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一兩事

　　博士生的生活有著自己特別的系統(tǒng)，這些已不年輕的學生，一面活在系統(tǒng)中，一面又需要面對系統(tǒng)外的現(xiàn)實生活，游離之間的故事忙碌而糾結(jié)，讓人唏噓

　　本刊記者/崔曉火 文/劉艷平

　　對于文科博士生而言，生活的重量在于一頁一頁的論文中間，讀博期間，如何盡可能多地發(fā)表論文，成為他們追求的最大目標之一。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二年級博士生楊震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說，“三年時間，要在核心刊物上發(fā)表三篇論文，完成一篇10萬字的博士論文，實在太緊張了。”

　　而對于理工科的博士生，壓力都在一個個項目上，“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金燁離開實驗樓，扭頭又見熟悉的場景——工科實驗室燈火通明，而其他專業(yè)的實驗室則一片漆黑。

　　在他看來，這明暗之間，恰好點破了研究生階層的差別：與其他專業(yè)不同，工科專業(yè)導師手里的項目繁多，多到學生需要日以繼夜。

　　不過，相似的一點是，他們都需要花點時間去理解各自的博導，幾年的博士生生涯里，“關系”二字或許才是最核心的命題，需要認真思考。

　　跟導師“入伙”

　　已是凌晨兩點，28歲的信息工程二年級博士生金燁比白天更精神。他說，自從為導師做編程項目以來，自己不僅懂得多吃果蔬更能熬夜，還迷上了深夜的足球比賽轉(zhuǎn)播。

　　“世界杯凌晨直播的28場比賽我看齊了，連鐵桿球迷都不理解我是怎么做到的。”這位來自廣西的博士生這么說的時候，語氣很平靜。

　　從武漢一所名校分校的研究生院“混”到工科碩士文憑后，金燁在職場面試中接連受挫，“軟弱的個性”讓他對自己在社會中立足這件事缺乏信心。

　　而這種消極情緒的另一面，是一名研究生對波瀾不驚的校園生活的迷戀。

　　金燁參加考博，并選擇了這所二本A類大學中僅有的三個博士點之一的信息專業(yè)，他說自己實屬無奈。

　　“感覺還是學校更適合自己。父母也相信我有了博士學位的話，找不到好工作至少還可以在學校里待著。”他說。

　　2008年，金燁來到這座位于沿海發(fā)達城市的大學校園。當時，他所就讀的信息工程專業(yè)作為博士點啟動剛滿兩年，學科帶頭人具有國家級學術協(xié)會任委員身份，帶領了包括金燁在內(nèi)的22名在校博士生。而與此同時，該專業(yè)還與北京、上海、武漢的大學聯(lián)合吸納了另外40余名博士生。

　　在金燁就讀之前，這個專業(yè)十年間共有100多名碩士和4名博士后畢業(yè)，出路多為屬地企業(yè)。

　　入讀前，金燁就考慮到了由于這所院校并非教育部直屬的重點大學，缺乏申請國家科技項目的實力。在學院的親眼所見也證明，導師每年申請到的國家公開項目還不到十個，且名目都是與重大項目相距甚遠的“邊角料”。

　　不過即便如此，金燁還是發(fā)現(xiàn)導師開的是兩輛車，其中一輛還是進口車。

　　事實上，盡管國家級項目為數(shù)不多，但身處在這座電子工業(yè)較為發(fā)達的城市，信息工程專業(yè)可以參與的商業(yè)項目卻層出不窮。規(guī)模大到國有企業(yè)的研發(fā)項目，小到私人公司的程序系統(tǒng)開發(fā)。導師可以借著博士點的名義，把程序賣給公司，差價可以一般都可以達到幾十萬。“導師自己也不遮掩，總是熱情地和我們討論項目。”

　　于是，作為導師的博士生，金燁責無旁貸地入伙了。

　　為導師做商業(yè)項目的“補貼”開始超過國家和大學對博士生每月不到1000元的補貼。工作的種類繁多，其中大型的就分給多個人做，小型的就讓一個博士生帶著能干的碩士生一起做，“分成”后的導師補貼從幾百元到幾千元。

　　剛?cè)雽W的時候，金燁和高年級博士生一起為一家物流公司做大型編程。由于時間很緊，幾個年輕人幾乎是在每天只休息兩三個小時的情況下連續(xù)工作一星期才完成的。交工當天，他們?yōu)榱藨c祝，從宿舍叫了比薩外賣。沒等比薩送到，導師的電話就到了，要求他們立即回實驗室修改一處明顯的運算錯誤。

　　在金燁的眼中，博士生涯的前兩年就是一個項目接一個項目，高度的重復性勞動讓他覺得自己成了一名高級技術人員，而沒有任何學術成就可言。學生與導師、學生與學生之間似乎存在一種無言的默契，只不過誰都不想說明白。

