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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幽云漢人自身心理及政治態(tài)度的變化 正因處在遼朝和中原王朝的夾縫之間，幽云漢人自身的民族歸屬感也就有些模糊起來，這種特征在遼朝初年時尚不明顯，但到百余年后的遼末，則成為中國北方各民族中最為顯著而特別的風景。不過，同前面所說的生活習俗一樣，其也存在著一個漸進的變化過程，前后差異相當巨大。 一、五代宋初幽云漢人自身的心理和政治態(tài)度 （一）身為遼朝官員和軍人的漢人的心理和政治態(tài)度 五代到宋初，幽云十六州割讓不久，該地漢人在契丹人的歧視和壓迫下，心理上多認同自己是漢民族的一部分，政治上也非常傾向于中原王朝，時常渴望著擺脫遼朝統(tǒng)治，回歸中原漢族的懷抱。這種心理和政治傾向不僅存在于民間，而且在身為遼朝官員、將領(lǐng)的漢人中也很是強烈。宋臣宋琪在雍熙北伐前上書言：“伏以國朝大舉精兵，討除邊寇，靈旗所指，燕城必降。……幽州管內(nèi)洎山后八軍，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蓋勢使然也?！盵246]宋琪出身山前薊州，了解其地民情，所說的話應(yīng)該是比較正確地反映了幽云漢人的心理。 這種心理在實際行為中的表現(xiàn)，最早可以上溯到幽云入遼前的后唐時期。當時的幽云人盧文進本為幽州劉守光麾下將領(lǐng)，在李存勖消滅劉氏政權(quán)時歸附于后唐，后因故反唐失敗而逃往遼朝，被遼任命為節(jié)度使，駐守長城以南的平州，不斷協(xié)助遼軍攻擾后唐，“同光之世，為患尤深”[247]，但其畢竟身為漢族，在契丹人統(tǒng)治的遼朝十分不適應(yīng)，終于在后唐明宗時南返中原，“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后，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眾十余萬、車帳八千乘來奔?！盵248]而在盧文進之后接替其做盧龍節(jié)度使的張希崇，也很快走上了同一條路，“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于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眾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余里，比其知而征兵，吾屬去遠矣?！づe其所部二萬余口來奔”[249]。 其后在遼太宗從石敬瑭手中獲得幽云十六州時，該地區(qū)漢族的民族情緒則反映得更為激烈。遼軍著手接管這一地區(qū)的時候，當?shù)貪h族官員不愿歸于遼朝統(tǒng)治，紛紛起身反抗，“契丹主自上黨過云州，大同節(jié)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zhèn)。節(jié)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眾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于夷狄乎！’眾推巒領(lǐng)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yīng)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250]使遼朝在接收十六州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麻煩。 遼穆宗應(yīng)歷九年（959年），周世宗親率大軍北上征遼，一路上遼朝各城的漢人守將爭先投降，“壬辰，上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脸?，至益津關(guān)，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锩?，太祖皇帝（趙匡胤）先至瓦橋關(guān)，契丹守將姚內(nèi)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guān)。內(nèi)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wèi)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jié)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彥暉，薊州人也。于是關(guān)南悉平?！盵251]正因為此，周世宗才能輕而易舉地收復瀛、莫、易等州，“王師數(shù)萬不亡一矢，而虜界城邑皆迎刃而下。”[252] 景宗保寧十一年（979年），宋太宗借滅亡北漢的余威進軍幽云，所至之處，幽云漢臣投降者也是接踵而來?！扒矕|西班指揮使浚儀、孔守正等先趣岐溝關(guān)。守正夜逾短垣，過鹿角，臨斷橋，說關(guān)使劉禹以大軍且至，宜開門出降。