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6日，菲律賓巴丹死亡行軍受害者紀念日。

　　列斯特·坦尼 康狄 譯

　　巴丹死亡行軍是日本侵略軍在二戰(zhàn)期間在遠東地區(qū)制造的戰(zhàn)爭暴行，它與南京大屠殺、緬泰死亡鐵路一起被西方歷史學(xué)界稱為遠東三大戰(zhàn)爭暴行。1942年4月9日，日軍在幾乎不提供任何食物、水、衣物等的情況下，強迫守衛(wèi)菲律賓巴丹半島的美菲聯(lián)軍俘虜進行強行軍，100多公里的距離，至少有1.5萬名俘虜被虐殺。

　　單單在美國就有近百種專門回顧或者研究這項戰(zhàn)爭罪行的書籍，其中，以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xué)的終身榮譽教授列斯特 坦尼博士的《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最為著名，以下為該書片段。

　　饑渴產(chǎn)生幻覺

　　日本兵不允許我們帶水行軍，長時間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難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嚨刺痛，胳膊和腿不聽使喚。到了第三天，饑餓和口渴讓我做起了白日夢。我仿佛看到了過去吃過和喝過的所有好東西：夾著干酪和洋蔥的漢堡包、奶昔、啤酒、可樂，饞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干枯。

　　日本兵故意的。其實路邊并不是沒有水。有些看守會讓少數(shù)的戰(zhàn)俘去喝水，卻不讓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覺自己的舌頭變厚了，因為身邊有日本的車隊經(jīng)過，車隊揚起的灰塵被我吸進嘴里，黏在舌頭上，我的喉嚨快要被這些沙塵烤干了。有一次，我看到路邊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觀察了好半天，確定附近沒有日本兵的時候，我和戰(zhàn)友弗蘭克快速沖到井邊。我們你一口，我一口，敞開肚皮喝水。我們盡快喝足，并把水壺裝滿，準備路上喝。

　　幾分鐘之內(nèi)，有10-15個戰(zhàn)俘聚到了井邊。這引起了一個日本兵的注意，他跑過來嘲笑我們。這時，前面的5個人喝到了水，第6個人剛準備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舉起刺刀，對著他的脖子就是一刀。這個兄弟立即雙膝跪地、呼吸急促、臉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沒有喝上就死了，鮮血染紅了自流井。

　　兩小時后，我們經(jīng)過了一個水牛洗澡的水塘。有一個大膽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勢問他，能不能讓他喝一點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揮手同意。

　　得到允許后，好幾十個人瘋狂地沖到水塘邊，也不管水牛還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撥開綠色的泡沫，把水潑到自己身上，并喝下這種寄生著多種病菌的水。

　　幾分鐘之后，一個日本軍官跑過來大喊大叫。沒有人聽得懂他說的話，他也沒有打任何手勢，但是大家還是知趣地趕緊返回了隊伍。不久令人震驚的事情發(fā)生了。這個滿臉堆笑的軍官，在戰(zhàn)俘的隊列周邊轉(zhuǎn)來轉(zhuǎn)去，他隨即命令日本兵檢查我們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跡的人都拉出來。日本軍官命令這些沾上水跡的人，在路邊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們開槍。

　　“高超的斬首技術(shù)”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個巴丹死亡行軍當中最慘無人道的罪行，當然還有一些暴行也可與之相提并論。日本兵讓我們的隊列暫時停下，等待后面的隊伍趕上來。等后面的隊伍趕上我們的時候，日本人命令我們站起來繼續(xù)前進，就在這時一個瘧疾非常嚴重的兄弟，發(fā)著高燒，人都燒糊涂了，想站起來，但是站不起來。日本兵走到他身邊，用槍托砸他的頭，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來身邊的兩個戰(zhàn)俘，讓他們在路邊挖坑，他準備把這個生病的兄弟活埋。這兩個戰(zhàn)俘開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時候，日本兵命令他們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這兩個戰(zhàn)俘搖著頭，說他們不能那樣做。

