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幅楷書落款：“仿閻立本鎖諫圖，寄蕭生湘客裝藏。揚州羅聘。”鈐“羅聘”白文方印、“遯夫”朱文方印。本幅另有“清玩草堂”、“半丁審定”等鑒藏印五方。尾紙有 蘭生于道光甲申年（道光四年，1824年）抄錄的《晉書》中關于陳元達鎖諫故事的一段文字，還有張唯屏于道光己丑年（道光九年，1829年）題寫的對于《鎖諫圖》的考證文字。 此畫最成功之處在于針對人物的神情進行了細致入微的刻畫：只見陳元達雙手持笏，緊抱大樹，嘶喊著進諫之言，盡忠、盡職的焦急心情溢于言表；兩名侍衛(wèi)拉住陳氏的腰帶與上衣奮力外扯，他們雖然胡須飛揚，雙眼圓睜，亦不能將其奈何；穿著便服的劉聰橫眉相向，目露兇光，放在膝上的左手緊握，顯然十分激動，余怒未消的神態(tài)躍然紙上；合手佇立的劉皇后眼見事端因己而起，心神不寧，急派侍女送交君王密柬以緩解急迫的形勢。畫面對緊張氛圍的渲染及對人物形神的描繪吸引了觀者的視線，顯示出畫家獨具一格的精妙構(gòu)思。就畫法來看，人物容顏用細筆描繪輪廓，須發(fā)纖毫畢現(xiàn)，面部略施淡墨表現(xiàn)起伏，服飾穿戴的線條勾寫頓挫轉(zhuǎn)折自具章法，有拙澀古樸之趣，觀者能從中感受到羅聘嫻熟地駕馭筆墨的高妙功力。

以此圖與現(xiàn)藏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相傳為唐代閻立本所繪的《鎖諫圖》相比照，人物的位置、動作基本沒有太多變化，羅氏之作只是省略了皇后一側(cè)的假山石與樹叢，添加了陳元達右側(cè)的幾名侍衛(wèi)。另外，羅聘還將原本用設色之法圖寫的表現(xiàn)形式改作白描 ，使畫作平添了些許雅致。

凈名居士，即維摩詰，為神通廣大的大乘居士，以“智慧辯才”著稱，為敦煌壁畫經(jīng)變圖之重要畫題，歷代大師如張僧繇、吳道子、李公麟皆擅寫此。此圖居士，廣頤闊腮、雙目微啟、籠袖伏案，作沉思狀。其造型與早期維摩詰造像之秀骨清像不類，而具儒士風度。衣紋以鐵線描出之，根雕幾案則用焦墨精心勾皴，緊勁奇峭得之于陳老蓮，雍容則更勝一籌。

 
       生活貧困潦倒
　　當時，羅聘正身居古廟，身無分文，欲回不能。百般無奈時，他親手抄錄了妻子寫的一首詩，然后送給一名當朝顯貴，希望能博得他的一點施舍，但事與愿違，他無法弄到回家的路費。 又挨了幾個月，羅聘終于凄涼地回到揚州。
　　這一場人間冷暖的切身體會，使得羅聘對他的《鬼趣圖》主題認識更深刻了。他也從此不再畫鬼，而改畫佛了。
　　10年后，年近花甲的羅聘三上京城。這時，他已是畫界知名的大師了。他剛剛住定，一些風雅的士大夫便登門不歇，求索畫作，甚至一些在京的朝鮮人也攜重金來買他的畫。收入多了，他的豪興也隨之而生，游名勝，買古董，揮金如土。8年后，他帶著小兒子準備回鄉(xiāng)時，居然又沒了路費！有人知道他要回鄉(xiāng)，便上門來討債，原來，他不僅把賣畫掙來的大把鈔票給花了，還欠了一些債務。沒辦法，羅聘只好賣衣服，但衣服賣盡了，債務還償不清！直到嘉慶三年(1798)，揚州一位做鹽運使的朋友聞訊，才資助羅聘的大兒子趕到京城，把父親和弟弟接回揚州。
　　回到揚州的第二年，這位“畫名甚高而生活甚苦”的畫家與世長辭，享年67歲。

        妻子方婉儀
　　傳說方婉儀的父親頗重視對女兒的教育，因此方婉儀13歲時就會寫詩，而且詩風清麗、流暢。對書畫，方婉儀也表現(xiàn)出良好的素質(zhì)和天賦。她曾跟著父親和姑母學畫，在揚州小有名氣，被當?shù)厝朔Q為“小才女”。
　　研究“揚州八怪”的人，有的提出方婉儀是出生于1732年——這實際上是說方婉儀比羅聘大1歲；但有文獻證實，方婉儀病逝于1779年，而且去世時是44歲，由此我們知道方婉儀應該是1735年出生的。方婉儀出生于夏天，她曾寫有一首“生日詩”，曰：平簟疏簾小閣晴，朝來池畔最關情。清清不染淤泥水，我與荷花同日生。
　　她的這一句“我與荷花同日生”，最為人玩味。方婉儀和羅聘育有3個子女，都學書畫，而且尤以畫梅花見長，因此后人有稱其為“羅家梅派”。像這樣的家庭，古代不多，現(xiàn)在也很少見。
　　方婉儀在揚州拒絕賣畫，彰顯出其獨特的人品，羅聘夫婦也由此受到揚州人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