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約與鐘嶸
(2012-08-30 10:54:14)
沈約與鐘嶸
鐘嶸《詩品》和劉勰《文心雕龍》堪稱六朝文學批評史上的雙璧,而劉勰和鐘嶸的經歷都和當時的文壇巨匠沈約有關——他們曾先后求譽于沈約。
沈約與鐘嶸的關系值得進一步探討,因為,這不僅是一個名公巨卿與位末名卑、長期沉淪下僚者的關系,一個文壇領袖與一個文學評論家的關系;更可通過沈約與鐘嶸關系的研究,清理中國文學和文學批評發(fā)展到齊梁這一歷史階段出現的觀念變化和滲透在觀念變化中的個人因素;看一看,感情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感情、同中的異和異中的同是如何膠著地糾纏在一起;并且,在碰撞與展開的過程中,是如何共同推動文學批評前進的。
沈約是鐘嶸的前輩,是齊、梁間著名的文學家和文學理論家。史傳因請為“延譽”被拒,鐘嶸對沈約很不滿,等沈約逝世后,鐘嶸撰成《詩品》,把一代名公巨卿沈約置之“中品”,并加貶斥。這就是《南史·鐘嶸傳》里說的:
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yōu)劣,云:“觀休文眾制,五言最優(yōu)。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云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于范,意淺于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
本段記載,有鐘嶸為“追宿憾”而故意打壓沈約的意思。明清以來,對鐘嶸置沈約于“中品”是“追宿憾”、“報約”的說法意見不一。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說:“休文四聲八病,首發(fā)千古妙銓,其于近體,允謂作者之圣。而自運乃無一篇,諸作材力有余,風神全乏。視彥升、彥龍,僅能過之。世以鐘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清張錫瑜《詩平》說:“嶸之評約,實非有意貶抑。沈詩具在,后世自有公評。衡以范、江,適得其分?!畧蠛丁?,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耳。延壽載之,為無識矣?!鼻逶S印芳《萃編》說:“隱侯列‘中品’,已不為屈?!赌鲜贰藩q稱其追報宿憾。史書可盡信哉!”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南史》喜雜采小說家言,恐不足據以疑二賢也。”
事實的真相,成了歷史之謎;歷史有太多無法解釋也無法破譯的謎語,因為,短促的生命個體與漫長的歷史經常形成不成比例的對照;在幾百年甚至上千年長長的歷史中,一些很精彩的個人片斷經常會被忽略。像鐘嶸求譽沈約這件事,載在歷史,已經不是碎片,而具有完整的形態(tài)。只是沒有預先準備好的可作旁證的材料,以致今天有些研究者采取回避的態(tài)度,不承認、不相信這條材料,以為是小說家言。我以為,此事載在《南史》,言之鑿鑿,即使沒有旁證,也仍然是存于歷史的精彩的個人片斷而無法否定,正如你無法否認《南史》中已經存在的其他記載。
其實,置沈約于“中品”、批評沈約和“追宿憾”、“報約”是兩個問題:一是沈約居“中品”是否合適?批評得是否正確?二是鐘嶸與沈約之間是否存在“宿憾”?以上幾家把兩個問題混為一談,以沈約應居“中品”,否定鐘嶸與沈約之間可能存在的“宿憾”。唯紀昀別具只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五說:“史稱嶸嘗求譽于沈約,約弗為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詩列之‘中品’,未為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仆病未能;雙聲疊韻,里閭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边@里論述置沈約“中品”,“未為排抑”;而鐘嶸和沈約之間,確實可能存在“宿憾”。古直《鐘記室詩品箋》也說:“約身參佐命,劫持文柄。其人雖死,余烈猶存。仲偉紆回曲折,列之‘中品’,蓋有苦心焉,非特不排抑而已?!弊顬殓娛现簟?br>
有意思的是,在對別人的贊美上,沈約并不是一個吝嗇的人。相反,為了贏得社會的聲譽,鞏固作為文壇領袖的地位,沈約其實是繼晉代張華以后一個愛惜人才、獎掖后進、提攜新人的典型;最著名的例子是對劉勰《文心雕龍》的提攜、獎掖和贊美。《梁書·劉勰傳》說: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瘸?,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
實際上,除了劉勰,受到沈約獎掖、扶持、提攜的文學之士還有很多。如張率、陸倕、謝舉、劉顯、何思澄、蕭幾、蕭子顯、王筠、吳均、何遜等人。如對和蕭子顯賦的稱贊,“蓋《幽通》之流也”(《梁書·蕭子顯傳》)的口吻,使人想起《晉書·左思傳》里張華贊美左思《三都賦》“班、張之流也”的話;說張率與陸倕“此二子,后進才秀,皆南金也”,其口吻,也與張華《與褚陶書》“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于吾子”差不多。還有對吳均、王筠的褒獎:
沈約嘗見(吳)均文,頗相稱賞。(《梁書·吳均傳》)
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王)筠文,咨嗟吟詠,以為不逮也。(《梁書·王筠傳》)
這些材料都表明,沈約是一個樂意提攜別人和幫助別人的人。求譽沈約,應該不難。但奇怪的是,同樣是求譽,同樣是文學批評家,用了低三下四方法的劉勰,得到了沈約的贊賞,而鐘嶸得不到,這是不可理解的。
沈約為什么拒絕鐘嶸,不肯為鐘嶸延譽?