　　日本兵沒有發(fā)出任何警告，舉槍就把兩個挖坑的戰(zhàn)俘當中的大塊頭打死了。他又從我們的隊列里拉出兩個戰(zhàn)俘，命令他們再挖一個坑，把大塊頭也埋了。日本兵在路邊劃了一個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個戰(zhàn)俘埋在那里”。這兩個戰(zhàn)俘又挖了第二個坑，他們把生病的戰(zhàn)俘和死去的戰(zhàn)俘分別放在坑里，然后往他們身上鏟土。生病的戰(zhàn)俘還沒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時候，他凄厲地叫喊著。

　　從盧保出發(fā)的4-5英里的行軍極其殘酷。日本看守時不時地命令我們奔跑，他們的咆哮次數(shù)更多，聲音更大。幾分鐘之內(nèi)，有不同的看守，毆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們。在這個路段，我們被要求以平常兩倍的步速行軍，日本兵換班頻繁，我們經(jīng)常被要求奔跑以跟上新?lián)Q班的看守。

　　我們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隊日本兵，看守命令我們停下來。我們看到這隊日本兵的前面跪著一個美國戰(zhàn)俘，戰(zhàn)俘后面站著一個日本軍官。日本軍官從劍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揮來揮去，他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領(lǐng)。他讓這個美國戰(zhàn)俘順著他揮刀的方向移動膝蓋。熱身練習(xí)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舉起，急速揮下，日本士兵高呼“萬歲”，我們只聽到一聲悶響，美國戰(zhàn)俘就身首異處了。這個軍官緊跟著把戰(zhàn)俘的軀干踢倒在地。這個軍官“干凈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斬首技術(shù)”。所有的日本士兵都開心地笑著走了。當我看到他的刀鋒下落的時候，我的心都揪緊了，渾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禱。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頭竟然是日軍的娛樂方式。

　　裝載死亡的“悶罐車”

　　圣費爾南多是我們在巴丹死亡行軍路途當中經(jīng)過的最大的城鎮(zhèn)，它非常繁華，受到的戰(zhàn)爭破壞很小。日本兵把我們趕進火車站，讓我們休息。我們看到站內(nèi)一列由老式車頭驅(qū)動的悶罐車。我們坐在鐵軌上等了一個小時，一輛破舊的悶罐車才咔咔地進站。

　　日本兵把我們趕進這輛小小的悶罐車。車廂很小，放在平時可以裝進10頭牲口，或者25-30個人，在日本兵的驅(qū)趕下，此刻每節(jié)車廂里塞進了80-100個人。我們只能輪流坐著，因為車廂里沒有足夠的空間，讓大家都坐下來，即使靠近車門的人把腿腳都伸到門外也不行。車廂中部實在太擁擠，有些兄弟呼吸不到新鮮空氣，窒息了?？拷囬T，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的人是幸運的。我們摩肩接踵地站了5個小時，到達卡帕斯?？ㄅ了乖谖覀兊淖罱K目的地奧唐奈集中營附近。

　　我是幸運的人之一。我靠門邊坐著，雙腿懸空。我享受著新鮮的空氣，和風撲面，不必擔心日本兵會突然用刺刀捅我的后背。不擔心，真是一種享受。不久，我就為自己的松懈嘗到了苦頭。一個日本看守從我身邊經(jīng)過，他揮舞著一根用作手杖的長竹竿。他用力地朝我打來，沒打到腳，打在了膝蓋上。我太意外了，疼得叫了起來—叫的什么我記不清了，不過絕對不是恭維的話。他抓住車廂的門把，使勁地想把它關(guān)上，車門猛地撞到我的大腿上，疼極了。不過門最終還是沒有被關(guān)上，我大腿伸在外面，它不可能關(guān)得上。幸虧我的大腿讓門開了一個口子，我們才能呼吸到一點新鮮空氣，當火車開動的時候，一股很大的風吹進我們的車廂。

　　只有活著的人走下火車；我們得到指示，讓死去的兄弟留在了車廂內(nèi)。有些人能跳下火車，有些人只能挪到門邊，然后慢慢地滑下來。我慢慢地跳出車廂，剛想邁步走路，就倒在了鐵軌上。我覺得我的瘦腿不聽大腦指揮了。一個看守認為我站得不夠快，就用槍托狠狠地招呼了我，我的背部、腿部和頸部遭受重擊。他對我做了一個威脅性的動作，用刺刀向我刺來，我知道不躲開就死定了，趕緊爬起來走了。