禹解懸橋邀守正入，聽命”[253]，“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原德以城降”[254]，“幽州神武廳直并鄉(xiāng)兵四百余來降”[255]，“幽州山后八軍瓷窯務(wù)官三人以所受契丹牌印來獻”[256]，“丁丑，上乘步輦至城下，督諸將攻城。幽州諸縣令佐及鄉(xiāng)民百五十人來降”[257]，“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節(jié)度使順州劉延素與官屬十四人來降”[258]，“壬午，契丹知薊州劉守思與官屬十七人來降?！盵259]雖然后來宋軍失利，但從中仍可看出幽云漢人心向中原的感情之急切。 7年后的圣宗統(tǒng)和四年（986年），北宋發(fā)動“雍熙北伐”，幽云漢人重演了前兩次的情景，其戰(zhàn)斗意志之薄弱令人驚訝，反倒整城、整州地倒向宋朝?！巴鯉熑氡本?，所在城邑多降”[260]，“庚辰，刺史趙彥辛舉寰州降”[261]，“潘美進圍朔州，其知節(jié)度副使趙希贊舉城降”[262]，“丁亥，潘美轉(zhuǎn)攻應(yīng)州，其節(jié)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舉城降……雄，幽州人也”[263]，“田重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定武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郢州防御使呂行德尚欲堅守，重進急攻之。辛卯，行德乃與其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舉城降?！剡M又圍靈邱，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舉城降”[264]，“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敵酋蕭啜理及其守卒千人，執(zhí)監(jiān)城使同州節(jié)度使耿紹忠，舉城降”[265]等等，諸如此類。 可見，當時的幽云漢人中即使是在遼朝任官封爵者，一旦中原王朝軍隊攻至，倒戈投降也幾乎都成為了一致的選擇。 （二）普通民眾渴望“為漢民”的心理和政治態(tài)度 這種“心向中原”的情緒，在沒有遼朝官職在身的普通民眾身上則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和迫切。在宋太宗第一次北伐時，伴隨著漢臣漢將的投降，遼朝境內(nèi)的幽云百姓也對宋軍的到來歡迎倍至，“村民奪得契丹馬二百余匹來獻”[266]，“薊縣民百余人以牛酒迎犒王師，各賜衣服錢帛，遣使隨村墅安撫居民?！盵267] 盡管幽云民眾熱切盼望北宋能夠收回十六州，使其重返中原王朝治下，但是宋廷兩次北伐卻都在遼軍的反擊下大敗而歸，這使幽云漢人意識到宋朝沒有奪取該地的實力。于是，當?shù)匕傩毡悴扇〔坏靡缘南虏摺ＭS南返的宋軍遷往中原。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潘）美等上言：云、應(yīng)、寰、朔州民五百戶及吐渾、突厥三部落安落等族八百余帳，久困戎虜，善接王師，愿移舊地，南居忻代之境?！盵268]漢族人自古以來居土重遷，現(xiàn)在卻會情愿背井離鄉(xiāng)遠去他境定居，要有多么強烈的情感才能驅(qū)使他們?nèi)绱?！宋廷自然也愿意收取其民回國，“未幾，詔遷四州之民于內(nèi)陸，令美等以所部之兵護之?！盵269]然而由于指揮失誤，宋軍為遼朝大軍擊敗于陳家谷，楊業(yè)被俘而死。關(guān)于此四州南遷之民的結(jié)局，史書未載，但從宋軍潰敗的情形上看，似乎其也難逃羅網(wǎng)。 不管是未能逃脫者，還是根本就沒有機會南逃的人，那些依然留在故地的幽云漢人，對宋朝北伐的失敗都是極其傷心的。路振《乘軺錄》記載，“太宗皇帝平晉陽，知燕民之徯后也，親御六軍，傅于城下。燕民驚喜，謀欲劫守將出城而降。太宗皇帝以燕城大而不堅，易克難守，炎暑方熾，士卒暴露且久，遂班師矣。城中父老聞車駕之還也，撫其子嘆息曰：‘爾不得為漢民，命也。’”[270]蘇軾對此也記曰：“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zhí)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nèi)附之心，豈待深計哉！”[271] 期待還歸中原王朝而終成泡影，這一刻骨銘心的傷痛，必定伴隨了當時目睹此情此景的幾代人的一生，乃至直到北宋真宗朝中期，從宋人的筆記中仍可看到幽云漢人的情感流露：“近有邊民舊為虜所掠者，逃歸至燕，民為斂資給導，以入漢界，因謂曰：‘汝歸矣，他年南朝官家來收幽州，慎無殺吾漢兒也。’其燕、薊民心向化如此?！盵272]到了這個時候，幽云漢人還是沒有放棄對宋朝起兵北上的期盼，就中的一份辛酸，也只有了解其經(jīng)歷和處境的人才能夠體會。 二、幽云漢人在遼朝中后期的心理和政治態(tài)度 （一）幽云漢人在遼宋戰(zhàn)爭中的態(tài)度 在宋朝奪回幽云的努力失敗后，宋遼兩國間通過“澶淵之盟”維持了長期的和平，然而就在這長達百年的和平對峙之中，幽云十六州漢人的心理逐漸發(fā)生了變化。