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擬就《管子》謀略思想溯源、論謀略的功用、謀略類型舉例、謀略的認識基礎(chǔ)、辯證機理和一般性質(zhì)等略陳己見，就教于同仁。
一、《管子》謀略思想溯源
根深方能葉茂。《管子》中的豐富謀略思想，淵源于自姜太公以來齊國一貫重謀略的傳統(tǒng)。
據(jù)記載，齊國始祖姜太公足智多謀。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說： “呂尚陰謀 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quán)與奇計。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quán)，皆宗太公為本謀。”姜太 公相繼作周文王、武王的智囊謀士，是一位謀勇雙全的文臣武將。
原來周文王曾被商紂王拘禁于羨里，姜太公獻計“求美女、奇物獻之于紂，以贖西 伯”，從而西伯得以返國，積蓄力量，創(chuàng)造滅商的條件。司馬遷說“天下三分，其二歸周 者，太公之謀居多”，又說武王滅商也是“師尚父謀居多”。
姜太公的謀略思想并非憑空從天而降，而是有其豐厚的社會歷史淵源。司馬遷說姜太公 本是“東海上人”(《呂氏春秋》說他是“東夷之士”)。其先祖曾佐禹平水土有功，被封 于呂，后子孫降為庶人。姜太公曾有一段窮困的經(jīng)歷。傳說他“常屠牛于朝歌(今河南淇 縣)，賣飯于孟津(今屬河南)”。年老時隱居渭水之濱，以釣魚為生。在他初學釣魚時，投 竿跪餌，連釣了三天三夜，垂釣處被兩膝磨出了印痕，還是沒有一條魚上鉤。姜太公氣急， 把外衣和帽子脫去扔在一邊。有老農(nóng)路過見狀，教他說，你一定要用細細的釣繩，香香的魚 餌，輕輕地投釣，不要讓魚受到驚嚇。姜太公照辦了，果然收獲頗豐。不過他的魚最重要的 收獲，是得到了周文王的知遇之恩。
傳說姜太公受封到齊國上任的途中，放心地按時住店，行動遲緩，客舍主人對他說：“我聽說時機難得而且容易丟掉，您能住得這么安穩(wěn)，大概不是去赴任的吧！”姜太公聽了，覺 得此話有理，急忙穿上衣服，連夜趕路，不到天亮就趕到齊都營丘(今臨淄)上任。
足智多謀者也往往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姜太公的智謀與其接近社會下層的經(jīng)歷和善聽 群言的品格，有必然的聯(lián)系，這是有史書的記載為證的。(見《史記·齊太公世家》) 齊國君自姜太公開始，傳至第十二代到齊桓公，任用管仲為相，為春秋各諸侯國中的第 一霸主。孟子曾說： “五霸桓公為盛。”(《孟子·告子》下)偏踞東海之濱的“區(qū)區(qū)之 齊，一躍而成為華夏各諸侯國中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 “管仲之謀”是實現(xiàn)這種轉(zhuǎn)變的 重要因素。
司馬遷說：
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quán)，徼山海之業(yè)，以朝諸侯，用區(qū)區(qū)之齊， 顯成霸 名。(《史記，平準書》)
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史 記·管晏列傳》)
《管子》一書是管仲及其學派的著作。它系統(tǒng)總結(jié)了從姜太公立國到管仲相齊以來的謀略思 想。將《管子》所述與齊國歷史相對照，可知司馬遷所言非虛，而是有充分根據(jù)的。
管仲有跟姜太公相似的經(jīng)歷。他年輕時家境貧困，經(jīng)過商，當過兵，做過別人的臣仆， 在屢遭磨難中增長了才智。所謂“管仲之謀”的淵源也在于管仲積極參與的復雜的社會實 踐。自然，齊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謀以益其智”(見《小匡》)，也給管仲謀略思想的發(fā)揮和 實現(xiàn)提供了條件。
二、論謀略的功用
爭強者必先爭謀。在競爭激烈的社會生活中，若想爭當強人，就應(yīng)該先爭謀略，力爭在智謀上高人一籌?！栋匝浴菲f：
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
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quán)稱，親 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shù)也。
