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國伊始文字改革提上議事議程
1949年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值得關(guān)注的一年，這一年的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宣告成立，從此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建國伊始，百廢待興。1949年8月25日,毛澤東收到中共“五老”之一吳玉章的來信。吳玉章是杰出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教育家、歷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被尊為延安五老之一。信中，吳玉章對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文字應(yīng)改成拉丁化的拼音文字，并大膽地提出在全國各地選擇重點試行新文字。
新中國成立前夕，國內(nèi)外形勢紛繁復(fù)雜，但吳玉章的來信還是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他把信轉(zhuǎn)給郭沫若、茅盾和語言學家馬敘倫，征求他們的意見。三天后，毛澤東收到郭沫若等人的答復(fù)。他們都贊成中國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拼音方向，但認為,實現(xiàn)拼音文字要有一個很長的過程,現(xiàn)在就重點實行新文字,未免過于草率。
雖然，吳玉章著手試行新文字的建議被暫時擱置，但他“拼音化”的主張卻得到了包括毛澤東在內(nèi)的許多人的支持。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國成立僅僅十天，一個名為“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的組織宣告成立。為了表示對中國文字改革的關(guān)注,毛澤東特意派秘書胡喬木參加“文字改革協(xié)會”，以便隨時了解和指導(dǎo)文字改革工作。
二、文字改革由來已久
其實,把中國文字改成拼音化文字的呼聲，由來已久。
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擊碎了中國“天朝上國”的迷夢。第一次睜開眼看世界的中國文人，突然發(fā)現(xiàn)與西方相比，我們這個老大帝國竟然已落后如許。國家的落后是科技的落后，科技的落后緣于教育的落后，教育落后蓋因漢字太難。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開始重新審視幾千年傳承下來的中國文化。
1892年，一個名叫盧戇章的福建青年，經(jīng)過十年的努力，寫成了一本名為《一目了然初階》的書。這是第一套由中國人自己制訂的漢語拼音方案，盧戇章把它稱為“切音新字”。他希望，通過這套方案可以做到“字話一律”，從而“省費十余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但當他把這套方案提交給清政府后，卻遭到了眾人的嘲笑。雖然，盧戇章的“切音新字”沒有得到推廣，但是一場“切音字運動”，卻徐徐拉開了大幕。
民國成立以后，孫中山立即著手普及國民教育。但漢字繁難，方言繁雜，兩個攔路虎使他一籌莫展。于是，他把目光投向切音字運動。早在清末,轟轟烈烈的“切音字運動”就開始了。漢語拼音方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06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和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書》，還有1926年的國語羅馬字和1931年的拉丁化中國字。所有這些漢字拉丁化方案都為漢語拼音的制定提供了基礎(chǔ)。
他們發(fā)現(xiàn)西方拼音文字只要會說就會寫,國民識字率很高。而漢字獨立于語言之外,筆畫繁難,就連許多飽學之士都會發(fā)出“漢字至難”的感慨。對于漢字的反思到五四時期更達到了一個高潮,魯迅甚至發(fā)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吶喊。
同時，把漢字改成拼音文字的探索也從未間斷。
1913年2月25日,“讀音統(tǒng)一會”在北平召開，各省紛紛派代表參加。此次大會的宗旨明確:審定國音，采定字母。然而，會議進行得并不順利。在審定漢字的讀音時，代表們便吵作一團，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論證、調(diào)解，終于審定了6500多個漢字的國定讀音。
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無法調(diào)和。漢字筆畫式的、拉丁字母式的、速記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制訂者更是各執(zhí)己見，誰也說服不了誰。會議后期，讀音統(tǒng)一會副議長王照積勞成疾,痔瘡發(fā)作,常在會場流血至腳踝。議長吳敬恒不無辛酸地寫道:“無非人人想做倉頡,人人自算佉盧，幾乎也無從軒輊，也無從偏采哪一種?！?/SPAN>
就在各種方案爭論不休的時候，魯迅等人提議，能否采用審定字音時用的“記音字母”。這個提議得到了大家的認同，會議對這套漢字筆畫式的字母加以修改，定名為注音字母。新中國成立時，這套“注音字母”已經(jīng)作為識字的輔助工具在民間應(yīng)用40年了。
不過，由于自身的缺陷，這套官方字母方案從未得到學界的一致認可。1928年,語言學家黎錦熙和趙元任創(chuàng)立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簡稱“國羅”)；1931年身在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黨人瞿秋白與蘇聯(lián)漢學家合作制訂了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而國際上對于漢語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國人威妥瑪根據(jù)北京讀書音制訂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瑪式。
