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昭公九年》載“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钡莱隽宋髦芡醭鎴D的四至。在這個廣大范圍里，除活動著以夏、商、周為代表的華夏諸族，還有眾多其它部族活動其間。當時華夏族一般稱后者為夷、戎、狄、蠻等?！抖Y記?王制》云：“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發(fā)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fā)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表明當時各族經濟生活不同，習俗不同，甚至語言都互不相通。前述夷、狄、戎、蠻只是對周邊各族的統(tǒng)稱，其實它們之中的成分相當復雜，如北狄又分為赤狄、白狄、長狄等，《爾雅?釋地》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蠻”之說，反映出各民族集團內也存在著民族區(qū)別。早在西周以前，上述各族就同中原的夏、商王朝發(fā)生了密切關系，西周以降這種聯(lián)系更加密切?！渡袝?牧誓》說參加武王伐紂聯(lián)軍的有“庸、蜀、羌、髳、微、盧、彭、畤人”，歷代多以為它們是居于中國西南地區(qū)的幾個少數(shù)民族?！秶Z·魯語下》亦說：“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yè)，于是肅慎氏貢楉矢石砮，其長尺有咫”。當時各個民族頻繁的交往，不僅促進了各個民族的發(fā)展，也使得中國古代文明發(fā)展到一個更高階段。
　　西周時期活動于周王朝北方的民族主要有肅慎、鬼方和ǎ狁。
　　肅慎，文獻亦稱息慎，是一個活動于東北地區(qū)的古老民族。它早在商代便與中原有所往來，西周時期的來往更加頻繁。《史記·周本紀》云：“成王即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其實早在武王克商時，息慎就曾“貢楉矢石砮”①。肅慎族經常向西周王朝進貢，表明其與后者已建立相當牢固的政治關系，肅慎所居之北土確已歸入周王朝的版圖。肅慎之稱到春秋以后不見，后人以為此后活動于東北地區(qū)的東胡、挹樓、勿吉、靺鞨等族即是肅慎的后裔。
　?、?《膠縣西奄遺址調查試掘簡報》，《文物》1977 年第 4 期。
　　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在東北地區(qū)分布著許多年代相當于西周時期的古代文化遺存，如西團山文化、魏營子文化（分布于遼西地區(qū)）等，目前雖不能肯定這些考古學文化的族屬，但它們卻為認識肅慎族的文化遺存提供了線索。鬼方在商代就是北方一個勢力強大的民族，并時常與商王朝發(fā)生激烈的武裝沖突，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西周時期?？低鯐r期銅器小盂鼎銘文云：“王□盂□□伐鬼方……獲馘四千八百□二馘，俘人萬三千八十一人”，一次戰(zhàn)爭就俘虜萬人以上，不僅說明當時戰(zhàn)爭規(guī)模巨大，而且反映出鬼方力量之強大。關于鬼方及其沿革，王國維在《鬼方、昆夷、ǎ狁考》一文中說：“我國古時有一強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隴，環(huán)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入侵暴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俗，因地殊號。至于后世，或以丑名加之。其見于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際，則曰ǎ狁；入春秋后，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zhàn)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綜上諸稱觀之，則曰戎、曰狄者，皆中國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曰ǎ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為中國所附加”。在《詩經》中常有ǎ狁與西周王朝之間發(fā)生沖突的反映?！对姟ば⊙?采薇》云：“靡室靡家，ǎ狁之故。不遑啟居，ǎ狁之故”，《詩·小雅?出車》云：“執(zhí)訊獲丑，薄言還歸。赫赫南仲，ǎ狁于夷”，《詩·小雅?六月》云：“ǎ狁匪如，整居獲焦，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薄伐ǎ狁，至于太原”。以上幾首詩多是歌頌宣王時討伐ǎ狁事跡的。相似的記載在青銅銘文中亦有所反映，虢季子白盤銘云：“搏伐■■（ǎ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zhí)訊五十”。由上述記載可知，活動于周人北方的鬼方——ǎ狁一族在當時十分強悍，有時甚至能侵入西周王朝的腹地，“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鎬即指鎬京，為此周人與其進行了長期的斗爭。犬戎是西周時期相當活躍的一個民族。早在西周立國之前，它們即與周人有了交往?！妒酚洝ぶ鼙炯o》說文王“伐犬戎”。到周穆王時，穆王“征① 事見《國語·魯語下》、《史記·孔子世家》等。