這里把“爭謀”(爭取在謀略上占先)作為“爭強”的第一要務(wù)。言明正義的臣下若想討伐無 道的君主，不能僅僅指望以武力奪取，必須先確定謀略，選擇方便的地理位置，衡量利弊得 失，爭取同盟者，在合適的時機行動，才是爭當王者的計謀。當初、周文王、武王以原商紂 之臣的地位，多采“太公之謀”與所獻“奇計”，而終于伐滅商紂這個不義無道之君。這是 上文所言“臣伐君”的事例。管仲相桓公謀取霸權(quán)，是上文“正四海”的事例?！豆茏印返?謀略思想是此類謀略事例的總結(jié)。
周成王封姜太公為齊侯，賜給他討伐有罪的諸侯的特權(quán)。東到海濱，西到黃河，南至楚 境，北到遼西孤竹， “五侯九伯”，齊國都有權(quán)征伐。然而《管子》加調(diào)征伐必先定計謀： 用日維夢，其數(shù)不出于計，故計必先定而兵于境。計未定而兵出于境， 則戰(zhàn)之自 敗，攻之自毀者他。(《參患》)
即白天用兵，頭天晚上就耍設(shè)計謀劃好。計謀未定而冒然出兵，必招致失敗。齊拐公親帥大 軍遠征救燕，討伐山戎、孤竹，特地把謀臣管仲、隰朋帶在身邊。連迷路、找不到水喝這樣 的事，都要聽聽管仲、隰朋的意見。管仲說老馬識途，獻計策把老馬放掉，大伙兒跟隨老馬 走，就能找到原路。隰朋說螞蟻冬天住山南坡，夏天住山北坡，蟻窩出口的土堆有一寸高， 掘地可得泉水。覓路尋水如此，在征戰(zhàn)的大問題上就更要多聽聽管仲、隰朋等人的謀劃了。
《管子》打比方說明計謀策略的重要：
不明于計數(shù)，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jīng)于水險也。(《七法》)
即不清楚計謀策略，而想干成大事，那就像沒有船只，而想渡過大江大河一樣。
無獨有偶?！栋孕巍酚浭龌腹苍?#8220;管仲之謀”比做渡河的船只和天鵝的翅膀。 有一天，桓公跟管仲、隰朋在一起，忽見有兩只天鵝從空中飛過?；腹锌卣f：“仲 父(桓公對管仲尊稱)啊!您看那天鵝，時而南，時而北，時而往，時而來，四方遠近，想到 哪里就到哪里，不正是由于有翅膀，才這樣隨心所欲的嗎?”管仲沒有答話?；腹谑?說：“仲父胡為然?如不當言，寡人其有向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 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將安聞道而得度哉?”很明顯，桓公正是 把管仲的謀略視為方向、道理和法度，比做飛鴻之羽翼、渡水之舟楫。 這些議論形象地揭示了智謀韜略對人的實踐行為的方向指導或工具方法作用。 于是， 《管子》認為，如果能讓“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事情就好辦了。
三、謀略類型舉例
《管子》的謀略思想的內(nèi)容十分廣泛。整部《管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一座貯藏豐 富的智謀之倉。由于其中謀略的類型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一篇文章勢難全面展 開論述，特舉“予之為取”一謀粗加討論?！赌撩瘛菲f：
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此謂是教導當時統(tǒng)治者懂得一個根本道理，即若想從老百姓那里取得，必須先讓老百姓得到 實惠，也就是先給予再取得，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給予就是取得。
管仲“予之為取”的謀略，是以其“民本”和功利主義觀點為支柱的。
在上文所引桓公跟管仲的一次對話中，桓公心境甚佳，見有天鵝在空中自由翱翔，想到 是由于天鵝有翅膀，現(xiàn)在自己想稱霸于天下，就得有相當于天鵝翅膀的“管仲之謀”。于是虛 心向管仲求教。管仲看透了桓公的心思，采用激將法，故意吊著桓公的胃口，不答復他的問 話。急得桓公說，您不說話教寡人，我就是空長著耳朵，上哪里去聽到道理，取得法度呢7 管仲看到桓公求教的急切真誠，于是回答說：
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
即要想當霸王、成就大事，就必須從根本做起。
桓公于是拱手而問：
敢問何謂其本?