當年民族感情強烈的幾代人先后逝去，新出生的漢人自幼就成長于遼朝統(tǒng)治之下，已經(jīng)習慣了這種現(xiàn)狀。同時由于幽云漢人“夷夏觀”和“正統(tǒng)觀”的改變，至遼朝中后期，其境內(nèi)的幽云漢人已普遍認同遼朝的正統(tǒng)地位，早已非復是當年“心向中原”之人了。 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宋昭上書徽宗言：“或則又謂山后之民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順，此尤妄誕之易見者。不惟北虜為備日久，山后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于今，數(shù)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shù)世，今則盡為蕃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273]這里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對幽云漢人的歧視，另一方面也正確分析了此刻遼朝漢人的心態(tài)。宋政和年間，真定府安撫使洪中孚就曾批評，所謂稱幽云漢人愿歸宋的傳言全是“不經(jīng)之語”[274]。 事實確實如此，“燕人本無思漢心，乃和詵侯益倡之，童貫蔡攸輩和之”[275]，在經(jīng)過百年奮斗之后，有相當一批上層漢人已經(jīng)進入了遼朝的統(tǒng)治集團，其家族也已打下基業(yè)，興旺發(fā)達，自然不希望宋朝的北伐破壞這得來不易的成果，“契勘維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縣等官，無非漢兒，學誦書識字者，必取富貴，豈不知國家英俊如林？若南歸，其權(quán)貴要途，燕云數(shù)州學士安能一一據(jù)有，此士人無歸意也。饘粥粗給者，必連姻戚里。……以人情揆之，豈肯舍姻婭而就重斂哉？此大姓無歸意也?！盵276]而下層百姓也“人人安居，不樂戰(zhàn)斗”[277]，安于現(xiàn)下“南宋北遼，交星軺而繼好”[278]的狀況。蕭德妃德興元年（1122年）韓昉使宋，請求童貫不要進兵燕京，被拒絕后在庭院內(nèi)疾呼：“遼、宋結(jié)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279]，正是幽云漢人此時渴望“保土息戰(zhàn)”心理的真實寫照。一待北宋與金朝結(jié)盟伐遼，破壞了其安居的基礎(chǔ)，帶來的就是幽云漢人怨恨宋朝，“金戎內(nèi)侵，每以渝盟失信為辭，是皆燕人之語，怨我背契丹之約也”[280]的結(jié)果。 在此之外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由于幽云漢人在生活習俗上深度的“胡化”傾向，以及宋人和北宋朝廷對其的歧視，導致他們對自身的民族歸屬缺乏一種明晰的認識，既非認同于契丹、渤海等民族，也不再象以前那樣、強烈地認為自己應(yīng)歸屬于中原漢族，不僅在客觀處境上，而且在自身心理上也日益邊緣化。與此相伴的，就是其政治態(tài)度的世故化，在政治傾向上沒有任何原則，無論遼、宋、金或是別的什么政權(quán)，誰能立得住腳、從誰那里獲得的好處多就歸附于誰，完全是從自身利益而非民族感情出發(fā)，左右叛附，“雖屢經(jīng)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盵281]正如馬擴所評論：“契丹至，則順契丹，夏國至，則順夏國，金人至，則順金人，王師至，則順王師，但營免殺戮而已”[282]。而宋朝對其的不信任態(tài)度，從很大程度上講也正和此有關(guān)。 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年），遼朝秘書郎王介儒和秘書郎都官員外郎王仲孫在接待宋使馬擴的時候，對其說道：“兩朝太平已久，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今一旦見此兇危之事，寧不惻愴？南朝每謂燕人思漢，殊不思自割屬契丹已近二百年，豈無君臣父子之情？……燕人久屬大遼。各安鄉(xiāng)土，貴朝以兵撓之，決皆死戰(zhàn)，于兩地生靈非便”[283]，“諺語有之：一馬不備二鞍，一女不嫁二夫，為人臣豈事二主？燕中士大夫，豈不念此？”[284]就明確說出了幽云漢人不愿舍遼投宋的態(tài)度。而馬擴則回答：“燕人先嫁契丹，今恐復嫁女真耳！”[285]面對宋使一針見血的揶揄，二人也只得無奈地“相顧大笑”[286]。 保大二年宋遼開戰(zhàn)，宋廷以為遼朝漢臣還會象當年宋太宗北伐時一樣望風歸順，于是得意洋洋地下令“不得擅殺北人”[287]，但結(jié)果卻大出其所料，“令趙詡差使臣譚九殿直等數(shù)人，說易州土豪史成，令起兵獻易州，史成送燕京，亦斬之?！盵288]高門大戶如此，普通士兵也毫不含糊，在耶律大石的率領(lǐng)下，遼軍“無日不來侵軼我軍。一日隔河問我?guī)煶鲋?，公遣屬官康隨以河北安撫中北人申陳乞事以答之。