　　“導師很忙，我們也很忙，這樣的環(huán)境下沒有人還會考慮什么學術問題了。學術根本不成氣候。”金燁平靜地說。

　　包括金燁在內(nèi)，這20多名信息工程博士也不必擔憂論文。因為依照前輩經(jīng)驗，只要從讀博期間做項目的過程中任選一點并略加論述，博士論文的通過和導師組織的論文答辯都不會阻礙他們畢業(yè)。甚至在“兩篇權(quán)威、一篇核心”的論文發(fā)表上，也只是疏通關系的問題。

　　2009年《文匯報》的報道中說，復旦大學，哲學博士王明的“菩薩心腸”幾乎聞名于整個校園，每到晚上，他都會拿著貓糧給學校周邊的流浪貓喂食，數(shù)年風雨無阻。王明有一次坦率地說，貓只不過是他轉(zhuǎn)移壓力的一個道具，“如果生活中沒有貓，這幾年一個人做學問，我可能會做瘋掉。”

　　“博士生其實在地位上是被動的。我也聽說過好導師，也相信一定有好導師，但一切都取決于博士生身邊的環(huán)境了。”金燁說。

　　被動的地位

　　博士生的生活，大多和金燁類似，他們被動地淪為各種項目的“技術工人”。

　　在一座西南重鎮(zhèn)的非重點理工類院校，賈超的博士生涯進入第四年。在這位冶金專業(yè)的博士生眼中，導師總能拿到千萬元規(guī)模的重大項目，幾乎像是一位“老板”。

　　這位“很喜歡在實驗室待著，做實驗、想問題”的男生，因為當年英語的“掛”科而從北方調(diào)劑到了這所自己并非滿意的學校。為了能繼續(xù)留在實驗室里，他接受了這所學校當年的鼓勵——碩博連讀。     因為“那個時候調(diào)劑的都是自費，我如果選擇讀研，三年學費需要交2萬。學校為了鼓勵碩博的，給的條件是，如果選擇繼續(xù)深造，免去學費1萬，另外從研二可以拿到公費的補助，住宿連續(xù)免費。”“考慮到家庭條件很差，而且自己很喜歡科研，于是就選擇了在這所大學繼續(xù)讀博士。”

　　之后，賈超的生活是，每天早晨8點多到實驗室，晚上12點多回宿舍，周而復始，有時兩三個月都不出校門。

　　“不過說來慚愧，一直都沒有什么科研成果發(fā)表。”這位年輕人說。“讀博還是挺難的。我曾經(jīng)想過放棄，主要是出于經(jīng)濟方面的考慮，沒有錢，又沒有生活，就失去那種迎難而上的信心了。但在最困難的時刻，我心里的念頭就一個：既然已經(jīng)選擇了，就不應該放棄。于是我堅持到了現(xiàn)在。”

　　在做實驗的同時，賈超還得幫導師帶碩士，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導師的碩士很多都是我?guī)С鰜淼?，包括實驗設計什么的。”

　　除了日復一日拼命地實驗和幫導師帶好師弟師妹們外，賈超比很多同學多了一項事情，就是兼職做家教和代課。

　　來自農(nóng)村的他，每月生活費除了那不變的258元國家補助和導師給的不到300元的補貼外，別無其他。而學校食堂的菜卻是一漲再漲，“以前研一的時候最便宜的菜是4毛或者6毛，現(xiàn)在是一塊二 。”

　　然而，今年老板不讓出去做兼職了，實驗室又太忙，沒有精力，就放棄了兼職。所以，“這學期我有的一點點積蓄，都是上學期瞞著導師做家教和助教的。”

　　和自己的導師相比，副校長的項目更讓人“羨慕”。 “其實他人穿著非常樸素，也不開車。但他拿到的科研經(jīng)費相當多，一般都是幾千萬規(guī)模的課題，和冶金相關，因為冶金是我們學校的王牌。”

　　由于副校長攬入懷中的課題涉及面很廣。“如果是能源的項目，他就從化工學院找研究生一起做。如果是生物冶金的項目，那就得從生物科學院找人。 所以，他的學生幾乎是遍及學校每個學院的，算下來60個學生也很正常。”在他的實驗室里負責的也不止他一個人，還有他的幾名助手，都是他培養(yǎng)出來的博士。 “他的學生都是批量生產(chǎn)的。每次帶出去活動，都得包好幾輛大巴。”

　　在北京一所重點大學就讀環(huán)境專業(yè)的博士生王音說，目前急功近利的學術體系催生了“項目型”導師和“項目型”博士群體的壯大。盡管在重點大學，對導師和研究生從事商業(yè)項目的管理比一般院校嚴格得多，然而單是國家項目的壓力就足以將博士生的研究沖動抹殺。處在生態(tài)鏈最底層的博士研究生其實無力改變什么，只能坐等學術環(huán)境的改善。

