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之謙楷書《齊民要術》

    《齊民要術》是北魏時期的中國杰出農學家賈思勰所著的一部綜合性農書，也是世界農學史上最早的專著之一。是中國現存的最完整的農書。
   書名中的“齊民”，指平民百姓?！耙g”指謀生方法?！洱R民要術》大約成書于北魏末年（533年-534年），《齊民要術》系統(tǒng)地總結了6世紀以前黃河中下游地區(qū)農牧業(yè)生產經驗、食品的加工與貯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對中國古代農學的發(fā)展產生過重大影響。

   賈思勰（音：xié），益都（今屬山東）人。出生在一個世代務農的書香門第，其祖上就很喜歡讀書、學習，尤其重視農業(yè)生產技術知識的學習和研究，這對賈思勰的一生有很大影響。他的家境雖然不是很富裕，但卻擁有大量藏書，使他從小就有機會博覽群書，從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識，為他以后編撰《齊民要術》打下了基礎。成年以后，他開始走上仕途，曾經做過高陽郡（今山東臨淄）太守等官職，并因此到過山東、河北、河南等許多地方。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視農業(yè)生產，認真考察和研究當地的農業(yè)生產技術，向一些具有豐富經驗的老農請教，獲得了不少農業(yè)方面的生產知識。中年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故鄉(xiāng)，開始經營農牧業(yè)，親自參加農業(yè)生產勞動和放牧活動，對農業(yè)生產有了親身體驗，掌握了多種農業(yè)生產技術。大約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到東魏武定二年（554年）期間，他將自己積累的許多古書上的農業(yè)技術資料、詢問老農獲得的豐富經驗、以及他自己的親身實踐，加以分析、整理、總結，寫成農業(yè)科學技術巨著《齊民要術》。
   一個人只有真實的面對自己，面對世界，才會從胸中滋生出豪邁氣勢，這種氣勢不是東施效顰，更不是故作姿態(tài)，而是發(fā)自骨子里的真切。基于這種豪邁的氣勢，自然就會形成其獨特的藝術風格。齊白石的書法藝術風格中充滿了天真爛漫的平民意識與樸實健康的審美情調。

   趙之謙（1829-1884），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初字益甫，號冷君；后改字撝叔，號鐵三、憨寮、又號悲庵、無悶、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官至江西鄱陽、奉新知縣，工詩文，擅書法，初學顏真卿，篆隸法鄧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強，別出時俗。善繪畫，花卉學石濤而有所變化，為清末寫意花卉之開山。篆刻初學浙派，繼法秦漢璽印，復參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詔、漢鏡、泉幣、漢銘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掃舊習，所作蒼秀雄渾。青年時代即以才華橫溢而名滿海內。他在書法方面的造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隸、篆的筆法融為一體，相互補充，相映成趣。趙之謙曾說過：“獨立者貴，天地極大，多人說總盡，獨立難索難求”。他一生在詩、書、畫、意上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終于成為一代大師。