乃曰：安得此言？箭發(fā)如雨以射我眾。……六月三日黎明，軍回，北人追襲，直抵城下。屬大風雨，兵人自相蹂踐，棄擲兵仗滿郊?！盵289]鑒于遼朝除常勝軍外，在燕京同時駐有契丹、奚、渤海、漢四支常備軍隊，這些參戰(zhàn)遼軍中應(yīng)該包括幽云漢人。而宋軍的第一次攻燕，也正因為遼軍的猛烈反擊，就此大敗而還。 事后不久，宋廷聞聽耶律淳死訊，于同年九月重起大軍北上，此時由于德妃殺李處溫，又猜忌漢人，使形勢發(fā)生了一些改變，“知易州高鳳與通守王琮共議云：……漢人被害，吾輩安得奠枕？今者，南國宣撫，被旨吊伐，漢人往往南歸。今蕭幹、林牙見在燕京，可密遣人歸款南朝，使南兵來此，內(nèi)外相應(yīng)，盡殺契丹，我輩可免日后之苦?！盵290]于是，當前來接應(yīng)的宋軍與遼軍激戰(zhàn)之時，“易州城內(nèi)，望風而以為王師至矣。太師高鳳先令漢人趙秉淵密為之備，至是盡殺耶律夷契丹?；蚋婺宪姴粍?，鳳與秉淵等相顧失色，僧明贊曰，事已若此，且可閉門固守，以待王師。日晚，（契丹）牛欄賊至易州，知高鳳內(nèi)變，以為王師詐敗，列有措畫，急反北奔”[291]，易州方落入宋朝之手。與此同時，涿州正由渤海人郭藥師率領(lǐng)的常勝軍駐守，這些“實反復之徒，然虜中號健斗者”[292]的常勝軍此時心態(tài)與幽云漢人相似，擔心受到契丹統(tǒng)治者的戕害，“忽得報言易州降大宋，藥師有意歸宋，時四軍蕭幹聞我軍再壓境，自燕來涿州，藥師以為圖己，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龔詵、趙瑄、韓璧謀叛”[293]，也以涿州降宋。對于一向狡猾善叛、甚至能對童貫說出“太師，父也，藥師唯知拜父耳！”[294]之類諂媚話語的郭藥師，自然不能期待他真正忠于宋朝，而其在降宋前對部下所說“此勇男子取金印大如斗之時也”[295]的話，才是表明了他和所部中渤海人、遼東漢人以及幽云漢人歸降北宋的真實目的。而在易、涿兩州之外，即使宋軍再向前進軍和宣諭，也沒有任何城池守將歸附于宋，足見宋朝能取得易、涿，純粹是由于遼朝內(nèi)部契丹、漢人相互猜疑，而幽云漢人又擅長騎墻的緣故而已。 與有官職的漢人一樣，幽云地區(qū)的下層百姓也不傾向宋朝。開戰(zhàn)之初，宋廷幻想百余年前的情景，以為幽云漢人“久懼涂炭，延頸款關(guān)，愿歸中國”[296]，做著等待其“比肩系頸，簞食壺漿以迎王師”[297]的美夢。可是，在宋朝發(fā)出敕文、一再呼吁之后，也只有一個在遼朝為兵的涿州漢人劉宗吉“愿得敕榜副本，攜示諸人，他日南師入境，愿先開門以獻”[298]，除此之外應(yīng)者寥寥，同太宗北伐時廣受歡迎的場面形成了鮮明對比。的確，后來北遼政權(quán)瀕臨崩潰之時，也曾有不少幽云漢人南逃入宋，“自光世兵至，往往來降”[299]，但其主要是為了躲避和宋軍相比更為“野蠻化”的金軍的殺掠，而決非“心向中原”。其間宋徽宗要求郭藥師“天祚未了，卿為朕經(jīng)營取之，以絕燕人之望”[300]，就正是出于對幽云漢人仍舊心懷遼帝的擔憂。 另一方面，由于幽云漢人自身的圓滑世故，以及遼朝上層對其一貫的不信任，他們在不傾向于宋朝的同時，卻也不忠于遼朝。在金人西尋天祚帝的過程中，便有漢人加入了金軍的行列，“延禧強率諸軍出夾山，越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寧邊、云內(nèi)等州，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軍。兀室?guī)浬轿鳚h兒鄉(xiāng)兵為前驅(qū)，以女真千余騎伏山間，乃出。”[301]德興元年（1122年）十月底，宋軍劉延慶等部乘燕京城空虛之時發(fā)動突襲，降宋的郭藥師帶數(shù)千人率先沖入城中，城內(nèi)漢人眼見遼廷有垮臺之勢，馬上群起響應(yīng)宋軍，“時有燕人馬賢良者獻詩云：破虜將軍曉入燕，滿城和氣接堯天。油然靉靆三千里，洗盡腥膻二百年。（楊）可世傳令云：漢人皆登雉堞，指摘契丹奚等家，誅戮萬計，通衢流血，申宣撫司告捷。我軍用事者不過四千?！盵302]其后蕭幹率遼軍主力返回，擊敗宋軍，郭藥師等人準備出城逃走，“而燕城漢人皆曰：汝等令我指摘契丹，相助殺戮，將軍若出，我輩如何？”[303]后來在遼廷“或疑有內(nèi)應(yīng)者，欲根株之”[304]的時候，是漢臣左企弓力爭阻止，才算免去一難?？墒?，等到宋軍全線潰敗、倉皇逃回國境時，“作歌及賦以誚（劉）延慶，傳笑虜中”[305]的，卻還是這些“燕人”！其騎墻策略可見一斑。無獨有偶，金朝進入山后地區(qū)時，遼的西京道諸州漢人守將見勢不對，紛紛降金，然而“矧其（金）國初立，未暇撫治山后，故朔應(yīng)蔚三州守臣皆通我，我又招降之，……事曾未訖；是冬粘罕歸云中，因來治此，于是虜將率之以歸金人，金人亦以兵至”[306]，在遼、金、宋三國間叛來叛去，完美地詮釋了馬擴“金人至，則順金人，王師至，則順王師”之言。而在當時廣大的幽云漢人中，棄遼而投宋、投金者各有其人，其動機和最后的結(jié)果也是頗值得思考。 （二）投宋者的動機和結(jié)果 由于北宋的軍事政治力量比金朝乃至遼朝還要衰弱，因此在幽云和平州地區(qū)的漢人中，投奔宋朝或企圖投宋者相對較少，但這些人卻是遼末之際相當重要的幾個人物，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注意。 