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yè),至老死不相往來(1)。”必用此為務,挽近世涂民耳目(2),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3)。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4) 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5) 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6) 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旄(7)、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8)、丹沙(9)、犀、玳瑁(10)、珠璣(11)、齒、革,龍門(12)、碣石(13) 北多馬、牛、羊、旃(14)、裘、筋、角(15);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16)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fā)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yè),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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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18) 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19) 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20) 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21) 封于營丘,地潟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 至(22) 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閑斂袂而往朝焉。其后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23),位在陪臣(24),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25) 也。
故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26)。”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執(zhí)益彰,失執(zhí)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27),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28) 之民乎!
【注釋】
(1) “至治之極”八句:引自《老子》,但文字略有不同。(2) “挽近世”句:挽,同“晚”。涂,堵塞。(3) 已同“矣”。(4) 芻豢:指牲畜的肉。用草飼養(yǎng)的叫“芻”,如牛、羊;用糧食飼養(yǎng)的叫“豢”,如豬、狗。(5) 眇:同“妙”。(6) 道:同“導”。(7)旄: ,即楮(楚)樹,樹皮可以造紙。旄,旄牛,其尾有長毛,可供旗幟裝飾之用。(8) 連,同“鏈”,鉛礦石。(9) 丹沙,同“丹砂”,礦 物名,俗稱朱砂。(10) 玳瑁:龜類,其甲為名貴的裝飾品。(11) 璣:不圓的珠子。(12) 龍門:山名。在今山西稷山縣和陜西韓城縣之間。(13) 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縣西北。(14) 旃:同“氈”。(15) 筋、角:獸筋,獸角,可用以制造弓弩。(16) 虞:掌管山林川澤出產的官,此指開發(fā)山林川澤的人。(17) 邪,同“耶”。(18) 周書,指《逸周書》,今本《逸周書》無此段話。蓋是古本《逸周書》的佚文。(19) 辟,同“僻”。(20) 原,同“源”。(21) 太公望,即姜尚,相傳他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人封在呂地,故又稱呂尚。他佐武王伐紂,封于營丘E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南F,國號齊。(22)至,猶言襁負而至。(23) 三歸,按常例應歸公室所有的市租。(24) 陪臣,諸侯之大夫對天子自稱陪臣。(25) 威、宣:齊威王,名嬰齊,田桓公之子,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宣,齊宣王,名辟疆,威王之子,公元前319年-前301年在位。(26) “倉廩實”二句:見《管子·牧民》。(27) 壤壤,同“攘攘”。(28) 編戶,編入戶口冊。
【譯文】
老子說:“古代太平之世達到極盛時期的時候,雖然鄰國的百姓彼此望得見,雞犬之聲彼此聽得見,但人們各自以為自家的食物最香甜,衣裳最漂亮,習俗最安適,職業(yè)最快樂。以至于老死也不相往來。”要是誰以此為目標,而在近代去涂飾堵塞老百姓的耳目,使他們再回復到往古的時代,那就幾乎是行不通的了。
太史公說:神農以前的事,我已無從考知了。至于《詩經》、《尚書》所記載的虞、夏以來的情況,還是可以考知的:人們的耳朵、眼睛要竭力享受聲、色之樂,嘴里要吃盡各種美味。身體安于舒適快樂,而心里又羨慕夸耀有權勢、有才干的光榮。這種風氣浸染民心已經很久了。即使用高妙的理論挨家挨戶去勸導,到底也不能使他們改變,所以,對于人民最好的做法是順其自然,其次是因勢利導,再其次是進行教育,再其次是制定規(guī)章,限制他們的發(fā)展。而最壞的做法是與民爭利。
太行山以西出產大量的木材、竹子、楮樹、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東盛產魚、鹽、漆、絲,又有歌舞和女色;江南出產楠樹、梓樹、生姜、桂皮、金、錫、鉛、朱砂、犀角、玳瑁、珠璣、象牙、皮革;龍門、碣石以北盛產馬、牛、羊、氈、裘、筋、角;至于銅、鐵則分布在千里的疆土上,各處的山都出產,真是星羅棋布。這是大概的情形。所有這些都是中原地區(qū)人民喜愛的必需品,通常用來做穿著、吃喝、養(yǎng)生送死的東西。所以說大家都靠農民的耕種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把山澤中的資源開發(fā)出來,靠工人做成各種器具,靠商人貿易使貨物流通。這難道是有政治教令征發(fā)和約束他們嗎?人們各按其能力干自己的工作。盡自己的力量,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因此,東西賤是貴的征兆,東西貴是賤的征兆。這就刺激各行各業(yè)的人努力從事自己的職業(yè),以自己的工作為樂趣,就如同水往低處流一樣,晝夜不停。用不著召喚,他們自己會送來;東西用不著尋求,人們自己會生產。這難道不就證明了農、虞、工、商的工作是符合經濟法則的嗎?