   趙之謙自幼讀書習字，博聞強識，曾以書畫為生。參加過3次會試，皆未中。44歲時任《江西通志》總編，任鄱陽、奉新、南城知縣，卒于任上。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初畫風工麗，后取法徐渭、朱耷、揚州八怪諸家，筆墨趨于放縱，揮筆潑墨，筆力雄健，灑脫自如，色彩濃艷，富有新意。其書法初師顏真卿，后取法北朝碑刻，所作楷書，筆致婉轉圓通，人稱“魏底顏面”；篆書在鄧石如的基礎上摻以魏碑筆意，別具一格，亦能以魏碑體勢作行草書。趙之謙篆刻初摹西泠八家，后追皖派，參以詔版、漢鏡文、錢幣文、瓦當文、封泥等，形成章法多變，意境清新的獨特風貌，并創(chuàng)陽文邊款，其藝術將詩、書、畫印有機結合，在清末藝壇上影響很大。其書畫作品傳世者甚多，后人編輯出版畫冊、畫集多種，著《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詩》、《勇廬閑詰》、《補寰宇訪碑錄》、《六朝別字記》，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譜》。
    （一）由“顏”入魏，漢后隋前有此人
   趙之謙在《章安雜說》中記道：“二十歲前，學《家廟碑》，日五百字。”可見其于顏體，用功極勤。然而時世之變，帖學漸衰，碑學方興，歷史潮流，不可抗拒。正如康有為所說的：“碑學之興，乘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瓫芸h包氏以精敏之資，當金石之盛，傳完白之法，獨得蘊奧。大啟秘藏，著為《安吳論書》，表新碑，宣筆法，于是此學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學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寫魏體，蓋俗尚成矣?！壁w之謙處于此時此境，以其性格，絕不甘落人之后，憑其才能，亦必定成為時代的弄潮兒。
   趙之謙避走溫州后，有空閑得讀《安吳論書》，深為包安吳理論所折服。在《章安雜說》中已看出他傾心六朝古刻之心態(tài)：“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駭，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見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設，移易不得。必執(zhí)筆規(guī)模，始知無下手處。不曾此中閱盡甘苦，更不解是。”又云：“安吳包慎伯言，曾見南唐拓本《東方先生畫贊》、《洛神賦》，筆筆皆同漢隸。然則近世所傳二王書可知矣。重二王書始唐太宗。今太宗御書碑具在，以印世上二王書無少異。謂太宗書即二王書可也。要知當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模勒之事，成為迎合。遂令數百年書家奉為祖者，先失卻本來面目。而后八千萬眼孔竟受此一片塵沙所瞇，甚足惜也。此論實千載萬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達言，書以唐人為極，二王書唐人模勒，亦不足貴，與余意異而同?！逼溆跁粷M足于二王也如此。于是，他開始了學習書法的轉折，漸與二王系統(tǒng)分道揚鑣了。在他赴京之后，與沈均初、胡甘伯、魏稼孫等相聚，皆癖嗜金石，其時他正著手重編《補寰宇訪碑錄》，大量搜羅古刻，尤其是得《鄭文公碑》，最為之心儀。35歲前后年余時間，每日流連往返于琉璃廠，奇賞疑析，晨夕無間。