趙良嗣，原名馬植，世為幽云漢人大族，在遼朝任光祿卿之職。遼天祚帝天慶元年（1111年），宋朝派童貫使遼，“遼人有馬植者潛見童貫于路，植，燕京霍陰人，涉獵《書》、《傳》，有口才，能文辭，長于智數(shù)，見契丹為女真侵暴，邊害益深，盜賊蠭起，知契丹必亡，陰謀歸漢，說貫以邊事”[307]，建議北宋聯(lián)金攻遼。入宋后被宋廷賜名李良嗣，后又賜姓趙，與宋朝的使者馬政、馬擴一起出使女真，之后宋金兩國的一系列來往交涉都是經(jīng)由其出面。但是，其投奔宋朝卻不是出于自身的民族感情，而是因為自己“行污而內(nèi)亂，不齒于人”[308]，在遼朝難以立足，于是想到宋朝去牟取榮華富貴。其結(jié)果非但沒有光宗耀祖，反而因北宋在戰(zhàn)爭和外交上的失敗，而被宋人指責“結(jié)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309]，在金軍南下侵宋后的靖康元年（1126年）四月，被北宋朝廷作為替罪羊誅殺。 董才，天祚帝天慶年間南京道地區(qū)的起義軍首領(lǐng)，“易州潦水人，少貧賤，沈雄果斷，號董龐兒，募鄉(xiāng)兵與女真戰(zhàn)，敗績，主將欲斬之，才亡命山谷，遂為盜，剽掠州縣，眾至千人”[310]，“攻敗城邑，遼人不能制”[311]。但后來其敗于遼軍，同時又面臨金軍的進逼，于是轉(zhuǎn)投北宋，宋朝認為“受之則全君臣之大義，不受則生胡越之異心”[312]，便接受了他的投誠，并賜姓名趙詡，“數(shù)年間，蠶食邊儲，倉廩一空，其徒散處諸郡，屢謀竊發(fā)”[313]。董才雖對宋廷大獻殷勤，力主北上收復幽云，但等到金宋開戰(zhàn)后，金軍一至，立刻“首亂晉州，即叛去，河東失守如此”[314]，使金廷“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315]，更加放手地進攻北宋，并為此特賜其姓完顏。正如宋人宋昭在上書中所評價的那樣，“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仇耳！實兩朝之奸賊，豈復忠義之可望哉？”[316]而決非什么心向中原的熱血之人。 燕京人李處溫，為遼朝宰相李儼之侄[317]，“善逢迎取媚，天祚又寵任之”[318]，為遼末著名的佞臣蕭奉先保奏當上宰相。馬植在奔宋前，曾經(jīng)與其有過來往，“良嗣舊在大遼，與處溫結(jié)莫逆交，后論及天祚失德事，欲與良嗣同約南奔，嘗于北極廟拈香為盟，欲共圖契丹?！盵319]后來在金軍攻陷中京之后，天祚帝西逃夾山，與燕京失去聯(lián)絡(luò)，李處溫“欲圖佐命恩幸，外假怨軍聲援，潛結(jié)都統(tǒng)蕭幹，勸進燕王僭號。燕王者，秦晉國王耶律淳，興宗之孫，道宗洪基弟敦本之子，于天祚為從叔”，“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又謂九大王，又謂覃湘大王”[320]，乘機立耶律淳為帝，其政權(quán)史稱北遼。當此消息傳至宋朝的時候，趙良嗣“不覺喜形于色”[321]，認為可以招降北遼，急忙派人送書與李處溫，希望其履行從前的約定，而耶律淳也就是否降宋的事詢問過李處溫。但李處溫及其子李奭“猶豫未決，天錫既問，亦未敢令天錫南歸，懼眾不協(xié)從”[322]，后耶律淳病重，“李奭父子與陳泌等，陰使奚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溫托故歸私第，欲閉契丹于門外，然后乞王師為聲援。契丹知之，遂不果?！盵323]待到耶律淳病死，李處溫父子頓時心急如焚，“恐契丹亡，失其所依，一遣人北通金國，俟其大軍之來，期以內(nèi)應(yīng)；一南結(jié)童貫，愿挾蕭后，納土以歸，皆非至誠”[324]，同時和宋、金兩國商議投降之計，終于被德妃和蕭幹發(fā)現(xiàn)而遭處斬，“籍其家資，得見錢七萬余貫，金銀珠玉稱之。自為宰相，數(shù)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盵325]此足可見其為人如何了。 耿守忠，為山后漢人，先降宋朝成為義勝軍將領(lǐng)，后來在金軍進攻河東時，“粘罕自忻州至石嶺關(guān)，把隘石嶺關(guān)義勝軍將耿守忠叛，以關(guān)降賊，粘罕入遂圍太原”[326]，打開了通向太原的大門，其后更是在戰(zhàn)場上為金朝立下汗馬功勞。金占領(lǐng)河東、河北等地后，實行剃發(fā)政策，“賊將韓常知慶源，耿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依舊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327]，可謂盡心竭力。 韓昉，“字公美，燕京人。仕遼，累世通顯”[328]，以中進士入仕。在北遼耶律淳病死之后，被執(zhí)政的德妃派往童貫營中勸阻宋軍，告誡童貫、蔡攸：“女真蠶食各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為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329]，被童貫“叱出之”。