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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武術(shù)需要商業(yè)化操作

 延遲 2011-05-04
1943年生,回族,祖籍河北滄州,出身于著名的武術(shù)家族———馬氏通備武學世家。運動員出身,靠自學考進甘肅師大歷史系,畢業(yè)后從事武術(shù)教學工作。1978年考為蘭州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后留校工作,曾任敦煌研究室副主任、校古籍研究室主任等職。1993年調(diào)暨南大學至今。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史、回回民族史和中國武術(shù)史的研究,有《說劍叢稿》、《武學探真》等著作。因為對古典武藝有獨到研究,又熟諳武學文獻和各主要流派的技藝,被少林寺聘為唯一的武學指導,還擔任國際性的武術(shù)學術(shù)刊物《中華武學》的總編輯。

  “在廣東藏書真不容易。”這是采訪中馬明達最感慨的一句話。

  十七年前,從甘肅移家?guī)X南,對南方的潮濕了解不多,許多珍貴的名人字畫、碑刻拓本和明清古籍都遭到蟲子的侵蛀,損失慘重。“這里的蠹蟲比西北的大得多,還有一種叫不上名字的小黑蟲子,專喜歡咬裱裝過的碑帖字畫,所以我收藏的碑帖損失最嚴重,其中有些是珍貴的叢帖和稀有拓片,還有一些名人字畫,有的竟被咬得千瘡百孔,慘不忍睹,只好狠狠心扔掉算了。”他無奈地說。

  為了保護藏書,馬明達把許多重要的線裝書和碑帖又運回蘭州。盡管如此,位于廣州暨南花園的二百多平方米的住房里,仍有近三萬冊藏書,主要是歷史和書畫類圖書;他還另有一套房子放置體育類圖書,特別是武術(shù)書,約一萬多冊,主要歸兒子馬廉禎管理。

  說劍齋中研武學

  書房里,一塊刻著“說劍齋”的棕色牌匾,醒目地擱在書柜上。馬明達說,“說劍”二字出自《莊子·說劍篇》,上世紀80年代初,謝國楨開玩笑說,馬明達是文人好武,就如同莊子說劍。馬明達說,“司馬遷說劍‘內(nèi)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是兵器,也是人格的象征,古人用之‘比德’的物品,除了玉,就是劍,劍是‘與道同符’的寶器。”于是“說劍”就成為他的齋號。

  出身武術(shù)世家的馬明達,自幼就與武學結(jié)下不解之緣。父親馬鳳圖、叔父馬英圖是民國聞名的武術(shù)大家,當年有“馬氏雙雄”之譽。馬明達弟兄四人,在武術(shù)界被推為“馬氏四杰”。

  在他的書房中,各種書籍重重疊疊擠滿了書柜,有些高架起來,直達屋頂。除了史書和武術(shù)典籍,還旁涉中醫(yī)、書畫、古典戲曲小說等,特別是《水滸傳》,他藏有幾乎所有《水滸傳》版本和相關(guān)論著。他對美術(shù)史有濃厚興趣,對敦煌藝術(shù)情有獨鐘。遵從常書鴻先生的遺愿,他正從事日記、手稿、書信和大量個人文檔的整理研究,“這是一項浩繁的工程,將給當代‘敦煌學’帶來重要影響”。

  與許多人自小讀的是文學類書籍不同,與武學相關(guān)的書構(gòu)成馬明達早期的閱讀經(jīng)驗。他清楚記得,武術(shù)史家唐豪的《少林武當考》、《行健齋隨筆》、《武藝圖籍考》等,是他認真讀過的第一批書。“唐豪以巨大的學術(shù)勇氣和識見,揭開圍繞著少林與武當?shù)闹刂孛造F,創(chuàng)建了中國武術(shù)史學科,啟蒙了我對武學認識。”

  武術(shù)書有特殊的語言特點,當時他年紀小,解讀非常吃力。他一邊讀,一邊向父親請教。“我找到做學問的門徑,并形成自已的學術(shù)系統(tǒng),主要來自父親的耳提面命,是父親手把手教我一邊練武,一邊讀書。當然后來還得到許多良師益友的指導和幫助。”