因為,他們在詩學觀念、詩學本質和詩學發(fā)展的認識上,有著不能茍合的分歧。
現在已經無法了解,鐘嶸求譽沈約,是不是也像劉勰那樣,背著個布袋,像擺地攤的小販那樣帶著他的《詩品》“干之車前”。但既要求譽于人,總要拿自己的“作品”給別人看,鐘嶸拿出的不會是他的對《周易》的見解,而是后來成為《詩品》的某些部分。因為鐘嶸受劉士章啟發(fā)欲撰《詩品》的想法早在十數年前,而“江淹才盡”的傳說剛發(fā)生不久即進入鐘嶸的視野,成為《詩品》中的材料。這些都說明,《詩品》有一個不斷寫作,不斷完善的過程。還有一條可以證明沈約在世鐘嶸就已經在寫作的材料,就是下文還要提及的《詩品·下品》對“宋尚書令傅亮”的品評:“季友(傅亮)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睆摹敖裆蛱剡M”的口吻看,鐘嶸寫傅亮條的時間應在沈約官加“特進”的天監(jiān)十一年(512)不久,因為《詩品》正式評沈約時,稱沈約是“梁左光祿沈約”,其中是有區(qū)別的。
鐘嶸在為沈約獎掖后進、提攜新人的名聲所迷惑的同時,也許還受到同道劉勰成功的鼓勵。比《詩品》早十多年完成的《文心雕龍》,就是由劉勰通過“干謁”的形式求譽沈約,由沈約“取定”,得到贊美,最后大獲成功的。這些,都成了鐘嶸“求譽”沈約的范本和出發(fā)點。
鐘嶸去求譽沈約了??梢酝茰y,當時鐘嶸即使不給沈約看《詩品》的初稿,只與沈約談聲律論或詩歌發(fā)展觀,沈約也會堅決地“拒之”,而且非常明確,一點沒有商量的余地。因為兩人不同的詩學觀,尤其是聲律論上的巨大分歧,形同水火,不啻詩學仇家。沈約當然不可能為鐘嶸延譽,而鐘嶸撰寫《詩品》批評沈約,也就成了意料中事。
二
鐘嶸與沈約的分歧主要有:
1.對當世詩風和詩歌成就的評價截然不同
對當世詩風和詩歌成就的評價,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是一個專業(yè)的批評家無可回避的問題,即便現在,我們也未必能分清鐘嶸與沈約之間誰對誰錯,有的沒有對錯,是一個事物的兩方面,沈約和鐘嶸各持一面;因為兩個人的地位不同,角度不同,沈約在臺上,鐘嶸在臺下;沈約是“唱戲”的,鐘嶸是“評戲”的;一個是盾,一個是矛;一個是批評對象,一個是批評者;自然會對戲本身有不同的看法,沈約會說“好極了”,鐘嶸會說“糟透了”。只有劉勰非常聰明,《文心雕龍》雖然體大思精、面面俱到,但他對當朝的文學問題,基本不談。
而鐘嶸不同,《文心雕龍》在前,《詩品》后出,鐘嶸必須面臨兩種選擇:要么也像他的前輩劉勰一樣,繞開矛盾,不談近世;要么就冒與世人觀點對立的風險。他顯然覺得,不涉近世而侈談詩學理論和五言優(yōu)劣不啻隔靴搔癢,雖有風險也只能選擇后者。但涉及近世,矛盾就不可避免。
2.對漢以來詩歌發(fā)展和流變問題的回答不同
鐘嶸的回答是:詩歌的發(fā)展是有曲折的,詩歌高峰應該在建安時期,至宋、齊、梁則有誤入歧途、走火入魔的趨勢。故鐘嶸《詩品》的上品“名額”,漢三人(李陵、班婕妤、古詩算一人)、魏三人(曹植、劉楨、王粲)、晉五人(阮籍、陸機、潘岳、張協(xié)、左思),而余下宋、齊、梁三代,只給了謝靈運一人。漢魏當然是重點,漢魏以外,他寧可多給一點晉,也不多給宋、齊、梁,除了今不如昔的觀念,還有糾偏和強烈表達自己詩學觀的用意。
而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只以發(fā)展新變的詩學觀看問題:“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余烈,事極江左?!彼徽f潘岳、陸機是曹、王的繼承和變體,不作高下評判,鐘嶸則以為潘、陸均不如曹植。沈約說:“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庇X得宋代文學在文學史上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比前代文學毫不遜色。而鐘嶸《詩品》則非常嚴厲地批評了宋代文學。這些,都是他們對漢以來詩歌發(fā)展觀念的不同。
3.對“聲律論”的評價及其發(fā)明權問題的爭論
