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抗戰(zhàn)軍興，國民黨將監(jiān)獄中的陳獨秀釋放。已是花甲之年的陳獨秀偕夫人潘蘭珍隨避難的人群西遷，由南京到武漢，由武漢到重慶，8月3日來到抗戰(zhàn)大后方——“陪都”重慶的近郊江津。

　　陳獨秀到江津不久，便在鄧蟾秋等的引薦下找到了相對較為靜雅的寓所——鶴山坪石墻院。長期的監(jiān)獄生活，損害了陳獨秀的健康，他腸胃病、高血壓和心臟病日趨嚴重。但在江津，使他最為艱難的還不是這些疾病和貧困，而是他政治上的孤獨，精神上的寂寞。

　　雖然如此，江津人民并沒有拋棄陳獨秀。“三鄧”就是陳獨秀晚年在江津時來往最密切的朋友。一是鄧仲純，皖籍人，曾留學日本學醫(yī)，在江津開有“延年醫(yī)院”。他常常去石墻院見陳獨秀，一是給他看病，一是陪他聊天。二是鄧蟾秋和他的侄兒鄧燮康。鄧家是江津的名門望族，資產(chǎn)甚豐。鄧蟾秋是江津農(nóng)工銀行的董事。鄧燮康1929年前曾就讀上海復(fù)旦大學，參加C·Y(共青團)，深受《新青年》的影響，對陳獨秀十分仰慕，他當時是重慶民生輪船公司的大股東。鄧氏叔侄很開明，喜歡辦公益事業(yè)，先后捐資在重慶創(chuàng)辦了“蟾秋圖書館”等。

　　陳獨秀是“下江人”，深感重慶夏天酷暑難忍。1940年9月中旬，鄧蟾秋和他弟弟聚奎中學董事主任鄧縭仙及其侄兒鄧燮康第三次邀請陳獨秀到江津白沙鎮(zhèn)的黑石山附近松林坡住所避暑療養(yǎng)。這里依山傍水，綠樹成蔭，風景秀麗，空氣清爽，早在1939年夏和1940年8月陳獨秀就應(yīng)邀二次來此避暑。這次又應(yīng)邀請，在白沙鄧氏舊居住上兩個多月。

　　說來真巧，這年8月正是鄧蟾秋70華誕。本來，鄧蟾秋生于1871年，其70大壽應(yīng)在1941年，而非1940年，此年他僅69歲，虛歲才70歲，但四川的習俗是祝九不祝十，辦滿十酒是以虛歲為準，都得提前一年辦。這年，也是聚奎學校60周年校慶。聚奎學校與鄧家有著不解之緣。最早是鄧家所開，叫聚奎書院。鄧蟾秋是聚奎書院創(chuàng)辦人鄧石泉的第五個兒子，也是聚奎書院堂長鄧鶴翔之弟，后來書院改聚奎學堂，改為公辦，鄧家仍捐贈大量辦學資金，鄧家為聚奎中學堂的發(fā)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鄧家人仍執(zhí)掌著聚奎中學堂董事會主任之職。聚奎中學堂的喜事，這當然也就是鄧家的喜事。60校慶和70華誕同辦，豈不雙喜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