  馬明達讀書,比較注重書本的實用性。“我原來讀書比較寬泛,現(xiàn)在老了,就相對集中到古典精粹上,如《易》、《詩》和《史記》、《文選》等,是經(jīng)常置之案頭的書。我注重看史料類的書,喜歡讀稀見的別集,也喜歡讀關(guān)于當代史的新銳之作。時下學風頹敗,許多書華而不實,甚至巧立名目,稗販轉(zhuǎn)抄。我還是喜歡逛書店,從書店買書,可惜書店日少,去處不多了。”

  從這樣的理念出發(fā),我們看到馬明達的書架上排放著《永樂大典》、《宋會要》、《全元文》、《黃宗羲全集》、《列朝詩集》、《周亮工全集》等一些大部頭的書,也看到梁啟超、胡適、陳寅恪、顧頡剛、呂思勉等史學名家的書。另外,他藏有一批重要的明清和民國武術(shù)圖書,“我可能是全國藏有武術(shù)古籍數(shù)量最多的人罷!”馬明達笑著說。

  武俠小說是“畫鬼”的技藝

  除了武術(shù)史外,馬明達很喜愛的是美術(shù)史。被朋友笑稱“二術(shù)跑”。

  雖然頂著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帽子,馬明達說,他是先學美術(shù)史,再逐步進入中國古代史的。他給學生介紹這個經(jīng)驗,希望大家都能有一門專門史的愛好。“美術(shù)史是專門史,縱向的連貫性很強,必須要拉通來學,打開斷代史的段限,可以幫助我們從一個側(cè)面貫通地認識歷史。”

  從書房的裝修布置上,可以看出馬明達對美術(shù)的熱愛。墻上掛著張大千的人物、黃賓虹的山水,還有廣東收藏大家王貴忱先生的條幅,書案上擺著唐三彩和明代的竹雕筆筒。“張大千的哥哥張善孖先生和我的父親是盟弟兄,大千先生在蘭州時,與先父多有接觸,多次送畫給先父,可惜大都毀于‘文革’了。”

  馬明達的收藏活動是“文革”后重新開始的,由于資金有限,被他形容小打小鬧,偶然也有意外收獲。“我藏了一批珍稀石刻拓片和碑帖,還有張政烺、謝國楨、馬雍的字,相比之下,我更喜歡收藏書籍了。”

  在藏書中,除各種明刊本和清初精刻本圖書外,特別收藏應該是一批罕見的日本侵華戰(zhàn)爭時的畫報《支那事變畫報》,被鎖在柜子里。那是馬明達在蘭州舊書店里意外淘到的。“里面有大量抗戰(zhàn)時期的照片,比如有舊上海、舊廣州等城市的面貌,有日兵學雷鋒,背著廣州老太太作秀的場景等等,對研究那時期的歷史很有幫助。”

  然而,馬明達話音一轉(zhuǎn),雖然喜歡美術(shù),但宏揚中華武學,是他目前最重要的學術(shù)工作,“武術(shù)是我必須要搞的,這是一份家族承接責任,無法推卸的。”

  現(xiàn)在,中國武術(shù)境遇不佳的情況,令馬明達憂心。“好像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靠和尚、道士在保家衛(wèi)國、匡扶正義,遺存下來的傳統(tǒng)武術(shù),竟被分成少林、武當、峨嵋三大派,真讓人哭笑不得,不知從何談起。”同時,他稱除了指導理念和競技實踐上的失誤之外,武俠小說和武打片的影響也不可低估。“小說和影視把武術(shù)玄怪化了,甚至妖魔化了。金庸是成就突出的武俠小說家,在武藝上是富有想象的‘畫鬼高手’,他筆下的武俠和武藝,與真正的古典武藝沒有什么關(guān)系。遺憾的是許多人竟以為他寫的都是真實的,甚至推許為‘武學巔峰’,還授予什么‘中國武術(shù)突出貢獻獎’,讓人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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