但其所言卻不幸在短短兩年之后成為現(xiàn)實。而韓昉本人先是在北遼覆亡后為了躲避金軍南逃宋境，“且如近有燕京職官趙溫訊、李處能、王碩儒、韓昉越境來南，張軫帶了本朝銀牌走過南界，須先以見還，是數(shù)人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必索之。”[330]后來金朝前來要人，則被宋廷交了出去，結(jié)果成為金朝的優(yōu)秀文臣，“當是時，朝廷方議禮，制度或因或革，故昉在禮部兼太常甚久云”[331]，而且還當上了金熙宗的老師，在使金朝接受漢文化的方面貢獻頗多。 張覺，又作張瑴、張玨，“平州義豐人也。在遼第進士，仕至遼興軍節(jié)度副使”[332]，時在平州權(quán)知軍州事。北遼政權(quán)建立時，其從旁觀望，“燕王死，預(yù)知遼國必亡，盡籍管內(nèi)丁壯充軍，得五萬人，馬千匹，選將練兵，聚糧谷，招延士大夫有才者，參與謀議，潛為一方之備”[333]，控制了平州地區(qū)的軍政大權(quán)，積極準備割據(jù)一方。后在金軍攻至時投降金朝，但不久即掀起平州之變，而北宋和金朝都被卷入其中，從而也成為日后金宋開戰(zhàn)的導火索。 說到平州之變，就必須從它的地理位置談起。燕京（幽州）所治山前七州，傍燕山、太行山而立，在北面和西面有長城衛(wèi)護，但東面卻是坦途大開，原因就是在幽云十六州入遼前被遼朝攻占的平、灤、營三州，位于山前諸州之東，扼守著遼西走廊，可以說是河北地區(qū)的東大門。擋在塞外民族進攻中原道路上的長城防線，共有五個重要關(guān)隘，其中紫金關(guān)、居庸關(guān)和古北口都處于山前七州境內(nèi)，而松亭關(guān)和榆關(guān)則為上述三州所據(jù)，“幽燕視五關(guān)為喉襟，無五關(guān)則燕不可守；五關(guān)雖得其三，縱藥師不叛，而邊患亦終無寧歲也?！盵334]雖然地理位置接近、也同為維持中原王朝州縣現(xiàn)狀加以統(tǒng)治的地方，但平、灤、營卻并不屬幽云十六州范疇，而是另置遼興軍節(jié)度使管轄，“關(guān)內(nèi)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后唐為契丹阿保機陷之后，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子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盵335]宋朝在剛剛與金訂立夾攻協(xié)議的時候，對遼朝內(nèi)部的行政區(qū)劃和地理形勢不甚了解，“昔朝廷海上始議割地，但云燕云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guān)內(nèi)之地，殊不知關(guān)內(nèi)之地，平州與燕山路異也?！盵336]結(jié)果協(xié)議中絲毫未提平州的事情。后來趙良嗣和馬擴再次使金，請求加上關(guān)于這三州的條款，但是“金以今歲出兵失期為言，且曰：‘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謂薊、景、檀、順、涿、易也”[337]，只答應(yīng)將包括燕京在內(nèi)的山前七州交給宋朝，“又索營平二州，則曰：海上腳跟底元約，石晉所割，則屬中國，契丹舊地，則歸我；今營平二州，乃阿保機于后唐時所陷，灤州乃營平地，舊已入遼，即非石晉所獻之地，當如元約，于是我無辭?！盵338]就此，平州一帶未能屬宋，而由名義上歸附金朝的張覺占據(jù)。好不容易拿到幽州一帶，卻只得了半個長城天險，不由讓宋人嘆息道：“金人既據(jù)平州，則關(guān)內(nèi)之地，番漢雜處，譬猶與賊共垅而種，同爨而食，欲無侵漁之患，其可得乎？”[339]從皇帝到群臣百官，心中都郁悶不已。 轉(zhuǎn)機發(fā)生在宣和五年（1123年）五月，在宋朝的默許下被金軍擄走的燕京漢人途經(jīng)平州地界，“將歸（金）國，其道由營平，其金人所虜職官富戶，皆哀訴覺為之主”[340]，“燕民入平州境。私有號訴于張覺者，具言：宰相左企弓等，更不謀守燕城，使吾民遷徙流離，不勝其苦；今相公臨巨鎮(zhèn)，擁強兵，盡忠于遼國，必使我復歸鄉(xiāng)土，而人心亦望于公也。”[341]于是張覺殺掉率燕京降金的遼臣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和康公弼等，據(jù)平州反金，并且“榜諭燕人，留余戰(zhàn)馬外，盡放復業(yè)，令各安堵如故。所有逃戶拋下屋宇家產(chǎn)什物之類，已為常勝軍占者，悉還之。燕人患遷，今得歸，皆大悅”[342]，“至于儀物，盡毀去，玉帛皆有之，金人無一得脫者”[343]，以收幽云漢人民心。認真分析，此時的張覺實際上并無做宋臣之心，其“奉天祚畫像，舉事白而后行”[344]，“平州止稱舊府，用保大年號，[345]虜相曹勇義等四人，聲言不順南朝，亦不歸女真”[346]，即使有假借宋朝之力抗衡金軍的想法，也只是想要“遂為藩鎮(zhèn)”[347]而已。