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1573年 - 162囗0年）是明神宗朱翊鈞的年號，明朝使用萬歷這個年號一共48年，是明朝使用時間最長的年號。歷史學家黃仁宇用“大歷史觀”的角度，寫了《萬歷十五年》這本研究明史的專著。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囗0年）是明朝第十三個皇帝。穆宗朱載垕第三子，隆慶二年（1568年)被冊立為太子。隆慶六年(1572年)，穆宗病死，朱翊鈞繼位，第二年改年號為萬歷。任賢有道親政無方的明神宗朱翊鈞.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萬歷怠政
但張居正死后，萬歷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后因立太子之事與內(nèi)閣爭執(zhí)長達十馀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1589年，朱翊鈞不再出現(xiàn)，內(nèi)閣出現(xiàn)了“人滯于官”、“曹署多空”的現(xiàn)象；以至于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后方入中樞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萬歷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馀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數(shù)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囚犯們關在監(jiān)獄里，有長達二囗十年之久還沒有問過一句話的，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輾轉(zhuǎn)在血泊中呼冤。臨江知府錢若賡被朱翊鈞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終不得釋，其子錢敬忠上疏：“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氣血盡衰……膿血淋漓，四肢臃腫，瘡毒滿身，更患腳瘤，步立俱廢。耳既無聞，目既無見，手不能運，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氣，謂之未死，實與死一間耳”。宰相李廷機有病，連續(xù)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都得不到消息，最后他不辭而去。萬歷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書孫丕揚，“拜疏自去”。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書趙煥也“拜疏自去”。
萬歷中后期長達30年不上朝，有非常有名的六準和六不準。
萬歷不上朝主要原因是皇權與文官制度發(fā)生了劇烈沖突，皇權受到壓抑，萬歷用消極方式對抗。但是有兩點萬歷仍然值得肯定，其一萬歷皇帝并沒有因大臣與之作對甚至漫罵皇帝貴妃而殺掉一人，是相當寬仁的。其二不上朝并不是不辦公，萬歷年間的國家大事小情都是萬歷處理的，大的比如萬歷三大征，特別是明、日的壬辰戰(zhàn)爭一直在萬歷指導下進行。小的比如利瑪竇進京傳教，建立教堂，月供乃至墓地都是在萬歷過問下得以順利進行的。西方傳教士對萬歷充滿敬意好感，東西方文明得以交流，萬歷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
其二，派太監(jiān)設立礦監(jiān)、稅監(jiān)斂財肯定是不好的一面，但是我們應該具體分析，礦監(jiān)的出現(xiàn)是萬歷下旨從此天下可以開礦了，初衷并非與民爭利，由此礦監(jiān)才派出。太監(jiān)把經(jīng)念歪了，鬧得烏煙瘴氣。這段弊政大概有四年。四年后萬歷終止太監(jiān)出宮斂財，但是礦禁卻取消了。無疑從此促進資本主義經(jīng)濟萌芽的發(fā)展。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對工商業(yè)攫取的過多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征稅比率。沒有出現(xiàn)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chǎn)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yè)者已經(jīng)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于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反對礦監(jiān)，稅使的民變不斷發(fā)生。（參見《儒家文明》）從新事物的成長角度來看，有適當?shù)臎_突和矛盾是有利于其成長壯大的。
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更加矛盾重重。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諭旨，全靠內(nèi)侍傳達。冊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決，導致官僚集團各派之間互相火并，黨爭也愈演愈烈。東林黨人與邪囗黨的斗爭水火不容，持續(xù)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潰的邊緣。萬歷四十八年(162囗0年)，朱翊鈞在內(nèi)外交困、風雨飄搖中死去，終年58歲。葬于定陵，謚號范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為神宗。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礦監(jiān)稅使，掠奪商民，一旦被認為地下有礦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開礦，開礦時挖掘不到時，附近的商家會被指控“盜礦”，必須繳出全部“盜礦”的賠款。礦監(jiān)所到之處，民窮財盡，“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黨直入民家，奸淫囗婦女，或掠入稅監(jiān)署中，士民公憤”，而“帝不問”，成為明代一大惡政。首輔朱賡沉痛地說：“今日政權不由內(nèi)閣，盡移于司禮。”大學士沈鯉在《請罷礦稅疏》中，亦指出礦稅“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賠之也”。戶科給事中田大益曾忍無可忍地批評他：“以金錢珠玉為命脈。”萬歷二十五（1597年）至三十三年（1605年）礦稅使進內(nèi)庫銀將近三百萬兩，“半以助浮費，半以市珠寶”，更多的財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
《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趙翼《廿二史札記·萬歷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于崇禎而亡于萬歷。”清高宗乾隆在《明長陵神功圣德碑》中則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鉆營阿諛。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