　　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馬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致”。到西周末年幽王時，犬戎更與申侯等一起攻殺幽王，史載“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①。周平王東遷洛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避戎寇”②，表明當時犬戎的勢力已大到威脅周王室生存的地步了。
　　近三四年來，考古工作者在遼西、內蒙古以至甘、青一帶的廣大北方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眾多的相當于西周時期的古文化遺存，而這一帶正是當時戎狄活動的主要地區(qū)。其中最著名的是分布于內蒙古東南部、遼西以至河北北部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和分布于甘、青地區(qū)的辛店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日用器皿、部分兵器和居住的房屋都自成特點，是這種文化的固有因素，但其中也有部分青銅禮器和兵器與中原地區(qū)的同類器相一致，表明其已接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在一些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遺址中，如寧城南山根遺址出土有牛、羊、豬、狗、馬和鹿等許多動物骨骼，顯示出在該文化的經濟生活中畜牧業(yè)占有一定比重。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年代大約自西周延續(xù)到春秋時期③。辛店文化 1924年首先發(fā)現(xiàn)于甘肅省臨洮縣辛店村。該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肅西部、西南部和青海東部的黃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及大夏河流域，在渭河上游也曾發(fā)現(xiàn)少量該文化的遺址。辛店文化有一套獨具特色的器物，其中少量的陶鬲與西周早期周人使用的同類器一致，很可能是二者文化交流的產物。該文化的經濟以農業(yè)為主，兼營畜牧業(yè)，這點從遺址中出土大量農業(yè)生產工具和動物骨骼便可得到證明。據測定，辛店文化的年代大體相當于西周早期。上述西周時代的文化遺存目前雖不能確定其族屬，但它說明當時在廣大北方地區(qū)確實生活著具有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兄弟民族，它們同中原西周王朝有著密切的文化交流和往來。
　?、?《史記·周本紀》。
　?、?《史記·周本紀》。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古代東夷泛指活動于中國大陸東部（今山東、蘇北、安徽）的各民族。商代時東夷族便已十分強大，許多方國部族都成為商王朝的與國。周武王滅商之后，又“東伐奄等，驅紂之諛臣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可知當時東夷族國家尚很多。其中最著名者有淮夷和徐夷等。武王死后，三叔和武庚聯(lián)合奄等東夷族國家叛周，《逸周書?作雒解》云：“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經過 3 年苦戰(zhàn)才討平有東夷參與的叛亂，這表明自周初開始，部分東夷部族便與周人處于敵對狀態(tài)。成王時大概淮夷等又發(fā)動了叛亂，《尚書·費■》有“淮夷、徐戎并興”的記載。據《竹書紀年》記載：“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哪?，王師、楚子伐徐戎，克之”。厲王和宣王時期，徐戎和淮夷仍時與周王朝為敵。《竹書紀年》有：“厲王元年，淮夷入寇，王命征之不克”，“宣王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的記載。《詩·大雅·江漢》記述了周宣王命召虎領兵征伐淮夷取得勝利，因而冊命封賞召虎之事?！对姟ご笱拧こＮ洹犯琼灀P了周宣王派卿士南仲、皇父征討徐戎取得勝利的業(yè)績。宣王時期對東夷戰(zhàn)爭的結果是“四方即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①，最終征服了東夷。可見，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在對東夷的斗爭中才最終占據了上風。
　　① 《詩·大雅·常武》。
　　東夷各族雖屢與周王朝發(fā)生沖突，但他們亦經常與周人進行文化交流。
　　1959 年在安徽屯溪發(fā)掘的西周墓葬中出土了許多銅器，其中“簋與中原地區(qū)的簋迥然不同，顯示出濃郁的地方色彩。尊和卣的器形與西周時期的同類器物相同，而紋飾有的是饕餮紋、夔紋、鳥紋，有的卻是蟠螭紋?！捎隗大ぜy在丹徒出土的西周銅器已有發(fā)現(xiàn)，可見并非偶然。這種紋飾很可能首先在東南地區(qū)流行，而后才影響到中原地區(qū)的銅器?！拖龅你~器只一件尊有銘文，其中的族徽銘記也見于山西長子所出的西周銅器上，這種情形或許表明兩者有某種聯(lián)系”①，可見，西周時期居于東南地區(qū)各族既保持了其獨特的文化面貌，也吸收了一些中原文化因素，并且對后者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只有在二者密切往來、相互交流的基礎上才能出現(xiàn)。西周時期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qū)分布著被泛稱為群蠻的眾多方國部落。