《周書》上說:“農民不生產,糧食就缺乏;工人不生產,器物就缺乏;商人不轉運,糧食、器物、財貨就斷絕;虞人不生產,財貨就缺乏。”財貨缺乏,山澤中的資源就不能開發(fā)了。農、工、商、虞這四種人的生產,是人民賴以穿衣吃飯的來源。來源大就富足,來源小就貧困。來源大了,對上可以使國家富強,對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貧富全靠自己。富了也沒人掠奪他,窮了沒人給他東西,而聰明的人有余,愚笨的人不足。姜太公封在營丘,那里的土地都是鹽堿地,勞力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勵婦女紡線織布,盡力施展她們的技巧,并且使本地的魚鹽流通外地。老百姓用襁褓背著孩子絡繹不絕地歸聚到那里,真如同車輻湊集于車轂似的。因而齊國產的冠帶衣履,行銷天下;東海和泰山之間的各小國的國君,都拱手斂袖恭恭敬敬地來齊國朝見。后來,齊國中途衰弱,管仲又修訂了太公的政策,設立了調節(jié)物價出納貨幣的九府。齊桓公就借此稱霸,多次會合諸侯,使天下的一切都得到匡正,因而管仲也奢侈地收取市租。他雖處陪臣之位,卻比列國的君主還要富。因此,齊國的富強一直延續(xù)到齊威王、齊宣王時代。
所以,管仲說:“倉庫儲備充實、老百姓才能懂得禮節(jié),衣食豐足,老百姓才能分辨榮辱。”禮儀是在富有的時候產生的,到貧困的時候就廢棄了。因此,君子富了,才肯施恩德;平民富了,才能調節(jié)自己的勞力。水深,魚自然會聚集;山深,獸自然會奔去;人富了,仁義自然歸附。富人得了勢,聲名就更顯著;一旦失勢,就會如同客居的人一樣沒有歸宿,因而不快活。在夷狄外族,這種情況則更厲害。俗話說: “家有千金的人,不會死在市上。”這不是空話啊。所以說:“天下的人樂融融,都是為財利而來;天下的人鬧嚷嚷,都是為著財利而往。”兵車千輛的國君,食邑萬戶的諸侯,食祿百戶的大夫,尚且還都怕窮,更何況普通的平民百姓呢!