而在張覺反金后，“有燕人李安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有高黨者，乃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皆先嘗被虜，后緣張覺放歸，恐金人來捕，意欲大宋與金人變盟，則雖后來取之，宋心不發(fā)，遂見王安中，共為游說”[348]，建議宋朝接納張覺。宋廷考慮到“若不稍與羈縻，必為邊患”[349]，便遣人前往招諭，張覺“聞朝廷令詹度密諭之意，又得朝廷撫納燕人之報，大喜，遂納土來歸，拜覺泰寧節(jié)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wèi)甫、張鈞、趙仁彥、張敦固皆除徽猷閣待制?！盵350] 但事情并未結(jié)束，金人在聽說張覺反叛、又被宋朝招納的消息后大怒，回軍進討平州，宋軍卻“但悚視而莫敢救也”[351]，金軍一面攻平，一面“移檄曰：中國既盟矣！我來討叛臣，當餉我糧。又不得已因運糧以給之。”[352]在拿到宋朝補給的軍糧后，金軍徹底擊潰平州軍隊，走投無路的張覺南奔宋朝控制的燕京地區(qū)，“郭藥師留之，易姓名曰趙秀才，匿常勝軍中”[353]。金人得知，向北宋索取張覺，宋廷先是“命（王）安中諱之，其索既急，又命斬一人似覺者。是時大兵尚駐未散，俄又索云：此非覺也，實系某人”[354]，在看到實在瞞不過去的情況下，終于下令將張覺“下軍中縊之。函其首與之?！盵355]張覺臨死之際大罵宋廷，見到此景的舊遼漢人和渤海人無不痛心疾首，感到北宋根本就沒有把自己當作同胞，安危處境毫無保障，“燕之降將與常勝軍上下皆為之泣”[356]，“郭藥師宣言曰：‘金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357]幾乎一夜之間讓宋朝失盡了故遼人心，“而常勝軍亦解體矣”[358]。同時，此事也使金朝認為北宋朝廷不可相信，轉(zhuǎn)而發(fā)動了攻宋戰(zhàn)爭。 從這些投宋或者企圖投宋者的情況可以看出：第一，其動機從來就不是因為民族的認同感、而希望回到中原王朝治下，相反卻是純屬為自己的利益而動，一旦遇到形勢改變就會立即轉(zhuǎn)投他人。第二，由于宋金之間的力量對比，及宋朝前后不一、毫無人情味可言的投機政策，大凡降宋的幽云漢人，其結(jié)果要么叛宋附金，要么就是死在宋金兩國的矛盾之下，沒有別的路可走；這也使部分對宋朝存在希望的漢人徹底失望乃至絕望，加以其自身原本就有的騎墻態(tài)度，令更多的幽云漢人走上了另一條道路——投奔金朝。 （三）對北宋政權(quán)失望而投金者的情況 宋人蔡鞗在其《北征紀實》中寫道：“虜人知其國且亡，而中國必欲得故地也，是以不戰(zhàn)而聽順，謂中國既得所欲，而彼尚可假中國之勢，存其血食而已。然中國之意，期于必滅之而后已，是以虜人后復說女真犯中原，傾我根本，皆以復仇也。中國失之甚者，尤在于是。”[359]而當時的許多幽云漢人也確是如此去做的。 幽云漢人投金的原因，一是出于其見風使舵的處世態(tài)度；二則是北宋撕毀和約，與金朝聯(lián)合滅遼，毀掉了幽云漢人在政治上的成果，使其怨恨宋朝；三是如前所說，北宋朝廷在對待幽云漢人的作法上犯下很多錯誤，導致幽云漢人失望之余全部倒向金朝。在這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的行為頗具代表性。 左企弓，在遼為廣陵軍節(jié)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封燕國公，在金軍進入燕京時，“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忽報統(tǒng)軍蕭乙信啟城門，金人前軍已登城矣”[360]，于是出面率眾臣主持投降，而當阿骨打準備將燕京地區(qū)交予宋朝之時，左企弓立刻進言阻止，并獻詩稱：“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盵361]后來其隨被金朝擄去的燕京人戶東遷，在經(jīng)過平州時為張覺俘獲，張覺數(shù)其十項大罪，其中就有“不謀守燕而拜降”、“臣事金國不顧大義”[362]等罪，“企弓無以對，遂縊殺之?！盵363] 易州人張通古，在遼曾中進士第。宋朝收取山前諸州后，想請其做官，“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寧山下”[364]，可待到金朝起兵攻入燕京一帶后，其卻在劉彥宗的邀請下出任了金朝官員，很明顯是看透了金強宋弱的形勢，選擇了強大的一方投效。后來其代表金朝出使南宋，面對宋朝要其北向參見宋帝的要求，針鋒相對地說：“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陜西賜之宋，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若欲貶損使者，使者不敢傳詔?！盵365]威脅宋朝將其位置改成了西向，是令宋朝頗為頭疼之人。 劉彥宗，宛平人，為幽云漢人大族劉姓后裔，金軍入燕時以遼簽書樞密院事的官職與左企弓一起投降，后來因隨阿骨打北上追擊遼天祚帝而免遭平州之難。金朝在將燕京地區(qū)交付北宋時，按照與宋人的約定將該地大戶一掃而空，而其家產(chǎn)則被宋廷授與常勝軍，因此“被虜失業(yè)之夫，皆歸怨于朝廷，及金人已立漢兒劉彥宗、時立愛為偽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垅田園親戚之故，愈勸賊入寇?！