管仲回答說：
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饑，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饑。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 勞。
桓公一一聽取，認真實施， “行此數(shù)年，而民歸之如流水”。(見《霸形》)
管仲清醒地看到“人之情”是就利避害、 “予則喜，奪則怒”， “利之則來， 害之則去”，“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的規(guī)律，提出發(fā)展農(nóng)、工、商業(yè)，安定人民生活，以鞏固政 權(quán)的種種舉措。(見《禁藏》《國蓄》《形勢解》《五輔》)
《管子》中“予之為取”的謀略思想，是自姜太公以來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齊國經(jīng)濟，政治現(xiàn)實的反映；司馬遷說：
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yè)，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史記·齊太公世家》)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qū)區(qū)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記，管晏列傳》)
姜太公和管仲年輕時有相似經(jīng)歷，都經(jīng)過商，其用謀也有一共同特點，即從統(tǒng)治者的長遠利 益出發(fā)，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人民的利益需要，照顧齊國的實際情況，發(fā)揮齊國的地理優(yōu)勢， 在重視發(fā)展農(nóng)業(yè)的同時，關(guān)注開發(fā)魚鹽之利，鼓勵商工之業(yè)，因而使人心歸向，蔚為大國。
姜氏之齊傳到景公時，任大夫的田厘子在轄區(qū)以內(nèi)以小斗收稅，以大斗放貸， 甚得民 心。晏嬰曾私下對晉國叔向說： “齊國的政權(quán)恐怕最終要歸于田氏了！”田厘子的兒子田成 子任齊簡公左相，繼續(xù)在轄區(qū)內(nèi)以小斗收稅，以大斗出貸，于是齊人“愛之如父母，而歸之 如流水”，爭相唱著歌謠“歸乎田成子”。由春秋到戰(zhàn)國，姜氏之齊逐漸為田氏之齊所取 代，正是由于田氏成功地運用了管仲“予之為取的謀略。
四、謀略的認識基礎(chǔ)
睿智良謀來源于對情況的詳盡調(diào)查和深入思考。調(diào)查與思考是謀略的認識基礎(chǔ)。 (一)調(diào)查：觀察詢問
《管子》非常重視觀察和詢問等對情況的調(diào)查?！栋擞^》篇專論從八個方面對社會情況 的觀測、調(diào)查；
《問》篇則專論用詢問方式進行調(diào)查。篇中開列60余個調(diào)查細目，儼然是當時社會情況 的詳細調(diào)查提綱，其細致周到，為同時代中外典籍所罕見。其內(nèi)容囊括經(jīng)濟、政治，文化、 軍事以至社會風氣、人口狀況、人際關(guān)系，工作效率等各個方面，既有定性的提問，也有定 量的提問。通過諸如此類的觀察詢問等調(diào)查工作，就成了制訂正確謀略的可靠材料依據(jù)。
(二)思索生智
《內(nèi)業(yè)》篇說： “思索生智。”即思索產(chǎn)生智慧。篇中還用詩一般的語言寫道：
能摶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兇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意即能專心嗎?能一意嗎?能不用占卜而預知吉兇嗎?能不求助于人而靠自己解決問題嗎?
