。魯迅先生曾說過，章太炎先生晚年社會上尊奉為國學大師，他不講他熟悉的文字學，卻喜歡講文字學以外的東西。出了范圍，他的言論往往不大正確。魯迅對此，很為章太炎惋惜。這里講的幾位先生文章寫得好，受到內(nèi)行人的尊重，原因是在學術(shù)問題上從不“越位”。這一點，值得學習。專家，所專的只不過一個小范圍，小范圍以外，專家未必專，也許很外行。
現(xiàn)代人寫學術(shù)文章，不同于古代人。評論學術(shù)，分析概念，要求清晰、準確。《莊子·天下篇》是學術(shù)論文，用莊子《天下》的寫作方式，表達不了當前的百家爭鳴局面。寫學術(shù)文章，要有系統(tǒng)的現(xiàn)代科學方法的訓練。上面所舉的這幾位先生超過乾嘉學者，也超過同時代新學派的學者的地方，就在于他們接受了現(xiàn)代思想方法。所謂“現(xiàn)代”，并沒有一個固定的疆界，現(xiàn)代中最根本的一條標志，即看作者是否熟悉現(xiàn)代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有了科學的思想方法，才可以保證我們的學術(shù)論文水平不斷提高?？茖W的發(fā)展無止境，學術(shù)研究的深度、廣度也無止境。
學術(shù)文章風格因人而異，好比人的性格不能強求一律。所謂“文如其人”，即指文章風格，也指人的品格。寫文章離不開技巧，要有基本訓練。這是每一個學者在青少年應(yīng)當學會的本領(lǐng)，這里不去說它。我只說學術(shù)論文最要緊的是文章的科學性。如果內(nèi)容缺乏科學性，就等于人患了軟骨病，站不起來，成為不治之癥。學術(shù)文章，先有“學術(shù)”，再談“文章”，因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學術(shù)內(nèi)容，而不是詞藻、結(jié)構(gòu)、章法。舊社會所謂“桐城義法”寫不出學術(shù)論文，用“馬列義法”裝點的文章多短命，有的文章連一兩年的壽命也沒有維持下來，一點也不奇怪，理應(yīng)如此，因為文章缺少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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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繼愈， 男， 1916－2009,山東平原人。曾用名任又之,1938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yè),3年后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64年被委任籌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后任該所所長、研究員,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國務(wù)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哲學學科學位評議委員會召集人、中國無神論學會會長、中國西藏佛教研究會會長、中國宗教學會顧問、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1985年任北京圖書館館長,兼宗教所名譽所長。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五、六、七屆代表。著名中國哲學史專家、宗教學專家。專著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佛學論文集》(合著)、《中國哲學史論》,主編《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宗教辭典》、《中華大藏經(jīng)》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