   趙之謙逐步地完全放棄了顏體書而轉向了北魏書法。他36歲為祁季聞書寫楷書自作詩十二開冊，可以說是他學北魏書初期經典。而此一年前，趙之謙還保留著顏體書風，僅僅一年的時間，他的書風便發(fā)生了質的變化，這對常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從此，他棄顏入魏，一發(fā)而不可止。37歲時，致胡培系（子繼）函中述道：“弟讀《藝舟雙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來此間，見鄭僖伯所書碑，始悟卷鋒。見張宛鄰書，始悟轉折。見鄧山人真跡百余種，始悟頓挫。然總不解‘龍?zhí)⑴P’四字，及閻研香（漢軍，名德林，包氏弟子之一）來，觀其作字，乃大悟橫豎波磔諸法。閻氏學此已三十年，其訣甚秘，弟雖以片刻竊之，究嫌驟入。但于目前諸家，可無多讓矣。書至此，則于館閣體大背，弟等已無能為役，不妨各行其是?！薄端囍垭p楫》是趙之謙由顏體轉為北魏書的指導理論。鄭道昭的諸刻石，使其領悟到了“卷鋒”的行筆方法。張宛鄰（名琦，1764～1833年）書法，又開闊了趙之謙的眼界，使其知道真、隸的書法互用。而鄧石如的書法，使其悟出了行筆的頓挫韻律。此外，趙之謙還特別稱道張琦之女張綸英（1780～？年），以為“國朝書家無過陽湖女士張婉釧名綸英，鄭僖伯以后一人也” 。張綸英善北碑，以鄭道昭為法。與趙的作品對比一下，可以明顯地看出她對趙的影響。　　然而，觀趙之謙35歲后之書，甚至是40歲前后書，風格雖初步形成，而乏筆力，其中運筆、轉折、連接，多有勉強之處。正如他在致魏稼孫函中所說的：“弟此時始悟通自家作書大病五字，曰：起迄不干凈。（此非他人所能知者。兄或更有指摘，萬望多告我。）若除此病，則其中神妙處，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有自家不及知者?！边@一“起迄不干凈”五字病，在行書方面，顯得更為明顯。大約是在40歲之后逐漸得以解決。確切說，是在赴江西任前后—44歲前后完善定格，50歲以后最終完成而至“人書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有目共睹。正如其自稱：“漢后隋前有此人”，信然！
    （二）上溯秦漢，下開風氣，篆隸行融會貫通
   趙之謙于篆書，或因其學篆刻，最初源自鄧石如、吳讓之，其次受同事胡澍影響。當時的篆刻，皆以小篆入印。趙之謙亦學此而只擅長小篆，大篆作品極少，能見得到的僅一橫額，故不足論。清代善篆書者以鄧石如為第一，這在趙的時代已成定論。其他如王澍、洪亮吉、錢坫、孫星衍等篆書高手，皆重玉筋篆，乏變化，不合趙之謙性格，故不為趙所重。鄧之后，張惠言、吳讓之、德林傳其篆法。而同事好友胡澍則于此道有專長。趙在54歲為弟子錢式臨《繹山碑》冊時寫道：“《繹山刻石》北魏時已佚，今所傳鄭文寶刻本拙惡甚。昔人陋為鈔史記，非過也。我朝篆書以鄧頑伯為第一，頑伯后近人惟揚州吳熙載及吾友績溪胡觰甫。熙載已老，觰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觰甫尚在，吾不敢作篆書。今觰甫不知何往矣。錢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鄧法書繹山文，比于文寶鈔史或少勝耳?！边@其中透出種種信息，其中根本性的則是師法鄧石如。然而，趙之謙與吳讓之的最大區(qū)別，便是不墨守成規(guī)，師法鄧石如而不死守鄧法，化人為己用。他評鄧石如，天分四，人力六；而包世臣天三人七；吳讓之天一人九；自己則是天七人三。憑天分則在諸人之上。因此，從心底里，他也不服鄧石如，以為經過努力，除卻“起迄不干凈”五字病，則有鄧、包諸君不能到者。
   趙之謙34歲臨《繹山碑》冊及前后篆書作品，結構在鄧石如、胡澍之間，筆力尚乏沉雄。中年為鶴年臨李陽冰《城隍廟碑》等篆隸二體團扇中篆書，將結構美化到了一個極致，在鄧石如、吳讓之、胡澍之外，別出新意。而此新，則主要在于“結構”之美。　　隸書對于趙之謙，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附帶性的書體。他曾說：“生平因學篆始能隸，學隸始能為正書。”正書—北魏書是趙之謙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自稱“僅能作正書”，篆隸則是為正書的學習作鋪墊。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而實際上趙之謙的篆書已如前述，而隸書亦自成家。
