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溯本求源探“海黃”——從歷史文獻看我國古代黃花梨家具的用材來源
北京故宮博物院宮廷部 周京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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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人民公園內(nèi)被鐵欄圍起來的黃花梨樹）
近年以來，隨著傳統(tǒng)家具熱的升溫，越來越多的仿古家具得到現(xiàn)在社會人們的青睞，而以黃花梨木打造的仿古家具，更是受到古典家具愛好者的推崇。
那么在歷史上，我國傳統(tǒng)家具所用的黃花梨木材，究竟從何而來？是我國的海南島還是東南亞國家？為了弄清這個事實，筆者特地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查閱了大量資料，以期求得答案?，F(xiàn)在就結(jié)合所查到的相關(guān)歷史文獻，對我國古代家具的黃花梨材料來源簡述如下：
一、古代文獻中關(guān)于黃花梨木材及產(chǎn)地的記載
黃花梨這種名貴的木材是我們今天的說法，而在歷史上曾有過“花櫚”、“花梨”、“花黎”等不同稱呼，古代的許多文獻資料對于這種木材的紋理特征及產(chǎn)地都有著明確的記載，如唐陳藏器在《本草拾遺》中說“花櫚出安南及海南，用作床幾，似紫檀而色赤，性堅好。”明初王佑增訂《格古要論》記載“花梨出南番廣東，紫紅色，與降真香相似，亦有香，其花有鬼面者可愛，花粗而淡者低。”
在明人顧芥所著《海槎余錄》里提到“花梨木、雞翅木、土蘇木皆產(chǎn)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可知，黃花梨產(chǎn)于海南島深處的黎山，多由黎族人開采砍伐。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大醫(yī)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木部第三十五卷“櫚木拾遺”一條中提出：“（櫚木）[時珍曰]木性堅，紫紅色。亦有花紋者，謂之花櫚木，可作器皿、扇骨諸物。俗作花梨，誤矣。”李時珍認為有花紋的櫚木，謂之花櫚木，平時眾口廣傳的“花梨”說法，為誤傳，而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證實了當時的這種所謂誤傳的“花梨”之名已成為明代民間對于黃花梨約定俗成的固定稱謂。
清人李調(diào)元的《南越筆記》卷七也記載位于今越南的占城向明廷進貢花梨：“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答阿首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其物有烏木、蘇木、花梨木等。”
（南越筆記）
《南越筆記》卷十三又記載：“花櫚色紫紅，微香。其文有若鬼面，亦類貍斑，又名花貍。老者文拳曲，嫩者文直。其節(jié)花圓暈如錢，大小相錯者佳。《瓊州志》云，花梨木產(chǎn)崖州昌化陵水。”
清人程秉劍的《瓊州雜事詩》里以七言詩的形式對海南島的物產(chǎn)進行了概括，其中有一句詩特意提到了“花黎木”：“花黎龍骨與香楠，良賈工操術(shù)四三。爭似海中求飲木，茶禪如向趙州參。”詩下有注解卻將花黎寫成“花梨”：“花梨、龍骨、香楠皆海南木之珍者。”
下面筆者將以上所引的史料、依其書名、木名及引文中所涉及的產(chǎn)地，列表如下，以期對“黃花梨”這種木材的來源作一個較為清晰直觀的概括：
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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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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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chǎn)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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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拾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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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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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及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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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古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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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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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番廣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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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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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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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昌化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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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域周咨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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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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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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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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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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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陵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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