主要有吳、越、楚、巴、蜀等。周王室在這一帶還分封了許多姬姓封國，如息、隨、鄖等，它們多先后滅亡于楚，其地成為楚國的一部分。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楚又稱荊楚，是當時長江流域力量最強大的一個方國。楚又被稱為荊蠻，早在商代即已存在。一般認為荊楚是祝融氏后裔羋姓部落與蠻族結合而成的地方勢力。周成王時，封熊繹為楚君，始有楚國之稱。西周前期楚國基本上臣服于周王朝，但隨著其勢力的增長，楚、周之間的沖突亦日漸加劇，終于導致周王朝大舉南征伐楚。陜西省扶風縣莊白村出土的史墻盤（恭王時器）銘文記述了恭王以前歷代周王的功業(yè)，其中有“弘魯昭王，廣笞荊楚，唯狩南行”的字句，表明昭王時曾大規(guī)模征伐荊楚。昭王征楚事在古文獻中常見，《竹書紀年》云：“昭王十六年，伐荊楚，涉漢”，“十九年……喪六師于漢”，是昭王末年伐楚慘敗，自己也命喪江漢?！蹲髠鳌ふ压哪辍匪f的“昭王南征而不復”，也是指此事。《史記·周本紀》也有相似的記載?？梢姷秸淹鹾笃?，楚人的力量已強大到擊敗周王朝軍隊的程度了。宣王中興之時，周王室又曾征討荊楚，《詩·小雅?采芑》有“蠢爾荊蠻，大邦為仇。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zhí)訊獲丑”等詩句，頌揚了方叔率周師打敗荊楚“執(zhí)訊獲丑”的功績。周王朝在對荊楚的斗爭中雖然取得了一些勝利，但并未能遏止楚人蓬勃向上之勢。楚國在滅掉周圍一些小國以后勢力更加強大，最終成為春秋五霸和戰(zhàn)國七雄之一。
　　越是活動于楚之東方的一個大族。越族起源遠在夏、商之前，其成分也非常復雜，到戰(zhàn)國時尚有百越之稱。越族系統(tǒng)各部族主要活動于東南沿海的江、浙、閩、粵地區(qū)，春秋時期的吳、越兩國便是從其中發(fā)展起來的。這一帶已發(fā)現(xiàn)一些西周時期的文化遺存，如在福建南安、建甌陽澤等地出士的青銅兵器、重達 100 多公斤的銅鐘等都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這一帶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多與印紋硬陶和釉陶共存。由于這里是百越活動的地區(qū)，因此，一般認為它們應是越人的文化遺存，更有人認為福建南安所出之青銅器是閩越的遺存①。
　?、?《對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銅器的幾點看法》，《考古》1978 年第 5 期。
　　西周時期的巴蜀仍活動于現(xiàn)在的四川及其附近地區(qū)，是商代巴蜀的繼續(xù)。據考古發(fā)現(xiàn)可知，巴蜀早在商代便與中原地區(qū)有所往來，廣漢三星堆遺址發(fā)掘出的商代后期文化遺存即是明證。西周巴蜀文化遺存主要有四川新繁水觀音、成都羊子山、廣漢月亮灣和綿陽邊堆山等遺址。其中水觀音遺址中出土有中原型式的直內銅戈，但其中常見的不同形式的平底或尖底陶器、斂口缽和陶鬶等都具有明顯的地方特點。類似的情況在成都羊子山、廣漢月亮灣、綿陽邊堆山等遺址都有表現(xiàn)。有些專家認為它們是西周時期蜀人的文化遺存①。《尚書?牧誓》記載隨武王伐紂者有八個南方部族“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周原甲骨也有“伐蜀”字樣，由是可見，西周時期的巴蜀與中原地區(qū)有著較多聯(lián)系，其文化亦較多地接受了后者的影響。
　　綜觀商周時代的民族關系，可以看出當時的統(tǒng)治者對周邊少數(shù)民族采取了歧視、壓迫的民族政策，稱后者為蠻、為夷、為戎狄即是其證。當時的民族政策大致如周穆王時祭公謀父所言：“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發(fā)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②。周王室依據血緣關系的近遠來確定其與諸侯國和周邊各族的關系。其中所謂要服和荒服的規(guī)定是其在處理少數(shù)民族關系時所要遵循的原則。要服者貢是指居于要服的各族必須每年進貢，而荒服者王則謂居于荒服的各族在新王繼位時應前來朝見，以表示臣服。如果有違背這個規(guī)定的，先是“修名”、“修德”即口頭相勸，此后如果仍然不朝不貢，則就要“修刑”，即以武力相征伐了。在商周時代，中原王朝與周邊各族經常發(fā)生武裝沖突，其中原因既有各族內侵引起的，更多的則是中原王朝依仗自己在經濟、軍事上的巨大優(yōu)勢而發(fā)動的掠奪戰(zhàn)爭。這些戰(zhàn)爭給當時的人民造成了巨大損失和痛苦。但在客觀上它也促進了各民族間的交往，考古發(fā)掘所見的在周邊民族文化遺存中含有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以及在中原的遺址中出土大量具有少數(shù)民族特點的文物等現(xiàn)象即是這種交往的反映。當然，除了戰(zhàn)爭以外，各族人民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和平往來。戰(zhàn)爭之所以在民族關系中顯得突出一些，正是它給人們的心靈曾造成嚴重傷害的一種表現(xiàn)。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絕于書的民族之間的戰(zhàn)爭只是民族關系中的插曲而已，因為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擋各族人民和平往來的愿望。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史記·周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