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校園內(nèi)的王國維紀念碑

 清華《王國維先生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撰，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梁思成設(shè)計。 陳先生為王國維所撰悼文被刻于王先生的墓碑上，立于清華園二校門后第一教學樓旁。眾生喧嘩、浮躁之風盛行的當代中國還是很需要陳先生的這種追求和情懷的。    

海寧王靜安先生自沉后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仁咸懷思不能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珉，以昭示于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數(shù)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jié)，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陳寅恪作）

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

陳寅恪

序日：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日：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qū)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yōu)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日：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xiàn)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已之心安而義盡也。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Eidos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

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xiàn)之用；其所依托者以表現(xiàn)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jīng)濟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變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古來亦嘗有悖三綱違六紀無父無君之說，如釋迦牟尼外來之教矣，然佛教流傳播衍于中土，而中土歷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其說所依托之社會經(jīng)濟制度未嘗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為寄命之地也。

近數(shù)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jīng)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于不知覺之間；雖有人強聒而力持，亦終歸于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shù)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詞日：漢家之厄今十世，不見中興傷老至。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曾賦連昌舊苑詩，興亡哀感動人思。豈知長慶才人語，竟作靈均息壤詞。

附錄：陳寅恪先生另兩篇文章（節(jié)選）

 一、《對科學院的答復》

注：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決定設(shè)立歷史研究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吳玉章、胡繩、杜國庠、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劉大年及尹達等人組成。毛澤東親自指定陳伯達擔任主任。同年１０月，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創(chuàng)辦刊物《歷史研究》，并在中國科學院設(shè)立三個歷史研究所，擬由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分別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１１月中旬，陳的學生，時為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汪簽［“錢”代“僉”］南下廣州請陳寅恪北上。陳與汪對話的最終結(jié)果，便是１２月１日由汪記錄的“對科學院的答復”?！蛾愐〉淖詈蠖辍肥状螌⒋宋墓T于世。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于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后，學生劉節(jié)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tǒng)一時，立碑時間有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shù)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

我認為研究學術(shù)，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fā)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fā)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shù)。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于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guān)于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于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guān)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guān)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xiàn)政權(quán)，在宣統(tǒng)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shù)。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xiàn)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shù)，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guān)系。怎樣調(diào)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shù)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么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二、《論再生緣》

端生心中于吾國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借此等描寫以摧破之。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后百余年間，俱足驚世駭俗，自為一般人所非議。……噫，中國當日知識界之女性，大別之，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專議中饋酒食之管家婆。第二類為忙于往來酬酢之交際花。至于第三類，則為端生心中之孟麗君，即其本身之寫照，亦即杜少陵所謂“世人皆欲殺”者。前此二類滔滔皆是，而第三類恐止端生一人或極少數(shù)人而已。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異哉，又何足異哉！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靈活之人始得為之。非通常工于駢四儷六，而思想不離于方罫之間者，便能操筆成篇也。今觀陳端生《再生緣》第一七卷中自序之文與《再生緣》續(xù)者梁楚生第二十卷中自述之文，兩者之高下優(yōu)劣立見。其所以至此者，鄙意以為楚生之記誦廣博，歲或勝于端生，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則遠過于楚生。撰述長篇之排律駢體，內(nèi)容繁復，如彈詞之體者，茍無靈活自由之思想，以運用貫通于其間，則千言萬語，盡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實情感，亦墮世俗之見矣。不獨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輩，亦莫不如是。《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yōu)美之文學，舉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見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謂愚不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