盵366]從此以后，劉彥宗便和契丹人降將耶律余睹一起，成為鼓動金朝進攻北宋最賣力之人，以報北宋朝廷的一箭之仇，也希望借此回歸幽云故地，“況劉彥宗輩皆漢人，各銜中國構(gòu)金人破契丹之怨，遂教其猖獗如此”[367]，直至最終說動金太宗，“遂聽劉彥宗余睹蕭慶輩語，乘我邊面空虛，乃敢渝盟，兩路直入?！盵368]“未幾，大舉伐宋，彥宗畫十策，詔彥宗兼領(lǐng)漢軍都統(tǒng)。”[369]而等到天會五年（1127年），宋廷向金軍求和，劉彥宗上表稱賀：“彼眾狼狽而失據(jù)，我軍奮躍以登陴，夷門之火始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無捐軀之所，社稷有累卵之危”[370]，把金宋戰(zhàn)事描繪成一場“天助者順”的戰(zhàn)爭。最后又是其為金人畫策曰：“蕭何入關(guān)，秋豪無犯，惟收圖籍。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jīng)以歸，皆令則也”[371]，于是金軍接受其建議，擄獲宋朝的各種禮器、典籍，并攜徽欽二帝北還。 時立愛，涿州新城人，也是以舉進士做官，在北遼面臨瓦解之時被派往平州管理軍政，但是“張覺雖外示尊禮，而內(nèi)實不容；立愛察其有異志，常稱疾不出，覺依舊知軍州事。”[372]金軍兵臨平州招降之時，其起先有些猶豫，回書阿骨打稱：“乞下明詔，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義。他日兵臨于宋，順則撫之，逆則討之，兵不勞而天下定矣”[373]，明確表示了對北宋的惡感，并愿意隨金軍“兵臨于宋”，在阿骨打給予了肯定的答復后方才投降。后張覺反金，時立愛不愿參與起事，回歸新城鄉(xiāng)里，宋朝多次想招其做官，然而“立愛見宋政日壞，不肯起”，甚至“戒其宗族不得求仕”[374]，直至金軍攻克幽云才重新仕于金朝。此后“東路斡離不建樞密院于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樞密院于云中，以時立愛主院事，虜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375]，盡力輔佐金朝君臣。 應(yīng)該說，幽云漢人的這種心理和舉動，宋朝早在交割得到幽云之初就已經(jīng)意識到了，張匯《金虜節(jié)要》評論：“燕云陷賊之人，皆欲乘之西歸鄉(xiāng)里，賊知勢不可遏，故陷賊之人，驅(qū)率犬羊，假以平州張覺為名，叛盟入寇，時藥師所統(tǒng)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欲因賊東歸鄉(xiāng)里，故金人之入寇也，驅(qū)久勝貪忿之徒，乘契丹報怨之勢，陷賊燕云之人，奮力以謀西歸，藥師常勝之軍，因之欲圖東去”[376]。宣和五年（1123年）正月，宋廷叮囑前來遞交國書的金使李靖：“傳語大金皇帝，謝遠遣使人到闕，兩朝信好，累年已著，切不可聽契丹言語。此輩亡國之臣，沒安身處，只欲斗亂兩國，但與鑒破必不敢復言?！盵377]后來金宋開戰(zhàn)前夕，馬擴也對宗翰說：“且貴朝所任用者，盡是契丹舊時職官，只要調(diào)攪生事”[378]，反復勸說金朝不要受幽云漢人的鼓動。但是，事情的發(fā)展卻遠非宋人的意愿所能決定了的。金朝君臣對北宋的態(tài)度，已在幽云漢人及耶律余睹的反復說動下，從早期的尊敬和重視，逐漸轉(zhuǎn)變?yōu)檩p蔑和敵視，拿其重臣、伐宋西路軍的主將宗翰（粘罕）來說，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趙良嗣等人使金，商議滅遼之后將幽云十六州交給宋朝，而宋朝則每年付予金朝歲幣作為交換，可一些金朝大臣卻認為不如把幽云地區(qū)全部收歸己有、然后用武力壓迫宋朝交納歲幣，但是頭腦冷靜的宗翰反對道：“南朝四面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強大如此？未可輕之，當且良圖！”[379]然而當金朝擄燕京居民東還時，“是時燕人重于遷徙，有憚其行者，說于粘罕曰：燕山疆土，本非大宋，彼不能取而我取之，桑麻果實所在，形勢之地，豈可與人？……粘罕以為然”[380]，可見其已經(jīng)逐漸接受了幽云漢人的說法，不過“自擒天祚之后，為劉彥宗余睹蕭慶輩所說，然意尚猶豫”[381]，而后越來越多的漢人加入到游說的行列中來，“會隆慶府義勝軍叛，王稟耿守忠追擊，其三千人，奔大金國，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lǐng)韓民義怨守臣章綜，率五百人見粘罕曰：常勝軍惟郭藥師有報國心，如張令徽劉舜仁之徒因張覺，皆觖望。由是彥宗余睹輩力勸南朝可圖，仍不必以眾，因糧就兵可也。粘罕于是決意入寇”[382]，足見幽云漢人對金朝的戰(zhàn)略決策產(chǎn)生了多么大的影響，其后果令宋朝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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