【影響與傳播】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待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表達的經濟思想,無論如何贊譽也不為過。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司馬遷還具有那么清晰的經濟自由的思想,他關于經濟活動以及商人的看法對當下中國也是有極大借鑒意義的。在政府和民間經濟的關系上,像“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樣的觀點在時下中國聽來也有振聾發(fā)聵之感。
司馬遷的這個經濟自由的思想影響了歷代中國人,并且還會繼續(xù)影響下去。他的民本的思想以及對商人求利平和開放的心態(tài),已經構成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這是中華民族的財富。
【專家點評】
《貨殖列傳》是論述春秋末年到漢武帝年間的社會經濟史的專章。在序文中,作者駁斥了老子的“小國寡民”的歷史倒退論,肯定了人們追求物質財富的合理欲望,并試圖以此來說明社會問題和社會意識問題。他認為人們的物質生活需求必然推動社會生產的分工和社會各經濟部門的發(fā)展,而人的道德行為又是受他占有財富的多少制約的,從而譴責了漢武帝時期的經濟壟斷政策,抨擊了當時以神意解釋社會問題的唯心主義觀點。
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偉大的巨著,《貨殖列傳》則是其中很具特色的篇章。這篇 列傳從歷史上和西漢當代大量的經濟活動中了許多經濟知識以至經濟,貫串著樸素 的唯物主義觀點,集中地體現了司馬遷進步的經濟思想,是他整個歷史觀的一個重要方面。 這些思想即使對于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無啟發(fā)。
司馬遷在《史記》中專辟《貨殖列傳》,無論從經濟思想還是史學角度看來,都具有十分 重大的意義。司馬遷以前的先秦史書都不重視社會經濟方面的記載,司馬遷創(chuàng)立專記經濟史 的篇章,就為的史學創(chuàng)造了一條必須記載的經濟生活的范例,為后代史書注意到社會經 濟的發(fā)展開了先河。同時,這本身也說明司馬遷已經注意到社會經濟生活對歷史發(fā)展的 ,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 ?。ㄒ唬?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反映的全部經濟思想的進步性,在于他以樸素的唯物歷史 觀點去觀察社會經濟活動。司馬遷繼承了先秦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傳統(tǒng),并受到了當時最流 行的陰陽五行的思想的影響,這就使他的思想體系具有較強烈的發(fā)展觀點,使他觀察事 物有素樸的辯證法的,同時反對神學天道觀。從這樣的觀點出發(fā),加上他豐富的生活實 踐以及對客觀事實的尊重,這又使他的經濟思想具有較高的人民性,使他在社會觀方面走向 從人類社會生活中尋求歷史發(fā)展線索的道路。 對于滿足人民物資生活需要這個,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宣揚無欲、寡歡;孔子鼓吹“ 安貧”;墨子盡管關心和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但對于滿足人民物質生活需要方面的主張也 是比較保守的,特別強調“節(jié)用”。司馬遷則不然,認為人類對衣食住行的物質需要是客觀 存在、形成、長久起作用的。他在《貨殖列傳》中有這樣一段話:“夫神農以前,吾不 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 樂,而心夸矜持能之榮,使欲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 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又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 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乘之候,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這是司 馬遷看出物質生活的享受和提高,是人們所普遍要求的,是客觀必然的,對待這樣的問題, 莫善于“因之”、“利道之”,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因循為用”,反其道而行之是不會發(fā) 生好結果的。這是司馬遷在記述和社會和經濟形態(tài)的問題上探索出客觀規(guī)律即自然法則 的道理來,印證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在這里司馬遷所指出,違反經濟條件的客觀支配作用 的任何企圖都不會有什么效力,必須順應這種客觀條件的發(fā)展趨勢。因此,他反對將人們的 經濟生活拉回到當時有些人所幻想的古代經濟生活的所謂黃金的道路上去。在《貨殖列 傳》第一句話,開章明義就提出了《老子》中的一段議論:“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 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yè),至老死不相往來。”而認為這在當時是行 不通的。一定要勉強實行,則等于是要把人民的眼睛、耳朵閉塞起來,不讓接觸外界事物。 老子把古時代政治上小國寡民,經濟上互相隔絕、完全自給自足,沒有流通和交換的狀態(tài), 視為“至治之極”的理想時代,這是倒退的歷史觀。司馬遷批評這種觀點,反映了他主張進 化的歷史觀。 司馬遷意識到物質生活對社會活動的重要作用方面,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認為作為重要 的道德規(guī)范的所謂“禮”,是以人類的情與性作基礎的,它的內容仍然是以具體的物質生活 資料來體現,這就是說,人們的社會地位與道德觀念都是與財富占有狀況相聯系的。司馬遷 指出:“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佰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注:《史記·貨殖列傳》。以下凡未加注或標名出處的古文均見同書。)“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說明財富占有情況決定奴役別 人或受人奴役,禮節(jié)道德離不開一定的物質基礎。恩格斯說:“……所有以往的道德論,歸 根到底都是社會當時經濟狀況的產物。”司馬遷在兩千年前,就已經朧朦地感到這一點,體 現了他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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