   趙之謙于隸書涉獵很廣，從其傳世作品中便可知其所學。先后臨書有：《石門頌》、《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劉熊碑》、《封龍山碑》、《武榮碑》、《魏元平碑》、《成陽靈臺碑》等等。從35歲至50歲以后，作品中皆有臨漢碑者。35歲進京后，廣搜碑版。曾為沈均初藏《劉熊碑》作詳細考證，以天一閣宋拓本及翁方綱摹刻江秋史巴予籍雙鉤本為底本，逐一校勘，并作釋文題記。又別出雙鉤之法，大量鉤摹漢碑刻石。其中有《二金蝶堂雙鉤漢碑十種》，皆稀見刻石殘字。45歲為李文田補摹《西岳華山廟碑》殘本96字，即因“舊雙鉤本”，可知其早年亦曾鉤過《西岳華山廟碑》。他在35歲時刻《會稽趙氏雙鉤本印記》，作銘云：“不能響莪能雙鉤，但愿文字為我留，千載后人來相求?！笨芍?，趙之謙于隸書，用功亦勤矣！
   趙之謙初學鄧石如，而后上溯漢碑。以趙之性格，不死守一法，更不拘于某家某體，甚至某碑，故其師法漢隸，終成自家面貌。其初期作品能見到的約35歲前后作，尚欠火候，或形似古人而已。中年《為幼堂隸書七言聯》（40歲）、《隸書張衡靈憲四屏》（40歲）、《為煦齋臨對龍山碑四屏》（41歲），則已入漢人之室，而行筆仍有鄧石如遺意。晚年如正書，如篆書，沉穩(wěn)老辣，古樸茂實。筆法則在篆書與正書之間，中鋒為主，兼用側鋒。行筆則寓圓于方，方圓結合。結體扁方，外緊內松，寬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傾之勢，奇正相生。
   趙之謙作品最多、傳世最廣的是行書。35歲前作品多行書，皆自顏體，細審之，與何紹基有同出一轍者，溫文爾雅，雄渾而灑脫。35歲時，在四月為厚夫作行書七言聯：“參從夢覺癡心好，歷盡艱難樂境多?！边€依然顏面，而在一個月之后為子莼作行書八言聯：“春云乍陰，窗外疑夕；午睡未足，枕中游仙?！眲t開始疏遠“顏風”了，在十月作篆書四言聯為魏稼孫補款時，則字形由長方變方扁，雖然點劃還未完全脫離“顏風”，而已由量變開始質變。36歲之后此種顏體行書便再不復作。37歲前后以北碑法試作行書，多牽強之處，其自評之“起迄不干凈”5字病，在這一時期可以明顯看得出，轉折不自然，筆力亦靡弱。眾所周知，趙之謙北魏風行書是其獨創(chuàng)，前無古人。鄧石如開北魏書風氣，而其行草則不作中鋒行筆，而用卷鋒，裹筆而行。包世臣亦然，字型則未脫唐人風范。唯有趙之謙，始將北魏書筆法直接運用到行書之中。因此，它沒有前人所遺留下的“參照物”，而且由于北魏書獨特的用筆方法：卷鋒加側鋒轉換為中鋒，很難于連貫。對此，趙首先是在“文稿”小行書，或者說小字落款中得以解決。40歲前后的款書已經自然老到而全然無生硬之處，雖筆力還不夠渾厚，而行筆已無不暢。從某種意義上講，其行書作品的完全成熟要晚于正書、篆書以及隸書，是最后才得以羽化成形的。45歲以后，心手雙暢，已能隨心所欲，故而一任自然，從筆驅毫，揮灑自如。趙之謙曾自稱：“行書亦未學過，僅能稿書而已”。其實趙之謙晚年作品中行書占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只是世間以北魏正書論趙之謙，而忽略其它書體，以至于視北魏風行書為“趙之謙北魏書”，而不予以區(qū)別。大凡有成之書家，必自正書入，而以行書結。王羲之、顏真卿、蘇東坡、趙孟緁、董其昌……，皆如此。近代書法，多掛軸于墻面來欣賞，更是注重行書作品。盡管趙以北碑名世，傳世仍以行書為多。這大概是世人對書家的要求。
   一個人的書風，各種書體最終如果能得到統(tǒng)一，則其必具獨到風格。50歲之后的趙之謙，尤其是他最晚年的作品，各種書體均已達到了“人書俱老”的境界。所可惜的，是趙之謙平生少作草書，從中年草書《為犍汀草書集圣教序聯》觀之，渾厚質樸中見飄逸，亦全出自北魏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