那么就請您思考、思考、再思考吧!《九守》篇又說：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見，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目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并進，則明不塞也。
即眼睛最寶貴的是明亮，耳朵最寶貴的是靈敏，心靈最寶貴的是智慧。把天下人的眼睛都加 上去，就什么都能看見了。把天下人的耳朵都加上去，就什么都能聽見了。把天下人的心靈 都加上去，就什么都知道了。集中眾人的智慧，聰明才能就不會被阻塞了。
很明顯，調(diào)查與思索是構(gòu)成“管仲之謀”認識機理中的兩大要素。
五、謀略的辯證機理
司馬遷評價管仲說：
其(指管仲)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zhuǎn)敗而為功(功效，指勝利)。(《史記，管晏列 傳》)
管仲一生提出和實行了許多由禍而為福、由敗而為勝的奇計良謀。我們看到，在“管仲之 謀”中的確處處貫穿著這種對立轉(zhuǎn)化的辯證機理。
《七法》篇列舉予奪、險易、利害、難易、開閉、殺生、剛?cè)?、輕重、大小、實虛，遠 近、多少等眾多對立轉(zhuǎn)化的謀略。它們又被總謂之“決塞”，“計數(shù)”。決塞即開放和收 攏，計數(shù)就是計謀策略。
《霸言》篇說：
為而不為者復小，強而不理者復弱，眾而不理者復寡，貴而無禮者復賤，重而凌節(jié) 者復輕，富而驕肆者復貧。
即大而無所作為可以變小，強而治理不好可以變?nèi)?，人多而管理不好可以變少，高貴而無禮 可變卑賤，權(quán)重用過頭可以變輕，富而驕奢淫逸可以變窮。
《白心》篇指出： “日極則仄，月滿則虧。”即太陽到最高點會走向偏斜，月亮到最圓 滿會走向虧缺。《重令》篇說： “天道之數(shù)，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余則驕，驕則 緩怠。”即自然的規(guī)律是發(fā)展到極點，就耍走向反面；達到極盛，便會走向衰落。而人心的 規(guī)律是有成績會驕傲，驕傲了會遲緩怠惰。
《白心》篇進而指出： “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急死亡。強而卑義申其強，弱而卑義免于罪。”即強者驕傲會損害其強，弱者驕傲會加速滅亡。強者謙虛可繼續(xù)為強者，弱者 謙虛可免子災禍。
正確的謀略是無論強者、弱者，都要反驕破滿，這樣強者可更強，弱者可變強。反之，強可變?nèi)酰跽邥毂惶蕴?/font>
有鑒于此，管仲常勸桓公韜光養(yǎng)晦，謙虛謹慎，不忘憂患。而管仲死后，桓公把管仲告 誡置諸腦后，故導致內(nèi)亂，桓公亦不得好死，此教訓至為深刻，耐人尋味?；腹c齊國之興衰 史，足證“管仲之謀”的深邃內(nèi)涵和極強的針對性。
常人的心理是希望好處多占一點，利益多得一點。《管子》則指出：“求多者，其得寡。” “未有值多求而多得者也。”(《版法》)所以竭力主張“取于民有度”，才能使國家 長治久安(見《權(quán)修》)。 “取有度”的謀略，是管仲相齊的成功經(jīng)驗之談。
事之常規(guī)似乎是大勝小、強勝弱。但用謀得當可以小勝大、以弱勝強。
《霸言》篇說： “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疲矣。強最一代，而天下共之， 國必弱矣。”即一匹千里馬，用一百匹普通馬跟它比賽，千里馬一定會疲憊不堪。冠絕一代的強 國，普天下小國聯(lián)合起來去攻它，它一定會變?nèi)酢?/font>
正確的謀略是： “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即避開其實力雄厚、不易攻取的部分，而攻擊其力量薄弱，容易攻取的部分。一位好屠夫，一天剔解九頭牛，屠刀還 是鋒利如初。這是因為刀刃總是在骨縫間運作的緣故。(見《制分》)
一個龐然大物，總是可以分解為若干弱小的部分，一點一滴地吃掉。這可以說是“螞蟻 啃骨頭”的謀略。
弱者與強者斗，在戰(zhàn)略上是以一當十，處于劣勢。在戰(zhàn)術(shù)上則可采取以十當一，爭取在局部上占優(yōu)勢，以便各個擊破的謀略。正如《玄宮》篇所謂“積眾小勝可以為大勝”。 當初周文王、武王與商紂王相比，從地域和人口而言，可謂以寡敵眾，以弱敵強，由于 多采姜太公之“奇計”良謀，終于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此類實踐正是“管仲之謀”辯證機 理的原型。
六、謀略的一般特征