　　形容枯槁、衣衫襤褸的我們，下車后排成隊，半死不活地走著。我們的身體太骯臟了，上面沾染了各種各樣的液體，全都沒刮臉。在這條狹窄的永無止境的公路上，我們看到一些美麗高大的、果實累累的芒果樹，還有許多郁郁蔥蔥的綠色植物。我們不時能在路邊看到美軍戰(zhàn)俘的尸體，他們躺在綠樹底下，血流滿地，鮮血已經(jīng)變成深棕色。

　　死亡行軍令發(fā)布者誰？

　　康狄

　　亞洲太平洋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盟軍隨即組織了馬尼拉軍事法庭，對戰(zhàn)爭期間在菲律賓犯下戰(zhàn)爭暴行的日本戰(zhàn)俘進行審判。戰(zhàn)爭前期擔任侵菲日軍最高指揮官的本間雅晴中將，也被判處死刑，于1946年4月3日被美軍槍決。曾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的本間雅晴，率日本第14軍攻占菲律賓，巴丹死亡行軍正是在他任內(nèi)發(fā)生的，他作為軍事主官難辭其咎。

　　戰(zhàn)爭后期擔任日軍駐菲律賓部隊最高指揮官的山下奉文大將，于1945年12月8日被馬尼拉軍事法庭判處絞刑，1946年2月23日被送上絞刑架。

　　種種證據(jù)表明，巴丹死亡行軍的真正的始作俑者卻一直逍遙法外。筆者綜合各方面材料，認為當時以日軍大本營參謀身份在第14軍協(xié)助指揮的政信中佐（最終軍職是大佐）是巴丹死亡行軍的真正始作俑者。

“日本正進行著一場種族戰(zhàn)爭”

　　第一組證據(jù)。前日軍戰(zhàn)俘、新西蘭軍官J.G.戈德溫上尉，在獲得解放后加入了東京盟軍總部下屬的第二澳大利亞戰(zhàn)爭罪行調(diào)查處擔任調(diào)查員，收集日本戰(zhàn)犯的證據(jù)。他的朋友，英國西里爾 懷爾德少校給他提供了一份英國戰(zhàn)爭罪行調(diào)查處收集到的關(guān)于政信的犯罪材料。材料內(nèi)容按原文轉(zhuǎn)述如下：

　　政信大佐隸屬于日本陸軍

　　……巴丹和柯里幾多陷落后，80000名美國和菲律賓人被迫排成縱隊，拖著疲憊的、筋疲力盡的，還有一些是受傷的身體，蹣跚地走向戰(zhàn)俘營。這被稱為巴丹死亡行軍。正是大佐下達了這次非人行軍的命令，并表示希望在行軍途中以任何借口，殺害盡可能多的俘虜。為了推動這個臭名昭著的死亡愿望，他宣布“日本正進行著一場種族戰(zhàn)爭，為了天皇的勝利和騰出我們得勝的士兵轉(zhuǎn)用于其他戰(zhàn)線上，俘虜們必須殺掉”。(臺北金禾出版社《俘虜痛史》，第150頁)

　　政信的邪惡愿望達成了一部分。在長達67英里的拖著腳步的行軍中，俘虜們遭到了駭人聽聞的暴行。如果他們累極倒下或落到大隊后面，便會被步槍槍托毆打、刺刀捅戳和槍殺。達到強迫行軍終點時，已有10000名俘虜被屠殺，還有剩下70000名等待處決。幸虧政信被召回東京，那70000名俘虜才暫免一死。（第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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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斷專行的口頭命令

　　第二組證據(jù)。美國著名二戰(zhàn)史學(xué)家、作家約翰 托蘭在其名著《日本帝國的衰亡》當中，也有指證政信為巴丹死亡行軍罪魁禍首的論述。

　　他在書中寫道：“第一天的暴虐行為是自發(fā)性的，往后卻不是如此了。中佐幾天前已從新加坡到了馬尼拉。在新加坡，有五千華人以‘支持’英國殖民者的罪名被屠殺，這主要是他的主意。背著本間，說服了本間的參謀部里幾個欽佩他的軍官：這次戰(zhàn)爭是種族戰(zhàn)爭，因此在菲律賓抓住的俘虜必須一律處決，處決美國人是因為他們是白人殖民主義者，處決菲律賓人則因為他們背叛了亞洲民族。”（第386-387頁）