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槎余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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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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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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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番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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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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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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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州雜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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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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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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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今天我們所說的黃花梨在我國古代有“花櫚”、“花梨”、“花黎”等多種稱呼，在有關(guān)記述這種木材的史料中，產(chǎn)于我國廣東南部海南島地區(qū)的記載占了絕大多數(shù)，如“崖州昌化陵水”，“文昌陵水”，“黎山”,“海南”。而還有一部分來自“安南”和“占城”，即位于今天的越南境內(nèi)。可知，在古人的記載中，我國海南島地區(qū)是“花梨”、“花櫚”、“花黎”的主要產(chǎn)地。
（一個黎族紋身師正在按照被繡者母親臉上的紋樣為其女繡面）
（黎人身上的紋身酷似黃花梨紋理）
二、 明代文獻里對海南島黃花梨征采的記載
歷史上海南島有三種古稱：珠崖、儋耳、瓊臺。據(jù)文獻資料，“珠崖”源于“郡在大海崖岸之邊，出真珠”，故名“珠崖”；“儋耳”源于海南島古部落的繡面習俗（在臉面上刻上花紋，涂以顏色，耳朵上戴有裝飾用的耳環(huán)而下垂），因而得名；“瓊臺”源于“境內(nèi)白石有瓊山，土石皆白而潤”，宋神宗熙寧年間瓊州置瓊管安撫都監(jiān)臺，遂稱為瓊臺。
據(jù)《瓊州府志》記載，秦代海南屬其遙領(lǐng)的范圍，沒有任何建制。在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始設(shè)儋耳、珠崖兩個郡。從此，海南島正式納入我國版圖，成為我國的神圣領(lǐng)土。
海南島地處廣東南部的南海，與雷州半島隔海相望，是我國黎族的世居地，物產(chǎn)豐饒，封建統(tǒng)治者垂涎于本地的物產(chǎn)，對這個地區(qū)的黎族進行剝削壓迫，《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五百三十四記載，萬歷四十三年七月，總督兩廣張鳴岡題平黎善后事宜，提到了明代海南地方官吏對黎族人的橫征暴斂，其中有“各官無藝之征，曰丁鹿，曰霜降鹿，曰翠毛，曰沉速香，曰楠板，曰花黎木……黎何堪此重困，是不可不豎牌禁者。”
由上述引文可知，明代海南地方官吏向海南島的黎族人征收各種土特產(chǎn)，其中一項便是向黎族人征斂產(chǎn)于黎族地區(qū)的“花黎木”（黃花梨），因地方官吏的貪得無厭，對 “花黎木”的征采毫無節(jié)制，使黎族人不堪重負，從而印證了明代地方官吏對海南島黃花梨木的征采數(shù)額較大這樣一個事實。
（十九世紀的廣東商人副本）
三、清代史料中對海南島黃花梨征采的記載
入清以后，清朝政府在延續(xù)了明朝對海南的統(tǒng)治后，對海南島的黃花梨木繼續(xù)進行征收，康熙時期的廣東昌化知縣陶元淳于康熙三十三年到瓊州昌化縣上任后，對于駐守海南島地區(qū)的官丁，到黎族地區(qū)征采“花梨”而擾民一事，上書朝廷：“崖營兵丁，或奉本官差遣，征收黎糧，貿(mào)易貨物，一入黎村，輒勒索人夫，肩輿出入。…… 每歲裝運花梨，勒要牛車二三十輛。或遇重岡絕嶺，花梨不能運出，則令黎人另采賠補。”
從陶氏所云可知，崖營兵丁，借口奉官之命，向黎族人大量征收“花梨”（黃花梨），每年運送花梨的牛車動輒都要二三十輛之多，如果道路險阻，黎族人無法將這些花梨運出來，則要另采補償，可見對黎族人征收的黃花梨數(shù)量之多了，而清朝地方官吏對黎族地區(qū)黃花梨木的征收，加重了黎族人民的負擔，最終釀成黎族地區(qū)民變。
清人吳震方的《嶺南雜記》記載，康熙三十八年，“瓊州文武官屬，役黎采香藤、花梨，”因索要無度，激起黎人民變，“黎人王振邦倡亂，宰牛傳箭，殺官吏。”此事在清圣祖實錄里也有反映。
乾隆以后，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外省人（客民）涌入海南島，有些人進入黎族地區(qū)，在與黎族人貿(mào)易過程中與黎族人發(fā)生沖突，甚至引發(fā)命案。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五月署兩廣總督楊廷璋、廣東巡撫王檢針對黎人與客民（外省之人）之間的矛盾，上奏朝廷指出：“岐黎仇殺客民一案，實因內(nèi)陸及外省客民販買黎峒藤板香貨……凌虐難堪，黎圖報復，故釀巨案。”并提出了治理黎地，調(diào)節(jié)黎族與客民、官府之間矛盾的辦法：其中就有“瓊南藤板香料及雜貨等物，多出黎峒，宜酌籌交易，以資黎人生理，應(yīng)飭地方官于州縣城外汛地，設(shè)立墟場兩三處，定以墟期交易”（見《大清高宗皇帝實錄》卷七百六十一）等語。
該奏折更提到了“每年例辦進貢花梨、沉香，向系差票赴黎購買，黎頭挨村撥夫送官領(lǐng)價，易滋擾累，應(yīng)將每年額貢曉示，豫發(fā)價值，派總管哨管黎頭,分辦運赴，免致差役擾累。”
從楊廷璋及王檢的奏折中可以看出，清代以來，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各民族之間的交流日益頻繁，大量的客民進入了海南島黎族傳統(tǒng)居住地，個別不法商人在與黎族人進行木材香料的交易過程中，愚弄凌虐黎人，引起黎人不滿，所以楊廷章建議海南地方官府在州縣城外空地，設(shè)立貿(mào)易交流的集市，允許黎族人定期把自已的“瓊南藤板香料及雜貨等物”，帶往集市與客民進行較為公平的交易，互利互惠，這項政策有助于黎族地區(qū)的土特產(chǎn)品（也應(yīng)包括黃花梨等珍貴名木）通過商品流通的方式帶出黎山之外，甚至流向全國各地。
（廣東清兵）
而文中所說的“每年例辦進貢花梨、沉香，向系差票赴黎購買，黎頭挨村撥夫，送官領(lǐng)價，易滋擾累，應(yīng)將每年額貢曉示，豫發(fā)價值。”正說明了清朝政府年年都要出資，通過黎族地區(qū)頭人，向黎族人購買“花梨”，由黎族地方出人出力，將大量的黃花梨運抵官府，作為貢品入貢朝廷。
中國古代很早就對海南島地區(qū)行使主權(quán)，進行有效統(tǒng)治和管理，特別是明清兩代，加大了對海南島開發(fā)力度，并通過海南島的地方官吏，派人深入黎族地區(qū)，向當?shù)厝嗣翊哒鼽S花梨木。
這些大規(guī)模的征斂，雖然使黎族人民飽受“差役擾累”，引起黎人與官府之間的矛盾，然而從另一角度也證實，明清時期對黎族地區(qū)實施的這種征采，客觀上使得海南島地區(qū)的黃花梨，被大量開采砍伐，源源不斷流入內(nèi)陸，甚至進入到宮廷中，成為我國古代家具制作的上好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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