《管子》中討論了謀略的多種一般性質(zhì)。
(一)謀略的多樣性和選擇性
謀略有遠近、深淺、大小不同，多種多樣，可供選擇。深謀遠慮者為全局打算，效益普 及海內(nèi)，流布天下，后世享其功，時間愈久遠，愈顯其功效之多。這叫做“謀巨者可與遠 舉”。人們從多種多樣的謀略中， “擇可言而后言，擇可行而后行”。對于那種只顧眼前利 益，只圖速效、不顧后患與憂愁的謀略家，走開了就不要再召他回來。這叫做“其計也速而 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形勢》、《形勢解》)
《管子》提倡“大數(shù)”、 “大計”，即從全面出發(fā)的大計謀。提倡慎重選擇可謀之?人而 與之謀，千萬不要跟不可謀之人謀劃，以免上當受騙。(見《乘馬》、《形勢解》) 《宙合》篇提出“計意耍功"的選謀原則，即從“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 言可默”的多種謀略中，選取意圖最好的、效果最佳的來實行。
(二)謀略的全面性和綜合性
好的謀略汲取了眾人智慧的長處，帶有全面性和綜合性?！豆茏印诽岢?#8220;別而聽之則 愚，合而聽之則圣”的原則，即只聽一面是愚蠢的，兼聽全面才是圣明的。并說“雖有湯、 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即使有商湯和周武王的德行，也要綜合聽取一般市民的意見。 管仲建議桓公仿效古代圣王納諫的措施，特設(shè)“噴室之議”的機構(gòu)和制度，專門受理來自各 方面的意見。并建議由東郭牙主管此事，因為他敢于批評上級的過錯，敢于為堅持正確意見 而力爭。(見《君臣》上、《桓公問》)
(三)謀略的靈活性
《管子》主張制定謀略的人應(yīng)具有“圓”的靈活性。 “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即 圓的東西能運轉(zhuǎn)自如，運轉(zhuǎn)自如則易于變通，易于變通則可以和諧。(見《君臣下》)謀略的 靈活性表現(xiàn)在善于因時制宜，隨時變通。《霸言》篇指出： “智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 者，日少而功多。”即智者善于謀劃，不如善于把握時機。精于把握時機，則用力少而功效 大。主張“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即謹慎地把握時機，準備好了等待時機到 來，時機合適才興辦大事?！渡街翑?shù)》篇主張“乘時進退"，根據(jù)時機決定前進還是后退的 策略?！墩馈菲岢?#8220;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的原則，即不機械地模仿古代，不固執(zhí)地留住今天，而是隨著時機和風俗的變化而變化。《宙合》篇指出，象春天吃生 鮮，夏天找陰涼，秋天摘瓜果，冬天求溫暖一樣，采取謀略“必因于寸”、 “與變隨化"， 即根據(jù)時機，隨時變化。這都是講謀略的靈活性。
(四)謀略的預見性
《宙合》篇指出： “明乎物之往者，必以其類來也。”《形勢》篇指出：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即弄清事物的過去，可以類推現(xiàn)在，預見未來。事物的發(fā)展就象叮 當敲鼓一樣， “一險一易”，波浪式前進。和聲總是跟著領(lǐng)唱。難聽的聲音發(fā)出來，也不會 有好聽的回響。事物發(fā)展總是有端倪可察，有規(guī)律可循的。溫故而知新，察往而知來。優(yōu)秀 的謀略家是富有預見性的。
(五)謀略的機密性
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并不是一切謀略都適于公開的?！吨婧稀菲岢?#8220;謀不可以泄”的原則。認為“謀泄災至”，即謀略泄露，災禍就要來臨。如果輕言泄謀，災“必及于身”。因此謀略家說話應(yīng)該謹慎。想當初，管仲被魯國拘捕，隨時有生命危險，鮑叔牙與桓公謀劃，想把管仲弄回齊國，任他為相，所以故意散布要把管仲弄回，當眾殺死，才解心頭之恨。這正是利用謀略機密性之一例。
歷史是現(xiàn)實的一面鏡子?！豆茏印芬粫械闹\略思想，對于我們有一定啟發(fā)意義。然而砋今畢竟還有所不同，《管子》一書中的謀略思想不可避免地會帶有其歷史和階級的局限，如美人計挑拔離間計、利用迷信的計策等等。因此，對于《管子》中的思想謀略，應(yīng)結(jié)合今天的情況，予以批判地吸取，自然不能盲目照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