　　政信的這個命令是以日軍大本營的名義發(fā)出的，有一個師參謀向所屬部隊傳達命令時說，“把俘虜全部殺了，投降的都殺”。（第387頁）既然是大本營的命令，許多軍官就不假思索執(zhí)行了。不過，這道命令引起了一些軍官的懷疑。今井武夫大佐拒絕執(zhí)行，一支新到的部隊的司令官寅雄少將和他的參謀長神保信彥中佐，也拒絕執(zhí)行，他們都要求書面命令。

　　托蘭先生在第十一章末尾總結(jié)道：“殺人過多卻是中佐獨斷專行的口頭命令的直接結(jié)果。拒絕執(zhí)行這道命令的無疑不止生田將軍和今井大佐兩人，但是多數(shù)人是全部或者部分地執(zhí)行了這個命令的，因為他們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對命令應(yīng)該迅速地、毫不懷疑地加以執(zhí)行。”

　　第三組證據(jù)。旅居日本的俞天任先生，利用日本的資料，對政信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豺狼的腳印》一文中寫道：“……第65旅團本部高級參謀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屬各聯(lián)隊長電話通知：‘大本營命令，美菲軍雖已向日軍乞降，但日軍并沒有接受美菲軍的投降，因此被俘美菲軍不屬于戰(zhàn)俘，命令各聯(lián)隊將美菲投降者一律射殺?！?/P>

　　俞先生解釋道，原來這又是政信膽大包天，在以大本營名義下達殺俘命令。新加坡作戰(zhàn)之后，政信升任日本參謀本部作戰(zhàn)課作戰(zhàn)班長。在赴任的途中，政信在臺灣聽到日軍攻擊巴丹半島，于是就推遲了去東京赴任，以大本營參謀的名義去本間雅晴的第十四軍協(xié)助指揮作戰(zhàn)，這道命令后來查明是他發(fā)出的。

　　第四組證據(jù)。我國著名日本問題專家王俊彥先生在《警惕日本—昨日的侵略和今日的擴張》一書中說：“……并拿出當時美菲聯(lián)軍司令官金少將的證詞，指出巴丹死亡行軍是由本間雅晴的參謀長遷政信一手策劃的。”（該處的遷政信應(yīng)是辻政信之誤。）（第73頁）

　　除了上述幾組證據(jù)之外，列斯特 坦尼博士在《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一書中也提供了一組證據(jù)。他引用了神保信彥在《菲律賓的黎明》中的材料—日軍高層在馬尼拉發(fā)布命令：和我軍在巴丹半島對抗的任何部隊，不管是否投降，都應(yīng)該被徹底消滅，任何不能走到集中營的美軍戰(zhàn)俘，在行軍途中都必須在離公路兩百米以外的地方處死。

與南京大屠殺相似之處

　　前面所列舉的材料和專家的研究成果，雖然還有些地方存在細微的差別，本著“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的態(tài)度，筆者認為以上的各組證據(jù)至少可以說明以下幾點。

　　第一，在菲律賓戰(zhàn)役期間，辻政信人在本間的司令部里。

　　托蘭先生點明他在本間的參謀部里，參謀部隸屬于司令部。王俊彥先生引用的金少將的證詞，將辻政信當做本間的參謀長，雖然不太準確，但是辻政信如果不在本間的司令部里，他不會有此一說。俞天任先生說辻政信以大本營參謀的名義去協(xié)助本間指揮作戰(zhàn)，辻政信在本間的司令部里無疑。

　　華爾德上校沒有點明辻政信是否在本間雅晴的司令部里，但是從字面意思分析，辻政信應(yīng)該是在本間的身邊，要不然他不會斷言，“幸虧辻政信被召回東京，那70000名俘虜才暫免一死?！?辻政信必然處于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才會有如此巨大的權(quán)力，他所在的位置，只能是在菲律賓日軍的最高指揮機關(guān)—14軍軍部里。正因為他在軍部，才需要炮制“大本營”的命令，因為只有本間的上級指揮機關(guān)的命令，才會壓服本間，辻政信膽太大，他干脆用日軍最高軍事指揮機關(guān)的名義，不過他當時的身份為他提供了掩護。