在語言學家、人大中文系教授胡明揚看來，這些拼音方案自身都存在著致命缺陷。“北拉”曾經(jīng)在解放區(qū)廣泛推行，甚至取得了與漢字相當?shù)牡匚?。許多當?shù)剞r(nóng)民學會了這套拼音文字后，都能用它寫信、讀拼音報。但是,由于“北拉”沒有標調(diào)，無法解決同音詞問題，人們只能靠上下文揣測詞義，經(jīng)常鬧誤會?！皣_”雖然有四聲的區(qū)別，但它有一套很復(fù)雜的變讀法則，一般人很難掌握，因此使得它始終只在知識分子圈子里轉(zhuǎn)。威妥瑪式雖然得到了國際上的認可，但很多音都拼不準。上世紀40年代，胡明揚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讀書。他記得，英國老師用威妥瑪式注音點名叫道：“槍槍槍?！薄皹寴寴屖钦l?我們誰也不知道。其實,威妥瑪式里‘槍’、‘張’、‘江’都是一個拼法。張長江,就變成了‘槍槍槍’?！?/SPAN>
由于，這些方案都不盡完美，誰也說服不了誰。一時間，漢字的注音方式亂象紛呈。
由韋愨制訂的一套民族形式漢語拼音。雖然它也是由漢字基本筆畫構(gòu)成，但看起來卻與漢字形式相差甚遠。
三、“中國應(yīng)該有自己的民族形式”
新中國重新制訂自己的拼音文字,字母采取什么形式,成為大家關(guān)注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前夕,吳玉章給毛澤東的信中,曾主張“中國文字應(yīng)采取拉丁化的拼音為好,不要注音字母式或日本假名式的拼音?！睂τ谶@個提議,郭沫若、馬敘倫包括毛澤東本人都給予肯定。
但兩年后,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的大會上,馬敘倫卻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新指示。毛主席認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應(yīng)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都要根據(jù)現(xiàn)有漢字來制訂。
是什么改變了毛澤東對于字母形式的看法呢?現(xiàn)年103歲的語言學家周有光的回憶揭開了謎底。1949年12月,為了慶祝斯大林70壽辰,毛澤東首次出訪蘇聯(lián)。在一次會談中,毛澤東專門與斯大林談起了中國的國民教育問題。據(jù)周有光回憶,當時毛澤東問斯大林:“我們要改革文字,要制訂一套字母,你看怎么辦?”斯大林回答:“中國是一個大國,你們應(yīng)該創(chuàng)造一套自己的字母?！?/SPAN>
于是，從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開始了制訂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但何謂民族形式，卻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有些委員認為能用一套字母把漢語的特點拼寫出來就是民族形式，而有些委員認為字母形式必須接近漢字，方可稱為民族形式。
具體方案也分成了三派。曾經(jīng)參與制訂注音字母的語言學家黎錦熙，主張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動作為新拼音方案，委員丁西林等人傾向于重新創(chuàng)制一套字母，而吳玉章則主張打破窠臼，采用現(xiàn)行漢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訂。
經(jīng)過將近一年的討論和設(shè)計，1953年初一套新的漢語拼音字母表呈現(xiàn)在毛澤東面前。但是，這套集合了多種意見的方案并不讓毛澤東滿意。他認為這套方案雖然拼音方法上簡單了，但是筆畫太復(fù)雜，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難寫。他認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復(fù)雜的方塊形式，那樣的體勢不便于書寫，尤其不便于連寫。漢字就是因為筆畫方向亂,所以產(chǎn)生了草書。拼音文字無論如何要簡單，要利用原有漢字的簡單筆畫和草體，筆勢基本上要一邊倒，不要復(fù)雜。
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后，委員們又開始分頭制訂拼音方案。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時間里，拼音方案組共提出了5個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個之間，在學習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構(gòu)造出來的漢字筆畫式字母，看起來與漢字有很大差別，經(jīng)過草書連寫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塊漢字的特點了，所謂“民族形式”也無從談起。就連這些方案的制訂者本身也對它們不甚滿意。
1954年，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改為國務(wù)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其間收到各種漢語拼音方案1600多個。大致有這樣幾種形式：
漢字筆畫式
拉丁字母式
斯拉夫字母式
幾種字母的混合形式
速記式
圖案式
數(shù)字形式
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共收到社會各界包括海外華人，共633人提交的漢語拼音方案655種。這些方案中有漢字筆畫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圖案式的，有數(shù)碼式的，甚至還有速記符號。剛剛參加工作的曹澄方，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分析匯總這些來信。
各種各樣的意見方案紛至沓來，令委員們感到茫然。
一個寧靜的午后，在人大外語系任教的胡明揚正在辦公室里打字。突然，他聽見背后一個人問：“你這個打字機,能不能打漢語拼音?”胡明揚回頭一看是吳玉章。他回答：“那恐怕要看怎么拼了，如果是字母還可以，有符號就麻煩了。”
聽完胡明揚的話后,吳玉章若有所思地走開了。胡明揚知道，吳老在思量用拉丁字母制訂漢語拼音的問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