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里說: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xié)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jié),若前有浮聲,后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以上這些話,沈約都以發(fā)現千古秘密的自信和自己就是發(fā)明人的口吻,高度評價“聲律論”對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作用,揭示了漢以來至于晉宋無人知曉的聲律入詩的方法。所謂“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那是大家都在寫,但無人知曉的詩歌聲律問題。
沈約另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因為書佚,無從考證沈約是否就是聲律論的發(fā)明人。而后來的《南齊書·陸厥傳》只是說:“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眺,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禺,善識聲韻,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且以之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征不同,不可增減,世號為‘永明體’?!敝v了“永明體”產生的時間,有哪些詩人,以及“永明體”對文字、聲韻的要求等等,也沒有涉及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意義的“聲律論”的發(fā)明人是否就是沈約。
只有鐘嶸《詩品》辨彰清濁,認真地論述“聲律論”的發(fā)明權問題,鐘嶸《詩品序》說:
王元長創(chuàng)其首,沈約、謝脁揚其波。即從正面糾正了這一事實,發(fā)明人是王融,而不是沈約,沈約不過因為他的身份關系,成了代言人而已。鐘嶸的話雖然沒有其他證明材料,但鐘嶸是當世之人,與王融、沈約、謝脁有的有交往,如與謝朓論詩等;又沈約有崇己抑人之病,在他編纂的《宋書》里,為他的祖父曲筆回護,改寫事實,被人發(fā)現,作了檢討?!端螘范嗳∷说馁Y料,卻不注明。這種把他人成績算在自己賬上的做法,沈約是心虛的。對于“聲律論”及其發(fā)明權的問題,恐亦如此。
針對沈約自謂發(fā)現“千古之秘”的說法,23歲的齊秀才陸厥也著文反駁,陸厥《與沈約書》說:
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此處,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誣乎?……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xù)顛之說,興玄黃于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茍此秘未睹,茲論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征,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陸厥認為,早在建安時代,曹、劉等人就已發(fā)現聲律與詩歌的關系,并用聲律的原理進行創(chuàng)作,有許多名篇佳制可以證明,不必等到宋、齊以后的沈約再來發(fā)現。所謂“此秘未睹”、“曾無先覺”,近于誣言。陸厥初生牛犢不怕虎,他以批判者的犀利,數說沈約的荒謬,口氣嚴峻得像師傅在教訓徒弟,這使沈約不得不寫《與陸厥書》反駁。
《與陸厥書》重申《謝靈運傳論》中的觀點,強調五言詩兩句十字之內,應盡平仄相配、低昂互節(jié)變化之能事,肯定這是五言詩重要的新法則:
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征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
對這一場爭論,鐘嶸始終高度關注。陸厥因父被誅感痛而卒,在陸厥和沈約都去世了以后,鐘嶸著《詩品》,繼續(xù)反駁沈約,《詩品序》說:
昔曹、劉殆文章之圣,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蛑^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
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聲律耶?