　　王音告訴記者，國家的重大項目多到這所大學的導師都應付不來，他們沒時間也沒精力外面兼職做項目。導師拿到的項目都上報學院，之后學院從項目中提成其中8%，而項目組所用學校的資源和學生都全部免費，并且還給項目組成員發(fā)工資。

　　“導師也沒必要外面偷偷接項目和在外面租辦公室。他們要想晉升或申請到更大的項目，也要憑此前上報的項目成果。”他告訴記者。

　　方中明是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專業(yè)的博士生。在他眼中，由于科研機構(gòu)跟高校的不同，學生的角色也會弱化很多。“很多時候自己就是職工。”他說。

　　“學術創(chuàng)新需要一個好的環(huán)境 ，老師有科研任務，課題必須結(jié)題、要發(fā)表文章，因此肯定要走‘短、平、快’的路線，不容得自由探索，不然課題組就得解散。”他說。“創(chuàng)新是需要時間的。國內(nèi)目前的環(huán)境下，研究生或科學家都是以謀生為目的的。”

　　一名在北京重點大學碩博連讀的研究生告訴記者，由于就業(yè)壓力大，為了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他和很多人一樣，主要為了學位證書堅持 。“我們的研究生生活補助不高，很多碩士的生活都有問題，還談什么學術興趣呢。”他說。

　　學術創(chuàng)新遇到的瓶頸在文科類研究生中更為普遍。眾多在職博士生擁擠在同一位導師的門檻下，學術的碰撞在現(xiàn)實條件下無法形成。不少在職博士生常常延期畢業(yè)，但可能在找到工作之后不再繼續(xù)學業(yè)，于是從開始到最后，導師與學生甚至未能有幾面之緣。

　　斷了的傳統(tǒng)

　　直到今日，白志東教授還清楚地記得參加自己博士答辯的日期：1982年5月15日。

　　1978年，為了解決恢復高考后國內(nèi)大學嚴重的教員短缺問題，教育部在中國科學院、中國科技大學、復旦大學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設立博士試點，將一批高學識的知識分子直接培養(yǎng)成為博士。今年56歲的東北師范大學數(shù)學與統(tǒng)計學院教授白志東就曾是1978年考入中國科技大學數(shù)學系、并在1982年學位制度重建之后獲得新中國第一批博士學位的研究生。

　　“本來培養(yǎng)博士是解決師資問題，但我們的導師堅持讓學生寫paper(論文)。”白志東教授告訴記者。

　　白志東當年的導師是生于湖南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教授陳希孺。陳先生不僅親自將學生的論文寄到美國的同行教授手中征求意見，還督促這批中國未來的博士重視對學術專著的研讀。

　　“我們當時除了上課之外，就是要讀十幾本大部頭的學術專著?？赐曛螅覀冃枰岢鲑|(zhì)疑，進行學術討論。”白教授說。“現(xiàn)在的學生，也許用五年都讀不來那些書。”

　　在白教授看來，博士生培養(yǎng)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一些學術領域被切斷了。如今國內(nèi)的博士生教育擴招之后研究生數(shù)量過多，出現(xiàn)了從學生到導師良莠不齊的問題。

　　“我們聽說博士生不做學術、做項目的事情在計算機、建筑等工科類領域比較常見。”白教授說。

　　回憶當年嚴格的學術制度，白教授稱，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多次派專員考察研究生的學習情況，并且對導師資格的審查十分嚴格。

　　當年，必須是在最近三年內(nèi)有杰出成果、并可以組建優(yōu)秀團隊的正教授級別專家，才能任博士生導師。

　　1982年，在新中國第一次博士論文答辯之后，和白志東一同被授予博士學位的還有馬中騏、謝惠民、李尚志、趙林誠和馮玉琳。除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原所長、博士生導師馮玉琳教授獲得工學博士學位外，其余5人獲得理學博士學位。1983年2月27日，6位博士的學位授予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當時就有導師說，將來的博士生能否超過第一批，這一點很難說。因為第一批博士生知道困境中做學問的艱難，他們更珍惜學習機會。”白志東說。

　　然而如今的博士生的生活狀況，卻似乎全然取決于其導師。

　　相比之下，北京大學數(shù)學科學系的二年級博士生雷錦江是幸運的。他認為自己遇到一位好導師帶有一定“機緣的偶然”。

　　“一來北大，發(fā)現(xiàn)老師特別樸素。桌子上的顯示器還都不是液晶的。老師喝水的杯子還是那種搪瓷的，讓我特別震動，所以就決定跟他了。我一直都挺慶幸自己遇到一個好老板。” 雷錦江說。

　　當記者把這位幸運博士生的故事告訴金燁時，他并不表現(xiàn)得驚奇。

　　“可現(xiàn)在的社會就是這么現(xiàn)實。”他只是淡淡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