　　第二，辻政信炮制了殺俘命令。前四組證據(jù)，都指明了這一點。神保信彥的記錄，點明殺俘的命令，來自馬尼拉的日軍高層，辻政信嫌疑極大。筆者需要對命令的文本進行分析，如果命令的文本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這些文本是由一個命令演化而來的，這個命令在傳達的過程中措辭發(fā)生了變化，要么就是發(fā)布了幾個類似的命令。

　　仔細比較華爾德上校和托蘭的“命令”版本，可以發(fā)現(xiàn)，這兩個版本都認為這場戰(zhàn)爭是種族戰(zhàn)爭，前者是“俘虜們必須殺掉”，后者是“俘虜必須一律處決”，兩種說法相近。托蘭的版本對種族戰(zhàn)爭的概念闡述得更加清楚，但是華爾德上校指出了屠殺是為了省去麻煩、轉(zhuǎn)移兵力的需要。于是這場大屠殺有著和南京大屠殺共同的原因—與其增加負擔，要分兵看管人數(shù)龐大的戰(zhàn)俘，并為他們供應(yīng)巨量飲食，不如將他們殺掉，一了百了。

　　俞天任先生的版本—大本營命令，美菲軍雖已向日軍乞降，但日軍并沒有接受美菲軍的投降，因此被俘美菲軍不屬于戰(zhàn)俘，命令各聯(lián)隊將美菲投降者一律射殺。坦尼博士的版本—和我軍在巴丹半島對抗的任何部隊，不管是否投降，都應(yīng)該被徹底消滅，任何不能走到集中營的美軍戰(zhàn)俘，在行軍途中都必須在離高速公路兩百米以外的地方處死。

　　他敢“代表大本營發(fā)號施令”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前面展示的五組證據(jù)，已經(jīng)形成了兩組互證。而且我認為，這兩組互證并不矛盾，存在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后面一組命令更像是直接往下級部隊傳達的命令，而前者則是決策者商量的文本。

　　對比一下托蘭先生提及的那位“師參謀”的口頭命令版本和第二組命令版本。顯而易見兩者表達的是一個意思，“師參謀”的口頭命令實際上是俞天任和坦尼引用的“命令”版本的核心內(nèi)容。“師參謀”的口頭命令和松永梅一中佐往下級部隊傳達的命令都言明，這是“大本營”的命令，這又是一組互證。

　　以上各組證據(jù)提及的命令文本，都不是孤證，構(gòu)成了幾組互證，而且各組互證之間又存在著明顯的邏輯聯(lián)系。這些相互印證的證據(jù)，說明了一點，那就是辻政信炮制了殺俘命令（第一組命令的互證可以證明），這個命令被傳達到下級部隊（第二組互證以及“師參謀”的口頭命令可以證明），下級部隊聲稱殺俘命令“來自大本營”（“師參謀”的口頭命令和松永梅一中佐的命令可以證明），而當時辻政信正是“大本營參謀”，他代表“大本營”，他的話就是大本營的命令，因為他敢“代表大本營發(fā)號施令”。

　　我大膽推論，向他下達命令的正是俞天任先生文中提到的第65旅團本部高級參謀松永梅一中佐，托蘭書中提及的那位“師參謀”正是此人，當然也存在是其同僚的可能，但不管怎樣，至少可以說明一個問題，松永梅一和今井武夫都是65旅團的。本間雅晴指揮的14軍，由第16、48師團和第65旅團組成，第65旅團與兩個師團屬于平級單位，都歸軍部指揮，且日軍師團編制較為龐大，第65旅團有7500人，所以托蘭有可能將第65旅團本部高級參謀松永梅一中佐稱為“師參謀”。如果整個說法成立，那么第二組和第三組證據(jù)，正好證明了對方的真實性。

　　王俊彥先生的材料，雖未作進一步說明，但是他的結(jié)論與以上各組材料論證的結(jié)論一致。辻政信難脫巴丹死亡行軍始作俑者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