鐘嶸不僅在《詩品序》里提出“聲律論”的發(fā)明人應該是王融,“聲律論”對詩歌創(chuàng)作同時帶來很多負面影響以外,還在《下品》設《陸厥》條?!断缕贰り懾省窏l說:
觀厥文緯,具識文之情狀。①自制未優(yōu),非言之失也。
陸厥、鐘嶸所論,意頗契合。故此條可與《詩品序》及《中品·沈約》條對讀。鐘嶸設此條,品評陸厥詩僅是帶過;鐘嶸說他詩寫得不怎么樣,但陸厥的“文緯”,“具識文之情狀”,支持其反對沈約的聲律論。在這場聲律論的爭論中,鐘嶸堅定地站在陸厥一邊,實際上就是對沈約的打擊。
4.在詩人及作品的評價上存在嚴重分歧
在對建安七子的評價中,誰是“七子”的冠冕?這個問題早就存在,持不同觀點不奇怪,奇怪的是,兩種觀點截然鮮明地對立。江淹在《雜體詩序》曰:“公干、仲宣之論,家有曲直?!?br>
“家有曲直”的內涵是,在當時的兩大審美取向——詞采和風骨方面,人們各持一端。
沈約和劉勰認為冠冕應該是王粲?!端螘ぶx靈運傳論》敘述說:“子建、仲宣(王粲)以氣質為體?!睂⒉苤才c王粲并美,不提劉楨;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則說:“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干。”以為王粲在劉楨之上,他們的論點基本上是相同的。
鐘嶸主張風骨、詞采相濟,以為漢以來至高無上,完美無缺的詩人是曹植。曹植的詩歌體現了“文”與“質”,“風力”與“丹彩”,“骨氣奇高”與“詞采華茂”、剛柔相濟統(tǒng)一的美學要素。曹植以外,詩人皆有不足:劉楨有風骨,但“雕潤恨少”;王粲“文秀”,但“質羸”,均為“偏勝”詩人。但在詞采與風骨偏勝之中,鐘嶸更重視“質”與“風骨”。據此劉楨優(yōu)于王粲。故稱《上品·劉楨》條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詩品序》謂“曹、劉殆文章之圣”;《上品·曹植》條謂“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干升堂,思王入室”。表明在詩歌美學理想上,與沈約、劉勰存在原則分歧。
此外,在鐘嶸確定的詩歌流派中,劉楨源出“古詩”,“古詩”源出《國風》,為主流正統(tǒng)一系;王粲則源出李陵,李陵源出“楚辭”,則是輔助主流的旁系。由源出看鐘嶸的安排,王粲也不及劉楨。鐘嶸假如想求譽于沈約,就不該有這種體系和想法。
高木正一氏的《鐘嶸的文學觀》說:《文心雕龍·才略》篇、《謝靈運傳論》認王粲為建安七子冠冕,以曹、王并稱;而“鐘嶸以為劉楨比王粲地位更高的說法,實在是一種獨特的評判和對當時定評的挑戰(zhàn)”。②其實,比《詩品》行世更早的裴子野的《雕蟲論》(實為《宋略·總論》)里已經說“其五言為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葉”。同樣標舉曹植、劉楨而不提王粲,裴子野和鐘嶸一樣,也認為“偉其風力”,使詩歌充滿風力精神,是比詞藻形容更重要的東西。
鐘嶸的詩學觀,反對“詞不貴奇,競須新事”,把矛頭對準王融、任昉;反對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特別是糾正“聲律論”發(fā)明權、反對在詩中以平、上、去、入制韻等問題,這些觀點就像錐子放在口袋里,早晚會戳出來。沈約拒絕為鐘嶸延譽,一定是鐘嶸詩學觀念的“錐子”刺痛了他的什么部位。
沈約也評論五言詩,他經常贊譽后生和同時代詩人的作品?!读簳份d沈約對詩人和詩歌作品贊譽的有:
(謝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為約所贊賞。(《梁書·謝舉傳》)
(何思澄)為《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于壁。(《梁書·何思澄傳》)
同樣書之于壁的還有劉顯的詩:
(劉顯)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沈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書之于壁。(《梁書·劉顯傳》)
謝舉、何思澄、劉顯的詩,在當時并不十分知名,但沈約仍然給予贊美,而對當時謝脁、何遜等著名的詩人,沈約更是贊美有加:
(謝)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保ā读簳ぶx朓傳》)
沈約亦復愛其(何遜)文,嘗謂遜曰:“吾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保ā读簳ず芜d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